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期間俄國產業工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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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產業工人及其家庭生活水平的變化對1917年2月革命，以及后來的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全國、省州和地方的檔案史料，以及當時某些大型企業的數據檔案反映出，盡管一戰期間國家、政府、企業及社會機構采取了各種措施，對應征入伍人員及其家庭提供了各種物資援助，依然未能避免產業工人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和糧食匱乏問題，最終導致社會局勢的混亂。
　　[關鍵詞]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產業工人
　　[中圖分類號]K5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9）03—0043—06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居民的生活水平是研究20世紀初俄國歷史問題的重要內容。蘇聯史學中，強調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很高的生活成本，糧食危機，貨物短缺，以及工人和農民生活的災難性惡化。在諸多相關問題的著作中，學者們對這些負面變化性質的評價不盡相同。本文試圖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產業工人及其家庭生活水平的變化問題。研究過程中為了評估工人物質生活狀況與戰前平均水平相比變化的程度，使用了全國、省州，甚至是地方層面能夠說明該問題的史料，以及某些大型企業的數據檔案。當然，不能孤立地對一個社會群體進行孤立地分析。為了幫助應征入伍人員的家庭，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公共組織和企業家也采取了相應的救助行動，這些因素亦不應忽視。
　　應該指出的是，革命前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著作中，表達了戰爭期間俄國各階層生活水平變化的不同觀點。著名經濟學家特維爾多赫列波夫教授（1917年，《工商業報》主編）在1917年1月22日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在俄國“經濟衰退期間，居民消費和支出均超過和平時期;大部分家庭開支增加”，“正常的士兵伙食已經成為那些應征人伍的農民的奢侈品”。他認為，城市居民的收入總體上有所提高，工人數量的削減促使手工業者和輕產業工廠工人的工資增加，而國防工人的“工資則達到了聞所未聞的水平”。與此同時，特維爾多赫列波夫教授承認：“重要生活用品，像鞋類和服裝的價格翻了一番，甚至兩番，而且由于交通運輸被破壞，許多產品已經完全從市場上消失了”。在討論居民生活支出增加這一問題時，特維爾多赫列波夫得出的結論是，不是價格上漲導致工資提高，“相反，價格上漲是由于收人提高和商品需求增大造成的。
　　俄國著名經濟學家，臨時政府貿易、工業和糧食部長普羅科波維奇非常重視戰爭期間俄國城市居民的消費問題。1918年，他對這種情況進行了不那么樂觀的評估。正如彼得·葛特爾所指出的：“食品供應是俄國軍事經濟的致命弱點?！樟_科波維奇認為，戰爭期間所有商品價格的上漲增加了“那些通過銷售手工制品和食物來支付其費用的居民的福祉，包括黑土帶的農民”。戰爭給這個地區的農民帶來了“巨額資金”，戰爭期間農民的伙食“無疑有所改善”，但商品供應情況卻惡化了，特別是在戰爭的第三年，“市場上基本上沒有商品”。至于工廠工人，確實如普羅科波維奇所指出的那樣，他們的福祉取決于工資增加與物價上漲的速度比。在談到工資變化的影響因素時，普羅科波維奇指出，數百萬男人應征入伍，工人的職業技能和工作能力降低之后，女性和青少年代替人伍的男性到工廠工作。