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費中的“品位”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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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中，主人公同時也是講述者的埃萊娜有這樣一段觀察：
就在這時，兩件很糟糕的事發生了，一件接著一件。是從一條窄巷子里走出來一個女孩，顯然比我小一些，頂多有十五歲。她身上那一股純粹的美令人震撼：身姿美好，柔滑的黑發垂在背后;她的每一個姿態，每一個舉動都流露出優雅，她身上所著春裝的每一個搭配都透露出有意的克制。
這段描寫出現在第二部開始不久，當時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埃萊娜的好友莉拉新婚，正享受著雜貨鋪少東家丈夫帶給她的極大物質財富。作者不吝筆墨，將莉拉的鋪張華麗服飾，通過埃萊娜和街坊們的眼睛盡情展示，用她們出生長大的那個貧困社區人們既羨慕又嫉妒的譏諷口吻說，莉拉在“扮大小姐”。
而這名讓埃萊娜震撼的小女孩，她的美好和優雅，恰恰在于那一份“有意的克制”;這與莉拉令人側目的“用力過猛”，形成對比。
那一刻之前，埃萊娜一直認為，讀中學、進高中，功課得A，可以助她躲開自己的出身，遠離那個社區的貧困、粗魯和暴力。但那個女孩在她眼前出現的那一瞬間，這個信念動搖了，學校教育不能帶給她那樣自如、不動聲色和理所當然的美好。那個女孩是教授的女兒，她的出生和長大都發生在市中心的一幢老宅里，房間里掛著祖先的畫像，四壁是從地板直抵天花的書架。
埃萊娜給自己擺出了一個難題，這其實也是很多社會學家也在研究的好問題，那就是，好氣度，或者說，好品位哪里來？更進一步可以問的問題是，文化消費的好品位哪里來？
如果按康德的觀點，Disinterest是美感和品位的重要特征，換句話說，品位是客觀而不受干擾的東西。埃萊娜的觀察以及她對自己那一刻之前的幻想的否認不僅沒錯，甚至不夠徹底。因為，按照這個觀點，不僅學校教育不能幫她擁有那樣的美好，在什么樣的房子里出生長大其實也不能。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基于他在1963年至1968年五年間對法國社會進行的調查，顯然是不同意康德這個觀點的。那份調查最終以一部對后世40年影響至深的社會學巨作《區分》（La distinction，1979） 的形式面世，其書名“Distinction”顯然就是針對康德的“Disinterest”一詞，頑皮了一把。
文化資本的運用
布迪厄把“文化”放到日常行為中逐一考察，甚至把人們針對某些最精細考究物品的特定品位，與人最基本的對食物味道的喜好聯系在一起，證明文化訴求來自教養和教育。他從調查中得出的結論之一便是，一切的文化活動，包括參觀博物館、去音樂廳、閱讀，以及對文學、繪畫以及音樂的喜好和傾向，第一相關因素是教育程度，其次是出身。埃萊娜雖然在四部曲里，在跨越大半個世紀的人生經歷中，屢屢對此質疑，但她本身的變遷，已經證明了，品位，是一種“習得”的品質，是社會的能動者發展出來的策略，以適應他們所處的社會世界的需要。
文化品位因此成為一種形式的資本，文化資本。
社會階層的劃分，會基于各種特定的因素，貴族制度下按家族頭銜，現代社會更習慣以職業和收入，甚至教育背景。但是在這些用來將人們歸類的主要屬性之外，往往還有一些從屬特性，被附帶進了這個模型。也就是說，社會群體，或者群體中更小的類別，并不僅僅是由那個主屬性定義的，比如前面所說的職業、收入或者教育背景，而是同時由一些從屬因素，性別比例、地域分布等在社會學意義上從不中立的屬性一同參與定義;此外，這些屬性是以一種心照不宣的形式存在，官方的準入標準（例如精英大學入學、某些職業的門檻），很多時候更像一個掩蓋真實標準的面具：比方說要求具備某種學歷，這也許是選擇社會出身的一種“正確”方式。這樣，基于某種選擇機制而形成的群體，醫生、建筑師、教授、工程師等，他們往往便具有另外一些，在加入這個群體時并沒有被明確要求的共性，正是這些職位描述之外的從屬屬性：價值觀、審美取向、社會出身、性別等，在不知不覺地引導著雙向的選擇，若缺乏某些屬性，則不會被該群體接納，即便被接納也極易被邊緣化。
