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喬利多元地域文化下的生存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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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大利亞女作家伊麗莎白·喬利在其短篇小說集《五英畝處女地及其他故事》中，書寫了多元地城文化下，在小說主人公文化身份構建過程中，本我、自我、超我對個體的生存影響堅持“本我”，導致悲劇;完善“自我”，實現生命價值;實現“超我”，走向中心，從而凸顯作者多元地域文化和諧共生的價值觀。
[關鍵詞]伊麗莎白·喬利;多元地城文化;《五英畝處女地及其他故事》
[中圖分類號]1611.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9）03—0084—05
作為澳大利亞當代著名女作家，伊麗莎白·喬利是自1990年以來澳大利亞文壇上僅列于懷特之后的作家”。她一生著作頗豐，出版小說及其他作品二十余部。目前，國內學者對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說的創作技巧及小說的主題兩大方面其中，梁中賢的成果比較突出，主要集中在小說的符號意義研究、邊緣意識、身份意識等方面。作者經過研究發現，伊麗莎白·喬利的短篇小說集《五英畝處女地及其他故事》中書寫了多元地域文化背景下，個體的本我、自我、超我影響了個體命運。以澳大利亞地域文化為背景，伊麗莎白·喬利書寫了文化共生的重要意義，并指出多元文化和諧共生才是世界和平發展的途徑。
一、堅持“本我”，導致悲劇
人是矛盾的統一體，處于自然性與社會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理性與非理性、物質生活和非物質生活的對立統一中，如果不能平衡處理矛盾的雙方關系，導致矛盾的對立或分離，會導致人與自我的關系緊張，并伴隨出現一系列不和諧現象。弗洛伊德依據無意識理論的心理劃分，構建了他的人格理論。他把人格分為三個部分，從低級到高級排列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人格的原始部分，包括一切與生俱來的本能沖動，是最原始的、與生俱來的、無意識的結構部分。它由先天的本能和欲望所組成，是同肉體聯系著的，受“快樂原則”的支配。本我不考慮客觀環境，一味追求本能欲望的滿足，按快樂原則行事。本我對本我文化的固守，是以“快樂原則”為中心，是自我主義的集中體現。
“地域文化總是與該地區的人文歷史傳統密切聯系在一起，這一歷史不但可以使人找到文化的歸屬感，而且會成為溝通鄉情鄉誼的紐帶，成為凝聚精神、自我肯定的感召力量”）。伊麗莎白·喬利的作品以移民身處多元文化中的困境為出發點，探討多元地域文化背景下移民的生存狀況。文化碰撞下的文化措置和身份分裂，是每個移民都要面臨的身份過程。在身份構建過程中，移民對待本我文化與新文化的心理態度，決定了移民身份構建的結構及生存的狀態。伊麗莎白·喬利筆下的邊緣生存“他者”，都是身份構建失敗的移民。從心理層面來說，對本我文化的堅守，基本都是來自強國文化和宗主國文化的移民，他們受強勢文化的影響，嘗到過強勢文化帶來的利益和甜頭，當面臨移人國的新文化，拒絕成為個體的第一反應。這種反應是對自我利益的自我保護，所以，竭盡全力維護本我、拒絕改變，成為一些移民面臨文化沖突時的舉動。
