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迪和導向：費孝通與中國體育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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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費孝通是我國著名學者，其學術成就對包括體育社會學科在內的眾多學科領域產生著重要影響。費孝通一生具有濃厚的體育情結，曾對“sportsmanship”“teamwork”“fair play”等體育精神有過經典、深刻的解讀和闡釋，極大提升了體育精神在國內學術界和思想界的認知度。他堅持學術本土化的思想與實踐成為體育社會科學構建的重要理論與實踐基礎;他提出的文化自覺理論已經成為中國體育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尤其為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指明了可行路徑;他“志在富民”的學術理想為中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樹立標桿和導向，對于當前我國面臨的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關 鍵 詞：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類學;體育精神;費孝通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19）03-0014-05
Abstract： FEI Xiao-tong was famous scholar in China.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producing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any disciplinary areas， including the sports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 FEI Xiao-tong had a strong sports complex in his whole life， once had classic and profound interpreta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such sorts spirit as “sportsmanship”， “teamwork” and “fair play” etc， which greatly uplifted the degree of cognition of sports spirit in the academic and thinking communities in China. His insistence on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academic loc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social scienc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ory that he put forwar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uiding ideology for sports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in China， especially， pointed out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Such an academic ideal of his as “aspiring to enriching people” has established the benchmark and guidance for sports social science study in China， hav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solving of sports social problems faced by China nowadays.
Key words： sports social science;sports anthropology;sports spirit;FEI Xiao-tong
費孝通先生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其學術成就和學術思想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界限，在當代中國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意義。關于費孝通的學術貢獻，有學者總結為具體理論層面的學術資源、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探索以及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留下的學術精神[1]。他的學術遺產澤被后世，引發了大批后來者對其進行探究。對于體育社會科學來說，費孝通先生雖然沒有專門從事相關學術研究，但“體育”作為一種精神情結伴其一生。同時，他的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化的踐行歷程、學術研究的方法論以及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文化自覺、志在富民等學術理念與主張為中國體育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啟迪與導向，值得對此作深入探討和剖析。
