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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波蘭語寫作，這就意味著你要接受波蘭歷史賦予的全部復雜的遺產。一個用法語寫作的人，他的寫作有意無意都會帶上諷刺和優雅以及一點詩意，不只成為蒙田與帕斯卡爾的繼承人，也會帶上一些路易十四的特點，或至少是其宮廷的氛圍，俏皮的談吐，兇惡的名句，對道德的關注，以及革命的蠱惑。而用波蘭語寫作的人，其血液和墨水中流淌的則是另外的基因，十八世紀社會體系的崩潰，被分割的不幸，起義失敗的不幸，以及我們的國家長久而戲劇性地存在的脆弱性;以一種也許不夠正直與冷靜的方式，這基因會轉化為一種幻想的怪物，容易成為一個受膜拜的對象（如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對立之歌》一劇中那樣，或類似于一種法國式熱情）和蔑視的對象（如俾斯麥和德國或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所代表的種種）。波蘭像植物般生長于歐洲的想象中，有點像托馬斯 ·曼的小說《死于威尼斯》里可愛的塔齊奧——美麗、纖美、難以理解、天真。或者相反，它常被視為一個落后、骯臟、醉醺醺的國家（例如，在歌德對波蘭旅途的簡略記敘里，它是由克拉科夫中心廣場的一塊牌匾而被紀念的）——這是一個應該盡快被制服的國家。要么美女，要么野獸，沒有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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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語寫作——但是，用什么語言寫作真的那么重要嗎？任何一種語言，只要用得好，難道不是一樣能夠打開通往詩歌的門，向我們揭示世界嗎？寫作的人通常獨坐，面對蠻橫地反盯著他們的空白紙張或黯淡的電腦屏。他們都是孤獨的，如果不計這樣的事實。即他們為他人而寫作，而不是為自己。他們既受益于傳統的鼓舞，又承擔其妨害——那些已逝者聲音的喧嘩;他們試圖深入到未來的年代，現在卻保持沉默。他們想要表達的思想，似乎屬于任何一種語言，他們內在的吼聲像是火、風和水之外的一個元素。
　　作家是孤獨的，表達喜悅或悲傷。他的探索的見證者，既不是護照辦理處，也不是大學的文法專家，只是太陽和死亡——這兩種力量，用拉羅什福科的話說，我們都不能正視。
　　——摘自[波蘭]亞當·扎加耶夫斯基著：《波蘭語寫作》，李以亮譯，《花城》2015年第2期
　　盡管語言這種東西在本質上是與他者共有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會讓千萬人抱有“惟我獨為理解者”之類的感覺，這里既有語言的趣味性，也有它永遠讓人間充滿謎的煩瑣特性。而所謂喜歡讀書的人，正是被這些謎牽著鼻子、無法抗拒解謎魔力而不斷朝向前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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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六七歲那會兒，正趕上始于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戰敗時期。當時，我們都切身體會到了書的珍貴，時至今日，這種戰后時期的情景也還記憶猶新。中學三年級快結束的時候，我和幾個伙伴一起出了一本油印的同人雜志《鬼詞》，作為年長的同仁參與其中的茨木清次先生是個復員兵，這位年輕的國語教師的藏書對我們來說簡直就是一個寶庫。那些在空襲中因消防作業而變得濕漉漉的書，蕩著大大小小的褶子的波痕，被立在四疊半大小的客房四壁旁。我們活像少年偵探團員，小心翼翼地探著險，翻找、借閱。十數年后，我得以寫下《保田與重郎筆記》這篇相當長的評論，其中的一個理由，就在于當時茨木先生的書齋兼寢室中擺放的關于保田先生的那些書。
　　然而，尤為壯觀的，還是占了茨木先生整整一書架的巖波文庫。它們首先是作為漂亮擺設而吸引我（們）的目光的：它紙質上乘、印刷精美、書脊整齊、封皮典雅。家父的藏書中雖然也有巖波文庫，但是數量與茨木先生那間小屋里的文庫本的數量卻不可同日而語。
　　我從中借來《春夫詩鈔》（今為《春夫詩抄》），貪婪地閱讀起來。當時我還不知道佐藤春夫這個人是多么了不起的小說家，但是他的詩卻緊緊抓住了一個少年的心。盡管用詞頗具古風，但其中潛藏著的現代感，卻將詩歌魅力的多樣性淋漓盡致地傳達了出來。為此，我做出了現在無法做到的事情——用偶然弄來的幾十張結實的洋紙，謄寫下《春夫詩鈔》的前半部分，用我獨家炮制的裝訂法穿針引線，做成了一部自家制作的佐藤春夫詩集。我已經記不得沒有謄寫到后一半是因為紙張不足，還是因為考慮到譯詩可以不要?！堆城樵娂窌r代的春夫或許是最好懂的，但是譯詩中諸如羅巴特·布里捷斯的《如果六月來臨》這樣的詩，也是令人愛不釋卷的。可以肯定，這些詩歌的影響，在我中學時代那些拙劣的詩作中也多少留下了一些痕跡。
　　當時，我曾否想過真正讀懂了佐藤春夫詩作的人只有我自己？沒有。我那時不過是驚蟄時分剛剛爬出地表的小蟲，詩歌文學的世界，還只是令人炫目的遼闊而廣漠的世界。
　　——摘自[日本]大岡信著：《成不了讀書家·讀書人的讀書論》，田原譯，《世界文學》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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