首先，固守“本我”，實施強盜行為。，伊麗莎白，喬利的作品書寫了個體固守本我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進行欺詐的強盜行為。在短篇小說《同行乘客》中，代表強勢文化的不知名男子“同行乘客”固守本我，利用別人的同情和善良，達到提高自己的目的。蔑視踐踏別人的同情心和善良，認為他人都是愚昧無知的、只有自己充滿智慧，正是強勢文化持有者的慣有行為。他根本沒有受傷，卻在大腿處進行包扎，獲取別人同情，在別人面前吹噓、炫耀自己小偷、騙子的行徑。在小說中，“同行乘客”為了實施騙子的行徑，不惜偽裝成瘸子，不惜衣衫襤褸，但他的手泄露了他的出身：“纖細、白嫩，手放在水杯上時，不由自主會有敲擊琴譜的動作。”讀者不禁好奇于主人公如此偽裝自己的動機。透過其行為和語言，可以看出，此人甘于此種行為，必然是嘗到其中的利益甜頭，在欺騙和壓榨他人的行為中，屢屢得手。這些舉動已經成為他的日常行為，而且技巧嫻熟，令人吃驚。充分利用醫生的善良和病情，得寸進尺，提出一個又一個更加過分的要求，最后竟改成命令和威脅，被警察帶走。他貪得無厭，一步一步地對亞伯拉罕斯醫生實施騙術，就是受“快樂原則”的支配?！锻谐丝汀窌鴮懥恕巴谐丝汀睂︶t生四次變本加厲、毫無羞恥的要求：“（一）’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我當作一個同行乘客’，他直接讓醫生給他買了一杯喝的”（二）’給我些錢’，同行者說’假如我對你大喊好像好些’，醫生給了他一些鈔票和零錢”;“（三）’你最好給我一件襯衫”“（四）’我會因為臟引起別人注意’……他要了襪子、內褲，甚至一個裝這些東西的包”?？梢钥闯?，“同行乘客”對實施詐騙威脅的語言和行為非常諳熟，了然于心，不是一時興起。伊麗莎白·喬利在作品中書寫的移民生存狀況，包括騙子和小偷等邊緣人物。讀者在同情他們的邊緣生存狀態的同時，也要辯證分析其原因，對于“同行乘客”這類的移民，他人的同情卻成為被利用的工具，在令人氣憤的同時，覺得他們更加可悲，被多元世界遺棄和拋棄，是最終命運。“同行乘客”的騙子和欺詐行為最終被揭發，被警察帶走。
其次，堅守“本我”，實施霸權行為。固守本我，“不受任何道德法律的約束，對自己的行為后果亦一無所知。不僅僅欲望強烈，而且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他自己沒有安全感，也不能讓別人覺得安全”?！杜量讼壬那槿斯潯窌鴮懥艘晃还淌赜趁駛鹘y的帕克先生，帕克先生到死之前都拿著一封從未開啟的情人節的信件。他是一位寄居者，無論主人變成誰，都要寄居下去。寄居者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寄居者的身份，呈現出的是主人的身份。當皮爾森夫婦第一天搬進來，正在整理東西時，帕克先生開始發號施令，“晚上，他從后門進來，做了自我介紹。他矮小、干凈，有耳朵聾的人一樣的穿透力極強的聲音，’我烤了半條羊腿，天晚了，我覺得你們該吃飯了。六點半整，到我這來’，他說，’肉質很多’”。這是主人的說話口氣，語氣中透著權威和命令。生病之后，讓皮爾森太太照顧他，所有的語言都是祈使句、命令口氣：“‘我發抖了’，他說，’好姑娘！給我把爐子點上，給我擠一些檸檬汁，把水燒開’。他發布命令，嘴在喋喋不休?！泵看萎敗拔摇钡恼煞蛐蘩砘▓@時，他總在身旁指手畫腳，“此時，房主皮爾森意識到這個老人不僅是個令人討厭的人物，他執著，像個魔鬼。他明白了，人們選擇這所房子最后又被迫離開的原因在哪了。這是一位長久寄居的頑固者形象，可以看出來，他在這個房屋的花園已經居住好久，不論房主怎樣變化，他都要占據花園，成為永久寄居者。這種行為就是殖民結束后，被殖民者在被殖民地的殖民行為的堅持，為人們所唾棄和痛恨。帕克先生并沒有接受自己已經不再是統治者的現實，繼續盡力保持殖民統治的思想，致使房子換了一個又一個房主，而他成為最持久的居住者。