中國在大國博弈背景下的經濟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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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國的迅速崛起，導致某些國家心理恐慌。如果沿當前的趨勢發展下去，中國將在10年內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使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發生動搖，某國經濟將由于失去巨大的貨幣發行紅利而遭受慘重打擊，并丟掉世界領導者的坐席。大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一、發起貿易戰是要干什么？
基于二戰后幾十年的積淀，美國的經濟結構已經超脫了一般工業品的生產，僅靠金融、貨幣、教育、科技、軍工等五大傲居全球之巔的產業就可獲得相當于全球GDP四分之一的巨額紅利，隨著科學技術前沿成果在未來人類生活中的作用日趨增大，美國正在進行從“石油美元”戰略轉型到“科技美元”。通過“科技美元”美國獲得的紅利將在不久的將來突破全球GDP的30%①。但就是在這個關口，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在工業品生產、基本建設領域中國已經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超級戰隊，而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出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某些尖端科技前沿中國企業已經形成了追趕之勢態，這三劍齊發的中國鋒芒就觸碰到了世界最強大國家的五大根基，用貿易戰來扼制中國就是順理成章的選擇。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想要的解決方案，就是有限度地允許中國在低端領域成為山大王，而決不希望中國在五大高端產業上對美國構成挑戰。
用什么來封堵中國在五大產業上對美國的追擊呢？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實質就是要用條約將中國永久性打回到三流國家的行列，永遠不會構成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最致命的殺器有三個：一是借世貿條款要求中國放棄政府 對經濟的干預，尤其是放棄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支持。二是要求中國開放資本市場，將中國的企業置于資本大鱷的屠刀之下。三是讓中國簽署極為嚴苛的知識產權保護條款，切斷中國企業與尖端科技的聯系。
對第一條，無論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還是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支持，都是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的普遍作法，單獨拿中國說事，已經失去了法理基礎，若專門設計一些針對性條款來約束中國，并不能達到將中國企業打趴下的目的，中國大部分國有企業已經化蛹成蝶，有序進行的混改不僅不會削弱企業的競爭力，還會使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有增無減。
對于第二條，資本市場的開放，對國內企業來說應該是機會和挑戰并存，中國的企業已經在市場環境中摸爬滾打30多年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資本大鱷想通過進入中國市場來屠殺中國企業并非易事。中國政府擁有中國資本市場的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削弱和限制投機性，一視同仁地降低資本市場人為制造行情的風險，資本大鱷就翻不起大浪，只要有規則制定權，資本市場的開放就不足為懼。
第三條才是最重要的扼制手段，因為中國的科技生產力還處在劣勢地位，當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接近于美國的70%時，美國云集著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眾多高校，和這些高校培養出的大量頂尖人才，以及全球頂尖的研究機構、強大資本供應所構成的體系，中美的力量對比就不是GDP的70比100，而可能是10比100了。在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關系下，似乎關于知識產權的約束性條款將扼殺中國的科技產業，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翻盤的機會。一流國家生產知識產權，二流國家生產高端裝備，三流國家生產低端產品，四流國家賣資源，五流國家被國際分工邊緣化，這就是美國希望永久固化的世界秩序，中國充其量只能在三流國家中當老大，所以，這一條才是特朗普手中真正的“殺手锏”。
