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邁向普及化的幾個共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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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教育部頒布的《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8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到3 833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8.1%。當我們談論我國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時，“未來已來”;當我們討論高等教育普及化將至的可能性時，“將至已至”。依照馬丁·特羅提出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劃分標準，我國距離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僅一步之遙，指日可待。
　　自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至今，接受高等教育服務已不再是過去少數社會精英集團獨享的特權。展望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未來，高校辦學主體的多元化、學生組成的多樣化、學生跨境流動的常態化、學習方式的智能化、招生壓力的凸顯化、學校治理主體的開放化……，這些在高等教育精英化、大眾化階段無法想象的情景和矛盾，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都將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主要矛盾正從過去“滿足于能上大學”向“渴望能上理想中的大學”轉變;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其它諸多矛盾既有國際上高等教育發達國家和地區所曾遇到過的共性問題，更多的則是集中反映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國情實際所特有的個性化問題。站在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轉換節點上，亟需高等教育研究者科學、客觀、準確地預測未來高等教育發展趨勢，進而推動高校和各級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門做出有效應對。
　　從國際經驗來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向普及化轉變過程中會遇到一系列共性問題和現象。
　　第一，學生的年齡、性別、國籍、膚色、乃至是否結婚生子等學生的結構組成特征將發生顯著變化，不僅會有年齡段的迥然差異，祖孫三代同堂學習也絕非少見。隨著終身學習觀念的漸入人心，越來越多未能進入大學校園學習的民眾，在具備了閑暇時間、精力和財力之后，選擇到大學接受教育服務必將成為一種社會趨勢。這對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及整個國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升大有裨益，實屬樂見其成的現象。不過，與此同時，隨著“少子化”時代的到來，未來學校的新生入學計劃完成率和在校生規模以及中途退學率、最終獲得學位的學生比率等指標將影響乃至決定學校的生死存亡，高校如若經營不善，“關門歇業”或將成為一種尋?，F象。與此同時，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質量的保障提升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再加上以“留學中國（Study in China）”為標志的高等教育深化對外開放，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將日漸提高，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將會選擇到中國高校學習深造，大學校園乃至課堂上學生結構都將發生顯著變化，各種膚色和操著不同國家語言的留學生占比將越來越高。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高校學生事務服務理念和模式亟需做出相應調整和應對。
　　第二，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學生的學習方式以及教師的教學方式都將發生深刻變化，學習內容將更加注重知識媒介載體的信息化、可視化、可穿戴化，自主學習、深度學習和泛在學習、模塊化學習將成為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主流學習方式，甚至利用腦神經科學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植入式學習也并非遙不可及。對于大學教師群體而言，他們不僅要承受傳統意義上的教學方式帶來的身心壓力，而且還將面臨對于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沖擊和挑戰。當然，教師在教書過程中的育人功能短時期內依舊無法被取代，但未來的發展變化速度和趨勢不可預料，他們必須提前做好知識能力和技術技能儲備。
　　第三，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校的內部治理結構更加明晰，治理主體間的權力制約和均衡關系將越發明朗;高校與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間的關系也將由目前的接受和服從管理以及行政命令要求乃至硬性干涉等關系結構，向著以“平等、規范、自律和責權合一”為代表特征的“共享、分治、共治、善治”階段轉變。目前已開始進入公眾視野范圍內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將成為規范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干涉高等教育正常發展的“緊箍咒”和“紅線”，責權利主體間的關系劃分將更多地依賴于制度和法律，而非過去那種簡單的“人治”和行政指令。與此同時，作為高校內部治理主體角色的行政權力代表的校長、政治權力代表的黨委、學術權力代表的學術委員會以及權力監督和權益保障機構代表的教代會、學代會和工代會的功能和權限將會有更大的提升，或者是這些機構權限范圍在現代大學制度和大學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背景下將有望逐步實現本然回歸。可以預見，高校掌門人校長的遴選方式將會逐漸突破目前的“上級行政機關任命制”這一單一模式，大學校長群體的標配畫像不再是由“兩院院士”或類似“國字號人才”這種學而優則仕的“學術掛帥型”單一面孔，更多熟悉學校情況和高等教育辦學規律、洞悉國際高等教育發展動向、具有豐富社會資源以及綜合能力強、并且熟悉教育組織行為領導藝術的“專業化的教育家”校長群體將走向前臺。
　　第四，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大學將更加側重和回歸人才培養的本然功能，學校辦學方向和發展戰略定位的決策過程將更加開放、透明。高等教育領域的供給側改革的趨勢，就是人才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在關注社會用人單位需求導向的同時，也將更加強調受教育者群體的個性化內在需求。不同類型和層次的院校將會有更加理性的自我定位，譬如，研究高深學問、引領和推動社會發展將依然是一流高校的辦學使命和愿景;而旨在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普通勞動者的院校定位將更加務實，不再一味地追求學校升格和申報碩士或博士學位點，主動撤銷一些專業或者裁撤一些辦學效益不佳的學科將成為常態，積極適應或者主動服務社會經濟發展，以更好地提供能滿足受教育者個性化發展需求的知識結構必將成為這些院校最真實、最理性的辦學方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作為高校發展脊梁和支柱的學科建設模式，也必然會迎來煥然一新的局面。學科建設將摒棄目前依賴NSC（Nature， Science， Cell）或者SCI、SSCI論文數量而人為“造山填?！钡膶W科發展和績效評估方式，逐漸擺脫照搬各種學科評估結果來作出存廢取舍的模式，目前高校學科建設過程中凸顯出來的由校領導和學科管理部門靠查“ESI學科數量和排名”來設計高峰學科、高原學科等學科布局的局面。相反，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辦學逐漸回歸高等教育內在應然規律，將更加注重遵照學科內在的發展邏輯，日趨回歸和遵從學科生態系統內在規律。
　　總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進入普及化階段，并非簡單地是高等教育適齡入學人口比例在數字上的變化，而且是包括校長以及行政職員、一線教師、學生、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乃至普通社會民眾等在內的高校內外部利益相關者集團的整體變化，是社會國民經濟發展需求對于高校提出的要求發生的變化，甚至是高校自身在協調和合理均衡制約內部治理結構中權利主體間的關系發生的深刻變化。從世界范圍來看，高等教育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值得批判地加以借鑒，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密切結合我國高等教育實際，立足我國的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需求特點，立足中國大地，回歸高等教育發展“育人為本”、引領社會發展的本然定位和應然狀態，順利實現中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進入普及化階段的合理、穩定和高質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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