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進原型人物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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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姓名字號、生活習慣、科名仕宦、人生經歷乃至人物性情等諸多方面的對照可知，曾推薦吳敬梓參加博學鴻詞之試的安徽學政鄭江就是《儒林外史》中周進的原型。吳敬梓一方面以鄭江為原型人物塑造了周進，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對于士人命運的深邃體察和理解，通過巧妙的點化，給予了小說人物更為經典的性格屬性和人物意義。在周進身上，吳敬梓巧妙引入了鄭江的“老師”身份，這一身份讓周進擺脫了僅僅作為個體人物存在的孤立狀態，通過和諸多學生之間的勾連貫穿起了諸多的情節，并成為在意義層面可供追根溯源的起點。
關鍵詞：《儒林外史》;周進;鄭江;原型人物
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9）03-0165-007
周進是《儒林外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除了楔子部分的王冕之外，周進也是全書第一個出場的重要士人，小說實際是以“周進傳”開篇，開始對于整部“儒林外史”的敘述。就此而言，在人物形象、小說結構以及意旨表達等各個方面，周進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周進亦是學界在研究《儒林外史》時的一個焦點人物。
金和在為《儒林外史》所做的跋中曾說“或象形諧聲，或廋詞隱語，全書載筆，言皆有物，絕無鑿空而談者”[1]，雖然未必全然“鑿空而談”，但諸多學者在人物原型和小說本事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研究都在不斷印證金和的這一說法：很多書中寫及的人物和情節都有本事依托，甚至就是吳敬梓曾密切接觸過的士人或事情。但周進這一人物的原型，卻一直未被揭示出來，即使在提供了諸多原型人物線索的金和跋中，對于周進的原型也未置一詞。事實上，與全書的諸多士人一樣，周進也是在原型人物的基礎上塑造而成的小說人物，而這一原型人物同樣與吳敬梓有較為密切的接觸。本文便以對于周進原型人物的考察為基礎，探討這一小說人物的形成過程及其在全書結構與意旨方面的意義指向。
一、原型人物考證
在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有一首名為《送學使鄭筠谷夫子還朝三十韻》的詩作，詩題中提及的“鄭筠谷夫子”，便是時任安徽學政的鄭江。鄭江（1682—1745），字璣尺，又字荃若，號筠谷，浙江錢塘人。據唐時琳所寫的《文木山房集序》：“今天子即位之元年，相國泰安趙公方巡撫安徽，考取全椒諸生吳敬梓敏軒;侍讀錢塘鄭公督學于上江，交口稱不置。既檄行全椒，取具結狀，將論薦焉，而敏軒病不能就道?！盵2]612由此可知鄭江不僅贊賞吳敬梓的才學，還曾推薦他參加“博學鴻詞”之試。孟醒仁在《吳敬梓年譜》中提及了這一材料，并引吳敬梓《送學使鄭筠谷夫子還朝三十韻》詩中的“曾令蓬戶窺”以及金兆燕《寄文木先生》一詩中的“蒲輪覓徑過蓬戶”，認為鄭江曾“親自拜訪”[3]吳敬梓。實際上，除了這些交往之外，鄭江與吳敬梓及《儒林外史》之間還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系，并且這層聯系就凝聚在周進這一小說人物的身上。