二、對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判斷
將知識產權作為武器來扼制對手，是因為當今世界最重大的變化就是科技生產力已經成長為首要的國家變量，科技實力與國家命運直接相關，甚至科技產業即將成為社會的第四產業②，會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將第一產業（廣義農業）、第二產業（廣義工、礦業）、第三產業（廣義服務業）都排擠到權重遞降的行列，并上升為社會生產力中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本身的生產和交易、既規避了《反壟斷法》又用知識產權形成保護的寡頭壟斷的尖端產品生產和知識產權的有償授權使用帶來的直接紅利。到本世紀末，科技產業的生產總值將超過全球生產總值的40%而成為最大產業③，國家興亡就維系于科技實力了。
那么，知識產權這個“殺手锏”能夠達到將中國固化到三流國家的效果嗎？顯然也不能，原因如下：
第一，雖然中國的科技實力還很羸弱，但是，經過30年的建設，高校和義務教育已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科研院所和企業的研發團隊也觸摸到了許多前沿技術，雖然未走到花團錦簇的路段，但根系已經發達，盛花期為時不遠。盡管目前中美科技實力的對比還存在巨大落差，但30多年前，中美巨大的經濟落差不也在30年中發生根本性變化了嗎？如果中國在經歷一個經濟30年之后，逐步導入科技30年的新里程，中國一定有能力在未來30年中實現科技產業的迎頭趕上。
第二，中國的獨特國情為科技產業的騰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土壤，一項科技成果在任何一個經濟體中的推廣，都無法獲得像中國這么大的市場，這個超級市場的作用遠遠超出了西方經濟體的樣本，中國市場對科技成果的超級回饋將助推中國科技產業以更快的速度成長壯大。
第三，到目前為止，雖然熊皮特經濟危機理論④涉及到了技術創新作用的描述，但經典的西方經濟學說都沒有把科學技術納入到動態經濟模型中。而實際上，技術創新對社會經濟的作用力存在巨大差異，最典型的是美國模式與中國模式截然不同。美國模式是以投資者利益最大化為基點，追求的是將超額利潤維持盡可能長的時間，最新成果的科技產品一定要走小眾路線，用技術壟斷將價格定在高位，并持續保持產品的稀缺性，以獲得最大化、最長周期的投資回報。而中國模式是以迎合大眾需求為出發點，總是將最新成果的科技產品閃電般降低到白菜價，從而在迅速擴大的市場上以量取勝。高科技新產品從鉆石價到白菜價，美國模式一般要10-15甚至20年時間，而中國模式只需要3-5年時間。從人類生產活動的本質來論，美國模式已經違背了人性的初衷，而中國模式則更加人性化。如一種治療癌癥藥物投放市場，在美國模式下，這種藥的價格一定要高到只有富豪才能買得起的程度，而且要維持盡可能長的時間，絕大多數中低收入患者只能眼睜睜死去，直到專利保護期結束之前，這個藥不會大幅度降價⑤。而在中國模式下，企業會根據社會需求迅速擴大產能，并用低廉的價格迎合市場，讓更多的患者得到挽救。這兩種模式的社會和道德價值姑且不論，單就經濟效果來評價，在微觀層面上美國模式更勝一籌，會讓投資收獲最大利益，來支持長周期、大投入的再研發;但在宏觀層面上卻是中國模式占絕對優勢，因為中國模式瞬間釋放出科技成果的能量，在乘數效應下激發出宏觀經濟的高度活躍，呈現出激發態⑥，又由于中國市場超級大，同樣可以讓投資者獲得足夠利益，仍然可以為長周期、大投入的研發準備充足的彈藥。中國最缺少的不是研發團隊，而是大體量、下注長周期的巨型投資公司，只要解決了資本供應問題，讓科技成果瞬間爆發的中國模式將會完勝將高科技產品束之高閣、漫天要價的美國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具有科技創新最適宜的土壤和環境，即使美國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中國的科技產業也未必會一敗涂地，科技創新能力的趕超趨勢不會被逆轉。 第四，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所有封鎖都是平面的，而中國的發展空間是立體的。雖然美國的教育、科技、文化、經濟、軍事力量遙居世界首位，但思維方式卻嚴重落伍，還停留在中世紀的平面思維、零和思維中。