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的合法性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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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區域高等教育”作為本體的存在究竟是不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問的是區域高等教育僅僅是指地理位置意義上的高等教育,還是真正在功能上與區域經濟社會文化互動發展的高等教育服務社會的現實表達。對事物“合法性”的考量,必須兼顧價值層面上的“應然”狀態和功利層面上的“實然”狀態。區域高等教育“合法性”其實是對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的“政治論”哲學的生動敘事。區域高等教育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包括大學必須走出“文化滯后”陷阱,與政府、社會三方關系更具建設性;大學的“區域意識”是區域高等教育產生的前提;差異性是區域高等教育的生命力;區域高等教育的存續必需一個權威性、自律性的中介組織;軟實力是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要素;高校知識生產模式的轉變是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的動力。
關鍵詞:高等教育;區域高等教育;大學;合法性;知識生產模式
中圖分類號:G6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9)03-0103-06
收稿日期:2019-03-10
“區域高等教育”作為本體的存在,究竟是不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換一句話說,區域高等教育僅僅是指地理位置意義上的高等教育,還是真正在功能上與區域經濟社會文化互動發展的高等教育服務社會的現實表達?高等教育“合法性”(Legitimacy)的疑問,究其本質來說,就是關于高等教育為什么而存在問題的考量。這個問題,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困擾著學界。換言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一直存疑。因此,區域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審查,既是對高等教育合法性的一般性在“空間”上的延續,同時也是對“區域”高等教育合法性之“特殊性”的梳理與檢視。
一、高等教育“合法性”的追溯
“合法性”問題原本屬于政治哲學的范疇,包含“正當性”和“證成性”兩個維度[1]。德國學者韋伯是合法性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批判了理性建構主義的“合法性”過分關切“應然”狀態,認為“合法性”對價值追問應該遮蔽,因為“價值”發端于人的主觀情感,與“合法性”所追求的“事實存在”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系?!昂戏ㄐ浴睉撌菍Α艾F實的差異進行闡釋”[2],從功利的經驗主義場域出發,審視事物的“實然”狀態。哈貝馬斯融合了理性建構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論調,認為理性建構主義價值上的“有效性”(正當性)與經驗主義的“事實性”(證成性)是一體兩面,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3]。概言之,對事物“合法性”的考量,必須兼顧價值層面上的“應然”狀態和功利層面上的“實然”狀態。
關于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問題,不僅僅只是存在于人們對于高等教育作為一門學科的省思,它同樣是對高等教育本體存在的“有效性”與“事實性”的持續追問。從中世紀的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創辦伊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討論就一直存在。中世紀的博洛尼亞是意大利北部聯系歐洲大陸的一個樞紐,冠絕一時的羅馬法和優越的地理位置成了博洛尼亞吸引大批的外籍學生,并建立大學的合法性基礎;而在巴黎,經院哲學的創始人以及傳授雄辯術和邏輯學“令人興奮的老師”阿伯拉爾的存在,聚集了大量遠道而來的追慕者。此后,為了同圣母院教士爭奪合法的知識傳播權,有關“合法性”纏斗一直延續?!昂戏ㄐ浴眴栴}大概是貫穿大學發展歷史過程的根本性命題,也正是因為對這一根本性命題的追問與不懈審思,大學在不斷回答高等教育“何以可能”、“何以必要”的生存命題時,得以不斷調整自己的理想、職能和功用,并保持與時勢發展的高度契合,才會時至今天,大學綿延千年依舊保持旺盛生命力。