在文化資本這個話題上，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詳細說明。
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翻譯的傳奇女出版人布蘭奇·克瑙夫的傳記《帶獵犬的女子》，這本書的副標題稱她為“文學品位的定調者”。這句話，與其說是對傳主所做出的贊賞性蓋棺定論，不如說它提出了一個問題。布蘭奇，在那個年代的紐約出版圈子里，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她都處于鄙視鏈底端。她如何能夠為“文學品位”“定調”？
作為女性，很自然地，我對她的女性身份有著本能的關注。在當時那個白種男人掌握了全部話事權的天下，她如何施展？事實上，一直到1965年，她都未能加入僅限男士的“出版人午餐俱樂部”。1950年，當她因為推廣巴西文學做出重要貢獻而被巴西政府授予南十字勛章時，《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的相關報道標題為：《巴西政府為克瑙夫太太授勛：出版人的妻子成為南十字勛章騎士》，她依然只是“出版人的妻子”。 此后的那些年里，出版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女秘書，女文案作者，女審校，女編輯，甚至一些大出版商的童書分部也有了女性負責人，然而布蘭奇·克瑙夫一直只有一個。無論是在她簽下蘭斯頓·休斯和薇拉·凱瑟的20年代，還是50年代當她為加繆奔走呼吁直至慶祝其獲得諾獎，同時主持翻譯出版波伏娃的《第二性》之時，都再沒有哪一位女性能夠在這個領域獲得如此成就。她所遇到的障礙可想而知。
性別之外，還有種族。出版行業一向被視作紳士的業余愛好，這一條不成文的準入門檻，是擺在克瑙夫出版社眼前的兩重障礙。一是紳士，當然還是以盎格魯白人基督徒，所謂 WASP 為主，而克瑙夫夫妻二人都來自東歐猶太人家庭，在20世紀初的紐約以及新英格蘭一帶，瞧不上他們的，除了非猶太的名門望族之外，連德國猶太裔也比他們要高級一層。其次，他們雙方的父親都是推銷員出身，這是與紳士頭銜相去最遠的一種身份，盡管他們幾度在出版社遭遇危機時引入資金，甚至必要的社會關系，然而，推銷員父親作為克瑙夫出版社創辦出資人的事實，卻從一開始就為公司的血統定下了基調：他們只是出版界混進的一個不入流的攀附者。 所以，克瑙夫在通往文學聲望以及風尚訂立者地位的路上全無捷徑可走。但她有一個法寶，那就是文化資本。
聲望，往往是我們在談論文學時不可避免的東西，討論文學聲望由什么決定，一直是文學批評家和學者的重要活動之一。要解釋布蘭奇或者說克瑙夫出版社是如何積累并獲取了他們在文學界的聲望，此處動用布迪厄的“文化資本”就再合適不過。按照布迪厄的說法，“文化資本”所進行的單獨某一項投資，通常是不期望獲得直接回報的，回報往往是通過操作者所進行的一系列行為來取得所希望達成的效果。
理解了這一點，或許我們就會明白傳記里何以充斥著華麗的派對，和她身上的巴黎高定時裝，顯赫的朋友圈，甚至不厭其煩地講述，她何以幾乎睡遍了當時的頂級音樂大師……她用每一個單獨的文化符號資本在自己身邊羅織了一個華麗而宏大的文化圈，就像一場盛宴，有名人社交，有毒舌金句。它們合力成就了布蘭奇，她像旋風一樣，所到之處，無人能夠抵御。出版25個諾貝爾文學獎，60個普利策獎，以及30多個國家圖書獎。這樣的成就，使得她和克瑙夫出版社最終穩穩當當地端坐文學鄙視鏈頂端，成為文學品位的標志，這一切似乎都在觥籌交錯，衣香鬢影間，來得不費吹灰之力。
可見，品位既可“習得”，也是資本。職場準入一部分取決于能力和專業資格，另一方面，便取決于這樣的文化資本。而社會往往默認，人處于某一種職業基本上就確定他具備這一資本，因此要取得并維系某個職業，就自覺不自覺地要為該資本持續性地投入，這種投入，有時是增加某種技能，有時也可能是減少某種技能，例如程序員或許會本能地暗示自己，我不擅長社交，因此無意識地在降低某種技能;IT領域的人士，也許還會強調自己著裝方式的單調，好比扎克伯格的灰T恤和喬布斯的黑高領衫;又或者美國東西兩岸的專業人士，會盡量不去喜歡特朗普等來作為特定文化資本的投入。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暗示和訓練，如果非要說是以“假裝”為開頭的話，那么訓練的結果，就變成了他們真實的品位，成為他們的文化資本。