在人類歷史上不同部落、國家、民族在生存空間的爭奪上都集中在土地和海域的平面領域與美國對中國的處處圍堵的零和思維方式如出一轍，好像找幾個跟班國家一起圍堵著中國，中國就會衰落了。但在即將到來的由科技創新作為引擎的時代，在中國版圖的范圍內就存在著無比巨大的立體發展空間，完全可以容納下業已形成的巨大產能，即使在外部世界對中國形成一定封鎖，也不可能阻止中國大踏步前進，因為完全可以在自己的領土上實現翻天覆地、鳳凰涅槃的變化。高鐵、移動支付等新科技應用已經使中國成為世界之先，只要堅持不懈，中國將在更多領域成為世界的領導者，比如：國土、海島及沙漠的改造，智慧城市、智慧交通、5G乃至量子通訊，新能源、環境工程等領域，中國都有在全世界獨占鰲頭的能力，有干不完的事情，可以忽略掉外部的干擾而專心致志干自己的事情，將中國建設成全球第一個激發態經濟體，長期的2位數經濟增長不請自來，到那時，當前所有的對手都將不配稱為對手，就是不動一兵一卒，中國的影響力也將無敵于天下。
三、對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提出的18條建議
中國目前所處國際環境與30多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30多年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國家，出于地緣政治和利益考慮，西方國家可以用已經淘汰的技術與中國交換利益，這就導致了中國在基本上不付出研發成本的情況下將大量新技術應用在各行各業，帶動了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增長。而現今，中國已成長壯大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西方國家而言，驀然回首，中國在很多領域的技術水平已經接近或達到了國際前沿，一躍成為競爭對手了。
中國必須意識到，西方國家不會再讓中國吃技術現成飯了，免費午餐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必須靠自己的技術來引領，這將是一次從上到下、從內到外的結構性轉型，它所牽動的社會重組將比改革開放初期的轉型還要波瀾壯闊。鑒于此，本文作者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中國必須建立起自己的科學技術創新產業體系，才能提供出現實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空間，否則，中國經濟將陷入長期停滯。而要建立起這樣的體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業都必須進行方向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將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和技術開發當做每個主體的中心任務。
第二，鑒于科技創新已經成為社會生產力中最重要的變量，國家應該將建設創新型經濟體作為中國未來50年的發展目標，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個科技文明的激發態經濟體。
第三，為實現上述目標，政府應當制定政策，引導全社會大幅度增加對科技創新和研發的資金投入，應在較短時間（3年）內，將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以上，再用10年時間將這一比重提高到5%以上，并設立知識產權交易市場，使科技創新產業成為我國經濟體中舉足輕重的第四產業。
第四，在具體政策層面，國家應制定鼓勵基礎理論研究、發明創造、攻克技術難題、填補國內空白、獲得前沿性突破的相關政策來促進全社會向科技創新方向的轉型;應在稅收、財政、信貸資金上對基礎研究、研發型企業和機構進行大力度支持;應更多的設立以財政資金為龍頭，吸收社會資金參與的專業性巨型科技開發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孵化和哺育出更多的科技龍頭;應制定相關政策，對科創版證券市場的進場資金提供稅收優惠，以降低投資風險。
第五，院士制度應進行改革，最重要的標準不是頭銜、資歷和職務，而是能力和貢獻。院士的評選要開放、公開、透明并允許社會參與，不能成為學究的圈子會所。
第六，國家應建立公開、透明、公正、開放的學術評價體系，以防止對科學技術成果的誤判。尤其是在前沿技術分支細密，個別尖端領域知者甚少的情況下，無論是誤報、誤判科技成果都會給國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尤其是重大科技專項，絕對不能成為科技浮夸風的土壤，否則，甲午戰爭的歷史就可能重演，國家命運就有可能被謊報的科技成果所葬送。所以，必須徹查耗費巨額國家資金的科技浮夸，不能允許任何科技成果攜帶水分。已經發生過的漢芯、基因編輯等事件應該讓各級政府驚醒了，也暴露出了學術評價體系功能缺失的嚴重缺陷。有關部門應該將建立健全的學術評價體系當做重要任務，決不漏掉一個貨真價實的技術成果，也不讓一個帶病的技術貼上金字招牌，這是中國建設科技創新型經濟體的制度保證。