1 重在精神：費孝通的體育情結
費先生早年體質孱弱，又因姓氏原因孩提時常被同伴戲謔為“小費（廢）物”。此后，在東吳大學及燕京大學讀書期間都曾因病耽誤過學業，這些不愉快的記憶難免讓他極早就認識到身體健壯的重要性。他碩士就讀于清華大學，其時正值清華大學體育奠基人馬約翰先生全力推行“強迫性體育制度”時期。因馬約翰的主導，清華園中學校體育的意義和競技體育精神逐步被認知和接受，感染了當時的一代學子。若干年后，費先生在讀到校友、化學家湯佩松先生的自傳后，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便寫下了《清華人的一代風騷》一文。文中費先生將定義為競賽道德的“sportsmanship”和團隊合作的“teamwork” 贊譽為“這兩條其實是人類社會賴以健全和發展的基本精神，體育運動的目的就是通過實踐來培養和鍛煉這種基本精神”，稱其為“正是清華人之所以成為清華人的精神內容”。他還以“球迷”自居，回顧湯佩松在清華讀書期間足球場上的風采，高度贊揚了湯先生的球藝與競賽道德，指出：“他一絲不茍地嚴守著科學家的競賽道德，又毫不厭煩地組成一個抱成一團的科學隊伍，在困難重重中不顧一切私人犧牲，沖在別人的前面。這個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樣總是有點牽強和出格，但他在科學領域里沖鋒陷陣、義無反顧，不達目的不止的勁頭，完全跟場上踢球一般?！盵2]66這些描繪體現了費孝通作為“思想者對于運動員風度和魅力的思考”[3]。同時，對體育精神有如此深刻的認識，也表明費孝通對于體育絕非僅是熱情旁觀，他一定曾經參與其中并有過直觀且深切的體會。 或許正是清華校園中體育運動的熏陶，加之此后英美求學和訪學的經歷中，歐美發達的體育文化可能在他的內心中留有深刻和直觀的印象。在費孝通先生的內心之中，始終對于“sportsmanship”“teamwork”“fair play”等體育精神高度認可和推崇，其早年名著《鄉土中國》中曾用一定的篇幅以足球運動中的“sportsmanship”闡釋和說明禮治秩序[4]。年至耄耋時，他在為自己的老師、芝加哥派著名社會學家帕克撰寫的傳記中也念念不忘著重夸贊芝加哥大學的體育：“（芝加哥大學）提倡校際足球賽……聘請體育教授，兼作大學足球隊的指導，用心提倡體育精神，形成優良校風，聞名于世。”[5]24當然，在費先生眼中體育不止于運動場上你爭我奪、激情飛揚，更在于體育運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所蘊含的巨大能量和價值。如李力研[6]曾評價：“在費先生看來，體育運動的社會價值貴在精神，在于受過體育陶冶的人以其精神維護社會的健康存在和發展?！边@一評述恰如其分地說明費孝通先生對于體育價值的領會和體育精神的透悟。
縱觀費先生一生，他沒有專事體育，但他懷著對體育的熱忱將體育精神貫徹終身。早年的瑤山民族研究之行令其喪失愛妻同時深受重傷，腿部落下頑疾，然而，直至晚年他也保持著對體育的熱愛。譬如，他一直懷揣著球迷的狂熱，即便是90歲的高齡，還“排除眾議半夜起來”看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女足世界杯決賽[5]40。70歲后他自創頗有中國傳統養身特色的“保健操”，每日操練，同時還堅持每天6 000步的鍛煉強度[7]。堅守體育情結并熱衷身體鍛煉令費先生長壽高齡，時刻保守體育積極向上的精神對于費先生的學術生涯和人生歷程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能量和動力，而他關于“sportsmanship”“teamwork”“fair play”的解讀和詮釋令體育精神在中國學界的影響倍增。
2 學科本土化：中國體育社會科學構建的基石
在中國近當代學術史中，學科研究的本土化是個至關重要的話題。學科本土化過程被看作是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進入的一種應對方式，即當中國人從西方人那里學得學科的知識之后，一種深埋內心的對于母文化的感情使其選擇做出了對于這些外來學科進行改革的嘗試[8]。這種嘗試不僅需要一腔熱情和革新的勇氣，更需要足夠的能力和遠見卓識。在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令費孝通承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費孝通在燕京大學求學時的恩師吳文藻先生是社會學中國學派的創始者，也是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的倡導者和堅毅推行者。吳先生的教誨和思想深深地影響費孝通的學術取向。盡管后來他跟隨清華大學俄籍人類學家史祿國鉆研體質人類學，在此之后又負笈英倫拜學于結構功能學派大師馬凌諾夫斯基門下。但是，費先生將所學知識運用于中國本土社會問題研究、以學術報效祖國的初心非但沒有隨海外求知帶來的眼界開闊而動搖，反倒在其“睜眼看世界”后變得更加堅定。
費孝通懷著拳拳報國之心追隨吳文藻先生，旨在“以引進人類學方法來創建中國的社會學為職志”，主張“用西方學術中功能學派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方法來建立符合中國發展需要的社會學。”[5]191為此，他堅決借用西方近代人類學的方法論——實證主義探究中國社會問題。從早期的瑤山民族社會調查，到成名之作《江村經濟》，再到《云南三村》、小城鎮問題研究等。在費孝通的眼中，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等研究不再只是對“他者”的借鑒、引介和模仿，而是通過目光向“本土”的轉移，完成對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吸收、消化和運用。他山之石雖好，卻要用來攻玉才是本意。為此，他主張理論與應用并重，將功能學派的理論運用到本土社會研究的實踐當中，田野調查等實證方法被其純熟地應用在中國的鄉村問題、社區問題、民族問題等研究過程，這些開創性舉措對于中國社會科學成長來說意義非凡。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社會學為代表的中國社會學科恢復重建過程中，費孝通先生更是被認為起到“無人可以替代的歷史作用”[9]。他所提出的社會學建設的“五臟六腑”為當代中國的社會學科建設和人才培育體系繪制了基本框架并規劃了明確路徑。