在這個房子里，帕克先生一直進行著與新來的房主的斗爭，因為他的堅守和干涉，致使真正的房主無法有房主的感覺，無法有家的感覺，都被迫離開了。固守的帕克先生影響了皮爾森夫婦原本幸福美滿的婚姻。因為對是否允許老人留下來產生嚴重分歧，他們的婚姻中從來沒有分歧，然而，這個老人使他們的婚姻永遠蒙上陰影。“他們都徹夜未眠”，“他們的婚姻中仿佛遇到了一堵墻，他們想盡力睡去，但是睡不著”。 最后，固守“本我”，危害自我。本我控制人類的欲望和侵略性，像魔鬼。固守強勢文化是一把雙刃劍。固守者并沒有認識到人的社會性，并沒有意識到自我生存與他人生存的休戚與共關系。寄居的帕克老人習慣于發號施令，習慣于使用命令語氣，習慣于使役他人，他與真正的房主佩爾森先生的沖突不僅是針對誰是房子主人的沖突，還是兩種文化的沖突。皮爾森先生在任職大學教授之前，有非常顯赫的軍隊背景，所以，無法忍受別人對自己發號施令。皮爾森先生認為，帕克老人的所作所為恰恰是他不能忍受的，導致兩個人的矛盾升級，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皮爾森先生整理花園的過程中，帕克老人又在指手畫腳，卻被突然倒下來的梯子砸中，意外身亡。面對對手的消失，皮爾森先生沒有想象得那么高興，甚至有些不習慣，他在問自己“誰會贏得一場戰爭”。“當他工作時，他發現自己總是在想著老人，他一直期望在樹葉樹叢中能看到洗過的襯衫，他的身旁沒有了持續的嘮叨聲。老人棲身的花園，好像廢棄了，荒蕪了。當令他無限討厭、對立的一面消失時，皮爾森先生沒有想象得那么激動和高興;相反，他感覺到寂寞，好像得了一場病。正如他自己所說，每一場戰爭都沒有勝利者，每個人都是失敗者，在自己和帕克先生的戰爭中，看起來是自己取得了勝利，但是帕克先生留下的影響讓他終生無法痊愈。與妻子的感情變得平淡，一切家務活動變得循規蹈矩，變成應付。帕克先生與皮爾森先生的沖突，代表了兩種文化的沖突及文化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
李秋洪認為：“文化的變遷就是不斷地調適人與自然、人與他人和人與自身的關系的過程?！比耸顷P系的，每個人都不能脫離關系而獨立存在。固守本我就是對他人的排斥和拒絕。帕克先生和“同行乘客”都是固守本我的宗主國文化和強勢文化，以奴役、欺詐、殖民的方式復制本我文化，意在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最終實現“自我快樂”。從心理上拒絕他人，從而使自已進入單一文化中，違背了世界多元發展規律，必然會走上絕路。
二、完善“自我”，實現生命價值
弗洛伊德認為，“自我”所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斷，既要滿足“本我”的要求，又要符合“現實”，調節二者的沖突，是二者之間的橋梁?！白晕摇崩硇缘乜刂迫祟惥袷澜?。與“本我”相比，“自我”雖然沒有“本我”的原動力，但是可以疏導“本我”在不危害他人和自己的情況下得到釋放。因此，自我受“現實原則”控制。自我在外部世界和人的內心之間起到橋梁和紐帶的作用。伊麗莎白·喬利書寫的移民，在新舊文化的沖突中，個體因生存需求會以不同的心理狀態應對新文化，以客觀公正的態度應對自身需求及外部世界環境。人是社會性的，脫離社會環境，會導致社會身份的喪失，以及身份構建失敗。伊麗莎白·喬利作為一名來自移民文化的作家，深知以包容的心對待多元文化的深刻意義。移民應為自己診斷，找到病因，并積極療傷。喬利自我療傷的方式是進行寫作，為生活在邊緣的移民寫作。她筆下的主人公自我診斷并自我療傷，最終構建文化身份，積極生存，成為現實社會的成功者。