便如金和所說，吳敬梓多用“象形諧聲”、“廋詞隱語”的方式在原型人物姓名字號的基礎上生成小說人物的姓名字號。從姓氏看，“鄭”與“周”是同聲，就名字而言，“江”與“進”也是同聲。在《儒林外史》的第七回，梅玖曾道：“現任國子監司業周蕢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同在第七回還敘及了一塊為周進所立的長生牌位，上有“公諱進，字蕢軒”[4]93，95的字樣。如前所說，鄭江號筠谷，這一“筠”字，在鄭江知交好友的筆下有時也寫作“篔”，例如全祖望為鄭江所寫的墓碑銘題名便是“鄭侍讀篔谷先生墓碑銘”[5]。這一“篔”字與“簣”字的繁體“簣”字形相近。
在《儒林外史》第二回，周進與薛家集諸人同桌吃飯卻不曾下箸，據周進自己所說“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并且“如今也吃過十幾年了”。由于周進吃齋，梅玖說起了一個有關秀才吃長齋的“一字至七字詩”的笑話，引得“眾人一起笑起來”，而梅玖也得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以更為刻毒的“但這個話不是為周長兄，他說明了是個秀才” [4]22，23來羞辱尚是童生的周進。在這處情節中，周進的吃長齋是引發這些嘲諷和侮辱的基點。在鄭江的詩集《筠谷詩鈔》卷一中，有一首名為《病后徐藎臣惠藥資及園蔬長句以謝并述鄙懷》的詩作，其中有“知我慕元絕腐腥，饋我菘韭紛清馨”[6]495之句;在卷六的《謝同年張東亭惠菜》一詩中也有“五十年來藜莧腸，晚菘風味憶江鄉”[6]536之語，可見鄭江也吃長齋。并且從兩首詩的題名看，鄭江這一吃齋的習慣為他的朋友所熟知，因此常給他送蔬菜。
《儒林外史》中的周進剛出場時是一介“赤貧之士”，以坐館為生。后來由于“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4]33，28，只能跟著做生意的姊丈金有余做記賬之事。鄭江則由于“家遭回祿勢中落”而淪為寒士，也唯有處館，“藉敎授以奉堂上之養”[7]。在鄭江記敘早年生活的詩作中，“虛窗掩淚獨沉吟，瑟縮單衾雞骨瘠”[6]495、“已見蘇裘敝，行看管榻穿”[6]496、“新編籬落護桑麻，也稱窮愁處士家”[6]499等描寫其窮愁之態的詩句頗為常見，從中足可以看到他生活上的困窘。
從一個窮困潦倒的老童生到最后考中進士并成為顯宦，周進的人生經歷了令人嘖嘖稱奇的逆轉。而逆轉的關鍵則在于金有余等幾個商人，便是在這幾個商人的慷慨資助之下，周進才得以通過捐納的方式進入國子監并獲得了鄉試資格，從而就此踏上了科甲仕宦之途。而據《隨園詩話》卷十二所載：“吾鄉鄭璣尺先生，名江，康熙戊辰翰林。幼孤貧，里中有商人張靜遠者，助其讀書?！盵8]294正是因為這位名叫張靜遠的商人的資助，鄭江才能夠業儒，并以此為基礎實現了從孤貧之士到翰林顯宦的人生跳躍，以至袁枚會將此視為鄭江人生中的關鍵事件記錄在詩話中。
在《儒林外史》中，周進中舉之后“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在三甲”[4]34，這一科名也恰與鄭江一致，鄭江是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三甲進士。[9]從官職看，周進考中進士后，“授了部屬。荏苒三年，升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4]34，鄭江則于雍正十三年（1735）被任命為提督安徽學政。在廣東學道任滿后，周進“升做國子監司業”[4]91，而鄭江則在任安徽學政之后“晉侍讀”[7]。清制，國子監司業與翰林院侍讀都曾是正六品，兩個官職品秩相當。[10]3309，3319 從地域看，在小說中有兩個省與周進的故事直接相關，一是山東，這是周進的家鄉，也是周進在小說中出場的地方;另一處則是廣東，周進任廣東學道，并且“到廣州上了任”[4]34。