從學科構建和學術傳承的角度來說，正是有社會學等上位學科理論構建的完成、方法論的確立和研究活動的探索，才會有如今體育社會學、體育人類學、民族傳統體育學等體育社會學科的不斷發展和日趨完善。費孝通先生雖未曾涉足體育社會學、體育人類學等具體研究，可是，體育社會學的恢復工作是緊跟著社會學的重建而進行的[10]。作為一代學人的代表，他“堅持這種本土化的理念和實踐成為后來體育人類學秉承的傳統，推動體育人類學研究走向了本土化的應用之路”[11]。費孝通提倡的以實證主義方法論研究中國問題的見解，顯然早已為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所繼承，并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由他提出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覺”“小城鎮建設”“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等立足本土的學術理論與觀點，同樣已被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認為是重要理念，指導著體育科學本土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突破。
3 文化自覺：中國體育社會科學發展的價值原點
在當前中國人文社科研究領域，“文化自覺”一詞無人不知。這一理念是費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中提出的，它包括多個層面的深刻內涵。首先，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向[12]。同時，文化自覺不存有任何“文化回歸”的含義，不是保守主義固封自守的“文化歸復”。另外，文化自覺也決不是主張全盤“西化”或“他化”，而是強調在“尋根”中找到自信，在“批判”中尋得自知之明，在對自身文化透徹的洞悉后，明晰把握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認準“導向”，在新的時代背景和環境中擁定自信，做好對文化自主地位的選擇。從其內涵的豐富、價值的重大和定位的精準程度來看，它決非費先生當時場合下偶發的“頭腦風暴”，而應該是他數十年間徹悟中西方文化差距，潛心中國社會科學研習，苦思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出路迸發而出的厚重的文化發展理念。因而，“文化自覺”的問世振聾發聵，為是時包括體育學在內的迷茫中的中國學界掌起了一盞明燈。 近代體育是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西方體育文化的舶來對于中國文化并不顯得詩情畫意，與之相反呈現出的是一番不堪回首和無可奈何。因為，近代體育入駐中國的背景實際是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開道后的西方文化強勢入侵。當晚清近乎沉寂的文化氛圍被西方文化打破，傳統中國主靜、重“養”、輕對抗的身體文化形式，與“老大帝國”的迂腐形像一樣，逐漸受到了質疑、反感乃至排斥。而西方體育運動強大的工具性、激烈的競爭性和豐富的趣味性映襯出的是西洋各國國富民強的事實。在強烈的對比之下，人們驚愕、恐慌以致求變。軍隊系統引進洋槍兵操，維新時期思想家喊出“主動”“尚武”“鼓民力”，學校教育承認了體操、游戲，劇變大潮中西方體育成為“西學東漸”中的重要內容之一。盡管文化震驚之后國人開始反思本土文化，20世紀二三十年代思想界、教育界、體育界中暴發曠日持久的“新舊體育”“土洋體育”爭論，并且最終達成“建設民族本位體育”的共識，甚至隨中央國術館的建立還出現全國性以推廣“民族之體育”為主旨的轟轟烈烈的國術推廣行動[13]?？墒?，在理解何為“民族本位體育”以及如何推進的問題上各方分歧較大，而且隨中日之戰暴發難再深入[14]。然而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恰恰成為此后影響中國體育學科發展的諸多因素，甚至是直接致使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缺乏明確的自我定位、文化自信和路徑選擇中陷入傳承與發展的危機。
“文化自覺”理念之所以產生巨大效應，在于其秉承儒家“和而不同”的精髓，回答在全球化時代應該怎樣發展民族文化、怎樣處理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恰可作為取舍體育文化的重要依據[15]。在百年來的中西方體育文化交鋒與碰撞中，我們曾經迷惘、自卑、驚慌失措，以致我們誤讀民族體育的歷史，低估了體育文化的價值，迷亂了體育學科的性質和發展方向。而“文化自覺”的提出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闡述，給中國體育文化的選擇路徑和體育社會學科的發展導向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它提醒我們要自覺完成中國體育文化的“尋根”，從歷史的脈絡中清晰重繪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文脈并重新認識其價值。其次，它呼吁各方要由自覺出發，找回自信，以自信引領自我體育文化的發展。再者，它闡明要在自信的同時保留自知之明，不斷自我完善并能與時俱進，完成“本土化”向“全球化”的拓展。