首先，完善“自我”，回歸自然。澳大利亞有獨特的地域文化，特殊的地理環境孕育了獨特的動植物，也塑造了澳大利亞人熱情開朗的性格特征，這與冷峻保守的英國人非常不同。澳大利亞人熱愛自然，自然對人的治愈作用在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澳大利亞作家懷特的小說《人樹》中有很好的體現。到自然中去，與自然一體，成為澳大利亞人自我治愈的重要方式之一。伊麗莎白·喬利多部作品書寫了澳大利亞人面對澳大利亞獨特的自然環境時，溢于言表地激動和興奮;回到自然中，個體的精神放松及心靈的凈化和洗禮。他們能夠發現自我中的不足，并積極與外部世界聯系，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以及自我的和諧。《帕克先生的情人節》中的皮爾森先生“渴望工作中不受干擾。他在花園尋找某種能夠自我療傷的東西……花園是能夠讓他的精神和精力復蘇的好地方。皮爾森先生移民到澳大利亞之后，有了一個新職位，在一所大學當教師，他發現在這個遙遠的地方，經常會有很多新奇的想法，他想充實文化及創新思路來面對新同事和大學生，“每天他要面對新發現，及時調整自己的偏見”。帕克先生是成功實現身份構建的移民，能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接受新文化、新事物，知道自己存在偏見，所以，花園成為他調整自我、積極療傷的地方。在花園里，他可以冥想，思考花園中眾多植物的關系，引起對人生及社會關系的啟示。消除地域文化偏見是他療傷的原因，而偏見恰恰是處理好新環境中與同事及大學生的關系的最大障礙。帕克先生的自我療傷行為，帶來和諧的人際關系，受益者從自我延伸到他人，可以說是實現了共贏。這是一位移民到澳大利亞的知識分子，面對文化沖突，產生很多困惑，導致文化錯亂和身份分裂;面對文化差異，他能夠消除地域文化歧視和自身偏見，積極尋求合適的方法來適應新環境、新文化，積極構建新身份的成功案例。
其次，獨立互助，回歸人與人的純真關系。伊麗莎白·喬利在《同行乘客》中書寫了“兩位愚蠢的老女人”，即Ethel和Ivy。她們被稱為“TheWorcesterSauceQueens（伍斯特沙司皇后）”，因為她們不論吃什么，都要放伍斯特沙司醬或咖喱醬。與醫生一家人及富有的寡婦相比，伍斯特沙司皇后們無疑是這里面最貧窮、最卑微的人，受到他人的歧視，“她們有丑惡的頭腦”，“當她們一動時，就沙沙作響，因為她們的衣服里面縫了一層牛皮紙”。人們以慣用的以貌取人的方式對出現在他們眼前的這兩位女性進行先入為主的評價：貧窮、丑惡、老、愚蠢，因為她們的穿著、話語和所吃的食物，使他們對這兩位女性的文化身份做出定位，進而確定了對待她們的態度。然而，在隨后的書寫中，人們對她們的定位發生了動搖，開始羨慕她們讓生活變得簡單的生活方式，尤其可貴的是，她們的生存能夠不給別人帶來麻煩，不依賴他人。而且，她們熱情，給別人帶來快樂;她們善良，總是在提醒別人，注意不要暈船。小說中寫道，Ehel和lvy有個塑料披薩，圣誕節時，把它包裹起來，送到Ethel的公寓，“‘Ethel，圣誕節快樂’……Ethel打開包裹，說：’哦，親愛的Ivy，這正是我最想要的禮物?！诙?，她把這個披薩包裹起來送給我，這省去了買沒人喜歡的禮物的麻煩”）。Ethel和lyy是伊麗莎白·喬利筆下的弱勢文化群體，從物質生活的角度來衡量，她們處于邊緣和底層，貧乏、窮困。放在精神層面來考量，她們是高貴的，精神富足，不卑不亢，熱情善良，熱愛生活。圣誕節的禮物雖然卑微，但卻充滿了儀式感，是熱愛生活、珍視友誼的體現，令人不敢鄙視。無疑，她們的方式是作者所贊揚的。面對地域文化差異，要活得真實，要不寄生于他人，要有尊嚴地、平等地生活。 最后，完善“自我”，走出困境。伊麗莎白·喬利的短篇小說《巡回演出者》也是一部書寫個體在地域文化背景下生存命運的小說。故事發生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澳大利亞。莫里森是一位推銷員