鄭江同樣與山東、廣東兩省有所關聯。雍正十三年（1735），鄭江被任命為“山東鄉試正考官”[11]，吳敬梓《送學使鄭筠谷夫子還朝三十韻》中所說的“鄒魯心源接”[2]276，所指的也正是這件事情。鄭江亦曾“出使廣南”[12]，對于這段經歷，他不僅寫下了《粵東紀游》一卷[7]，在其詩作中也多有反映：《度大庾嶺》、《碧落洞》、《飛來寺》、《題廣州寓樓》、《挹秀軒秋懷》、《寓廣州衙齋作》、《留別廣州張子容太守》、《九日過飛來寺》、《歸度大庾嶺》等詩作將此次廣東之行的整個過程較為清晰地記敘下來。
就性情而言，老童生階段的周進顯得頗為淳樸老實，因此當他面對梅玖以及王惠等人的戲謔和欺侮時，沒有任何言語上的反擊，不過是“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以及“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而已，最后也是因為“呆頭呆腦”[4]23，27，28不懂得奉承薛家集的實權人物夏總甲而失了館。鄭江的性情也正與之類似。雍正在見到鄭江后，“有鄭江老實之旨”[7]，吳敬梓在《送學使鄭筠谷夫子還朝三十韻》中所說的“醇儒受主知”[2]276所指的也應正是此事。在友朋的口中，鄭江亦是“平日自視欿然，其在儕輩似不能言者”的木訥之人，并且“胸中粹然醇然，不設城府，待人以忠信”，在其他的同僚“多皈依當路以求速化”的狀況下，鄭江獨能“淡然無求”，“回翔書局者廿年，未嘗有積薪之憾見于詞色”。并且“和碩果親王嘗欲延賓客，同官求之者如云。桐城方學士望溪以先生薦，力辭不赴”[5]。在家鄉守制時，鄭江也“未嘗一飾竿牘于當事。時高安朱文端公方撫浙，不肯一往”[7]。
不僅是樸實，在成為顯宦之后，周進還記得十多年前自己在薛家集教過的小學生荀玫，并囑托范進：“賢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愿?！盵4]92，這種念舊重情與提攜后輩也是周進性情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面相。而鄭江亦是如此，不僅“身既通貴，布衣之交四十年如一日”，而且“后進有雋才，折行輩接之，稱說不去口”[7]。
周進的性情樸實與提攜后進更體現在學道任上。在任職之初，周進便立志：“我在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客，屈了真才?！盵4]34在面對范進的試卷時對于初看完全不喜歡的文字一連看了三遍，終于看出其中的好處。周進在閱卷中體現出難能可貴的耐心和用心，而范進也正是有賴于周進的耐心和用心才得以從年老志頹的窘境中超拔出來。如果說周進以這樣的態度優待范進，還有一些額外的情感因素：他在范進身上好像看到了另一個過去的自己，因此推己及人，格外用情。那么他對于考生魏好古的態度則更能說明問題：雖然魏好古的話引發了周進的不快和駁斥，并派人將他趕了出去，“卻也把卷子取來看看”，并看出“文字也還清通”[4]36，也讓魏好古進了學。
鄭江同樣是以認真細致、耐心負責地閱卷并且喜歡獎掖后進而著稱的考官。除了山東鄉試的主考官，鄭江還曾擔任過兩次順天鄉試的同考官。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的順天鄉試，由于鄭江在閱卷時“校閱公明”，因而“議敘授檢討”。在擔任山東鄉試主考官時，鄭江更是“矢竭公慎，殫心校士，非極荒謬者必閱至終篇。援筆點勘，右腕幾脫，竟以左筆終事。搜剔落卷纖悉，靡有遺憾，闈中雖給事仆役莫不感嘆”[7]。而在安徽學政任上，鄭江也是恪盡職守，其《宣州校士作二首》之二這樣寫道：“官燭□余夜未闌，東風習習送輕寒?？涎矍逵谒?，不遺名花霧里看?！盵6]539這樣一個夜深人靜之時依然在批閱試卷，并且不斷揩摩老眼、希望沒有遺落地選拔士子的形象，無疑是身為“宗師”的鄭江的最好寫照。不僅是認真閱卷，鄭江還“雅意庇寒士”[13]，“使節所蒞，凡名德之后、貧弱不克自振者必委曲成全之”[7]。據《績溪縣志》所載：
