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中的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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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當代中國書法中的日本因素所經歷的兩個階段為主線，第一階段是自1980年代初起的前十余年對日本當代書法的模仿，這一時期的當代中國書法創作注重具體創作手法仿效帶來的視覺形式美感。第二階段是至此之后還將繼續探索下去的創作生態上的超越，這一時期的當代中國書法創作強調多元的書法探索機制。文章從三個方面論述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中所蘊含的日本因素。第一部分探討當代中國書法創作能夠與日本書風在現當代的社會環境中并生互惠的原因，第二部分探討當代中國書法創作第一階段時期對于日本書法的借鑒繼而表現出的創作特征的變化，第三部分是當下中國書法正經歷的第二階段，即如何融合日本因素進而選擇屬于當下中國書法發展道路的創作取向。
關鍵詞：當代中國書法創作;日本因素;創作動力;創作特征;創作取向
中圖分類號：J292.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444X（2019）02-0040-07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ysb.2019.02.007
一、創作動力
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龐大，創新處與日本當代書法聯系密切，出現逆向性的回流現象。當代中國書法創作的流變從開始對于日本書法的一般模仿移植到后期生態上的超越，都是由于兩者書法創作上動力源的同根性。創作動因的交疊是對中國當代書法創作體系在形式內容上有大量日本因素這一現象的解釋，從內在理路來說主要是歷史生命載體、民族心理積淀、創作主體角色的同根性所引領的，這方面主要從藝術史角度論證當代書法創作體系出現日本因素的必然性。從外緣動因來講是受傳播方式、受眾客體多元化影響，在現當代這一特殊時間段所產生的藝術交流與融合。
?。ㄒ唬﹥仍诎l展邏輯的同根性
1.生命載體的同一性
文字是書法藝術的基礎，自漢字傳入日本后，漢字和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要素都隨之受到廣泛推崇，日本書法之始來源于中國，其書法藝術與中國書法藝術具有共同的生命載體。假名包含許多草書的變體，與草書千絲萬縷的傳承關系使得中國書法與日本書法在表現方法上有相似之處。漢字書法與假名書法作為兩條發展線索，共同構成了日本書法藝術。假名與漢字在文字學立場上，雖然存在明顯的表音與表意實質性差異，但同時也正因如此日本書法的發展規律和標準與中國書法既有異曲之處又有同工之妙，換句話說，日本文字是漢字的合理性改造與變形，這為當代中國書法創作中融入日本因素提供了充分條件。
2.心理積淀的長久性
書法與宗教之間的相互倚重在日本尤為明顯，日本書法史上的兩次高潮分別是平安朝時期與鐮倉室町時期，這都與宗教的關系密不可分。[1]15鐮倉時代出現的禪宗書法，其中的典型是大字書法，區別于中國書法通過結構章法用筆三部分來表達形式美，大字書法則是在結構上進行單項突出來表達內在精神。大字書法的創作思維起源離不開禪宗的參悟方式。在中國歷史上，傳統宗教總是利用書法藝術形式進行普及和傳播宗教文化。從許多著名的宗教建筑例如敦煌、四大石窟、泰山等地都留下了許多書跡，這些書跡中相當一部分成為經典書法法帖?！叭遽尩馈钡乃枷胴灤┯谥袊鴷▌撟鳉v史中，支配著創作者的觀念與審美。宗教思想上的崇尚天理道德、空靈、境與神會的觀念，是中日兩國書法創作的共同精神源頭。
