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質量研究探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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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克利
摘要：盈余質量是會計信息質量的核心內容，它反映了盈余信息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制定決策時信息需求的能力。報告盈余的質量是由企業財務業績本身和生成盈余數字的會計信息系統共同決定的。人們對盈余持續性、異常應計、損失確認及時性（TLR）、盈余平滑、盈余達標、盈余反應系數（ERC）、會計與審計提升公告（AAERs）、財務重述、內部控制缺陷等反映盈余質量的代理變量進行了大量經驗研究。這些研究往往只注重會計準則的執行方面，尤其是盈余管理問題。而企業經營活動特征、會計實務的背景和環境、不同使用者的偏好等因素對盈余質量的影響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盈余質量；盈余管理；損失確認及時性；盈余反應系數；財務重述
一、引言
2010年12月，Dechow、Ge和Schrand（以下簡稱DGS）發表在《會計與經濟學雜志》第50卷第2-3期上的《理解盈余質量：對代理變量及其決定因素和經濟后果的一個綜述》一文，以寬泛的盈余質量定義和盈余質量決定理論為基礎，綜述了盈余質量研究領域的300多篇研究文獻。該文可以說是盈余質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向盈余質量和盈余管理領域的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幅中肯而周詳的研究路線圖。本文在DGS的盈余質量基本理論和代理變量部分的基礎上對盈余質量研究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另一篇論文則對盈余質量的決定因素和經濟后果進行探討。
根據DGS的定義，“較高的盈余質量是指提供了與特定決策者制定的特定決策相關的關于企業財務業績特征的更多信息。”簡單地說，更具有用性的財務報表信息就是更高質量的信息。然而，對誰有用，對他做什么有用，他需要哪方面的信息等問題都需要界定清楚。否則所謂高質量只能是空談。具體來說，盈余質量首先取決于該信息與特定決策者定制特定決策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不僅包括股權投資決策，也包括債權人、監管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決策。其次，盈余數字的質量還取決于它是否反映了企業的財務業績以及反映了財務業績的哪些特征。因為報告盈余只是一個綜合反映財務業績的數字，但是企業的財務業績卻包括許多要素和特征，這些要素和特征對于不同的決策具有不同的相關性。再次，盈余質量受會計信息系統影響，盈余信息的相關性、可靠性和及時性等特征都受生成該盈余數字的會計信息系統的影響。
為了研究盈余數字的決策相關性，研究人員通常首先確定盈余質量的代理變量，然后檢驗該代理變量與其他因素的代理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而得出盈余質量的決定因素或經濟后果方面的結論。經驗研究中，盈余質量的代理變量分為三個大類：（1）盈余的特征，包括盈余持續性（persistence）、應計與異常應計（accrual and abnormal accrual）、盈余平滑（smoothness）、損失確認及時性（timely loss recognition，簡稱TLR）以及盈余達標（benchmark/target beating）；（2）投資者對盈余信息的反應，包括盈余反應系數（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簡稱ERC）、盈余-收益模型中的R2；（3）反映盈余誤報的外部指示器，包括會計與審計提升公告（accounting and auditing enhancement releases，簡稱AAERs）、財務重述（restatements）和按照薩班斯法案要求報告的內部控制缺陷（SOX reports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每一種代理變量反映了盈余質量的不同要素或不同特征。如盈余持續性反映了盈余的穩定性，應計反映了盈余中與現金收益相對應的應計部分的大小，TLR反映了會計穩健性（抑制管理人員的樂觀主義傾向），ERC反映了股權投資者對盈余信息的反應等。因此，針對不同的代理變量的研究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結論，進一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釋則會使人們對盈余和會計信息質量的認識更加豐富的完善。