曹秉淵，字在跡，旺川人，廩生。博通群籍，暮年益肆力于經，融貫諸說，直造先儒堂奧。嘗肄業敬敷書院。撫軍趙國麟刊其課藝行世。學使鄭江歲試稱為徽郡第一，曰：“以子之才，猶閑諸生乎？”為嘆息者久之。[14]
從鄭江對于經學精湛但年已遲暮仍是一介秀才的曹秉淵的褒揚和提拔中，我們也能看到超拔范進于童生之中的影子。而吳敬梓在《送學使鄭筠谷夫子還朝三十韻》中所說的“持衡余獎進，取士掩瑕疵”[2]277，雖然指的應是鄭江對于自己的推薦，卻也讓我們想到了《儒林外史》中周進對于魏好古的錄取。
綜上所述，“周進”與“鄭江”，無論是姓還是名都是同聲，簣軒之“簣”與篔谷之“篔”則是形近;周進吃長齋，鄭江也吃長齋;周進是由于受到商人的資助方能考上科舉，并借此擺脫了貧寒的生活窘境，鄭江同樣是在生活困境中受到商人的資助才走上了仕宦之途;周進的科名是三甲進士，曾任掌管一省學政的學道之職，鄭江同樣是三甲進士，曾經擔任學政;周進是山東人，在廣東任學道，鄭江則曾任山東鄉試主考，并曾出使廣東;周進木訥誠樸，不會奉承有權之人，鄭江同樣是老實醇厚之人，從不依附權貴以求飛黃騰達;周進顧念舊情、提攜后輩，鄭江也是極重舊情，好獎掖后進;周進在學道任上細心閱卷、提拔貧寒之士，而不管是身為科場考官，還是一省學政，鄭江都殫心校閱、成全庇護貧弱寒士。兩者之間存在著如此多的相類甚至相同之處，因此，鄭江應該便是《儒林外史》中周進這一人物的原型。
二、原型人物的小說化過程
由上一部分所論可以看到，吳敬梓是以鄭江為原型塑造了周進這一小說人物，不論是姓名字號，還是科名官職，抑或人生經歷、生活習慣，以至人物性情，我們都能在周進和鄭江之間找到諸多的對應，甚至周進的很多方面都與鄭江如出一轍。但原型人物絕不等同于小說人物，尤其對于周進這一人物而言，倘或只是亦步亦趨地在翻刻現實中的鄭江，也絕不可能像小說里呈現出的狀況一般，成為一個經典的形象。就此而言，兩者的相似性是探討兩個人物之間關系的基礎，而更值得關注的則是兩者之間的不同，正是這些不同，讓小說人物和原型人物拉開距離，并得以成為一個意義更為深刻和久遠的形象。 就兩人之間的不同而言，最顯著的一點是周進和鄭江得到科名遲速有別。在《儒林外史》中，周進60多歲時仍是童生，后來援例入監，方才一連考中了舉人和進士。而生于康熙壬戌（1682）的鄭江，科舉之途則要坦蕩得多。他“未弱冠為諸生”，“癸巳萬壽特恩開科，以禮經魁其房”，在32歲時就已中舉。此后，鄭江在當科會試中落第。直到戊戌（1718）終于考中進士，并在館選中考取庶吉士，其時鄭江37歲。[7]鄭江成為進士時并不算太年輕，但相對于周進，卻要早達得多。
由此可見，在塑造人物時，吳敬梓實際上是將鄭江的早達改換成了周進的晚遇。從最基本的層面來看，這一修改或許與吳敬梓和鄭江交游時的現實狀況有關。如前所述，根據唐時琳所寫的《文木山房集序》，應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鄭江擔任安徽學政后吳敬梓才與鄭江結識，此時鄭江54歲。而到鄭江離任，吳敬梓前去送行并寫下《送學使鄭筠谷夫子還朝三十韻》一詩時，則是乾隆五年（1740），鄭江59歲。也就是說，在吳敬梓結識鄭江并與之一起交游的這段時間內，鄭江的年紀正與小說中周進剛出場時的年紀相仿。不僅是年紀上的相近，吳敬梓還可能將此時鄭江的某些形貌也賦予了周進。