3.創作主體多元性
早期的日本歷史文化是派生于中國的，書法藝術也脫胎于中國書法，因此在長久的書法藝術史上與中國有著類似的創作主體。書法家的身份與社會地位的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書法史的發展，在中國，文人群體是使書法藝術走向“自覺”主要推動力，而在日本，文人、官人對于書法的推動作用并沒有如此的力量。日本書法藝術起于僧人空海東渡李唐王朝進行學習并傳播回日本，后經歷平安朝時期與鐮倉室町時期，期間涌現的書法家以僧人為主力軍。[2]中日書法史上僧人書家的不同位置與功用，造成了書法創作主體的不同。中日兩國在創作主體上存在的共性是他們都是當時社會上享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群，區別則在于前者是具有較高政治地位的文人士大夫，后者是推動日本文化前進主要力量的僧人團體。雖然存在差異但這兩者對于書法所蘊含的道、禪宗、神氣骨肉血這些精神內核卻是一致的。
?。ǘ┩庠趥鞑キh境的碰撞
現代藝術流派的世界屬性決定了中國書法創作體系中必然包含日本因素，不同于上述內在邏輯的發展，當代書法藝術發展并生關系的形成過程出于現代化社會發展前提下所產生的外在頻繁交流。日本書法藝術目前在保持傳統概念的基礎上，將各種風格各種藝術形式相互滲透融合，構成了書法藝術發展的現代化突破。主要有四種傳播方式：展覽傳播、市場傳播、交換傳播、網絡傳播，[3]這些多樣的傳播方式為當代書法創作提供了傳遞信息的平臺，傳播過程中多種因素之間復雜的關聯性使得當代書法創作既存在準確性下降、創作需求參差等弊端，加之受眾客體的審美需求以及層次具有多樣性與差異性，對書法藝術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但是不能否認這是時代特性造就的，依舊為兩國之間書法創作表現形式以及整個創作體系的健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為當代中國書法創作與日本書法之間交流提供契機。
二、創作特征
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的構建經歷了兩個階段，對于從創作手法中汲取營養的第一階段，集中在書法創作中體現為創作觀念的時代性、創作形式的表現性、創作過程的實驗性，類比于日本少數字派、近代詩文派和前衛派的創作手法。這里談到的創作特征主要指第一階段當代書法對日本書風的借鑒而表現出的趨向于視覺形式上的轉變，包括字形的夸張變異和對水墨的大膽運用。這一階段的當代中國書法創作總體呈現出對傳承傳統的不確定性以及對日本表現形式的表面借鑒，創新處主要體現在形式的強化。[4]
?。ㄒ唬﹦撟饔^念的時代性
碑帖發展的不平衡性影響了日本書風，日本書法史上只有行草與楷書，自近代才出現學習碑版篆隸。因此，在較長的時間里日本書法創作以行草書楷書為基礎，這種碎片式與局限性致使日本書風只能在構成作品的各個要素上尋求突破。假名書法兼具了方塊字與字母組合的特點，這種借助于文字學的藝術變革，使日本書法從行草走向更草的局面，這是特殊的時代環境下造就的創作觀念的定性。不同于中國書法能夠進行多種書體內在的比較，日本書法在行草書上越走越遠。這種“營養不良”是日本少數字派和前衛派對當代中國書法產生較大影響的原因。相反，中國書法的發展反映出明顯的隨時代遷移的書風，深厚的文化土壤為多樣的書體碰撞提供條件，這種橫向的發展特點區別于日本書法兩條主線的縱向發展形式。