?。═heTrallingSalesman），但作者把題目命名為TheTravellingEntertainer，蘊含主人公工作的特點和艱辛。隨著現代社會大超市、大商店的出現，商品極大豐富，人們逐漸不再從推銷員那里購買商品。為了生存，推銷員的銷售過程就像巡回表演一樣，靠表演給大家帶來娛樂，借此招攬生意，但銷售結果卻越來越不盡如人意。莫里森夢想為女兒購買車子、漂亮衣服，為妻子提供美好的生活，無奈收入越來越少。妻子的蔑視、女兒的無視使他面臨巨大壓力，覺得必須要做點事情改變目前的狀況。生活中，他郁郁寡歡，沒有人生的樂趣，銷售中的表演行為使他更加孤單。物欲橫流的社會既成為他的困惑，也成為他逐步走向邊緣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終因為企圖盜竊而人獄。落人社會最底層的莫里森并沒有就此沉淪，“盡管思想沉重，但他還是去了周日晚上的音樂會。許多康復中心的罪犯參加了表演?；虺杌蛱杌蚶收b。他想如果努力嘗試，他也能想出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去做”，悲傷的故事因為比較明亮的結尾，讓讀者看到了希望。莫里森能認識到缺乏做事的熱情是自己的病因，并能積極參與到治療的行動中，“試著在腦海中去感受新鮮的空氣，勾勒陽光照射的街道，想象每一處細節：房子、長廊、長滿黃色雜草的草地、木槿樹籬中星星點點的一品紅，當然，還有那可以瞥見的大海。伊麗莎白·喬利的作品大多數書寫移民面臨多元文化沖突所遭遇的生存問題及身份構建問題。不同于伊麗莎白·喬利的其他小說中的主人公，莫里森是社會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犧牲品，推銷員是逐漸消失的行業之一。進入后殖民時代，殖民行為和高度的物質文明留下了破敗的殖民地以及在其中艱難生存的被殖民者，他們的生存境遇值得關注。值得慶幸的是，莫里森等人能夠在逆境中尋找出路，積極生存，伊麗莎白·喬利作為一名世界知名的作家，無疑是對其行為大加贊賞的。
“文化的多元性是每個社會得以生存和保持競爭力的根源。每一種文化都有獨特的淵源和適應范圍，有最能夠發揮自己功能的社會條件。還沒有哪種文化可以隨意’放之四海而皆準’，不須本土化就能適應任何民族社會復雜多樣的生存環境和發展取向的。正因為有了文化的差異和多樣性，才有了競爭的動力，才給以人類以多種選擇”’。伊麗莎白·喬利筆下的這些主人公，立足社會現實，不逃避，不退卻，以理性的原則處理自我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從而達到和諧相處。無疑，站在多元文化共生的角度上，伊麗莎白·喬利肯定了人們這種尋求自我和諧的方式。
三、實現“超我”，走向中心
“超我”代表一種對“本我”的道德限制（即良心）。弗洛伊德認為，只有本我、自我和超我等三者互相協調，和諧運作，人格才能正常、全面發展，并得以升華。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是自我的典范，主要是指人性中的高級本性，如良知和自我批判能力等。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跨界生存、和諧發展既是自我生存能力的表現，也是社會道德和良心。