另一方面，出臺了像“禁止星期一曠工”這樣的生硬法令，導致工作強度提高，工作質量改善，從而提高了產品質量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0%—25%）普羅科波維奇注意到，戰爭期間工資增長明顯滯后于物價上漲的速度，以及盧布購買力下降的速度。根據他的計算，在莫斯科工廠區，1915年男性工人的工資平均比1913年高19%，而此時食品價格平均上漲53.3%。總結這些數據時，普羅科波維奇寫道：“農民的收人能夠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而工人階級，除了少數特例外，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然而，在他看來，更糟糕的是，工人家屬的情況：他們獲得了“食物性”補助，但完全不夠在城市生活。我們簡要敘述當時提供給前線工人家屬的補助，因為這些補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國家和社會對應征入伍者家庭的支持
　　1912年6月25日法律規定，國家對應征人伍人員的家庭提供幫助，組織對普通士兵家屬的援助;地方自治和市政機關、慈善委員會、教會托管和各種社會組織都采取措施對這些家庭進行援助。
　　按照1912年法律規定，如果家庭成員中有應征入伍者，他們的配偶、子女及其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會獲得國家的補助。若應征入伍者的子女年滿17歲，且有勞動能力和已婚的女兒則不享有這種慈善待遇。法律規定，他們有權以現金獲得食品福利：每月至少獲得1普特28磅面粉，10磅谷物，4磅鹽和1磅植物油;但是，對于5歲以下的兒童，發放的食品補貼金額為上述產品的一半。作為伙食標準（口糧）的一部分的食品成本是在每個地方宣戰后確定的。到每個軍事年度的9月1日，以及食品價格有任何重大變化情況下，口糧的成本都需要做相應調整。根據該項法律，1914年8月開始向較低級別軍銜的服役人員家庭發放政府津貼，隨后根據口糧本身的額度增加津貼數額。由于糧食價格大幅上漲，口糧本身也隨之增加。
　　根據1912年法律規定，在戰爭前9個月中，財政部向較低級別軍銜的家庭發放的津貼總額超過2.67億盧布
　　（這一數額幾乎達到了1913年俄國帝國軍事部預算的一半）。需要注意的是，國家口糧的標準設定因所在地不同而定額各不相同。那么這個補助是否足夠家庭維持生計呢？
　　從大多數省議會的報告來看，政府津貼的額度對于生活在城市的家庭來說是不夠的，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只能通過購買獲得。戰爭期間，住房、燃料、衣服和鞋子、食品的價格明顯上漲;對于有土地的農村居民來說，國家津貼一般來說足以滿足眼前的需求。在農村，中等家庭的住房、燃料，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食品都可以自給自足，加上國家的補助，還不至于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那些沒有土地，家庭人口少的和孤寡老人，被剝奪了收人的人，生活狀況則相當糟糕。正如彼得格勒州議會所指出的那樣，食物配給量已經足夠，人們普遍對此感到滿意。對于5—6口人的農民之家來說，國家的補助是至關重要的，有時甚至可以有些許存款。居住在出租公寓的城市家庭的情況則令人擔憂：“對于他們，補助幾乎不足以滿足最基本的需求，特別是那些生活在首都和其他靠近首都城市的家庭。 　　辛比爾斯克稅務局的簡報中還指出，相對城市居民，農村居民每月的津貼更為充足，特別是對于人口多的家庭而言，因為人口越多，補助越多，每個成員的平均生活費用也相對越低。在這方面，農村居民的優勢之處在于，他們自已的農產品可以滿足大部分的基本需求。即使他們需要購買食品，通常也可以享受到低于城市價格的第手價格。此外，農村居民到軍隊服役后，他在一定程度上會得到其農村家人的幫助，至少“他們的家人可以得到其他農民的幫助”而辛比爾斯克州政府指出，如果城市居民家中養家糊口的人應征入伍，那么他的家庭生活狀況則非常惡劣，因為“在他被征人伍之后，這個家庭只有依靠福利補助生活，而這些補助在一些城市是無法滿足基本需求的”）。根據弗拉基米爾州議會意見，食物配給從3.30盧布到4盧布不等。隨著“近期生活價格的大幅上漲”對于只能得到1—2份配給的人口少的小家庭來說這些配給是不夠的：“當時那些有4—5口人的家庭每月能得到13—20盧布的配給，還能勉強維持生活;而那些人口少的家庭，特別是生活在城市的，則極度貧困?！?