在第二回，周進以這樣的狀貌出現在《儒林外史》中：“頭戴一頂舊氈帽，身穿玄色綢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后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雙舊大紅綢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這些對于服飾和相貌的描寫不僅襯出周進的貧寒境遇，也反映出他的不修邊幅，這也是為何梅玖會在“一字至七字詩”中以“胡須滿腮”[4]21，22來嘲諷周進。而現實中的鄭江不僅“貌寢，眇一目”[8]294，且“又不喜事威儀，望之無足動人”[5]，恰是一個很不注重形貌的士人。這一習慣即便在鄭江任官之后，也依然沒有改變，“自重德輿輕紱冕”[15]既是時人對鄭江品行的褒揚，也寫出了他對于自己形貌的輕忽。對此，鄭江也有一番自嘲：“十年不制衣，穿空露兩肘。十日不櫛沐，蟣虱緣須走?！保ā稇蚣韽垨|亭》）[6]534如此狀貌正與小說中剛露面時的周進相去無幾。
因此，當吳敬梓在安排周進出場時，寫的雖然是一個老童生，卻基本是按照當時他所見到的安徽學政鄭江的年貌在塑造周進，這一方面再次說明鄭江便是周進的原型，另一方面卻也在周進的落魄困窘和鄭江的不事威儀之間呈現出一個有趣的反差。需要注意的是，服飾上的反差在小說中的周進身上也曾經顯示出來：在第三回，已經成為學道的周進“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金帶，何等輝煌”，而眼前“穿著麻布直裰”范進的“面黃肌瘦，花白胡須，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則讓他想起了童生時的自己。從這處細節可以看到，周進應該不像鄭江一般，在成為顯宦之后仍然保持著寒士時的生活習慣，而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評點者微微有些促狹的“酒飯有葷否？先生曾開齋否？念念！”[4]34似乎也切中了作者此后再也沒有提及周進是否一直吃長齋的隱意。
就此說來，吳敬梓結識的是年近六十的鄭江，也基本是按照此時鄭江的年貌去寫周進這一人物。但吳敬梓遠沒有局促在有限的時間點上，而是以時間流動的態勢在塑造這一人物。六十多歲時的周進實際上是凝聚了三十多歲以前鄭江的貧寒窘迫以及年老時的不修邊幅。從這一意義上說，吳敬梓并非將鄭江的早達改換成周進的晚遇，而是將兩個不同時空的鄭江合二為一，并通過六十多歲這個時間節點，既將現實中鄭江弱冠之前的童生期拉長到周進的五六十年，同時又將鄭江從童生到進士幾乎跨越三十年的求取科名之途，在周進身上凝縮到半年左右便告速成。正是通過這樣的拉長和凝縮，老童生周進出場時雖然木訥少言，整個形象卻如同經歷了久遠時間的浸漬一般，無言自語、滄桑感人;而周進的科場奇遇也在飛馳電掣中令人目眩神迷。
換言之，除了顯見的早達和晚遇，在獲取科名方面鄭江與周進之間還存在著漸進與速成的差別。周進的晚遇和速成在小說中給讀者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前者雖然極端地代表了士人在功名之路上的等待會有多么令人絕望卻真實可感;后者以令人欣喜寬慰的面目及時出現，卻讓人覺得更像是荒誕變形的現實。而這樣的印象也應該是吳敬梓通過周進這一人物刻意傳達給讀者的。經由這兩種印象的沖擊碰撞，速成的功名其實完全消解在晚遇者漫長的等待中——正如同當我們說起周進時，我們永遠記得的是那個頭戴舊氈帽的老童生，而不是緋袍金帶的周學道。而消解的也不僅是功名的速成而已，所有獲取功名的幸運都消解在其中：相對于等待和停頓而言，對于功名的獲取不過只是一瞬，而這樣的一瞬卻很可能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博取。功名的速成既成為對于現實的荒謬變形，卻也成為更具本質意義的現實。
正由于有這樣的消解，鄭江的早達、漸進與周進的晚遇、速成，兩種科名道路固然是彼此隔絕的，但又全無分別。對于科舉中人來說，追尋功名的付出以及方式各不相同，可唯有無盡的等待才是他們人生共同的永恒主題。在這樣的狀況下，科名的獲得更像是一場虛幻的夢境——就像范進從中舉后的瘋癲中清醒過來所說的話：“我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夢里一般”[4]42，而無盡的等待才是真實的人生。
