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蠱文化探源及現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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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苗族作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一員，有著悠久且神秘的歷史。苗族長期以來信奉巫教，崇祖祀魂，而作為其民間信仰外在表現形式的巫蠱術長期浸潤于其日常生活中，不僅對苗族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歷代史志、文人筆記、醫學典籍也中也對之有大量記載，各地民間亦多有傳說。但關于“蠱”究竟為何，又為何在歷代流傳千百年之久，于今天又有何意義，迄今少有關于此的系統研究。本文欲綜合歷史學、藥理學等多個方面的知識，加之歷代記述與實地調查的資料，而對于苗蠱文化進行初步的探討。
關鍵詞：苗族;巫蠱文化;文化反思
蠱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不僅反映出了苗族地區的文化風俗及其特殊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當時的科學、醫學等意識。在本次研究中，筆者們通過梳理苗蠱文化的形成、發展以及演變，了解了當地苗民信蠱的現狀，討論和分析苗族的巫蠱文化，并且與科學、民主、文明的現代化理念與其調試、融合，對巫蠱文化進行一定的探索和反思，從而促進中華民族的更好融合與苗族文化的現代化發展。
本文以文獻為基礎，對蠱的含義、內容及產生發展的原因等方面進行分析討論，現節選文章第三部分關于苗蠱原因的討論以及第四部分對巫蠱文化的探索和反思，敬請同好指正。
一、巫蠱產生、發展的原因
（一）最初產生的原因
原始社會的采集狩獵活動中，對于當時大自然中所存在的動植物的毒性有了初步的認識，對“蠱”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隨著社會的發展，當時的人們有意識地將這些毒素進行簡單的提取加工，運用于日常活動中，從而促進本氏族發展。
另外，當時的自然環境也是導致“蠱”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原始社會時期，人們主要生活在叢林等原始環境中，潮濕悶熱，易滋生蟲子。當時人們的生產力水平低下，加之生存環境惡劣，導致了當時的人們多災多病，其中相當部分由于周圍濕熱的環境以及各種蟲子所引發的疾病加劇了人們的恐慌，再加上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相當有限，由此，人們對當時環境中多見的蟲子發生了“偏差”，進而為后來巫蠱的產生發展奠定了基礎。
?。ǘΑ靶M”的認識偏差越來越大的原因
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水平等各方面不斷發展進步，苗族的巫蠱文化卻在封閉的環境中，沿著封建迷信的道路越走越遠。在這一部分中，筆者將在現有材料的基礎上，對苗族的巫蠱文化的這種發展趨勢進行一個大膽的論述。
首先，從自然地理環境的因素來看，當時苗族所處的生活環境大多是山地地區，氣候十分濕熱，這樣的環境是“蠱”最向往的“溫床”，為蠱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苗族人民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僅極易“感之多病，腹脹成蠱”，且在多蟲的情況下，人們極易感染病毒而成蠱。同時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很容易醞釀出神秘的氛圍，啟發人們的各種幻想，喚起人們的神靈意識，極大推動了苗族蠱文化的形成。
其次，政治方面，苗族等少數民族一直是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的排擠、壓迫的對象，再加上歷代封建王朝對巫蠱文化的打擊，苗族等少數民族及其文化向更加邊緣的方向發展。再者，中央統治政府將苗族驅趕到邊遠地區后，疏于對他們的管理，也并不在意苗族內部巫蠱文化的發展影響，并且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采取不同于漢族的管理方式，進一步推進的苗族地區巫蠱文化的發展。苗族與同地區的其他民族之間的緊張的資源競爭中，為了區分他者的加強本民族內部的凝聚力，也為了解釋現實中種種災難，人們將弱勢群體的女性當作“巫蠱”的“替罪羊”，這可能是當時普遍存在的一種應對危機的“文化模式”。此外，苗族內部缺乏一個遏制蠱術流行傳播的法律機制，促成巫蠱文化的發展。