　　戰爭最初，政府補貼對于城市居民和部分農村居民來說不足以維持生計，這種情況下為了幫助應征，人伍人員的家庭各種組織開始采取措施進行援助。最先采取行動的是城市和地區機構，提供資金支持那些前線士兵的家庭，并組織城市，縣和城鎮監管機構幫助這些家庭。然后開始組建慈善委員會，教區教會監護部門和各種形式的公共組織以不同形式支持這些家庭一從發錢（在城市）用于支付住房，取暖，買鞋，衣服以滿足生活需要，到發放實物（在村莊）——面粉，谷物，稻草，糧食，茶，糖等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組織是全俄自治聯盟（B3C）和全俄城市聯盟（BCT），該組織成立于1914年8月，最初其主要任務是組織醫療衛生活動，后來兩個聯盟的活動范圍都有所拓展。
　　1914年秋，全俄自治聯盟（B3C）和全俄城市聯盟（BCT）出現在俄國的許多城市和地區。1914年9月，葉卡捷琳堡城市杜馬的公共組織加入了全俄城市聯盟，并成立了一個地方委員會，負責組織醫院幫助前線士兵和預備役人員的家庭，向士兵支付額外的配給。在戰爭的第一年，葉卡捷琳堡的市政當局就撥出大量資金支援前線，幫助應征人伍的家庭和傷病士兵：該市給全俄城市聯盟基金的捐款就超過1萬盧布。
　　糧食問題是葉卡捷琳堡社會經濟狀況惡化的一個重要因素。供應中斷和高昂的物價導致貧困人口自發不滿的情緒愈發嚴重。自1915年中期以來，該市多次地經歷斷糧。戰爭年代，工業城市烏拉爾市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速度更是超過整個國家的平均水平”。為了克服糧食問題，政府采取了緊急措施，城市自治機構和公共組織采取了一系列行動。但是，由于交通運輸無法保障，仍然沒有足夠數量的糧食運到工廠。葉卡捷琳堡的面粉價格不斷上漲，物價居高不下、糧食供應中斷，這一系列問題最終導致該市出現了食品騷亂。1916年底至1917年初，葉卡捷琳堡市民的情況嚴重惡化：軍用和過境貨物幾乎吞沒了烏拉爾鐵路的所有運輸車輛，城市糧食供應很“不順利”，而糧食庫存已經耗盡。1916年12月，葉卡捷琳堡城市杜馬審議了必需品限額草案：限額清單中包括面包，面粉和糖。
　　如西多羅夫所述，戰爭的前一年半，農業部很容易應對軍隊的食品采購，在這方面他得到了地方當局政府的協助——他們行使了價格調節權利。1915年8月，政府組織了關于食品的特別會議，設定了“固定價格”，并與當地價格進行協調。1916年，特別會議就提高固定價格的可行性進行了辯論。目的是使買賣雙方達成妥協：一方面市場的面包生產商希望提高價格;另一方面，考慮到工人對面包價格“極其尖銳”的態度（如軍事部門代表所說）。辯論的結果是在1916年9月，面包的實際價格平均上漲了14%，但是，這還遠遠沒有反映市場實際的價格，因為固定價格明顯低于市場價格。在1916年底的議程上，提出了關于面包以及向各省和縣提供強制性供應品的問題。與此同時，不同城市的供應情況也不同。因此，1916年5月至6月出臺的莫斯科消費規范給出了“食品業務普遍相對良好的圖景”。莫斯科的配給制逐漸發展起來。糖的配給制于1916年8月推出。1917年3月，配給制度擴展到面包，然后擴展到一系列產品。
　　需要注意的是，到目前為止，對1914—1917年俄國各省市的糧食情況進行的研究尚十分有限。最近，戈盧比諾夫發表的文章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發現。戈盧比諾夫在博士論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伏爾加河中游地區的糧食問題》中指出，在后方地區，只有省級中心（而非全部）感到生活成本高，食物匱乏一這是“由于難民涌人，駐軍增加，鐵路通信中斷”，而農村地區實際上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作者強調這是因為對應征人伍的士兵家庭的補助政策在當時起到了重要作用，補助的額度往往超過了家長的月收入）。盡管戰時存在困難，伏爾加河中游地區的糧食生產仍然足以確保居民不會受到饑餓威脅。這也有賴于一些消費者協會對投機行為的有力打擊。自1916年以來，自治會和市政當局開始協調行動，這對居民食品供應產生了積極影響。盡管食品價格逐步上漲，1914—1916年，中伏爾加地區居民的不滿只表現在少量的怨言，投訴以及個別的商店騷亂案件中，最常見的原因還是買賣雙方之間發生口角爭吵。