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是指一個社會中的高等教育機構如何獲得社會合法的地位,如何得到政府與社會的認可[4]。中世紀的大學為滿足社會對“傳教士”和統治階層人才的需求,徜徉在中世紀故弄玄虛的經院式哲學以及對宗教的虔誠之中,合法性囿于“象牙塔”的“閨閣”里;歐洲文藝復興后,大學開始為自由教育服務,把自己的合法性依附在“博雅教育”的人文氤氳里;洪堡的柏林大學讓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同時寄生于知識的傳承與發現上;美國的“西進運動”催生的“贈地學院”確立了大學服務社會的存在哲學。高等教育作為“后發外生型”科學,其合法性一直植根于社會需求和時勢變遷之中,有一個不斷發展豐富的進程。按照布魯貝克的話說,大學“合法性”存在的依據就是“認識論哲學”和“政治論哲學”。在20世紀,人們對大學的需要已經僅次于政府,希望大學成為“社會的主要服務者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工具”[5]。大學在現代社會里,確實已經成長為人們美好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即便如此,大學也不應該把自己視同“全能戰士”,與社會“零距離接觸”,而只能像德雷克·博克所言,保持一種 “不即不離”的關系[6]。
二、區域高等教育“合法性”觀照
如今,大學的規模、價值取向、社會角色等都呈現出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是歷史和地理的產物。事實上,每一所中世紀大學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歸結為大學建立的時間、大學建立的條件、大學所在的城鎮和地區的社會和政治環境”[7]。區域高等教育“合法性”其實是對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的“政治論”哲學的生動敘事。阿什比研究得出,自19世紀自然科學走進大學殿堂之后,大學便開始了自身的變革,英、法、德等國家的大學即使保有共同理想,但是它們也根據所處社會環境調整了自己的模式,形成了各自鮮明的民族特色[8]。如果我們把“大學自治”視作高等教育“認識論”哲學的核心要義的話,那么,一直以來社會公眾對高等教育自治的態度,就像布魯貝克所說的“月亮的盈虧”一般不斷變化著。這種變化不僅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或者區域特征(包括民族的傳承、地理的性狀)。高等教育“政治論”哲學作為高等教育存續的“合法性”依憑和根基的一個重要方面,很自然也成為區域高等教育發生與發展的理論基礎。
首先,區域高等教育“合法性”觀照從理論邏輯層面上看,多元現代性和高等教育生態學理論是其存在的基礎。學者樸雪濤提出,多元現代性理論核心觀點是反對西方文化中心、反對同質化以及文化霸權和話語暴力,而阿什比高等教育生態學理論強調的是,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和環境雙重作用的產物[9]。高等教育從它賴以生存的社會和文化中汲取源源不斷的滋養,每一個國家即使在同一個時期,在諸如大學自治、學術權力等大學某些特質上的追求也不盡相同。弗萊克斯納在《現代大學論》序言中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大學……大學是民族靈魂的反映,期望大學只適應一種單一的模式是很荒謬的?!盵10]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時代高等教育也會再次在“合法性”上尋求新的契合點。新中國建國之初,時任教育部的馬敘倫就批評說,舊式教育“是舊政治舊經濟的一種反映,是舊政治舊經濟借以持續的一種工具”[11],新中國當然需要“新教育”,它既不能是“舊教育”的延續,也不能是翻版別人的制度和模式框架,而應該走出舊式文化以及異域文化和制度的場域。 其次,區域高等教育“合法性”觀照從實踐邏輯層面上看,高等教育服務于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也為自己煥發了生命力、贏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與此同時,區域經濟社會的狀態也是高等教育“區域”合法性的物質基礎。從“區域高等教育”的內涵來看,它首先應該是一個地理概念。由于區域自然、歷史等方面的“元”因素及其派生出來的社會、經濟等“次生”因素的影響,高等教育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地理“區域”特征。比如,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等等。這種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區域不均衡性經過不斷的社會自然演進,特別是在追求共性發展的精英高等教育時代,被社會選擇得區域性越來越突出:“東強西弱”的分布格局十分明顯,“國”字號大學和“雙一流”建設重心集中在東部地區。