第七，由于現有技術已經能夠提供出了建設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系統的可行性方案，它不是現在的城市+智能化，而是全新的城市體系。由立體發展的建筑綜合體所組成，其中有地下、地面、半空、高空、空空五個網絡化交通體系連接，并形成不同的城市生活圈，而所有的道路都是封閉或半封閉的，由中央控制的無人駕駛模式來行駛，沒有紅綠燈，所有車輛不會出現堵塞和中途停頓，效率極高、能耗最低、交通事故接近于零⑦。國家應對這種創造未來城市的技術進行評估和規劃，制定出中國未來50年的發展目標，并從系統角度來審視技術路線。鑒于未來的城市交通工具是在建筑綜合體中立體穿梭的無人駕駛車輛，就應該預見到能源補給的方式是用導線來輸送電力能源（儲能電池）還是靠管道、罐車來輸送氣態可燃物質（燃料電池），誰更為合理，很顯然，用導線輸送電力能源在便利性、安全性、節約性上更占優勢，從而確定出中國的電動交通工具發展戰略。
第八，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體系是高鐵之后的又一個比高鐵大百倍的有效投資空間，全國性經濟轉型升級、建設激發態經濟體就有了明確的載體。國家有關部門應該研究制定大規模建設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體系的規劃，并在雄安新區、其它重點城市的新區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和數據后再向全國推廣。
第九，建設能容納全國一半人口的智慧城市和全國性智慧交通系統，以及國土、沙漠、海島的生態化改造和物質生產部門的智能化升級，這個綜合工程需要大量的投資，國家決策部門應對投資來源和數量進行分析和統籌布局。粗略計算需要大約10000萬億元的不變價投資，相當于中國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00多倍，如果用40年完成這個巨大工程，考慮到合理的通貨膨脹因素，總投資應為20000萬億元，每年的平均投資也將達到500多萬億元。但這個看起來的天文數字在動態中就不那么可怕了，如果將2020年作為起始年，用于新經濟基本建設的投資額以20萬億元計算，只占當年GDP的20%，年均增長12%，40年的投資總額就可超過20000萬億元，和歷史數據比起來并不為過。動態分析顯示，這一計劃的實施將使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60倍，中國將因此進入發達國家的前列。 第十，全國各地的房地產市場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價格過快上漲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隱憂，為了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國家部委和各地政府出臺了限購、限貸等行政措施，卻陷入了一限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因此，應該在全國主要城市推廣深圳經驗，用占總供給量50%、價格相當于市價50%的共有產權房來滿足城市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對于改善型和投資型住宅完全放開，取消行政性約束政策。這種措施既摘除了“定時炸彈”，使房價回歸理性，還能夠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使之重新回歸到支柱產業的定位，還能與建設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體系的大戰略接軌，因此，深圳經驗值得全國推廣。
第十一，在全國范圍內建設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體系，所需投資是八橫八縱高鐵投資的100倍以上，資金來源怎么解決？應制定相關政策，吸引地方財政、民間資本、境外資本、機構投資的資金進入這個主渠道。尤其是要對各地政府畫地為牢的產業園建設緊急叫停了，在微觀層面上盲目追求項目落地，導致極其嚴重的重復建設，僅新能源整車項目一個類別，據不完全統計在全國各地就有幾百個項目開工興建，而既有的整車企業都已面臨產能過剩和行業洗牌，最終整車企業不會超過30家，上萬億的投資和數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占用都將荒廢掉。類似這樣的盲目投資有可能超過整車項目投資的10倍，這種投資模式造成的浪費和地方債務將成為國家經濟的巨大負擔。所以，各地區投資的重點應圍繞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體系這個主渠道作文章，用主渠道有效投資來帶動各地區、各行各業經濟的充分活躍和發展。