　　如戈盧比諾夫所述，直到1917年2月，當局才非常有效地應對該地區的糧食問題。農民自愿將糧食賣給政府采購代理商。然而，從1917年3月到10月，“新政府取消了舊的供應體系”。就在那時，戈盧比諾夫寫道：“某些人群開始在食品供應的直接道路上掠奪食品”，“在倉庫，商店，私人住宅中隨意組織搜查”。1917年3月以來，當局未能確保城市的食物供應，并被迫開始用武力從農村掠奪糧食。因此，戈盧比諾夫駁斥了蘇聯史學的論點，認為直到1917年2月，正是糧食危機在促成中伏爾加地區的“革命形勢”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的研究表明，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新政府無法應對糧食困難才“是國家社會矛盾加劇的重要罪魁禍首”。
　　如上所述，俄羅斯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分析了1914—1917年戰爭期間和未來10年俄羅斯經濟形勢的變化進程，以及各個階層居民生活水平的變化，這些研究中包含了不同的觀點。近年來，因為俄羅斯紀念一戰爆發100周年，許多研究著述應運出版，學者們分析了戰爭的各個方面，包括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議題?？傮w而言，對俄國戰爭時期后方的整體情況的分析和評估，與蘇聯史學的觀點明顯不同。 　　很大程度上，學者的觀點不盡相同是因為在分析俄國當時生活水平變化這一問題時不同作者使用的數據指標不同。比如，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物價，當時物價指數由某些地區（或城市）確定，這樣那樣的“消費者籃子”和構建指數的方法不同，這無疑對當時的物價指數的反應也不盡相同。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數據甚至不足以稱之為物價指數，而只是關于戰爭期間居民生活的描述（通常這種描述更帶有戲劇性）。在這種情況下，切換到微觀分析的層面則可能對研究大有裨益。因此，可以對大企業的檔案進行研究，通過這一棱鏡透視出企業家在生活成本增加的條件下為維持工人的基本生活而采取的措施。
　　二、戰爭期間企業家的社會政策：以大型紡織企業檔案資料為依據
　　本文這一部分引用了革命前俄國工業勞動力激勵因素研究項目框架內獲得的數據，并基于對俄國中央工業區大型紡織企業檔案的分析：包括雅羅斯拉夫爾大型制造廠（IBM），康紳大型紡織協作社（莫斯科州、謝爾布哈弗市），丹尼洛夫大型紡織公司（莫斯科）的檔案。對檔案材料的分析表明，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由于政府對應征人伍人員的家庭補貼不足，并且當時物價居高不下、生活費用大幅增加，這些股份制企業的董事會開始為工人分配戰時津貼和定期漲工資。
　　對雅羅斯拉夫爾大型制造廠（HBM）的檔案數據研究表明，該企業在戰爭三年期間工人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由于對其產品的需求加大工人數量增加了12.8%，1916年達到了10617人。1916年成年男性工人的數量約占戰前的82.8%，而在工廠工作的成年女性人數增加了1.3倍，青少年增加了1.5倍，未成年人增加了4.9倍。在1915年春天，物價上漲，實際工資開始下降，結果，工人開始要求提高工資，用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支出，比如購買基本生活品、住房和其他額外支出。1915年至1917年1月，雅羅斯拉夫爾大型制造廠
　　（9HBM）的工人12次在沒有罷工的情況下要求增加工資，只有一次（1916年）這種訴求伴隨著純粹經濟性的罷工。工人們在要求提高工資時，往往特別強調不要提高日工資的百分比（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相同的工資增長比率），而是以相同的數額增加工資，這樣才會縮小工資差異，對低薪工人的支持更加有力。