二、盈余質量決定理論
DGS提出一種盈余決定理論，認為報告盈余是企業基本業績和會計信息系統的函數。具體的函數關系如下：
報告盈余=f（X）
其中，X是企業在某個會計期間的財務業績，f則是把不可見的X轉換為可見的報告盈余的會計信息系統。企業業績（X）具有不同的要素和特征。業績的不同要素對于不同利益相關者和不同的決策模型有不同的影響。例如，長期債權人的決策模型中最重要的輸入變量是本金償付期企業資產的清算價值，短期債權人的決策模型中相應輸入變量是短期內的預期未來現金流量，而薪酬委員會則只關注業績要素中管理層可控的部分。這些變量只是業績（X）中的某種要素或特征。DGS的盈余質量決定理論中沒有對業績要素或特征作任何限定，因而該理論可以適用于更廣泛的會計研究領域。
另一方面，報告盈余并非直接等于X，而是經過會計信息系統（f）加工而得到的數字。然而，由于三方面的原因，會計信息系統無法完美地度量企業的財務業績。第一，會計準則的目標是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而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需求是不一樣的。準則制定者在各種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之間進行權衡取舍，最終選擇以股東為主、債權人為輔的信息供給模式。結果沒有任何一類利益相關者能夠得到與他們的決策最直接相關的業績數字。第二，由于企業之間的行業差異和個體特征不同，同一個會計數字對于不同企業具有不同的含義。例如，雖然產品銷售成本代表企業在某個會計期間的生產方面的業績，而對于不同類型的企業，比如建設企業和生產企業來說，按照標準化的方法計算的產品銷售成本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最后，會計準則允許企業管理層有一定的決斷權，可以對某些會計假設、政策和預期進行判斷和估計，因而產生無意的計算誤差和有意的會計數字操縱（如盈余管理）。這又使得具有相同財務業績的同類企業報告中千差萬別的盈余數字。
根據上述盈余質量決定理論，考察現有的盈余質量研究文獻，可以大致看出以下幾個特點：（1）人們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f上，即假設企業財務業績是既定的而考察報告盈余的形成過程。實際上，盈余質量的許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財務業績本身，比如盈余的持續性和應計數額。（2）在報告盈余形成過程的研究上，人們則假設會計準則是既定的而主要探討財務報表編制過程中發生的無意或有意的偏差。對于會計準則有效性的研究需要進一步強化。（3）不同代理變量之間并非完全相關，不可相互替代，因為它們度量的是盈余的不同要素或特征。如果它們度量的是同一種要素，那么它們就會幾乎完全相關，并且特定決定因素對它們有相同的影響，它們也會產生相同的經濟后果。實際上，由于不同代理變量反映了不同的盈余要素，同一決定因素可能會對它們有不同的影響，而不同代理變量也會產生不同的經濟后果。
由于盈余數字是由會計信息系統產生的綜合和總括地反映企業財務業績的諸多不同要素和特征的一個數字，我們需要有諸多不同的代理變量來反映它的不同特征。又由于盈余數字對于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決策具有不同的相關性，我們需要不同的代理變量來反映它與這些利益相關者決策的相關性。本文余下的部分主要對不同代理變量進行探討，并且分析它們與不同決定因素和經濟后果的關系。
三、盈余質量的代理變量
盈余質量文獻中常用的代理變量分為三類：（1）盈余的特征，包括盈余持續性、應計與異常應計、盈余平滑、損失確認及時性（TLR）以及達標；（2）投資者對盈余信息的反應，包括盈余反應系數（REC）和盈余-收益模型中的R2；（3）反映盈余誤報的外部指示器，包括會計與審計提升公告（AAERs）、財務重述和按照薩班斯法案要求報告的內部控制缺陷。
（一）盈余的特征
1.盈余持續性（persistence）
估計盈余持續性的常用模型如下：
Earningst+1=α+βEarningt+εt
其中，β度量了持續性。其潛在假設是，如果A企業的盈余持續性比B企業的好，那么A企業的盈余就能夠更好地預測未來業績，利用折現模型估計的企業價值誤差就會比較小。因此，持續性較高的反映了盈余數字質量較好。盈余持續性模型的一種擴展是分別估計盈余的現金部分和應計部分的持續性。另一種擴展則檢驗了財務報表的其他內容和表外信息是否能夠提高人們預測未來盈余的能力。
盡管企業的基本財務業績對盈余持續的影響非常大，比如不同行業企業的業績波動性各不相同，但是研究基本業績對持續性的影響的文獻卻寥寥無幾。按照前文闡述的盈余質量決定理論，持續性取決于企業的基本業績和會計計量系統。若不理順二者關系，其研究結論是值得懷疑的。另一方面，企業管理層在短期內可以通過盈余管理來實現盈余的持續性。