第三，苗族本身的信仰傳統。苗族的巫蠱文化的產生于當時的靈魂觀念具有密切的關系。當時苗民的原始信仰基礎是“萬物有靈”、“鬼魂不滅”，由此產生了全民族性對蠱的信仰。這就使得苗族的巫蠱文化與漢族等民族相比，具有更加鮮明的原始的神秘色彩，更體現出了苗族“信鬼好巫”的宗教文化特點。
第四，由于苗族的社會生產力在歷史的長河中并沒有得到太大的發展，以至于生存條件惡劣、衛生條件極差、醫療條件簡陋、對外交通不發達等不利因素，再加上苗民的文化水平相對低于漢族人民，對于患病就醫沒有較強的概念，只是在家里有了病人之后請巫婆、鬼師來“驅邪除魔”，或向神靈禱告許愿。
第五，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巫蠱文化或許可以看做是一種調節社會平衡的文化機制。當時被認作是蠱婆的對象大部分都是一定程度在生理、心理或者家庭背景上與大部分人“與眾不同”，于是成為眾人的“眼中釘”，從而需要“被制衡”，以維持社會的穩定和平衡。所以，被認定為蠱婆的人某種意義上促進的巫蠱文化的發展，實際上，他們也是特殊的自然、歷史和文化條件下的犧牲者。
（三）巫蠱文化影響擴大的原因
第一，如上文所說，中原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維持漢族文化的主體地位，以苗族的巫蠱文化為切入點，在漢苗之間用文化和法律樹立起一道無形的心里邊墻，從而應在一種“危機想象”，但這種“危機話語”卻產生了反作用，在漢民族內部同樣也產生了較之前更嚴重的對這種巫蠱文化恐懼心理。再者，漢代的“巫蠱之禍”等政治性事件的爆發進一步將民眾推到了對巫蠱文化的恐懼的最高峰。
第二，文學作品對于各種文化思想的廣泛傳播有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民間的志怪小說中，作者利用語言文字手段添油加醋、顛倒黑白、無中生有，把蠱描繪成專門飼養出來害人的東西，而使巫蠱文化“失真”。而民間眾多讀者在文化水平欠缺的情況下，又帶著獵奇心理、想象及市井流言的傳播，最終導致巫蠱文化“百害而無一利”。
二、對巫蠱文化的探索與反思
?。ㄒ唬╆P于“巫蠱”真實性的討論
根據筆者在搜集資料的過程的發現，在民間傳說中被認定為放蠱者的女子一般分為六類：1.經常吵架的婦女;2.婦女中的弱勢群體，如家族勢力單薄的女性，尤其是寡婦;3.貧弱婦女;4.老蠱婆的兒媳婦或女兒;5.動作另類、舉止不當的婦女;6.美麗動人但性格上有缺陷或者婚姻不遂的較為年輕的女子等。 由此引發了筆者的一個疑惑：在巫蠱故事中，為什么主角永遠都是女性？筆者認為，首先，是因為女性處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文化中，必然處于一個較為弱勢、邊緣的位置。其次，當時苗族內部的醫生“匠嘎”由于自身醫學知識的不足，為了給自己的無能找借口，或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醫術高明，同時博取民眾的信任，以獲取財物，從而有意將某些病癥診斷為“蠱病”，且虛構一些與蠱婆斗法的故事來宣傳自己，由此，“匠嘎”的存在對蠱婆的認定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除此之外，社會輿論的壓制以及“蠱婆”自身的默認、無力為自己辯護等種種因素，都最終促成了女性成為了巫蠱文化的“主角”。
既然這些蠱婆的身份是由于各種“外力”而被強加在女性身上的，那么，我們便不得不對這些被扣上“蠱婆”身份的女性是否真的具有“放蠱”的能力產生懷疑，以及當時的那些被診斷為患有“蠱”的病人是否真的是巫蠱所致？通過一些材料發現，一些“中蠱”患者本身體弱多病，并且從現代醫學的方法來看，當時這些所謂的“蠱病”實際上多是一種長期在氣候濕熱、嵐霧作瘴、毒蟲叢生的環境中容易滋生的肺結核、慢性肝炎和慢性腸炎等病癥。
然而我們也不能就此否認巫蠱的存在，筆者認為，巫蠱文化之所以能傳播開來，必定是有真實事件作為原型，可能最初事件發生的時候并沒有像后來傳說中的那么神秘、玄幻，其所產生的后果也許并沒有太過嚴重，只是因為當時的人們認識水平有限、對苗族的文化也并不是特別了解，在恐懼和好奇的心理狀態下，對最初發生的巫蠱事件進行了“加工”、口口相傳，“加工”的色彩越來越濃烈，從而演變成神秘色彩極濃厚的巫蠱文化。這從中原王朝采取法律措施阻止巫蠱的傳播這一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啟發。當時對巫蠱采取措施的都是國家憲法，中央政府不大可能對于一些子虛烏有的東西特地制定法律嚴加控制。