伊麗莎白·喬利作為后現代著名作家，多元文化身份背景使她成為跨界生存的作家，作家的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和良心使地在短篇小說集中書寫了這樣一群人：“他們生活卑微，內心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生活壓力面前，他們不茍且，敢于直面慘淡的生活，敢于解開血淋淋的內心，審視自己，尋找問題，找到答案，解決自身的問題，為同類提供借鑒?！边@本身就是走出邊緣生活的表現。他們以更高的要求來解決生存中的困境，卻無意中為世界的和諧發展貢獻了一己之力?！段逵€處女地及其他故事》中的短篇小說《演出》就是一部“在多元文化身份中，三種人格導致三種生存命運”的故事。
首先，“本我”體現，生命張力。故事的題目取名《演出》，三位演員：“他”、妻子和老太太，分別上演自己的故事，每個演出在自己的生活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喬利賦予不同的含義。老太太整個人都長得干巴巴的，肩膀上耷拉著一些破布，每一塊破布都是在她的掌控下，有了表演生命：
她看上去像是那破布堆的一部分，只是坐立不安地從布堆的一邊挪到另一邊，先扯出一塊破布，然后又扯出另一塊破布。開始我以為她在唱歌呢，然后我意識到那不是唱歌。她在說話。她在對著破布說話。她在數落它們！她一塊接著一塊地把破布扯出來，生氣地搖晃它們。她甚至還拍打了一些破布。我聽不清她咕噥的話到底是什么，但她似乎在罵它們。接著，突然，她朝著其中一塊不幸的物件兒，我的意思是塊破布，尖叫著說：“你們這群傻瓜！”整個布堆好像都在動，好像是因為她的暴怒感到不安和害怕。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么多的哆哆嗦嗦的破布正盡力從那個憤怒的老大娘身邊慢慢挪開。我注意到她比平時穿得更講究。好吧，也許說成是盛裝打扮更合適些，不能把她身上的破布叫衣服的。
老太太有個兒子在英國，已結婚，有可愛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對他們的夸贊和來自他們信件的盼望成為老太太每天得以活下來的希望，然而，查無音信的兒孫成為她不可觸及的期望。幾十年來，虛無成為她的生活狀態。自已如同被兒子一家棄掉的破布。與破布一起演出，是老太太戰勝孤獨，自我生存的手段。老太太是演出中的掌控者，好像具有神力，能讓每一塊破布或者恐懼、或者快樂。她可以數落破布，拍打破布，甚至生氣地搖晃它們，向它們尖叫，這些行為都是獨自生活的老太太現實生活中嚴重缺失的。演出彌補現實中的缺失，賦予老太太鮮活的生命，成為生活的主宰。本我是對快樂的需求，演出使老太太在卑微的境遇中得以生存。伊麗莎白·喬利對老太太的書寫，無疑代表了一批處于疏離邊緣生活狀態的個體，生活理想的破滅，失去快樂源泉，個體不得不另辟蹊徑，進行彌補，得以生存。
其次，“自我”發展，利己利他。在《演出》中，“他”的妻子大學畢業，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繁重的家務勞動、不求進取且具有文化差異的丈夫、貧困的生活是她的生活現狀。妻子把自己的授課行為視為演出。精致的裝束、賣力的教師和學生使每一節課都跟演出一樣令人興奮，“當準備離開家去表演的時候，她容光煥發、興高采烈，對自己要干的事情興致勃勃、喜笑顏開”。獲得認可是自我的需求，妻子演出中的興奮與結束后的落寞形成鮮明對比。本性中的趨利避害使個體不由自主地靠近主體文化，減少對自身的傷害。妻子調節現實生活中的不如意的方式是在工作中忘我，把工作想象成酣暢淋離的演出，來消解生活中的不如意。在舞臺上，她賣力演好教師的角色，學生的上佳表演成為她演出結束后與丈夫的談資，快樂得以繼續。面對具有文化差異的丈夫、不盡如人意的現實生活，妻子能從自我出發，積極改變生活現狀，增加快樂成分，減小不快的比例，努力尋找夫妻的公共話題，使婚姻生活得以繼續。丈夫認為：“在她的表演里，根本沒有我什么事兒，從某種意義上說，她都快把我忘了。”