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結構性變動、區域創新與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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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人口老齡化問題導致人口結構失衡，并對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產生了一定影響。人口結構變動一方面會導致政府加大對福利支出的投入，減緩經濟轉型進程，另一方面老齡化人口也會帶來明顯的“銀發經濟”，提升服務業市場需求，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本文基于區域創新視角，使用空間滯后模型分析了2002-2017年我國大陸除西藏外的30個省級地區面板數據。實證結果證明，從全國、東部和西部經濟區來看，人口結構失衡與經濟結構升級存在明顯負相關性;從中部經濟區來看，人口結構失衡產生了較強的“銀發經濟”特征，促進了第三產業增長和總體經濟結構升級。而區域創新則存在較強杠桿效應，能夠有效減緩人口結構失衡對經濟結構轉型的負面影響，但這一效應在中部并不顯著。
　　關鍵詞：人口結構   老齡化趨勢   區域創新   經濟結構轉型
　　引言
　　隨著我國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未來20年的人口結構重心將逐漸向高年齡人口偏移，形成失衡人口結構。大量研究表明，老齡化人口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低迷，消耗大量福利性支出，減緩產業結構轉型速度，對我國總體經濟結構轉型造成不利影響。但也有研究認為，老齡化人口并非累贅，由于我國居民保守的消費策略和偏好儲蓄的投資策略，人口老齡化會使服務業、旅游業及醫療行業得到較大發展，形成規模化的“銀發經濟”，促進我國第三產業大幅增長，有助于產業結構完成轉型。桌乘風和鄧峰（2018）的研究中還提出，區域創新是緊密關聯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重要因素，并且可以直接從高素質人口的比例中得到體現?；谶@一思路，本文考察了人口結構性變動、區域創新和經濟結構轉型之間的關系，并進行實證分析。
　　相關文獻綜述
　　孫雨露等（2018）從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變動的角度描述了我國經濟結構轉型中的主要問題：一方面，制約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核心問題在人口，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和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導致我國不得不改善產業結構以推動經濟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我國就業結構逐漸失衡，導致摩擦性失業的產生，不僅浪費了勞動力資源，還限制了產業發展潛力。王先菊（2016）則從健康養老服務的發展重構了上述問題，認為我國人口結構失衡也能夠帶來相當規模的經濟效益，人口結構失衡能夠幫助產業結構回歸更合理的狀態。李豫新和程謝君（2017）的研究認為，“銀發經濟”主要表現在老齡化人口對醫療健康、旅行服務等產業的需求，能夠促進消費經濟增長，進而幫助我國實現消費結構優化，并對經濟結構產生有利影響。上述兩種角度在理論層面均具備合理性，但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明顯遺漏了某些重點要素，因而導致研究結論的分歧。周陽敏和張貝貝（2016）將創新要素納入人口結構與經濟轉型的研究，認為區域創新的核心是勞動力素質所導致的，高水平勞動力帶來了更強創造性，進而通過區域創新提升了第三產業發展水平。綜合上述研究結論，本文認為創新要素緊密關系了人口結構變動和經濟結構轉型要素，并就這三個變量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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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人口結構變動、區域創新與經濟結構之間存在明顯滯后影響，且本文主要是考察區域創新在人口變動和經濟結構變動之間的杠桿效應。在本文的預估計中，計算了空間滯后模型與空間誤差模型間的拉格朗日乘數及其穩健形式，LM-lag系數相對于LM-err系數更加顯著，因此本文選取空間滯后模型作為研究模型，其表達式為：
　　人口結構性變動指標。根據桌乘風（2018）的研究預測，我國人口結構逐漸失衡，社會整體將于2030年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結構具有雙向經濟效應：一方面，老年人口的擴大會導致我國福利性支出不斷上升，退休人口還會導致人力資本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大量老年人口會推動我國服務業市場的擴大，進而提高第三產業發展水平，有助于整體經濟結構優化?；谏鲜隹紤]，本文采用60歲以上人口數在總人口占比反映我國人口結構水平，當這一數值增大時，表明我國人口結構趨向于老齡化。2002年，我國東部人口結構已經出現了一定偏移，平均人口結構指數達到0.1621以上的省份僅有3個，中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區人口結構的不同層級之間相對比較均衡。但到2017年時，整體情況已經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不同，結構指數達到0.1621以上的地區已經達到11個，四川平均人口結構已經突破了0.1911，人口結構指數較高的區域集中在沿海和東南地區，與此對應的是，沿海和西南地區服務業發展增速也常年處于前列。
　　區域創新水平指標。以往研究在衡量區域創新水平時，大多數采用專利作為技術信息的表征物，丁軍等（2016）認為，直接采用專利數量衡量區域創新水平存在一定問題，由于專利性質的不同，所蘊含的技術含量也不一致。該研究認為，應該把專利數量細化為發明專利、實用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三種，對三種專利分別賦予0.5、0.3和0.2的權重進行加權平均，進而計算出區域內實際創新水平，本文采用這種方法作為衡量區域創新水平指標。