時間流動實現了對于鄭江這一原型人物的變形和重塑，但即使原型人物的信息只是原樣重現于小說人物的身上，周進也仍然會具有原型人物所沒有的經典特質。如前所說，在成為顯宦之后，鄭江在日常服飾方面仍然保持寒士時的本色，在其他官員都冠冕堂皇、威儀赫赫的映襯下，由于十年不制新衣，鄭江陳舊甚至破舊的衣服應是官場中的一個異數。這既成為周進狀貌的直接依據，“舊色”也是周進這一人物出場時的一個隱性特征。
《儒林外史》在一種萬象更新的氣氛中開篇，除了第一回楔子部分明朝代元而立、改換新朝之外，第二回的正文部分起首便是新年正月初八，第一個出現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夏總甲是新參的總甲，第一個現身的士人梅玖是新進學的相公，第一個露面的“老爺”王惠是“前科新中的”[4]25舉人。從時間背景到主要的出場人物，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只有穿戴破舊、年老志頹的老童生周進是舊的。這一新舊之間的截然對比凸顯了周進的落魄和遲滯：仿佛周進不是從汶上縣城來到薛家集，而是由陳舊的過往來到嶄新的當下;又或者周進一直停留在過去，任由時間流逝、人事變遷，從來就沒有往前邁步過。 這種新舊對比也映襯出周進與周圍一切的格格不入。在喜新厭舊心理的趨導下，薛家集人對于周進的冷漠和嘲諷正是因為他的舊色;而同樣是由于舊色的作祟，周進也根本無法融入“鄉俗鄙薄”[4]30的薛家集。在這里，薛家集不只是薛家集，而是整個風氣鄙薄卻又看似萬象更新的現實社會的一個隱喻。從這一意義上說，不僅周進對于科名的苦候與追尋充滿了虛幻和荒誕的色調，透過這一“新”與“舊”的截然對比，甚至于老童生周進在社會中的存在都顯得突兀和多余，這種集體性的漠然、排斥會比等待及懸望本身更令人無奈和絕望——這是周進在貢院中昏厥、痛哭乃至吐血更為關鍵的原因，也是吳敬梓藉由那抹舊色賦予周進這一人物的更深層次的命意。
三、周進形象于小說結構與意旨表之意義
《儒林外史》中的“周進傳”并非一個我們所熟知的那種懷才不遇的故事——因為相對于通俗小說中常見的那些才子，周進根本無才可懷;可周進的結局卻一如我們對于懷才不遇故事的預料：他最終實現了發跡變泰。對于周進而言，個體性格遠不是這一人物的全部意義，作為《儒林外史》中第一個出場的重要士人，周進在全書結構與意旨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或許更為關鍵。而這些特殊作用的呈現也唯有在原型人物鄭江的映照下才會更為清晰地呈現出來。
“老師”是鄭江一個重要的身份。鄭江曾經兩次擔任順天鄉試同考和一次山東鄉試主考，并曾任安徽學政之職，除此之外，在家鄉守制之時，鄭江還應浙江巡撫之聘，“主敷文書院”[7]。因而，他不僅是書院的學師，還是鄉試的房師、座師，并是一省士子的宗師。在時人涉及鄭江的記載中，有很多事都關乎鄭江對于各類學生晚輩的提攜和幫助，便連鄭江與吳敬梓之間的往來也可歸入師生之交誼。對于周進而言，如果說老童生是其發跡前的身份標簽，那么獲得科名之后他最重要的身份并非官員，卻同樣是“老師”。周進曾任廣東學道，此后，又“升做國子監司業”[4]91，在周進中進士任官之后，除了書末“幽榜”一回，小說中便再沒有以“周進”相稱，而只呼之以“周學道”與“周司業”，既是一省的宗師又是國學之師，“老師”是發跡之后的周進最為重要的身份，而小說中人不斷以“老師”稱呼周進，實則也是在強化他的這一身份。