然而以行草書為基底的假名書法由此有了更為自由的感情抒發，而這種自由、古雅、幽玄、柔情恰好符合日本美的風格。[5]日本的書法運筆相較于中國書法是平面式的，調和而婉轉的，有強烈的裝飾意味，這與日本淡薄的民族特性有直接聯系，受日本溫和的氣候和風土影響在性格塑造上呈現出淡薄清純的審美追求，這深深區別于中國傳統書法的深刻性，為當代中國書法創作提供了全新的書法美風格視角。受日本文藝精神的影響，假名書法強調“和靜清寂”的藝術效果，追求行云流水般筆墨情趣和錯落有致的空間布白，而這種根植于日本民族的審美價值觀引發了以下將提及的對當代書法創作筆墨技法上的變革、表現形式視覺化的傾向，都與當代中國書法創作并生共存有關系，例如書家白砥作品《弘濟》明顯與日本少字數派崇敬自然追求淡薄心境相一致，在表現形式上又彰顯了時代特征。 觀念書法概念的出現是當代書法重大變革的表現之一，這一概念來自于西方的觀念藝術，是抒發內心展示自我的新型藝術流派。朱青生將“現代書法”分為“少字書法、非字書法、外文書法、人體書法、行為書法、牌匾書法、觀念書法七大類。[6]其中少字書法、非字書法、牌匾書法、觀念書法都與日本少數字派、近代詩文派和前衛派的創作出發點有相合之處。中國書法在經歷多年封閉保守的國策之后，處在低迷的狀態下不得不承認日本書法已成長為具有獨立面目的藝術之林，對于日本書法的逆向學習過程中最值得探究的就是創作觀念時代性的變革。
（二）創作形式的表現性
假名書法對當代中國書法帶來的沖擊是巨大的，相較于唐風書法更具有民族特點。假名從草書中來，甚至簡化了已經經過高度概括的草書結構，這使得假名書法在表現形式上失去了許多微妙的對比關系。再加上由于假名文字表音的特點，使得線條缺少一波三折的提按變化，先天藝術語言的不豐富性使得假名書法在創作中傾向于尋找新的突破。首先是色紙的出現，其次是章法的變化，這種突破我們稱之為書法的色紙藝術，是日本人在有顏色的方形紙上通過改變空間造型上的留白，追求能夠表達日本本民族審美取向的造型方式。例如《西本愿寺本三十六人集》是假名書法的高峰，又是平安時代色紙藝術的結晶。[1]164對中國書法創作在當代有了更為明顯的影響，借鑒日本對于色紙以及由色紙演化而來的其他外在形式，對包括創作材質、顏色、裝裱款式進行精心設計與展廳環境相一致，例如葉韶林書法作品就是色紙在當代書法中的應用。在此基礎上，當代中國書法創作基于形式構成的夸張變異與強化，對于結字、章法以及相關形式要素進行分解與重構，打破漢字結體的基本規則，弱化技法，在形式視覺化上表現為突出的失態、丑崛。例如張羽翔的作品就是將形式作為相對獨立的部分，深入分析各種因素所帶來的視覺張力、視覺心理、視覺通感的創作過程，在創作形式上與日本近代詩文派代表書家金子鷗亭《若山牧水歌》十分相似。同時對作品的外在形式加以強化以適應當下以展覽機制為中心的當代書法藝術功能，學院派由此提出“形式至上”的創作模式，是當代中國書法創作流派創新的重要現象。
（三）創作過程的實驗性
對于書法形式美感的建立，包含著多種能夠體現書法作品意境的諸多方面，例如生理的、心理的、視覺的、不可視而可感的種種層次。[7]因此中國當代書法創作為了達到符合時代規律的藝術變革，除去在書法形式（客觀存在）這一視覺層次的突破，如何達到不可視而可感層次的意境（基于客觀的主觀）塑造則是對于書法創作的更高要求。而日本在這一方面有鮮明的發展，對中國當代書法創作體系影響最大的少數字派、近代詩文派和前衛派（墨象派）就是將著眼點放在黑白、點線面最基本的構成單位進行創作的新概念，例如手島右卿的作品《龍虎》。少數字派通過對書法作品中墨色的改變，來控制整體的空間布白，大輪廓的潑墨使得墨法表現變得自由，寬廣的線條呈現淋漓的書寫軌跡。[8]這種創作方式破除了文字點畫之間的壁壘。近代詩文派擷取眾家所長同時考慮到書法的普及化。