事實上,“區域高等教育”更是一個文化概念。從“文化”層面上去探討“區域高等教育”可以從更深層面推動高等教育的區域發展,是“弱勢”區域高等教育擺脫傳統依附性發展路徑的有效方式。否則,僅僅從“地域”的地理區間考慮高等教育“區域”性,其意義將大打折扣。董云川教授認為,只是從區域的地理屬性上去看待區域高等教育,是一個“偽命題”[12]。他從“西部高等教育”來闡釋“區域高等教育”這個概念,認為有“形式”和“功能”二元存在。區域高等教育的“形式”意旨與本文所說的“地理”概念殊途同歸,這個意義上的“區域高等教育”本體似乎是真實存在著的,但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沒有實質性意義。值得關注的是,把“區域高等教育”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加以審思,在“功能”上去發掘高等教育與所在區域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等發展的互動狀態,在區域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從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引領與傳承上真正支撐區域的發展,滋長高等教育的“區域”意識,這應該才是“區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本體面目,是實質意蘊之所在。
三、區域高等教育存在與發展的基礎
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相互融合、密不可分,區域高等教育的發展很顯然也應與區域經濟社會相互協調,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案叩冉逃l展過分超前或滯后都非善事,只有高等教育保持適度超前的發展方略才會比較有益于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盵13]如何保障“經濟社會”與“高等教育”之間發展的“健康”協調,是“區域高等教育”存在和發展必須面對的課題。20世紀末,隨著全球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客觀上需要高等教育與所在區域融合互動,世界上眾多國家的大學通過服務地方,支持社會不斷取得區域財力、物力的支持,進而彌補政府日益降低的財政性撥款,區域高等教育的話題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1997年,英國政府繼1963年頒布的《羅賓斯報告》之后,再次頒行一份綜合性高等教育政策性文件,即《學習社會中的高等教育》。該文件不僅專門用一個章節“高等教育的地方和區域角色”描述高等教育的區域發展問題,還列出了一份“高等教育與區域”的支持性報告。盡管,“地球村”似的現代生活催生高等教育在國家乃至全球角色都在發生重要變化,但無論是區域社會,還是高等教育自身都日益期待著“充分發揮各區域高等教育比較優勢,區域間聯動發展、相互協同、共同進步的區域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態勢”[14]。
那么,區域高等教育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是什么呢?
(一)大學必須走出“文化滯后”陷阱,與政府、社會三方關系更具建設性
普林斯頓大學一位教授在與《失去靈魂的卓越》的作者、哈佛大學的劉易斯對話中說道:“你班上最成功的學生是一名輟學者”,言下之意,大學的教育正在與學生未來的發展背道而馳。其原因可能很大程度取決于大學校園里的“文化滯后(culture lag)”現象。奧格本(Ogburn,W. F.)在《社會變遷》中對“文化滯后”給出了這樣的定義:社會變遷過程中,物質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大多數時候要先于制度觀念變化,這種文化遲延現象所造成的文化“墮距”就是“文化滯后”[15]。今天,大學校園的“文化滯后”是對社會變革的疏離和對社會需求的罔顧,執念大學的“象牙塔”情結,固守著培養自然人使命,不屑培養“機器人”的時代命題。大學應走出“香帷閨閣”,在與區域社會充分互動中,彰顯自身價值。但是,“文化滯后”有時候讓人讀不懂今天的大學,“高等教育內部人士每提到州政府都會產生負面印象……除了提供無條件的資助外,任何政府力量的介入對于合法的院校來說,最終都是一種破壞”[16](P166),這種完全對立大學與政府、社會關系的觀念已經非常不能契合大學未來的發展,反而是對大學“合法性”的戕殺。一所大學要真正發揮其對于現實經濟社會的價值和意義,就必須重新審視自己,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就像弗蘭克·紐曼(Frank Newman)所言,大學“真正的需要不是為了得到更多的自治,而是為了使大學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更具有建設性”[16](P152)。