隨著身份的變化，人物性情的不同側面會發生或隱或顯的偏轉。當周進身為童生的時候，在梅玖、王惠之流的欺侮輕忽之下，我們能看到周進性情中的老實淳樸，卻往往會忽略隱藏于幕后的老腐迂儒。但在周進成為“周學道”、“周司業”之后，其性情中的迂腐與偏執卻轉至臺前，他和魏好古之間的對話便說明了這一點。而周進評閱范進的卷子直看到第三遍才覺出好處，既寫出他的認真，卻也如評點者所說的一般：“閱文如此之鈍則作文之鈍拙可知”[4]46，點染出了周進性情中此前未曾有機會充分露面的“鈍拙”。
身份的變化引發了性情不同側面的偏轉，這些偏轉和人物身份的變化又結合在一起，引發了完全相異的意義指向。倘或這些迂腐、偏執與鈍拙只是附著于老童生周進的身上，最多只能導致他的晚遇，可當所有的這些性情特點都充分展現在作為老師的“周學道”、“周司業”身上的時候，所影響的就遠不只是周進一人而已。在廣東學道任上，周進看中了范進和魏好古的文字，讓兩人進學成為秀才。據后文可知，魏好古曾“作了一個薦亡的疏”，一篇文章里“倒別了三個字”[4]53;而范進的才識也在他出任山東學道后得到了展現：旁人說了一個有關蘇軾的笑話，范進茫然不知蘇軾為何人，答以“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 [4]93，這兩處細筆刻畫的當然是范進和魏好古，反筆襯出的卻也正是當初取中他們的恩師周進。由此返觀第三回的回目“周學道校士拔真才”，取中所謂“真才”的，或許就并不是周進的耐心細致和雅庇寒士，而正是他的迂腐、偏執與鈍拙。
從以上所論可以看到，當周進成為“老師”之后，原本糾結于他身上的迂腐、偏執與鈍拙等性格特質擁有了更多的表現機會，這些性情也不止體現于周進一個人，而是通過 “老師”的特殊身份，施加到與他相關的諸多學生的身上。在《儒林外史》中，即使是在諸多的重要人物里，周進也顯得頗不尋常。作為第一個出現的重要士人，此后接連出現的范進、魏好古、荀玫、嚴貢生、王德、王仁都是他的學生，倘或還算上始終沒有露面的那位顧小舍人以及號稱是周進學生的梅玖，在整部小說中，周進是擁有最多學生的士人。如果說，虞育德是小說下半部的儒林泰斗，那么周進隱然便是上半部小說的士人領袖，巧合的是，虞育德的官職是國子監博士，而周進的官職則是國子監司業，兩人相互映襯的官職其實也點出了他們各自的士林地位。
正是借助于周進所具有的老師身份和領袖地位，個體性的迂腐、偏執與鈍拙獲得了群體性彌漫的機遇，所有這些學生都沾染其中。同時雖然程度有別，方式各異，這些學生也都藉由各自的關系網絡，繼續將之傳播發揚，便如成為山東學道的范進，便是周進在這一方面最好的承繼者。就這點而言，在整部小說中，我們往往會關注到籠罩在儒林中的那種凝滯衰頹的暮氣，而追根溯源，小說中第一個出現的重要人物、同時也身為“老師”的周進，是這一暮氣的直接來源。由此再回看周進剛出場時的舊色，其實也正是這一暮氣的別樣反映：只不過在童生階段，更多呈現出來的是令人同情的舊色，而到了老師階段，則越發表露為凝滯儒林生機的暮氣。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周進發跡之后，迂腐、偏執、鈍拙、暮氣等都簇擁在都“周學道”、“周司業”的身上，可這些卻又和周進一直固有的老實淳樸、念舊重情、負責細致等性情雜揉在一起。以至從表面看過去，似乎我們看到的還是那個周進，但實際上，性格側面的偏轉已經讓一個不一樣的周進現出身形，而在這些看似凝固不變的性情的遮掩之下，另外一些微妙的變化也在悄然發生。
在周進初到薛家集的時候，周進六十多歲，王惠則“約有三十多歲光景”[4]25。而到了王惠中進士之時，已是“須發皓白”，據后文王惠自己所云“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4]99可知，時間已過去了十數年，此時周進應該也已八十余歲了。八十余歲的周進是否還保持吃長齋的習慣我們不得而知，但周進卻或許已經背離了當時吃長齋的初衷。周進曾向薛家集眾人解釋自己為何吃長齋，“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4]22，可見周進吃長齋是由于對于母親的孝道。