前衛書道不以文字結構為基礎，其所提倡的點線面三位一體與書法藝術中的點與線不同，更強調的是觀賞性。這幾種反古典主義的日本書法流派，對當代中國書法創作的多元嘗試有巨大的啟發作用。從許多當代書法創作中，我們看到書法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的不斷探索。例如沃興華的行書作品表達出強烈的象征意義和情感抒發，創作過程的實驗與嘗試是為了達到最能夠表達創作者主觀寄寓的意境塑造，只有落實到構成作品的點線結構布白中，才能夠將創作情感轉化為可視的形式美，最終形成可感的意境。因此中國當代書法創作為了達到符合時代規律的藝術變革，在尊重書法作品外形式的基礎上，要營造能夠反映強烈的時代情感、價值觀念、審美要求的意境。通過對嶄新的書法藝術表現模式在可視的綜合性不停實驗，呈現出具有神采的意境。
三、創作取向
在經過了第一階段對于日本因素的引進、篩選后，通過對于日本因素的融匯與揚棄，創作生態上的超越是當代中國書法創作當下的主要任務與發展方向，即書法生態環境的構建。[9]與日本因素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書法創作在當代中國的一場生命延續。當代中國書法創作者在接受藝術美的熏陶與認同之時，更要豐富書法探索機制與多元的書法形式流派（日本流派與中國傳統相結合）。書法生態環境的構建需要在提煉日本因素基礎上進行以下四方面的多線發展。對于每一種流派的產生，既不能是簡單的模仿重復，也不能完全脫離雄厚的傳統藝術土壤，對于書法藝術的總結、預測必須立足在抓住繼承與發展的內容繼而實踐出多種可能性。
（一）精神因子
當代書法創作格局的多元化，技術不再是書法創作的最終表達目標，借鑒日本書法少數字派的流派特征，當代書法創作開始關注肢體觀念以及創作手法的運用。但書法藝術始終是線的藝術，其所傳達的重要準則是寫“意”。孫過庭《書譜》言：“達其性情，形其哀樂?！睂撟髡叩拈L期審美、社會際遇、人生宗旨等等深層次的性格追求抒發于書法創作中，通過書法作品營造具有神采、韻趣、詩情的獨特意境美才是書法藝術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少數字派、近代詩文派和前衛派（墨象派）這三種日本書法流派都站在一種綜合藝術流派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書法藝術現代化的步伐。[10]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也包含許多不適應當代中國書法藝術生長的因素，例如前衛派由于缺乏線條結構的體現，使作品在傳達意的準則上只能通過平面上的對比，而無法追求前后順序上的時間性;少數字派的創作方式破除文字點線面之間的壁壘對于漢字載體的弱化是否得當？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不能僅僅局限于表現手法的斷章取義，更需要關注其創作理念，提取其所蘊含的藝術語言，進行覆蹈、抒發并變革，尋找屬于中國書法藝術的藝術語言表達方式，建立新的筆墨語言傳達新的審美規范引導新的書法創作方向與表達能力。像手島右卿的作品《崩壞》傳達給欣賞者特殊的精神感召力，具備豐富的精神性資源才是構建書法生態環境的核心，而筆墨語言是傳達精神力的獨特書法語言形態，創作主體的激情、想象力要在這種形式上得到體現，并借由此書法語言形態傳遞更為豐富的審美意趣。通過傳統書法藝術表現創作者自己的現代意識和情感，提升創作者內在的文化修養與精神氣骨是當代書法創作依舊不變的重要方面，不能是傳統面貌風格的簡單重復而是能夠折射時代精神的文化修養，用現代人的審美眼光來展現書法藝術，這種超前的行為意識是創作觀念必須具備時代性的要求。 ?。ǘ┬袨橐蜃?