經驗證據表明，現金流量的持續性好于應計利潤，而盈余的持續性又好于現金流量。用盈余數字進行估價的偏差較小，盈余與未來股票收益的關聯度更強。因此，盡管應計部分的持續性比現金部分差，但是應計部分能夠提高盈余信息的決策有用性。
2.應計與異常應計（accruals/abnormal accruals）
許多學者運用模擬會計應計形成過程的模型，把應計利潤區分為正常應計和異常應計。正常應計反映企業基本業績，而異常應計反映會計準則導致的偏差和管理層盈余操縱（也就是盈余質量決定理論中f導致的扭曲）。由于異常應計直接度量了會計計量系統的有效性，其研究結論對會計監管有直接的借鑒意義。因此這一領域很受學者關注并且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文獻和經驗證據。經驗研究中常用的應計模型包括Jones（1991）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等，1995）、行業模型（Kothari等，2005）、Dechow-Dichev（2002）方法、操控性應計估計殘差（Francis等，2005）等，詳見DGS第359頁。
運用上述模型的文獻實質上是對會計計量系統有效性和模型設計有效性的聯合檢驗。人們得到的一個研究結果是異常應計估計數與應計總額正相關，應計總額很大的企業通常也有相當高的異常應計。這種異常應計反映的是會計信息扭曲，還是模型設計問題？異常應計中是不是包括了部分基本業績內容？目前還不得而知。
經驗研究還發現，異常應計的持續性低于非操控性應計和現金，因而某企業異常應計數額很大的話，其盈余持續性會較低。投資者能夠識別出應計和異常應計，但是他們似乎并未完全將異常應計信息納入股票估值中。研究“決定因素→異常應計→經濟后果”的文獻得到的結論并非完全一致。例如，有的經驗證據表明異常應計與公司治理不足有關，而有的經驗證據卻表明與公司治理不足相關的會計應計與企業未來業績正相關。
3.盈余平滑（smoothness）
評估盈余平滑的指標是σ（Earnings）/σ（Cashflows）/，比率較低表明盈余比現金流量更加平滑。應計制會計系統設計的初衷就是平滑現金收支的隨機波動，使盈余信息更能反映基本業績。盡管會計準則沒有把盈余平滑作為盈余的質量特征或者會計信息系統的目標，但是強調了盈余在緩解現金收入與支出不配比問題中的作用。由于當期現金流量不是衡量財務業績的最佳指標，準則制定者引入應計制來平滑現金收支的波動，以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也就是說，盈余平滑是應計制會計系統的產物，但不是該系統的目標。所以，盈余平滑本身并不意味著高質量。另一方面，應計制的引入卻給人為地隱瞞或推遲某些財務業績要素的報告提供了便利，而這種隱瞞或推遲很可能降低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
在許多國家的企業會計實務中，都存在盈余平滑現象。然而，關于盈余平滑經濟后果的經驗證據卻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問題的關鍵在于，人們難以區分報告盈余中表現出的平滑是誰導致的：是基本業績不同導致的，還是會計規則導致的，抑或是蓄意的盈余操縱導致的。進一步而言，蓄意的盈余操縱是為了增加盈余的信息含量，還是為了扭曲盈余信息呢？只有對這些問題做出解答，才能對盈余平滑的經濟后果做出合理的判斷。
4.損失確認及時性（TLR）
在TLR研究中，人們試圖把損失確認的及時性和收入確認的及時性區分開。假設穩健性是會計信息系統的一個基本要求，而管理層的樂觀主義傾向則違背了穩健性要求。其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及時確認收入但推遲確認損失，即非對稱及時性（asymmetric timeliness）。因此，研究人員提出如下模型：
Earningst+1=α0+α1Dt+β0Rett+β1Dt×Rett+εt
其中，如果Rett<0則Dt=1。β1越高說明盈余中發生的損失被確認的越及時。TLR指標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管理層的樂觀主義傾向，因而代表高質量的盈余信息。此模型假設市場是有效的，因而能夠非常及時地把企業損失信息納入股票估價，以股票收益倒推盈余中確認業績損失的及時性。由于股票市場估價過程在不同的經濟體和會計法規中是不一樣的，而且同一體制中不同企業股票價格反映信息的速度也未必相同，這種方法潛在的問題不言而喻。另一方面，股票價格反映的是所有可得信息，而非僅僅盈余信息。如果產生盈余中及時確認損失的會計實務與其他信息的生產和傳播線性相關，那么該方法也度量了其他信息源的非對稱及時性。在跨國研究中，其他信息源往往千差萬別，使該方法推導結論的能力嚴重下降。
相關經驗研究表明，損失確認及時性與投資者保護、公司治理、審計質量等因素正相關；股票市場對會計信息需求越強，損失確認越不及時；債券市場對會計信息需求越強，損失確認越及時。非對稱及時性也是會計穩健性研究中常用的指標，然而關于穩健性能否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目前尚無定論。