品位是后天習得的某種傾向和喜好，它通過某種模糊的，并非知識差異的東西來建立“區別”，它使對象得以“無須利用精確定義的特性”而被識別。在意識和語言這一層級之下起作用，卻也無法有意識地用意志對其加以控制，卻以非常外在的行動展示出來，自動的身體姿態，和不起眼的肢體能力——并且與社會層級最基本的架構和原則聯系在一起。
文化品位作為身份標志
我有一次就如今網上每個人的照片，尤其是女性的，幾乎很難找到一張跟本人相像的這個現象，對一位朋友說，這些照片其實更真實地傳遞出了她們的形象，因為這是她們希望自己呈現給別人的樣子，是比物理上的形體特征更有能力來定義這個人的特征，那就是她的品位，她對美的理解，是這個人無意中所做的Statement。
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閱讀時光》里有這樣一段：
但是在那些其章法和原則經由她母親灌輸給她的事情上，譬如制作某一道菜的方式，或者怎樣彈奏貝多芬奏鳴曲，以及如何友好而優雅地待客這三件事上，她很肯定，對于怎樣才叫完美，以及鑒別別人距離完美尚有多遠，她是有十足把握的。并且，在這三件事上，完美的標準幾乎是一樣的，那就是：簡單、克制、迷人。她幾乎是滿懷恐懼地拒絕在菜品中添加過多不必要的調料和香料，也同樣滿懷恐懼地拒絕在彈奏鋼琴時充滿激情地對腳踏板的過度使用，以及待客時滔滔不絕地談論自己。只需要嘗第一口，聽第一個音符，或者收到最簡單的第一封信，她就能斷定，自己將要打交道的，是否是一個好廚師，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音樂家，是否是一個有上等家教的女子?！八赡鼙任沂种胳`巧，但她缺乏品位，彈奏如此簡單的一段行板，用上了太多的重音。”“毫無疑問她是個非常聰明的女子，但太熱衷于談論自己?！薄皹O有可能是位懂行的烹調好手，但她卻不知道該怎么做牛排和炸薯條?！卑?，牛排和炸薯條，最佳的比賽規定動作，是烹調中的悲愴奏鳴曲，這等同于社交生活中一次淑女的造訪，教育和休養的到位或者缺失便一覽無遺。
若再從日常文化活動推及藝術門類，對于社會公認的藝術等級和分類來說，每一個門類、年代所代表的流派，都是文化消費者社會等級的忠實反映。這種看似沒有理由的天生的品位，就像不同電腦的預裝軟件一樣，成為一個人身上“階級”的標志。一個人獲取這一標志文化的方式，還將繼續存在于他“獲取”之后對文化的使用過程中：方式的重要性其實很容易理解，只要你能意識到，正是這些不可估量的文化活動帶來了人和人之間文化品位的習得模式的區別。
有趣的是，即使在學校教育的課堂上，最被認可的習得文化以及欣賞藝術作品的方式，還是向著那些幼年時期便有機會接觸高尚文化的人。他們出生于“有文化”的家庭，學校的學習不是他們獲取文化的唯一或者主要途徑。就像震撼了埃萊娜的教授女兒。
文化消費能力的養成
人們對文化商品或活動的創造和消費，其實是種編碼和解碼的行為。一件藝術作品，它一定只對具備文化消費能力的人才有意義和趣味，因為他們理解這一套代碼，否則藝術作品中的聲音、節奏、色彩、線條呈現在眼前便是混亂，毫無韻律或者邏輯。 經過這套代碼的加持，物品、人物或者事件便從本質上得到升華。
社會學家O. Merlin于1965年為法國《世界報》撰寫的文章中有這么一句話：“最令我震撼的是，在我們的高級舞臺上沒有什么東西是淫穢的，歌劇里的芭蕾舞演員們，那些裸體的仙女、妖精、酒神，都保持了不可侵犯的圣潔?！?
對低級、粗糙、庸俗、貪婪等人類本能愉悅的拒絕，構成了文化的神圣領域，也暗含了對那些能夠從經過了升華、提煉、他人所不能理解的享受中獲得滿足的優越感的肯定。
經常有人會認為，那些本來是經過嚴格的訓練和陶冶而獲得的取向和喜好是天生的，與人們在對食物味道進行辨別時的能力一樣，起碼在對審美價值進行直覺判斷階段時的能力是不可分的?！捌肺弧币辉~的雙重含義，通常就被拿來說明這種認識似乎站得住腳。但前文種種呈現給我們的，品位是社會成員——例如我們談到的埃萊娜和布蘭奇·克瑙夫——發展出來的策略，以適應他們所處的社會世界的需要。埃萊娜離開她所出生長大的貧困社區，遠離粗魯、暴力之后，忽然發現，她的大姑子，名門淑女，大學教授，滿嘴臟話，而知識分子為其背書的革命，其暴力也遠勝她熟悉的故鄉社區。也許到了晚年，她才意識到，文化，或者只是精英發明出來的一個陷阱。
責任編輯 杜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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