受日本少數字派和前衛派的書法風格影響，中國當代書法創作有了明顯的表現主義色彩，從不少展出作品來看，書者在創作過程中開始對裝裱形式進行構思與創新，這種創新方式從個體因子而言表達的是書者突破陳規的勇氣，一定程度上能夠與創作內容融合體現作品的精神風貌。從整個創作傳播的運作機制來說，這是市場選擇的必然結果，作品的欣賞、傳播、保值、增值使得書法創作逐漸表現出迎合市場選擇的狀態。如果一味地追求視覺效果而迷失了自己的風格追求，則會導致書法作品的質量下降，產生錯誤的書法審美導向，因此書者的創作追求、創作方式影響著當代書法創作體系的發展方向。書法創作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人群的需要，而社會人群的審美需求以及層次是具有多樣性與差異性的，這種多元的審美傾向自然帶動著創作主體的創作行為，而創作主體的創作行為又能夠對接受客體產生審美導向。實際上，當代書法藝術正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社會的開放使得人們的欣賞潛力存在巨大的可能性，全面提高客體的藝術素養有利于對當代書法創作把握。[11]因此主客體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對于未來市場生態體系以及整個書法生態體系的培育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中國與日本聯合舉辦的書法合作項目、講座、展覽成為當下中國書法創作體系中的重要部分。這些包括官方展覽、個人展覽在內的中日展覽對于兩國之間的交流、書法創作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例如“日中友好自作詩書交流會”自1990年成立至今已有29年，每年舉辦一次交流;中國書協代表團赴日參加第34屆成田山全國競書大會頒獎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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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書法藝術走向了展廳文化，展覽作為當代中國書法藝術向社會傳遞藝術思潮的重要途徑。從目前舉辦的許多展覽來看，2004年以來舉辦的“全國第八屆書法篆刻展”“全國首屆大字書法展”甚至到2007年“第七屆國際交流書法展”一系列展覽來看，書法創作有回歸帖學的傾向，“厚古薄今”的思想強烈。然而從近幾年所舉辦的展覽我們又能看出，碑學創作重新出現在大眾視野，除此之外，融合日本書風、敦煌簡牘、磚文等能夠體現創作者勇于突破勇于創新的書法作品逐漸增多，這與中國書協的導向以及政治的干預有很大關系。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第十一條指出要滋養文藝創作，善于從中華文化資源寶庫中提煉題材、獲取靈感、汲取養分，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益思想、藝術價值與時代特點和要求相結合，運用豐富多樣的藝術形式進行當代表達。2017年2月6日中央文件首次專題闡述《關于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其中針對傳統文化重形式輕內容、簡單復古、以洋為尊的現象進行專門指導，提出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方針指出使文化基因與要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2018年9月16日“現狀與理想——當前書法創作學術批評展”在內蒙古烏海市舉行，這些政治文件的下發，以及學術會議的繁榮與專門性都推動著當代書法創作以一種更生動更多變的狀態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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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創作材質媒介的改進、信息傳播的影響力、書法藝術研習方式的變化，都引起了創作風尚變化，它們是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中物態因子的重要構成部分。古典書法體系中的甲骨、石頭、青銅、竹片等在當代逐漸被選擇，甚至毛筆墨汁與宣紙的工藝也發生了巨大變革。工藝的進步打開了創作者的視野與創作可能性，使創作者能夠發覺更加豐富的創作載體以切合地傳達作品的意韻。各種多媒體的應用使書法藝術的信息得到即時傳播，專業性的報紙、網站推動著書法藝術的發展方向并催生出一大批年輕的書法家。書法教育被納入到現代教育體系當中，再也不是曾經的私塾制，書法藝術得到廣泛的傳播。日本的書法教育制度可以作為中國當代書法教育制度健全的借鑒之一，由此旨在培育出一批具有科學教育觀念、知識素養的基本結構也更適應當代的新時代學者。書法的應用也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工業設計中、商店招牌上、服飾元素上等等現代藝術門類里。其他藝術的融合同時推進了書法藝術的創作流變，同時也為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的構建提供條件。書法創作不能是孤立的發展，它需要借助工具以及其他藝術的基石。[12]而日本在書法創作工具上的創新與研制、多媒體與書法藝術的聯系、書法教育水平都是相對先進的，當代中國書法創作在硬件上需不斷提高創新性，對于日本這個最接近于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國家，理應去提取升華適合本國書法創作體系健全的方式方法。
結 語
當代中國書法創作能夠與日本因素相互交合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以日本因素作為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語言轉換鏈接能夠為書法藝術提供更多的發展可能性。本文從創作動因、創作特征、創作取向三方面，站在宏觀的歷史發展時間線上對過去、現在、將來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中的日本因素進行微觀的分析比較探究。論述了當代中國書法藝術想要尋求更完善且健康的發展模式，就必須建立一個符合當代書法藝術發展規律的創作體系。通過對創作取向的正確判斷與合理實踐，牢牢把握影響當代中國書法創作體系的重要因素，對于建立書法生態環境提供巨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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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 飛 涂 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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