?。ǘ乃幚韺W角度探究“巫蠱”文化
從“蠱”這個字最初的意思來理解，最原始的含義可能是一種蟲病。在《靈樞·厥病》中：“腸中有蟲瘕及蛟蛕，皆不可取以小針。心腸痛，憹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針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針也?！睆钠渲兴鑼懙陌Y狀來看，與民間相傳的中蠱的癥候相類似，但在此醫書中將這種表征歸類為一種蟲病，而非中蠱，且在《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等醫書中都對這些寄生蟲病等有所記載。筆者認為，對于“蠱”的誤傳，仍然是因為普通民眾在藥理知識方面的缺乏，無錢求醫問藥，只能寄希望于一些巫術等欠缺科學根據的方法，最終由于疾病的加重而對“蠱”的害怕。
在這些記載的蟲病中，其中有一個在近代被發現并且確切命名，即血吸蟲病。長沙馬王堆女尸、湖北張家山男尸，經考古挖掘發現都存在著大量的血吸蟲卵，這應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血吸蟲病在當時長江流域已較為流行。因為當時生產水平、認識水平有限，蠱病臨床表現又極為復雜，確切的病因確是難以完全清楚，所以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人們始終處于無知與恐懼的情緒狀態之下，對該病的感染流行不可避免地離開了對“蠱”為“聚蟲于皿”的認知，從而形成了各類怪異荒唐的說法。但事實上，不論這些說法是如何之詭異，我們始終是有必要以彼時醫學家們的癥候判斷及記載為根據，結合當時民眾的認知水平，還巫蠱文化一個“真相”。
光緒《乾州廳志》中記載：“苗婦能巫蠱殺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則蟲蛇食五體，放于內則食五臟……”而在隋代太醫巢元方等主編的《諸病源候論》中系統總結了隋以前病因、病理、證候學等成就，并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在此書中，就人體寄生蟲類別而言，記錄了主要寄生于腸道的“九蟲”、附于體表叮咬皮膚的昆蟲及隱匿南澗的小蟲等。所以，《乾州廳志》中記載的放于體內體外的“蠱”，實際上可能就只是一些寄生蟲，對人體的危害并沒有涉及巫術的因素。
其實，上文中所提到的“黃谷蠱毒”的集中比較主要的蠱，都有一定的藥理學依據。現代醫學證明，蛇毒是由許多蛋白質、多肽、酶類等其他小分子物質組合而成的混合物。利用現代的醫學技術手段將蛇毒分離成許多種毒素分子，其中有一類分子對哺乳動物的神經系統具有毒性效應，這可能也就是蛇蠱起作用的一個重要原因。蜈蚣在中國古代醫學中作為藥用其實由來已久，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記載蜈蚣辛、溫、有毒，具有鎮驚、熄風的功效。當代中國醫學工作者對蜈蚣的毒素成分進行化學分析，認為其中所含有的兩種類似蜂毒的成分，而蜂毒對中樞神經系統對發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蠱毒都具有這種藥理學依據，如石頭蠱、蔑片蠱等，所以筆者認為，在巫蠱文化中真正發揮作用的可能不是這些毒性，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在“作祟”。
三、結語
綜上，關于“蠱”的真實性以及相關問題，學界仍然存在著爭議。從“蟲病”最終發展到到“巫蠱”，這之中諸多因素發揮著作用。在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關于“蠱”的內容涉及文學、醫學等多個方面，而本文限于篇幅，僅節選文章第三部分關于苗蠱原因以及第四部分對巫蠱文化的探索和反思進行初步的研究。
作者簡介：
蔡予越（1998-），女，漢族，福建廈門人，西北大學本科生，研究方向：歷史。
周歌（1997-），女，漢族，陜西延安人，西北大學本科生，研究方向：歷史。
金旻（1998-），女，漢族，云南昆明人，西北大學本科生，研究方向：歷史。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8年西北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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