第十二，在經濟系統中，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有許多替代方案，只要能達到經濟活動的充分活躍就是最好的方案。近幾年有一個普遍性的現象，隨著稅收征管體系的健全，各地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高于GDP的增長速度，使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年提高，但是滯后的效應卻是企業的生存環境越來越艱難，大批企業艱難度日，許多地區的后續稅源面臨枯竭。這種現象印證了拉弗曲線⑧的真實性，說明了我國在嚴格稅務征管過程中，按照最初征管體系不健全時制定的稅率實在太高了，而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企業在20多年中承受的就業成本已經增長了20多倍，而這部分成本并不在增值稅的抵扣項中，導致出現了稅收與企業利潤的剪刀差，企業生存愈發艱難。因此，應隨著稅收征管的嚴肅化而顯著降低企業稅率，兩檔增值稅應逐步降低到10%和8%以下，企業所得稅應降低到20%以下。只有這樣，才能營造出經濟充分活躍、通過經濟總量的增長獲得財政收入增長的良性環境。
第十三，國家應在貨幣政策上進行調整和升級，以滿足為期40年、20000萬億元投資對貨幣的需求。由于金本位制已經退出歷史舞臺，貨幣的基礎就只剩下了國家信用。所以，貨幣的發行和投放不能超出現有社會資源的彈性極限，超出了這個極限，就可能引發不受控制的通貨膨脹，國家信用就崩潰了，這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國家都不允許發生的事情。如何在動態中調整貨幣供應數量，即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又不發生超出預期的通貨膨脹，應該成為主管部門的新課程。
第十四，央行按照通脹可控原則增發的貨幣，借給政府和金融機構是最重要的投放手段。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的負債率只占GDP的不足70%，而美國是100%多一些，日本是240%⑨，日本如此高的負債率并沒有造成經濟崩盤的風險，而有力促進了日本經濟的轉型升級，應對日本現象應該進行重點研究。中國當前經濟低迷，供應彈性非常大，可容納較多的貨幣投放也不會出現高于3%的通貨膨脹，這就為全面建設創新型經濟、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體系創造了條件。
第十五，進行創新型經濟、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體系重點工程的建設，是歷時幾十年的超級投資項目，國家應委托研究機構建立動態數學模型，計算出各個時間段對大宗商品的需求數量，用購買期貨的方式爭取到所需物資的最低成本，中國應主導設立大宗商品的期貨交易市場，用長期的大量購買需求吸引國內、國際的供應商，并只允許進行套期保值的交易，而將投機功能剔除在外，建立起中國主導的戰略物資和大宗商品定價機制。
第十六，投機是社會經濟中的毒瘤，對經濟體有百害而無一利，在資本巨頭贏家通吃時代，投機只對大財團、大資本等既得利益者有利，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巨額資金興風作浪、制造行情，在期貨、股票、外匯等市場將中小投資者洗劫一空。這本應視為資本市場的壟斷行為而加以限制，但西方國家卻將其標榜為投資自由。中國政府應對人為制造行情的國際資本說不，而且應在制度上設置防火墻，研究制定證券、期貨、外匯市場的中國規則，不允許害群之馬混跡其中，以維護中小投資者的權益，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第十七，關于20000萬億元的投資效果，會不會造成投資失敗導致的債務違約甚至經濟崩潰？當然存在這種可能，如果采用不計成本、長官意志、大水漫灌的方式，就會出現失控的風險。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系統工程，必須精于算度，實現投資效率的最大化，才能將天量投資化為神來之筆。在這方面，還是日本的經驗值得借鑒，日本靠的是政府舉債來支持企業發展、海外擴張、產業升級，取得了舉世斐然的成就，但政府背負的債務卻沒有獲得足夠的收益來償還，但這些債務中的大部分并不涉及國際市場，而是內債，肉爛在鍋里，不存在崩盤性違約風險，說到底，不過是個數字游戲罷了，通過這個游戲，日本的國力空前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天下無雙，從結果上看，日本成功了。