5.基準或達標（benchmarks/target beating）
經驗研究發現公司財務報告實務中有“保盈（loss avoidance）”傾向。從公司盈余分布來看，零盈余的鄰域內，左側樣本點較少而右側樣本點較多。也有經驗證據表明，公司有達到管理層或分析師預測盈余的傾向。此類研究方法計量指標容易計算，內在原理易于理解和接受。但是，難以區分哪些企業是恰好落入聚集區，哪些企業是運用會計操縱進入目標區間的。
關于保盈動機的經驗證據并不明確。有些學者認為這是盈余管理的證據，而有些學者則認為這是稅收政策的結果。與保盈相比，達到預測目標作為盈余管理的證據更有說服力。例如，公司的所有權結構、管理層薪酬、管理層股票所有權等源于資本市場的盈余管理動機對試圖達標的盈余管理有一定的影響。這類盈余管理受企業擁有的盈余管理機會制約，如高質量的外部審計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抑減此類盈余管理。企業通常運用稅收政策、明細收入分類、應計項目、股票回購、資產銷售等方法管理盈余，以達到盈余目標。關于達標型盈余管理經濟后果的經驗證據表明，此類盈余管理會帶來短期的股票收益。僅有一篇文獻研究了保盈的經濟后果，結果表明保盈與較高的資本成本和較低的交易量相聯系。這一點支持了“保盈”降低盈余質量的假設。
（二）投資者對盈余信息的反應（ERCs）
投資者對那些影響估價的信息會做出反應。若盈余信息具有較高的價值相關性，則意味著盈余較好地反映了基本業績。因此，人們直接檢驗投資者對盈余信息的反應，進而評估盈余信息的質量（決策有用性）。常用的模型為：Rett=α+β（EarningsSurpriset）+εt。β較高則說明盈余的信息含量較高；R2較高則說明盈余信息具有較高的價值相關性。需要注意三點：（1）此類變量只能評估盈余信息對股票投資決策的有用性，不能評估盈余信息對其他利益相關者決策的有用性；（2）此類方法潛在地假設市場是有效的，相關文獻是對市場有效性和盈余質量的聯合檢驗；（3）還有一些因素削弱了研究結論的有效性，如忽略了影響投資者反應的其他因素（包括其他信息）、非預期盈余計量誤差、收益產生過程（股票市場估值過程）的橫向差異等。
大量文獻運用投資者的反應檢驗了盈余信息含量的影響因素，如會計方法變更、審計質量差異、公司治理特質、企業基本特征和杠桿度等因素對ERC的影響，進而評估會計方法和治理結構的優劣。一些文獻運用ERC評估蓄意的盈余管理，但是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有些文獻檢驗了ERC與其他信息來源的關系，發現非盈余信息通過補充和改善盈余信息提高了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因此，只有在其他信息來源保持不變或者被控制的情況下才能用ERC準確地評估盈余質量。
DSG指出，與TLR研究相似，運用ERC檢驗盈余質量的文獻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股票市場發現基本價值的能力的差異。不同企業或國家的股票收益形成過程之間的差異（如企業規模、股票價格、交易頻率等因素）會影響ERC中的R，而這種差異可能與E并不相關，這顯然降低了ERC評估盈余質量的能力。
（三）盈余誤報的外部指示器
SEC發布的會計與審計提升公告（AAERs）、財務重述、薩班斯法案要求披露的內部控制缺陷等外部指示器，能夠非常明確地識別出那些會計盈余誤報或可能誤報的企業。對這些企業的特征及其盈余誤報原因和后果的研究，能夠以一個獨特的視角提供比較確鑿的經驗證據。以AAERs、財務重述和內部控制缺陷為盈余質量的代理變量的最大優勢就是不用設計模型來判別可疑企業。而最大的劣勢與樣本企業的篩選有關，不僅外部機構對可疑企業的篩選標準與研究人員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容易遺漏那些未被發現和披露的樣本。另外一個缺點是難以辨別盈余誤報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尤其是財務重述企業和內部控制缺陷企業。
1.AAERs研究。此類研究通常從SEC的公告中篩選出盈余誤報或高估的企業，而其中大部分被SEC認定為管理層蓄意誤報財務數據。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SEC可能只關注存在嚴重誤報的企業，而忽略了那些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管理盈余的企業。
對AAERs動因的研究主要檢驗管理層實施盈余管理的動機與AAERs的關系。相應的經驗證據表明，管理層薪酬與AAERs不存在明確的關系，債務契約與AAERs的關系也不明朗，資本市場動機對AAERs的影響也沒有一致結論。部分學者認為，只有進一步細分AAERs的類型才能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關于公司治理結構和外部審計質量的證據也不一致。對此，DGS指出由于AAERs樣本量較小和決定因素的代理變量設計問題削弱了研究結論的有效性。也有大量文獻檢驗了AAERs可能導致的后果。證據表明AAERs會導致諸多負面后果，比如管理層更換、企業價值下降、審計師受罰等。