正如費孝通[2]311所言：“我們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要造成一種好風氣，承認我們中國文化里邊有好東西，當然也不是一切都好，這就需要提煉，把好的提煉出來，應用到現在的實際當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積極交流的過程中，把我們的好東西變成世界性的好東西?！痹隗w育社會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同樣應當深刻理會費先生文化自覺的精髓，并要以此為原點，力求學科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理性對待西方體育文化，正視中華傳統體育文化，確立民族體育發展目標，進而為世界體育文化傳承作出貢獻。
4 志在富民：中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終極向度
費孝通一生親身經歷了中國大地遭逢的幾次社會巨變，親見國家曾經的積貧積弱及此后的起起落落。早期他受姐姐費達生發展蠶桑、實業救國舉措以及老師吳文藻等人學以致用、服務本土思想的影響，關心普通大眾，關注國計民生。此后，他便沿著以實求知、富民強國的道路砥礪前行、畢生求索。解放之前，他就積極參與國內民主運動和社會活動，晚年又全力投身新中國改革開放事務。雖然，其正務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但他不囿于書齋、不陷于故紙，堅持經世濟用，心系百姓生活，努力以學術推動社會進步，用費先生[16]的話說：“我一生有一個主題，就是志在富民。”
正因胸懷這一理想，他深入瑤山測算山民體質數據，細察江村記錄百姓日常生活，走訪云南多地考量群眾經濟收入。他不拘泥于學者身份，執著于實地調查和基層考察，一生28次去吳江，11次到甘肅，5次往廣州，5次跑常州，走遍中國內地除西藏以外的各個省區。他抱著“富國強民”的理想走向自己的本土社會，試圖從對自己人民的觀察中了解中國社會問題，終生在為中國發展尋找切實可行的道路[12]5。在調查和考察中，他洞悉出中國傳統社會“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凝練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特征，診斷出中國農民貧困的根源在于“人多地少”。他牢牢地將實踐與理論緊密聯系，踐行自己所提“出主意，想辦法，做好事，做實事”的方針。他呼吁正視傳統文化和鄉土中國，吶喊“文化自覺”并重視民族文化，提出要以“農工相輔”、發展副業為出路振興鄉村經濟，要將小城鎮研究作為一個“綜合的、長期的科研項目”來推動社會發展[17]。他倡導“把社區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并進行了全面實踐，從單個社區入手，拓展到類型分析”，“又進一步把這種方法擴展到區域層次，形成了他認識中國社會的方法特色?！盵18]回望費孝通的學術研究歷程，始終以“志在富民”為起點，又以其為終點，踏踏實實、勤勤懇懇，不崇洋媚外，不跟風獵奇，將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從繼承學術遺產的角度來看，費孝通追求一生的“志在富民”之理想不應只局限于社會學研究，而是同樣適用于體育社會科學，并且應當成為體育學科建設的方法論和終極向度，指引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方面面。當我們探討社區體育時，遵循費孝通關于社區建設的指導和告誡無疑是一條捷徑。當我們關注體育文化和民族傳統體育時，應將“文化自覺”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當作“必須恪守的文化法則”[19]。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推動體育特色小鎮建設，推進體育產業發展，尋求體育與鄉村振興的耦合時，費先生關于“小城鎮”“城鄉一體化”等方向的實踐與理論同樣是值得信賴的寶貴借鑒。
費孝通心中的富民之“富”，決不僅僅針對于物質生活上的富裕，還包括社會制度的完善、國民精神生活的豐富、群眾身體健康等各個維度。在其所處的時代條件下，他雖熱心體育卻可能還無暇對體育作深入探析。但如今，體育作為社會系統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隨社會發展其承擔的功能和蘊含的價值與日俱增?，F實背景下，我們研究體育、探討體育，認識體育的價值，發揮體育振奮民族精神、推動產業經濟、豐富社會文化、促進全民健康等多層面的功能，讓其成為強國富民的強大動力，這應該是與費孝通“志在富民”的追求正相契合。 費孝通先生作為我國當代極富盛名的學者，他的學術成就影響中國眾多學科的發展與拓展，其中包括體育社會科學領域。費孝通抱著深厚的體育情結從思想者的高度對“sportsmanship”“teamwork”“fair play”等體育精神加以闡釋與解讀，使之為學界所共知。他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做出卓越貢獻，研究成果也為此后中國體育社會學科建構奠定了基石。文化自覺是由費孝通提出的極具影響意義的學術理念，其內涵成為中國體育社會學科的發展需要把控的價值原點。他以“志在富民”為畢生理想，將學術理論與實踐調查密切結合，致力以學術研究推動社會發展，這一學術追求同樣為中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樹立標桿和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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