而中國的高鐵很類似于日本的財政，雖然大部分線路短期內無法贏利，天量負債看似無法償還，但其產生的宏觀經濟效果卻遠超其負債，從這個意義上說，高鐵贏定了。在動態模型中，20000萬億投資在未來40年可通過經濟體被充分激活回收一部分投資，即使只能回收50%，還有10000萬億元成為政府負債，但是到那時，中國的GDP已經增長60倍，達到6000萬億元的規模，政府的負債率也只達到了GDP的167%，遠不及2017年日本政府的負債率。只要經濟強勁增長，高額負債就會被更高的經濟總量淹沒于無形，中國經濟宏觀決策部門應該成為這種動態經濟模型的設計工程師和操盤手。 第十八，雖然中國已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來發展外向型經濟，如“一帶一路”、中國制造2025、人民幣國際化，但在美國的見招拆招下都遇到了一些困難，其中最大的軟肋就是貨幣體系。在當前情況下，人民幣要想在國際上成為硬通貨幾乎沒有可能，因為人民幣只能與美元掛鉤才能顯示其價值量，而美元的根基已經在幾十年前由金本位演變為信用了，不管美國的國家信用是否可靠，在當今世界上仍然是獨一無二的老大，“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其它國家的貨幣都只能將無根的美元作為坐標，美元自然就成了所有貨幣的唯一參照物。歐元曾經想向美元發起挑戰，已經被打壓下去了，人民幣想國際化也會遇到重重困難，根本原因就是人民幣沒有根。所以，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研究出臺人民幣幣值的法定依據。很顯然金本位制不適合中國，而中國最大優勢是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產能國和最大需求國，擁有大部分資源的絕對控制權，因此可以考慮將大宗商品作為人民幣幣值的依據。根據金屬材料具有均質、易于存放、用途廣泛的特點，可將金屬材料與人民幣掛鉤，并將中國富產的鋼、鎢、鎂、鋁、稀土等金屬材料的權重加大，確定出一個綜合金屬單位等于100元人民幣的對應關系，按照合理通脹的比例每年允許浮動0-3%，從而形成人民幣面值的綜合坐標，使人民幣在有條件下可與外幣自由兌換，這不僅可使人民幣成為世界上唯一的硬通貨，而且由于涉及金屬種類繁多，可以避免某些炒家借個別金屬短期價格操控在外匯市場興風作浪。這樣就使人民幣成為比美元更硬的貨幣，國際化就水到渠成，美元就是大起大落也不會影響人民幣的穩定，這也將極大地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注釋：
?、倜绹鴮⑼瓿蓮摹笆兔涝钡健翱萍济涝钡霓D型，及預測美國經濟總量在“科技美元”時代將達到全球的30%，純屬個人觀點（目前是25%）。
?、陉P于將科技產業作為第四產業來劃分，純屬個人觀點。
?、坳P于三分之一的從業者將從事科技創新產業，和科技產業的總產出將占到全球gdp的40%，是本人根據動態模型對未來50年所作的預測，沒有參考文獻。
④見熊皮特《經濟發展理論》和《經濟周期》。
⑤《中華檢驗醫學網》2019.1.19《美國癌癥死亡率25年狂降27%背后，一個殘酷的現實正在浮現》用數據說明，癌癥的先進治療只延長了富?；颊叩纳?。
⑥激發態經濟形態是本人根據物理現象和工程理論對未來經濟形態的預測和描述，未見相似文獻。
?、弑救酥谱鞯闹腔鄢鞘?、智慧交通體系的動畫視頻已接近完成，需要者可電話或微信索取，號碼15238304606。
?、嗬デ€是美國供給學派經濟學家拉弗（Arthur B Laffer）對政府稅率與稅收總額關系進行描述的曲線，意思是：在稅率為零的情況下，隨著稅率的升高，政府稅收總額也將升高，但到達峰值后，如果稅率再升高，企業就無法生存了，總稅收反而會下降。
?、彡P于中國、日本、美國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見《北京時間》網2018.8.8《規模高達2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占GDP比重約120%》和《搜狐財經》2017.11.24《全球政府債務量占GDP比重的國家排名》。
參考文獻：
[1]韓建方.《發展型經濟與第三次浪潮》.《哲學研究》1985年第一期.
[2]韓建方.《論生產力系統質態的相變》.《生產力研究》1987年第三期.
[3]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周期》.
?。ㄗ髡呦笛芯拷洕w動力與結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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