　　控制變量。根據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本文還選取了以下控制變量：國內生產總值、城市化水平、技術進步、對外開放程度和政府干預力度。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區域內經濟基礎水平的象征，在不同經濟基礎上進行經濟結構轉型，會存在不同阻力，考慮這一因素，能夠平衡區域經濟基礎所產生的影響;城鎮化水平所產生的人口集聚效應很大程度上導致人口結構變動速度不均勻;產業技術進步幅度的不同，會在較大程度上影響經濟結構轉變方向;地區內對外開放程度，不僅直接決定了區域進出口水平，還影響產業結構布局和演進方向;同時，政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干預，也會導致產業機構的調整。這些控制變量分別反映了經濟結構轉變中的某些特征，便于觀察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
　　實證過程與結果分析
　　本文計算時期為2002-2017年，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市場化進程報告》、國家地理信息系統網站、國家統計局及萬德數據庫，本文所需變量如表1所示。 　　表1中代理變量在實際計算進行了不同處理，例如GDP變量是根據基期（2002）進行平滑處理，構成區域創新指數的專利數合成中，采用了無量綱化處理，所有變量均取對數以解決內生性問題。由于西藏數據缺失較為嚴重，本文的研究區域是除西藏外中國大陸的30個省級行政單位，并進一步分為東部（12個省份）、中部（9個省份）和西部（9個省份）經濟區域。
　　對系數進行估計時，由于采用的是空間自回歸模型，需要消除模型內生性問題，本文首先對各個經濟區域內變量間關系進行檢測，檢測過程采用Hausman檢驗，拒絕了隨機效應，由于主效應模型中的拉格朗日支持空間滯后效應的方法，本文采用公式（1）、（2）所表達的空間滯后模型對變量關系進行檢測，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在人口結構對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全國范圍內的空間自相關系數ρ為負數，說明在區域經濟結構轉型中，出現了明顯的逆人口轉換空間效果，以中部、西部為代表的區域嘗試控制人口空間流動，以推動本地經濟增長，需要指出的是，投入R&D研發的高素質勞動力是區域創新的重要因素，這些地區通過阻止創新型人才流動，以推動本地經濟結構轉變。對應到實際情況中，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區位優勢，東部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量和吸引力更加充分，造成中西部人才流失嚴重，進而幫助東部經濟結構升級（東部的空間自相關系數ρ為正數），中西部高素質人才缺位導致人口結構問題被進一步放大，導致整體產業創新乏力，難以對經濟結構進行有效調整。而東部的人才流動帶來了較高溢出效應，提升了產業創新和經濟活力。表2結果證明，我國人口結構失衡對經濟結構升級產生了較強負相關作用，區域創新能夠減緩這一負相關性。同時由于產業基礎所產生的空間異質性，在中部地區這一結論并不成立。
　　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建立人口結構變動、區域創新和經濟結構轉型三個指標間的實證分析模型，研究了人口變動對我國經濟結構影響的空間異質性，并充分發掘了區域創新的杠桿效應。可以看到，隨著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結構走入非均衡狀況，全國經濟結構轉型都遭遇明顯阻礙，人口老齡化導致這些地區的勞動力資本水平不斷下降，而東部地區在系數上雖然表現為負數，但并不具備10%區間以內的顯著性，說明這一阻礙效果在統計學中并不明顯。與上述情況相異的是，中部地區人口結構失衡對經濟結構優化表現出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兩者間存在顯著正向關系，這一結果與李翔等（2018）研究中的結論一致，即中部地區存在明顯的“銀發經濟”：首先，中部地區高年齡人口增多時，由于中部人力資本儲備較高，且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偏重于第一、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導致新生勞動力普遍存在摩擦性失業情況，人口結構變動反而為新生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工作崗位;其次，因為老年人對服務質量需求的提高，使得中部地區服務業得到了極大發展，在中部產生了明顯的經濟結構升級。
　　除此之外，研究還說明區域創新在人口結構變動和經濟結構變動時所產生的杠桿效應。從實證結果來看，區域創新對結構變動的負面效果起到了較好抑制效果，本文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技術創新帶來的勞動力水平上升一定程度上能夠替代勞動力人口的下滑，同時會幫助產業從勞動力密集型模式向技術密集型模式過渡，對人口數量要求下降的同時促進了人口質量發揮作用，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有效幫助企業結構變化;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人力資本水平的上升，區域創新的不斷上升能夠幫助信息、教育、金融等高附加值產業的資本增值，而人口結構轉變并不會對地區創新產生削弱作用，從而能夠扭轉人口結構性變動所導致的不利后果。對于中部產業而言，區域創新則表現出不明顯的杠桿作用，這也與前文所分析的中部傳統產業結構有一定聯系。由于中部地區第三產業基礎較為薄弱，區域創新對產業價值提升有限，反而會削弱“銀發經濟”對低技術服務業（餐飲業等）的擠出效果，因此在中部地區會出現明顯的空間異質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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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翔，鄧峰.區域創新、產業結構優化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17）
　　7.丁軍，黃茹，呂拉昌.基于專利授權數的長江經濟帶創新差異的多尺度分析[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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