可在第七回，荀玫在其母去世后欲圖奪情留任，并去和周進、范進兩位老師商量，而兩人的答復都是“可以酌量而行”[4]100。小說以頗為婉曲的手法點出了十數年前后周進對于孝的不同態度，其實也正是借此一端以微言之筆寫出了周進性情的轉變。 平心而論，相對于發跡之后的范進、荀玫在孝道方面更為顯著和惡劣的表現，周進的這一點微小的轉變似乎算不了什么。無論是范進在為母親守制期間穿著吉服去見湯奉以及在酒席間“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里”[4]57，還是荀玫在應該守制的時候試圖通過匿喪和奪情的方式保住他的官職，在對于孝道的背離上，他們都比周進走得更遠。但需要注意的是，周進是范進和荀玫的老師，如前所說，這些學生在傳遞和發揚著老師的迂腐、偏執、鈍拙，同樣，雖然在周進的身上體現得并不明顯，可學生身上所顯露出的對于孝的背離，其源頭也正是老師周進。
總之，周進這一人物之所以重要，不止是因為人物形象本身的經典價值，將周進置于全書的體系和脈絡之中，其在小說結構和意旨表達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更為關鍵。周進是小說中諸多士人的老師，憑借這一人際關系及其衍生出來的關系網絡，小說實際上是以周進為隱性的核心在構建相關的情節和人物，這使得小說起始部分一至八回的敘述盡管經歷了諸多人事及地域的轉換，但紛繁而不雜亂，不僅有清晰的敘事線索可以追尋，而且彼此之間血脈貫通、渾然一體。而這一結構體系的建立也為小說的意旨表達提供了便利。
縱觀上半部《儒林外史》，士人的品行表現為一種整體性的沉淪，也便是說，品行的變化及墮落是這些士人的常態。但具體到個體的士人，變化的幅度卻并不一致?？傮w說來，士林品行的變化也有一個從微弱到劇烈、由隱諱至彰顯的漸變過程。這種漸變的過程可以通過范進、荀玫、王惠等人的逐一變化串聯勾勒出來，在這條線索上，變化的極致便是上半部臨近結尾部分的匡超人。由此可以理解為何周進的性格變化如此細微和隱蔽，這是因為身為小說中出現的第一個重要士人，周進處于漸變過程的起點，細微和隱蔽是其應有的狀態。雖然周進自身的品行變化細微和隱蔽，但此后士林漸趨劇烈和彰顯的群體性品行墮落卻和周進有著脫不了的干系：周進不僅是變化的源頭，同時亦是變化的推動力，他個體的迂腐、偏執、鈍拙、暮氣等影響了儒林的沉淪——雖然表面看去他只是在念舊重情、認真盡責而已，而這一切都是通過周進的“老師”身份去實現的。
雖然鄭江和周進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兩個人物卻是分別生活于不同空間的獨立個體。因此，在小說中吳敬梓投射到周進身上的情感與現實中吳敬梓對于鄭江的情感也不能劃上等號。從吳敬梓所寫的《送學使鄭筠谷夫子還朝三十韻》中可以看到，對于鄭江的知遇和提攜，吳敬梓充滿感激之情，甚至于結尾的“摳衣姑孰路，惆悵送旌麾”[2]277，讓我們仿佛看到了周進離任時范進送別的情景：“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著，直望見門槍影子抹過前山，看不見了，方才回到下處?！盵4]36但在小說中，吳敬梓卻收斂了這一感激之情，以極為冷峻峭拔的筆觸塑造了周進，雖然在對于周進的刻畫中，我們能看到某些同情和悲憫，但這些情緒與現實中的感激仍然大相徑庭。以鄭江到周進演變軌跡為范本，我們能看到《儒林外史》中人物生成的細致過程，而這種詩文作品和小說中情感流露的相異性，也使得周進成為了小說作家在面對原型人物時如何收束情感以達到更好的人物塑造狀態的一個絕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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