政府、社會與大學的關系應該逐步遠離“文件治理”和“項目治理”的模式,通過政策引導、信息咨詢、評估評價、撥款問責等與大學形成互動多贏的關系網絡。大學應在與社會、政府互動中提升自己的“附加值”,親近區域,創建學習社區(Learning Communities),不再夢想專業教育能為一個職業提供足夠的知識,而學生對大學的期待越來越聚合到“及時式教育”(Just in time Education)[17]。因此,每一個社區未來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需要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也越來越走進社區,走近民眾,走向“平民化”。在區域高等教育這種“建設性”的關系中,政府不能缺席,必須履行統籌協調的作用;社會不能退場,也要擔當推波助瀾的角色。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2016年發布的重要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中強調的一樣,教育是一種全社會的“共同利益”,而不拘泥于“公共利益”,政府、大學、社會在“共同利益”理念支撐下,更能彰顯了責任與使命,更具有超越性和包容性[18]。
?。ǘ┐髮W的“區域意識”是區域高等教育產生的前提 關于“區域高等教育”,在我國目前討論比較多的大概就是“西部高等教育”了。然而,王洪才認為“西部高等教育”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19],董云川也覺得“西部高等教育”真偽難辨[20]。學者們之所以對這一概念在現實中的“實存”表示懷疑,究其本質是科學的求真精神使然。某個區域內的高等教育只要有大學或者類似大學的高等教育實體存在,那么這個區域的高等教育就實質上存在著。但是,這只是地理區間意義上的高等教育,而“區域高等教育”這一概念無論是國際上的,還是國內學者所指絕對不止于這個層面上的內涵,其更具價值的應該是與區域社會、經濟、文化密切相關的高等教育。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域高等教育”必須是區域內的高校在各自的辦學定位、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上都表現出鮮明的“地域性”和“適需性”,這就是所謂的高等教育的“區域意識”。換言之,即使某所大學校址位列某個區域內,但在其功能定位和服務面向上毫無“區域意識”,它辦得再好,也不能稱為是“區域高等教育”的一部分。2017年,教育部公布的“雙一流”名單中,我們粗略統計其中一流大學42所,一流學科95所的464個學科點(如果排除傳統意義上的優勢學科不提),不難發現,真正具有西部“區域意識”的大學的“區域”性學科并不多,只有像西藏大學的生態學、蘭州大學的草學與大氣科學、云南大學的民族學與生態學、貴州大學的植物保護等才是真正融入地方,體現區域特色的區域性學科。但是,必須強調的是,現代大學的“區域意識”是大學辦學活力的源泉,更是區域高等教育“實體”存在的根基與前提。
?。ㄈ┎町愋允菂^域高等教育的生命力
就大學個體來說,區域性的特色學科發展遠不是區域高等教育的全部,它需要區域內高校走出“象牙塔”,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引擎與“動力站”,成為區域人才母機。20世紀90年代,全美一批新型的大學選擇了與本州內著名學府完全不同的“相互作用戰略”(Interactive strategy),與區域內政府和企業相互融合,為區域服務,發起了“他者中心”(others centered)的“相互作用大學運動”,大學直接成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動能。與此同時,區域大學還必須為區域社會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支撐。據統計,加拿大高校1974~1975年度全日制在校生約34.7萬人,非全日制學生卻有38.4萬人[21]。而我國教育部《2017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普通本??圃谛I? 753.59萬人,成人教育在校生只有544.14萬人,不足1/5。應該說,全日制在校生源具有較大的跨區域性,而成人教育的學生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越來越凸顯其社會服務職能,其中人才培養是服務區域最直接的因素。
