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文化回歸歷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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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語堂是近代以來擁有西方讀者最多的中國作家之一，他長期致力于向歐美國家傳播中國文化與中國智慧，為轉變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在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歸的路上雖歷經艱辛，卻從未停止思考和感悟。
關鍵詞：林語堂;中西文化;文化回歸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自詡是“一捆矛盾”的林語堂無疑是一位享譽世界、學貫中西的文化大家。他的“矛盾”之處，不僅在于他“亦中亦西”的文化背景，在他身上，中國傳統文學思想和西方基督文化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這種“矛盾”更在林語堂的文化認同過程中顯露無疑。曾經林語堂也經歷過思想激進、急欲尋求國內思想變革的狀態，那時候的他批判傳統，反對國粹，痛斥國民性。然而，中年之后他開始轉身，開始看到并愿意去探討中國文化的內涵與美好。旅居美國之后，他的文化回歸之路更為明顯，他將自己視為中西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使者，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向西方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本文著重從不同人生階段林語堂不同的文化認同觀來探討他的文化回歸之路。
一、推崇西化
1895年林語堂出生在福建省龍溪一個“嚴格的基督教家庭”。當時的福建省對外交流頻繁，外國傳教勢力快速發展，是較早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省份之一。少時的生活環境造就了他“西化”的文化觀，從6歲進入坂仔教會小學到1912年進入上海圣約翰大學，林語堂接受的一直都是教會學校的教育。如果說林語堂幼年在家中與基督文化相遇是與西方世界的初步接觸，那么在之后的求學歷程中，他有了新的感受，開始迷戀西方文化，崇尚科學。尤其是在圣約翰大學期間，他沒有合適的機會及環境去深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相反他沉浸在豐富浩瀚的關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英文資料、外文書籍中，如魚得水，飽覽了圖書館里幾乎所有的書籍，這造就了他堅實的英文功底，他對西洋文明的信仰就是從那時開始確立，也造成了其與傳統文化的隔膜。在大學畢業后，林語堂至清華大學任英文教員，在北京這樣的文化中心，他猛然驚覺自己對中文“僅僅半通”，對傳統文化的忽視竟然達到連“孟姜女哭夫以致淚沖長城”這樣經典的傳說都不曾有所耳聞的地步，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對《圣經》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卻了如指掌。為此他深覺慚愧，便開始惡補中文，埋頭苦讀孔孟老莊等國學經典，廣泛涉獵，且經常想方設法地與文化人交流，長期浸潤其間，林語堂的中國文化修養也逐漸充盈。之后林語堂離開清華大學先后赴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萊比錫大學深造，這四年的異域經歷，讓林語堂更真切地看到了西方物質文明的發達、社會的現代化，也體會到了西方對民主、法治和科學的重視，直至1923年林語堂才結束留學回國，并前往北大任教。
與當時許多出國留學歸來焦慮中國未來的人一樣，林語堂迫切希望改變國內混亂落后的狀況，于是回國后便如火如荼地加入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之中，批“名流”、斥“文妖”，站在了傳統文化的對立面，且言辭激烈、情緒激憤。他提出了“精神之歐化”的文化主張，想要改造國民性，重塑國人形象。他認為古之以來所倡導的“中庸”其實是為“惰性”披上了光鮮的外衣，認為中國文化其實是造就國民“四千年的揖讓，焚香請安，叩頭，四千年的識時務”[1]的根本原因，認為“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充滿著“惰性”“奴氣”“敷衍”“無理想”“無熱狂”。他不斷思考著安身立命是什么？識時務又是什么？為什么中國人惡性急？這些啟發林語堂產生了救助文化的思想意識。
回國之初，林語堂算是徹底的歐化主義者，企圖運用西方文化來對中國文化進行大換血，甚至在療救問題上還毫無顧忌地提出了全盤效仿歐美，向西學看齊，欲以西方之文化與制度解中國所遇之難題，在思想、文化、社會建設等方面尋求大力變革，認為中國人均應做到“思想歐化、精神歐化、習慣歐化”。事實上，此時被急功近利沖昏頭腦的林語堂并沒有徹底地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各自的精髓與劣勢之所在，只是輕率地將其分別與落后和先進等同起來。因此，他必然強烈地排斥傳統文化，宣揚西方文明，甚至提出“非中庸”“非樂天知命”等六項激進的原則，針對的也是傳統文化和國民性中的消極面。
二、文化中立
