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新十年的經濟轉變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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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本文以巴西2003-2013年左右盧拉政府時期及羅塞夫政府初期的經濟表現為背景，分析巴西十年的進出口表現，同時通過巴西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數字，分析兩國的合作潛力。十年內巴西的經濟配合民生政策，乘上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順風車，但是卻帶來了債務危機等一系列隱患。
　　[關鍵詞]巴西 進出口貿易 國情研究
　　一、盧拉政府的務實主義經濟
　　《經濟學人》雜志在2009年11月14日期刊中對巴西經濟樂觀的現況和未來大加贊賞，其將駝背山下的基督像比作起飛的火箭，并取題為“巴西騰飛”。這期的特別報告里他們還將巴西描述為“拉美最驕傲的成功史”。然而，這十年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且一帆風順的。國內有學者認為：“盧拉政府八年是巴西歷史上承前啟后、具有關鍵意義的八年。”
　　在2003年，如果說盧拉上臺前還有很多不信任，但隨后的經濟表現卻扭轉了這些不確定。他將巴西帶人金磚四國的行列，巴西經濟乘上了大宗商品需求擴張、價格上揚、國際金融環境資源旺盛、新興市場準入門檻降低等一系列有力因素的順風車，打消了巴西經濟外部環境脆弱性的質疑聲音，盧拉政府以此拉動了以國內市場擴張為基礎的巴西經濟增長，使得巴西在2004-2010年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了4.4%。盧拉總統執政后，充分利用全球經濟“大緩和”和大宗商品繁榮周期，走出了一條融合新自由主義、發展主義和平民烙印深刻的務實主義道路。巴西經濟一片向好發展，在實現財政目標的同時也有機會實施擴張性政策。在未實行任何增加征稅和新稅種的背景下，巴西的稅收增長速度遠高于GDP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拉動了就業（正規工作市場新增就業崗位1000多萬個），實際個人所得稅和企業利潤增加，財政收入也大幅增加。非房地產型個人投資增加，出口部門表現良好，家庭消費支出增加（盡管利率水平較高但仍有大量家庭選擇貸款），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穩定安全，公共消費投資增加，這些良好表現都形成了良性循環。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事件為導火索的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以上優良表現也使得巴西大幅增加公共支出，大力推進社會項目的發展（約2500萬人因“家庭補助金計劃”實現脫貧），另外財政目標也順利達成，通貨膨脹得到控制，收入分配改善。
　　在周期末，巴西經常賬戶赤字的疲軟態勢，但大衰退使新興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希望，巴西憑借良好的增長預期和效益吸引了大量發達國家資本流入。與2000年相比，2010年外部環境的脆弱性降低。2010年，巴西外債總額與出口的比率從2000年的4.7%下降到1.3%，外匯儲備高達3750億美元，巴西外債總額與外匯儲備的比率從2000年的6.5%降至2010年的0.9%，短期債務也大幅下降。
　　二、盧拉政府民生政策的雙面性
　　民生政策方面，政府大規模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大幅興建基礎設施，保障民生，巴西人民的廣泛擁護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困擾巴西許久的貧富差距問題。但是，盧拉政府甚至大部分國家在實施社會政策的同時忽視了一點，提供大量社會保障的前提是大量財務支出和債務累計。盧拉任期內，政府赤字大幅增加，遠超過同期其他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水平。羅塞夫執政初期，這一困局仍籠罩著巴西經濟滑落，短時期內的經濟態勢的驟變使得民眾心理無法平衡，但他們又清醒的認識到巴西的財政困局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變的，再加上后期國際環境的變化對巴西經濟的沖擊，很多在盧拉執政時期由貧困人口進入中產階級的人民又回到了最初的狀態，大大削弱了羅塞夫的執政基礎。
　　三、羅塞夫政府時期的“三高”癥狀
　　2011年羅塞夫執政初期，國內外出現了某些不利因素，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危機。國際范圍內全球GDP增長減速，貿易比價開始惡化，國際貿易和除能源外的大宗商品價格均有所下降。但是，國際市場對巴西仍然充滿信心，巴西GDP的9%仍為外資成分。
　　2011年，巴西國內市場中個人消費增速呈下降趨勢，這是因為放貸周期延長，利率增加（名義利率由2010年8.5%升至2011年12.5%），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緩等一系列因素所造成。在長期背負債務的情況下，各個家庭承擔著更多的借貸負擔，可支配收入也下降，減少自己的消費成為不得已手段。當巴西中央銀行嘗試扭轉形勢時為時已晚。這一消費減速現象也影響到了就業，正規就業需求逐步下降。上述情況都大幅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在國內市場羅塞夫引入了經濟政策的新方向：促進個人投資和出口，政府在實現財政盈余目標時居于次要位置，兼顧實施社會政策。鼓勵公私合營資本進行基建投資，縮減公共投資和國有企業的占比。