然而,作為整體意義上的“區域高等教育”僅僅在各自為伍的人才培養上強調對區域的“適需性”,只會導致區域內高等學校的無序競爭。也就是說,每一個高等學校個體之間的“差異性”和區域內各個地區之間的異質性是區域高等教育“生命力”的源泉。20世紀中葉,美國南部各個州的高等教育發展還比較落后,難以滿足區域的經濟社會需求,毛入學率還不到19%。而因為生源和財力兩方面因素的制約,各州都沒有能力擴張高等教育規模,于是專門成立“南部地區教育委員會”[22],統籌南部各州的生源、專業設置,讓有限財力發揮最大的人才培養效率。在世紀之交的韓國,少子化因素促使其改造同質化的區域高等教育資源,實行人才培養上的分工與協作,高等學校紛紛采取差異化發展策略。
?。ㄋ模﹨^域高等教育的存續必需一個權威性、自律性的中介組織
21世紀初期,我國新建本科院校快速增長。為了提升自身競爭力,不少地理位置相近,或者行政區劃同屬的新建本科院校建立聯盟、抱團發展(如安徽的“行知聯盟”、“長三角應用型大學聯盟”等),成為區域高等教育的重要標志性符號。然而,由于組織結構松散,缺少支撐經費等原因,這類聯盟基本名存實亡。反觀全球發達國家的區域高等教育,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沒有一個能夠協調政府、大學、市場的權威的、相對獨立的中介組織,區域聯盟是難以發揮作用的。
英國區域高等教育治理是由各種相對獨立的“委員會”承擔的,這些“委員會”的職責就是協調區域內大學與政府、社會之間的關系[23]。美國區域高等教育聯盟目標取向是多元的,這些“多目的”(multi-purpose)聯盟共同遵循的三條“鐵律”,即聯盟有獨立預算、地緣的鄰近性與成員學校構成的異質化[24]。澳大利亞則是通過建立“區域研究中心(Regional Study Hubs)”這一有固定財力支持的社區機構來協調區域與大學的關系。這些穩定的、運轉有效的高等教育區域協調機構,與大學和地方聯系緊密,起到了很好的中介作用。
?。ㄎ澹┸泴嵙κ菂^域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要素
高等教育的軟實力包括了高等教育的吸引力、競爭力和影響力[25]。在回答區域高等教育如何具備吸引力、怎樣體現競爭力、怎么產生影響力的問題時,實質上就面對了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要素。區域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取決于區域高等教育的文化、價值和制度等載體的魅力和吸附性,缺少被選擇的文化、價值和制度優勢,也就無從談吸引力;競爭力具有強烈的比較性,比較優勢是它所蘊含的相對性指標,是競爭力的支點;影響力與吸引力、競爭力是“表—里”關系,表達著區域高等教育的區域認同、權威和稀缺。區域高等教育的軟實力自然是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社會的適應能力、錯位發展的競爭能力(而非硬實力)和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力。
?。└咝VR生產模式的轉變是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的動力
眾所周知,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通常是指單學科研究的牛頓模式?,F代大學在知識生產模式上不再固著在傳統的模式上,以問題為導向,在學科場域中跨界互聯、協同創新逐步成為高等學校不可或缺的知識生產路徑。英國學者吉本斯(Michael Gibbons)將后一種模式稱為“知識生產模式Ⅱ”。大學的知識生產由傳統的單一學科模式轉變為傳統的單一學科模式與“知識生產模式Ⅱ”共存,預示著大學“推倒了圍墻”,和社會相互融入,與區域彼此互動。這不僅是高校自身對新環境順應性的改變,也是政府、社會對高校的政策調整所致。 一方面,現實社會對高等教育各種類型的服務需求正在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大學為獲取更多的辦學資源,不得不對自己的角色定位與職能進行務實的、必須的調整,以取得更大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美國學者斯特勞和萊斯科在《學術資本主義》中談到,“隨著高等教育中非限制性經費的壓縮,國家體制中的院校將改變尋求資源的模式以爭取新的、取決于競爭的經費。為了對新的機會作出回應,院校不得不從基礎研究轉向更具應用性的科學技術研究”[26]。可見,大學已經不可能再“閑庭信步”,必須面對知識經濟社會的現實,擔當起“服務供應商”、“知識和專業能力的經紀商”(brokers of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的角色[27],為社會提供眾多互不相同的服務,以爭取社會的更大認同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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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黃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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