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基于常識的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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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 定
基于常識的韋伯,有下列三重含義:
(1)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諸核心概念,是以他那一時代的常識為基礎的;(2)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諸核心概念,與當下生存的常識密切相關;(3)韋伯用以建構社會科學諸核心概念的方法,是基于常識的知識學方法。
上列三重含義,是我讀這套五卷本《韋伯作品集》,特別是卷I――“學術與政治”時概括出來的。這一卷的核心部分,不是韋伯本人的那兩篇著名演說――“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而是中文編譯者們為它編譯的“導論”和“附錄”。事實上,那兩篇正文一共占用了162頁,而三篇導讀和三篇附錄,占用了131頁。而且,中譯者們還精心地把韋伯的這兩篇演說詞,按照他們的理解,劃分成為102個小節,每一節都有小標題,讀來十分清楚和方便。
三篇導讀當中最重要的,我認為是第一篇“韋伯小傳”,和第三篇“韋伯的學術”。正是通過閱讀這兩篇文章,我意識到韋伯的社會科學核心概念與后來許茨(Alfred Schuetz)提出的基于常識的社會科學概念,有親緣相似性。此外,從這些導讀文章里,特別是通過參照閱讀舍勒的《知識社會學問題》(艾彥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我們可以察覺出韋伯與舍勒,這兩位生活在同一時期且交往甚密的社會理論家之間在思想上的相似性――當然,在他們之間更顯著地凸現出來的是思想上的差異性。
對韋伯學術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生活事件,就我閱讀的感受而言,有下列三項:
?。?)韋伯的尚武的父親和虔信的母親之間始終保持著的那種緊張關系,以及這一緊張關系通過家族網絡構成的包圍著韋伯幾乎全部生涯的延伸影響。處于這一緊張關系中的精神生活,將飽受情感與理性之間尖銳沖突的折磨。基于這一感受,韋伯把握住了現代精神的基本處境――“昔日眾神從墳墓中再度走出來,…企圖再次主宰我們的生命,并且又一次展開了他們之間的永恒爭斗”;(2)1897年至1904年期間,韋伯陷入嚴重的精神崩潰狀態,這是命運對一位正接近“不惑之年”的學者的自信心的致命打擊。能夠承受這一打擊的人,將獲得比自信心優越得多的一種類似神召的信念;(3)1904年8月應邀考察美國,為韋伯提供了一次最可寶貴的對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田野研究”機會,使他能夠從紛繁錯雜的現象里提煉出“資本主義”概念的“理想型”。
上列第(1)項重要事件――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延續到韋伯的父親去世,這一過程帶給韋伯的影響,反映在他的第一篇演說詞中,就是關于保持學術價值中立的呼吁。價值世界既然已經被眾神撕裂成無數碎片,學術便不能以證明某一價值比其他價值更高尚為己任,后者只能依賴于信仰。
正如雷蒙•阿隆在為韋伯的這兩篇演說詞撰寫的法文本序言里指出的,“在韋伯眼中,行動的悲蒼性在于兩種倫理的對立――責任倫理與心志倫理”(本書“附錄二”)。學術良心其實是以“責任倫理”為學術所奉持的價值立場的,它拒絕接受只顧信仰而不問后果的“心志倫理”的指導。這樣,與康德的立場相似,韋伯認為知識不應越出自己的領域,知識應當為信仰留余地。
上列第(2)項重要事件――也是一個長達七年的過程,至少幫助韋伯意識到了社會現象的極端復雜性。面對這一極端的復雜性,學者只能根據某些先定的價值參照來選擇他要加以描述和解釋的“事實”。也因此,學術良心要求學者把自己的價值參照明白告訴讀者,這相當于把信仰問題留給讀者自己來解答――根據每個人心靈的意向。選擇什么樣的事實加以描述和解釋,這是一種行動,因此它包含了上述的那種“悲蒼”,它要求學者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而不是狂熱跟隨自己的信仰。盡管,信仰依舊是學者生命的源泉,它依舊是學者心靈的意向所跟隨的,故而它依舊為學者的行動提供著意義。
上列第(3)項重要事件――并且作為對這三個月考察的不斷的回憶,它還是一個過程,為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思想提供了豐富的在德國與美國之間的常識性對比。關于這一點,讀者不難從貫穿了“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演說的大量來自美國和歐洲政治生活的例子,獲得自己的判斷。
基于常識,韋伯指出:為了凸現真實的因果關系,我們建構非真實的因果關系。所謂理想型,就是這樣一種“思維圖像,將歷史性的生活中諸般特定的關系與過程,綜合到一個由在思想上建構出來的網絡所構成的沒有矛盾的秩序世界中去?!?
于是,通過這樣的對歷史過程諸要素所作的理想型建構,學者得以將流變中的轉瞬即逝的社會現象把握成為靜態的邏輯關系。這些邏輯關系之整體,就被稱為“社會科學”。
最后,韋伯關于學術與政治各自作為“志業”的論述,對當下的中國學者和政治家的活動,有基于常識的密切關系。限于篇幅,我只好將這一論題留給讀者,由他們自己去領悟這一相關性。
?。ā秾W術與政治》,馬克斯•韋伯著,錢永祥等編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參見本刊2004年7月5日號“讀書”欄目“本刊7月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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