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推高中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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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梅新育
由于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性超過其他國家，在此次危機中必然會感受到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事實上，這種效應已經開始在出口中體現出來。
與2007年及2008年上半年動輒兩位數的增長率相比，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長6.1％的業績似乎并不漂亮。但倘若放在全球經濟遭遇80年未有之危機的背景下考察，無論是與其他主要經濟大國還是主要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經濟體相比，這個數字都是相當可觀的。
“保增長”初見成效
進一步探析一季度經濟數據，我們可以發現更多的積極變化趨勢：
第一，工業生產全面企穩。在中國經濟三次產業構成中，工業分量最重，“工業安則天下安”。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1.3個百分點?！盎芈?1.3個百分點”初看之下確實令人心驚，仔細按月分析則不然。因為1～2月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創造了3.8％的近7年最低紀錄，3月份則同比增長了8.3％，比1～2月加快了4.5個百分點，也快于去年10～12月各月增速。
這種回升并不僅僅局限于少數工業行業、少數省市自治區，而是遍及80％以上的工業行業和70％以上的省市自治區，我國工業生產和經濟企穩的證據更顯堅實。
第二，農業基礎繼續鞏固，農業發展沒有因國際農產品市場去年下半年以來暴跌而發生劇烈波動。農業為“百業之祖”，但又因其生產周期長而呈現出強烈的“蛛網效應”，在經濟波動中最為脆弱。值得欣慰的是，我國決策層沒有因為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下跌、通貨膨脹壓力緩解而放松農業。今年一季度，全國糧食播種面積連續6年增加，肉類產量同比增長6％。不僅如此，4月1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定出8個工作重點，其中第四項就是“保持農業穩定發展，全面落實強農惠農政策”，全國新增1000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即將全面啟動實施。當前農業基礎趨向鞏固，不僅有助于眼下，而且將為未來我們應對正在急劇放大的通貨膨脹風險積累資本。
第三，內需加快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已經全面啟動，消費需求增速加快。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8％，而且是城鎮和農村雙雙加快，分別增長28.6％和29.4％。假如說在我國這個動員能力強大的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率先啟動不足為奇的話，那么，在春節前返鄉農民工多達2300萬、就業市場陰霾密布的情況下，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加快，就非常值得稱許。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從過度依賴外需，緩慢卻堅定地轉向更多地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驅動。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同比增長15.9％，比去年同期加快3.6個百分點，比去年全年加快1.1個百分點，而且出現了農村消費增長快于城市消費增長的可喜局面。城市消費品零售額19834億元，增長14.1％；縣及縣以下消費品零售額9564億元，增長17.0％，表明我國城鄉發展差距有所縮小。
1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將當前第二項工作重點定為“著力擴大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包括進一步完善“家電下鄉”政策，積極擴大文化、旅游、信息等服務性消費，穩定住房、汽車等大宗消費，清理各領域特別是公共事業領域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規定和收費等，預計我國消費將進一步穩步增長。
第四，外貿出口降幅縮小。3月份出口同比下降17.1％，比1～2月份降幅縮小4個百分點。雖然轉換經濟增長模式、更多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是我們的長期目標，但這個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要在保持出口盡可能穩定的前提下轉換經濟增長模式，為發展模式轉變創造盡可能平穩的環境。
第五，財政收入降幅縮小，3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同比下降0.3％，比1～2月份降幅縮小11.1個百分點。只要看看美國2009財務年度上半年(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財政赤字創造9568億美元的紀錄，其中僅3月份赤字就高達1922.7億美元，為去年同期的4倍，預計整個2009財年赤字將超過奧巴馬政府預期的17520億美元，我們就不難明白這一點財政收入多么可貴，多么重要。
“中國制造”地位提高
不僅如此，在外經貿領域，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將有助于“中國制造”提高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改善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所謂“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指在世界性經濟危機期間，所有企業都難逃沖擊，但宏觀經濟穩定性相對較好國家的企業將有更多機會幸存下來。對于幸存企業而言，危機發揮了為他們淘汰競爭對手的作用，訂單總量雖然比危機之前減少，但更多地轉移集中到了幸存企業這里，反而推高了他們的市場占有率，提高了他們的相對市場地位，其增長率超過競爭對手的幅度擴大。一旦渡過危機，步入經濟復蘇，幸存企業就比危機前境況更好。由于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性超過其他國家，在此次危機中必然會感受到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事實上，這種效應已經開始在出口中體現出來。
道路光明謹防誤區
盡管“保增長”前景相對樂觀，但我們也不可盲目自信，畢竟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可能要延續較長時間，而且我們需要防止“保增長”措施陷入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某些利益集團企圖打著“反危機”旗號，加大力度剝奪普通國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如對新《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制度的攻擊。
第二個誤區是政府“保增長”措施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利用，圍繞房地產市場的爭議就突出體現了這一點。4月1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穩定住房、汽車等大宗消費，未必沒有可能被利益集團扭曲成托市并推高房價的依據。
同時，“保增長”措施及經濟刺激計劃需要衡量成本收益。比如說，我們不宜盲目繼續強化出口激勵措施、特別是出口退稅的力度。因為在全球市場總體萎縮之時，一味提高出口退稅率，只不過是用我國財政補貼外國消費者和進口商，于我國紡織工業并無裨益。事實上，海外進口商以我國提高出口退稅率為由壓低價格的情況已經普遍發生。而且，我國現在不是對世界市場無足輕重的出口小國，而是早已躋身全世界出口三甲，危機時期過分加大出口退稅力度，可能引發范圍廣泛的貿易戰，反而令自身受害。不僅如此，由于其他國家在危機中受創更深，危機也在替我們消滅一部分競爭對手，繼續強化出口激勵措施的必要性也就隨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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