妻子通過忘我表演，個性得以釋放，為自身提供了快樂，健全了個體作為教師的社會身份。同時，維護了婚姻關系，使個體的家庭身份得以存在，具備了個體作為一個健全的社會人的多重身份構建。所以，表演對于妻子來說，是利已利他行為，是伊麗莎白·喬利筆下又一位積極生存的個體。和諧共生的依存關系使個人的生存質量提高。 最后，拋棄偽裝，走向超我?！八弊鳛椤堆莩觥分械恼煞?，是最重要的人物，與妻子的文化差異及對世俗的不滿，致使自己過著孤獨的生活，由于怯懦而被迫順從社會習俗，賣掉農場，做了一名非常敬業的郵遞員，“你可能并不認為這項工作有多重要，在我看來，每一項工作都有它要承擔的貴任的標準”?！八币欢冗`背自己的意愿，努力生存，竭盡全力地想在社會上有立足之地，但是有一天“我的感情讓我不想再演下去了，我不想再有任何的偽裝啦”，所以，選擇了放棄。對于丈夫來說，違背自身的意愿努力生存，就是一種“演出”，就是偽裝，與內心的需求相違背，所以他選擇了放棄，從而實現內心的和諧，但是妻子的“演出”對他來說卻有別樣含義，“演出”為夫妻提供了交流的話題。盡管在妻子眼中“很長一段時間，把我當作好像是廢物一樣看待，就像街角塌了的熟食店，七零八落的。對她來說，我就和這種沒人要的地方一個樣，可以說我是這樣的人，也可以說像這樣的地方似的，我敢說這難道有什么區別嗎？周轉不靈，沒錢理財，一事無成，不可理喻。我想她說的沒錯’”。演出結束后，妻子會與丈夫交流演出的點滴，夫妻共同回憶農場的美好時光，“房子蓋得不錯，幾乎是新的，又舒服，又寬敞，我們啥都不缺。我妻子只要喜歡，隨時都有新衣服穿，她對這種生活非常滿意，喜歡她的工作，還有表現的機會。我們什么都有，食物、溫暖，足夠多的一切一切”。在丈夫眼里，從演出中走出并卸下偽裝的妻子才是真實的，他們可以談論現在，回顧往昔，直面眼前的生活。丈夫對家庭有責任心，深知自身的存在對妻子的意義，“她需要有個聽她說話的人，現在如果我不在那里，我會害了她的”。道德責任是個體最高級的存在方式，丈夫克服了文化差異導致的妻子對自己的不滿，忍受了現實社會的痛苦，仍然為家庭承擔責任，作為妻子的傾聽者，帶妻子到農場療傷。勞倫斯認為，解決當前的社會不和諧的矛盾，應首先從重新處理夫妻關系人手，只要夫妻關系和諧了，社會便和諧了。從勞倫斯的觀點來看，丈夫的行為是高尚的。
伊麗莎白·喬利書寫了多元共生思想，遵循著“道德原則”，其作品描寫了諸多社會邊緣問題，表現了很多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邊緣主題，反映了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生活方式與現實之間的沖突，不但沖擊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令他們身份錯位、人格分裂，而且導致他們的人際關系緊張，甚至是他人的毀滅。在開放性地探討這些問題上，作家站在全球化的文化交錯和地域相隔的視點上，激發讀者對地域差異的文化意義進行深刻的反思。通過作品，人們看到人類的責任不是去否定他者文化，而是應該建立在肯定多元文化、尊重多元生存、理解多元意義的基礎上;以此為基礎，人類社會和人類個體的矛盾和沖突就迎刃而解了。正如伊麗莎白·喬利所說，創作是為了更深刻的精神理解，這是一種愛的傳達，其方式是人格的每一個方面都可能受到考察，但不是為批判，而是為了一種無窮的為實現理解而進行的質疑。她認為，當地域文化差異產生時，人們應該消除不平等思想，求同存異，積極構建和諧平等的新的文化形式，實現多元文化和諧共生，對世界和平、人人幸福都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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