20世紀30年代初，林語堂與魯迅等激進派漸行漸遠，但又極力反對保守派，且他此刻可以冷靜地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的觀察，眼之所見不再只是中國文化落后和有局限性的方面，而是關注到中國文化內在平和等美好特質，于是他的評判觀點趨于公正，態度也不再像前期一樣激烈、偏執，而是轉變為欲以“幽默”來“滋潤”國民的心靈。正所謂“遠視固體態苗條，近睹則百孔千瘡”[2]，當視角從民族視角的“近睹”轉向西方視角的“遠視”時，林語堂突然發現不少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充滿“浪漫的崇拜”，更始覺東方文化與藝術如“美人”一般，這些覺醒推動著他開始嘗試更換角度來再次品讀中國文化。克羅齊“表現說”讓林語堂不再一味稱頌西方文化，他看到了西方文藝美學的不足，啟發了他對東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補性思考，加深了他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認同，并開始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深厚的歷史積淀，更不可能繼續忽視其對人類思想發展所起到的積極影響。比如，林語堂認為中華民族擁有“和平忍耐”“腳踏實地”“知足常樂”等優點，是我們國家精神的寄托，在這樣的人文文化之下，國人個性發展比較自由平和。但在民族存亡關頭，若一味守舊、忍耐，只能坐視西方將他們的“文化硬性發展和武力侵略”自詡為“雄心與膽量”，任其征服我們的國家。
在創辦期刊《論語》時期，林語堂對于中庸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由反對中庸變為提倡中庸。他認為中庸就是不走極端才能達到“有條不紊的生活”和“完全的均衡”，就像看待中西文化時，中庸之道就是要看到各自的精華與有偏頗之處，整合后才可被吸收借鑒，因此他開始“相信中庸之道”，并把它視作實現理想生活方式和人生方式的關鍵所在。
用西方對比思考中國，他處處不滿。比如法治，林語堂認為中國人講究“通融”“敷衍”，所以實行法治不嚴，要向西方學習，去“相信制度組織”。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覺得一味地追求金錢會帶給人們物質和精神的壓迫，對物質的極端追求會導致心靈萎縮，認為“急功近利”的西方又該學習中國的“事理通達”、“心平氣和”和“知足常樂”。 自此，林語堂不再認為西方的文化與制度是未來中國變革所必須要遵循的目標，而是將其作為一個參照物。他采取了中正平和的態度來對待中西文化，即不以一方之所長來評判或否定另一方之所短，而要取對方之所長以補自身之所短，實現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在林語堂那里，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上，突破時空的限制，發展文化的二元化成為可能，這一切得益于他成長過程中兩種文化的深刻影響。
其實，對中西文化的中立審視的態度在林語堂去往美國之前就已經顯露無遺。1934年他曾經反思自己在回國早期所發表的觀點有些“浮躁凌厲”，這是他在中立審視之后對中國文化的全新感悟，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認同。經過這番審視之后，一個在文化認同方面表現得更加成熟的林語堂在中國文化中找到了心靈歸宿，這也是林語堂形成其獨特中國文化觀的重大轉折點。
三、文化回歸
也許是他開始覺察自己 “頭腦”雖為“西洋的產品，心卻是中國的”[3]，在1936年赴美寫作后，他遠離紛爭，“重新發現祖國”，林語堂參悟出幾千年來積淀下的中國文化其實充滿著智慧。這時的“遠觀”，促使他真正形成屬于自己的融合的文化觀，對中西文化的態度，無論是情感上還是審美上，逐漸開始偏向于中國文化。其實這不難理解，早期林語堂一直以中國人為讀者，急欲改變國家落后的狀況，喚起民眾的蘇醒，所以不可避免地抨擊中國傳統文化。旅居外國后，讀者和環境都發生了變化，他反而能夠看到中華文化相較于西方文化的優勢及深遠之所在。
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回歸自此之后成為了林語堂人生方式和寫作思路的主旋律。 從1936年起，林語堂開始向西方社會大量輸入中國思想文化的精妙之處，這一過程同時也是他不斷完善和深化自己的中國歷史觀及文化觀的過程。從其成名作《吾國與吾民》（1935年）到代表作《生活的藝術》（1937年）、《孔子的智慧》（1938年）中可以看到林語堂極力贊揚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以“禮法為綱”的儒家文學。他認為儒學是有人情味的“人文主義”，他期望能以這種人文精神去解決西方大工業生產所導致的人類精神生活的困惑與貧瘠。直到后來的《蘇東坡傳》（1947年），展示了林語堂心中所認為的思想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應是兼容儒釋道的精髓，透悟人生，洞悉自然。在《老子的智慧》中可看到林語堂對中國道家思想的推崇，他向西方世界講述了以“崇尚自然”為核心的道家思想。而令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蘇東坡傳》中那個“快快活活”“像旋風般活過”的蘇東坡，是林語堂用中國傳統的文化和生活理念，對西方社會進行生命價值和信念的再塑造。
如果說早年的教育環境和求學經歷，造成了林語堂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片面的話，那么后期他以通俗卻不失精妙的文字向世界尤其是歐美傳播中國文化，則源自于他對“民族特有東西”的偏愛。他帶著回歸傳統文化的強烈愿望，同時又有以現代的、辯證的和發展的眼光來解讀傳統文化的智慧。飽經世事的洗練之后，回歸傳統文化也許才是一種真正的通透與清醒，因為中國文化的精髓就是引導人們去參悟人生的喜與悲、得與失，最終，雖歷經滄桑卻仍能心懷豁達、平靜淡然。
參考文獻：
[1]王兆勝.林語堂的中國文化觀[J].東岳論叢，2009（7）：79-86.
[2]林語堂.林語堂全集（第十三卷）[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
[3]子通.林語堂評說七十年（第一版）[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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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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