2.財務重述研究。財務重述作為盈余質量的代理變量，不僅與AAERs一樣具有較低的第一類錯誤率，而且樣本量比較大。但是，財務重述數據庫中包含了大量對無意錯誤的修正和發布追溯調整公告的企業，使得財務重述作為盈余質量的代理變量受到較高的噪聲影響。
由于研究人員往往假設財務重述是管理層有動機的行為，關于財務重述決定因素的經驗證據并不明朗，說明它不能較好地代表蓄意的盈余操縱。關于財務重述經濟后果的研究表明，投資者會根據新的盈余數字調整其對企業的估價，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之前的盈余數字質量較低。
3.內部控制缺陷研究。薩班斯法案對企業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提出了要求。2002年實施的第302章要求管理層在提交的10-Q和10-K報告中評估企業內部控制程序的有效性；2004年對加速編報公司實施的第404章要求管理層在年度報告中評估公司內部控制結構和程序的有效性，公司的外部審計師則要對此報告進行鑒定。
內部控制信息的強制披露激發了研究人員對內部控制缺陷的研究。經驗證據表明，內部控制缺陷與盈余質量的許多代理變量都有正向關聯。關于內部控制缺陷與盈余操縱動因的研究結論比較一致，表明內部控制缺陷能夠較好地反映盈余誤報的傾向性。關于內部控制缺陷經濟后果的研究表明按照第302章規定披露的內部控制缺陷能夠導致負面的市場反應；而按照第404章規定披露的內部控制缺陷似乎未能帶來信息增量。DGS認為，可能的原因是加速編報公司信息源比較多，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內部控制缺陷的信息含量。
四、結論
對會計信息質量的直白表達就是有用性，而不同利益相關者在制定不同決策時所需要的信息是不一樣的。因此，具體的盈余質量要放在特定的決策環境中進行評估。持續性、異常應計、損失確認及時性、達標、盈余反應系數、會計與審計提升公告、財務重述以及內部控制缺陷等代理變量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盈余質量的不同特質。因而它們對盈余質量的考量有各不相同的含意。由于報告盈余的質量是由企業財務業績本身和生成盈余數字的會計信息系統共同決定的，對盈余質量的研究需要從這兩個角度分別展開。會計準則對盈余質量的影響可細分為報告目標權衡、標準化會計方法和準則執行問題三個方面。就目前而言，研究人員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會計準則執行問題上。
雖然成果豐碩，但還有許多問題等待我們去解答：（1）研究人員往往只關注會計系統執行的問題，而企業基本業績的特征對會計選擇和盈余質量的影響需要進一步研究，如業績波動性很大的企業管理層是盡力運用會計方法平滑盈余還是選擇了放棄；（2）許多學者研究了同一背景和環境下不同代理變量的比較優勢，然而幾乎沒有學者探討背景和環境對代理變量和盈余質量的影響；（3）大量文獻探討了盈余質量的決定因素或者經濟后果，而同時研究某個代理變量的前因和后果的文獻并不多，相信這類研究能夠豐富我們對盈余質量的認識；（4）雖然我們知道不同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偏好是不一樣的，但是尚未有人探討使用者偏好對盈余質量及其經濟后果的影響。
參考文獻：
?。?）Dechow, Patricia, Weili Ge and Catherine Schrand. 2010. Understanding earnings quality-A review of the proxies, their determina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ume 50, Issues 2-3, Pages 344-401.
（2）Defond, Mark L. 2010. Earnings quality research: Advances, challenges and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ume 50, Issues 2-3, Pages 402-409.
本文是遼寧省社科聯課題（2011lslktglx-05）和中國內部控制研究中心課題（CICRC201101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中國內部控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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