　　政府試圖通過刺激個人投資的一系列舉措來扭轉消費增長減速趨勢，從供給側努力縮減生產和融資成本。巴西還對工業密集型產業實行免稅政策，這一政策迅速擴展到其他非工業部門，受到企業界的廣泛支持。巴西還給予購買汽車和持久耐用品的減稅待遇。2012年，巴西滿足了企業訴求許久的降低電價問題，免除資本貨物進口關稅，并推行多種補貼政策。以上措施都是為了解決巴西大部分加工業中利潤率過低問題，并以此提高其市場競爭力。盡管如此，巴西工業進口滲透率仍逐年增加，這一信號通常被視為去工業化的前奏，嚴重威脅國家經濟。國家對企業的扶持也反映在信心指數上，伴隨著消費者信心快速缺失，企業信心持續高漲，這一趨勢持續到了2013年初。
　　私人投資也在不斷下滑，這也帶來了家庭消費支出的減少，人民的獲得感降低，無論是企業還是消費者對政府的信任指數都在下降。投資的縮減不僅僅涉及類似于巴西石油公司這些公共企業，也影響到了建筑等行業。這些負面因素集中爆發在2012年和2013年，而這正是巴西各大城市籌備足球世界杯期間，巴西的運輸、基礎設施和醫療、教育等都亟待改善。2003-2010年的繁榮轉瞬即逝，盡管羅塞夫延續了羅拉時期大規模的社會支出政策，但經濟的衰退仍然給政府帶來了解決社會公平、改善福利等方面的難題。巴西面臨的是一場全面的社會危機。這些表面的高福利背后是政府的高額債務。 　　2015年9月Standard&Poor's將巴西的信用評級由“投資級”降為“垃圾級”，這無異又為羅塞夫政府當頭一棒。巴西貨幣雷亞爾對美元的匯率不斷下跌，資本外流。此前，巴西財長曾親口承認巴西正在實行骯臟浮動匯率制（dirty float），這允許了雷亞爾對美元匯率在—個狹窄的區間浮動;但是，仿佛這一政策也未能控制其經濟下滑勢頭，羅塞夫政府的財政緊縮計劃也因此受阻。巴西的經濟寒冬仿佛在這個時期已經到來，這個曾經的“金磚國家”已經成為貨幣貶值投資削減的“反面教材”，而更大的風險在于巴西的經濟危機可能把整個南美洲拖下水。
　　四、中國與巴西十年的貿易關系與挑戰
　　在羅塞夫執政期間，筆者認為至少面臨著四項最大的挑戰，可以用兩內兩外來概括。一方面如上文提到的巴西正加速國家投資，力圖在中高端技術密集型產業占領競爭高地，另一方面其仍面臨著適應中國的崛起，尋找新的外交發展模式的階段，另外如何繼續在拉美市場占領份額也成為巴西彼時的難題。從合作伙伴多樣化的角度來看，巴西一直都是重要的礦產、農產品、非技術密集型工業產品的出口國。在傳統與美國或者歐洲的貿易往來中，以上產品都占到了大部分比重。中國在這一時期一直與巴西保持良好的經貿往來，但巴西向中國的出口仍然集中在原材料和半制成品領域。巴西十年之內在中國建成了眾多合資公司，如Embraco（壓縮機）、Embraer（飛機）、Weg（電動機）、Sabo（汽車配件）、yMarcopolo（汽車）等。巴西與中國自2002年起除2007和2008年外一直處于貿易順差地位，因為這兩年巴西因為經濟發展大幅增加了來自中國的進口。2009年，巴西同中國保持了5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同年巴西的經濟增長率幾乎為零，但中國卻仍然保持高速發展，這拉動了巴西向中國的出口。2010年，盡管巴西經濟回暖，但是因為巴西出口產品的多樣化增加，與中國仍然保持貿易順差，特別是因為原油價格上漲，也推動了巴西的外部表現。但是在制造業方面，巴西同中國的貿易卻完全展現出不一樣的形勢：2008年巴西對中國加工業的赤字已經高達150億美元，在2009年因為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這一數字降至100億美元。2010年，內需拉動，雷阿爾增值，巴西的工業貿易赤字增至300億美元，中國占其中的2/3左右，達到了195億美元。
　　根據Aliceweb/Mdic發布的數據，2010年巴西共向中國進口了約16%的工業制成品，但是工業制成品在巴西當年出口中僅占4.5%左右，這一數字仍被高估，因為數據中還包括了半工業制成品和低附加值產品，如大豆油和灰鐵。由此可見，中國在巴西的進口結構中占到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幾乎涉及到了工業生產鏈的所有階段，盡管大部分集中在初級和中級生產階段，尤其是電器和紡織業。中國和巴西的傳統貿易格局在盧拉和羅塞夫執政期間并未出現明顯改變。
　　五、結語
　　巴西在盧拉政府時期出口表現良好，實現了與宏觀經濟政策的聯動，這使得巴西恢復了公共政治秩序和長期戰略導向。羅塞夫政府也延續了盧拉政府的部分政策，尤其在公共投資政策、工業政策、技術政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政策等方面。但是，后期因為國際匯率的變化，企業及個人對政府信任程度大幅削減，社會出現全面危機，針對羅塞夫總統也出現了一系列不信任案，動搖了巴西穩固的經濟基礎，該時期巴西經濟呈現三高癥狀：高福利、高通脹、高利率。這也成為阻礙巴西在下一個十年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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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張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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