　　在研究其他大型紡織企業的檔案材料時，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导澊笮图徔梾f作社的檔案資料顯示，在1915年4月至1917年5月之間，工人工資漲了12次，其中男性工人的工資漲幅高于女性和青少年。在收集資料工作期間，收集了丹尼洛夫大型紡織公司的諸多公告，這些公告涵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16個公告為代表，這些公告主要張貼在工廠廠房的墻壁和車間里，內容大多旨在向工人通報企業董事會為工人加薪的情況。結果，到1916年底，丹尼洛夫大型紡織公司工人的額定平均工資大約翻了一番，但遺憾的是，此時物價上漲的幅度更令人發指。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通貨膨脹更加嚴重，這也反映在工人工資增長的幅度上。在1917年4月29日的公告中，丹尼洛夫大型紡織公司董事會提請所有工人注意“1917年復活節假期后基本工資將有所增加”。與此同時，對于臨時工人的薪酬，提出了一種新的工資增長方案，所有人的工資增長幅度相等（10%），這加劇了工資差異化程度，為了對低收入工人做出補償決定給每位員工增加1盧布。
　　在1917年5月前，丹尼洛夫大型紡織公司工人的額定工資平均比戰前的工資增加到3—4倍（女性和青少年的工資漲幅甚至更明顯）。然而，1917年下半年，物價漲幅程度越發具有威脅性。我們研究的企業董事會試圖減輕價格上漲，以及即將到來的糧食短缺的不良影響。因此，康紳大型紡織協作社、丹尼洛夫大型紡織公司試圖控制商品價格，使其低于市場價格水平，同時公司自己承受差價損失。到1917年9月18日，這些企業中物價的漲幅明顯低于市價，黑麥面粉比戰前價格高出2倍，而蕎麥價格是市價的80%，牛肉價格是戰前的3倍。董事會利用企業的農業資源潛力，在企業的商店中降低了物價。但在1917年，隨著通貨膨脹的加劇，某種程度上講，企業已經失去了維持固定價格的能力，盡管企業繼續支付額外的貨幣補償，也無法確保工人能購買到價格相對較低的商品。在1917年5月15日增加附加費的公告中，丹尼洛夫大型紡織公司董事會、康紳大型紡織協作社都發布通報，“由于合伙企業的雜貨店轉向市場價格，對于企業的男性和女性給予每日76戈比的補助，青少年工人給予每個工作日75戈比的補助，并給予食品價格差異補償”。因此，對工人的補助經歷了以下演變：在戰爭之前，工廠商店的食品價格在1915—1916期間幾乎與市場價格一致。工廠盡其所能，為工人設定優惠價格，而在1917年，工廠取消了這種優惠支持，但開始向工人支付新的福利作為回報。1916年秋季，董事會開始為工人及其家人提供食品配給卡。
　　雅羅斯拉夫爾大型制造廠（SBM）的董事會還在為工人提供基本必需品方面奉行以社會為導向的政策。企業開設的商店，其物價在1915年10月與戰前相比僅增加了約8%（即明顯低于該市同類商品的價格）。自1917年7月以來，伴隨著工人收人的大幅增加這些價格與城市價格開始均等化。1915年11月以前，雅羅斯拉夫爾大型制造廠董事會每次為工人漲工資都是采取所有人增加相同的比率（這樣就加劇了具有不同技能的工人的工資絕對差值），而從1915年11月到1917年6月間，在工人的要求下，工廠“管理部門出臺了一項新制度：企業所有人員，無論性別，年齡和所從事工作的工種，都獲得了相同額度的工資漲幅。因此，在持續戰爭和價格持續上漲的背景下，雅羅斯拉夫爾大型制造廠的管理層意識到：需要維持工人可接受的物質生活水平，同時堅持更有效地支持低收人工人。1916年9月，董事會為工人及其子女推出了糖配給卡?？偟膩碚f，雅羅斯拉夫爾大型制造廠食品問題的解決方案確實是積極而有效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廠區的食品供應相當穩定。1917年1月，雅羅斯拉夫爾省憲兵團長，對地方法院檢察官表示：“在像雅羅斯拉夫爾大型制造廠這樣的企業的工……糧食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食品一直提前預支給工人，并且每個工人的配給份額都能得以保障，相比較其他地區，這里的援助措施成效顯著。”在戰爭期間，企業管理層逐漸失去了設定工資率和加薪的自由：這一職權部分移交給了各級委員會。在二月革命之后，工資變動的大小直接由與調解委員會決定，對所有縣工廠具有約束力。 　　對通貨膨脹率和工廠工人額定工資增長數據的分析表明，企業家提高工人額定工資的努力無法彌補通貨膨脹帶來的壓力，特別是自1917年春天以來。通貨膨脹率和工資增長率的剪刀差逐漸擴大。研究發現，這一結果不同程度地適用于各種行業。因此，在1916年，國防企業工人的平均實際工資比1913年的水平高22.8%（同時勞動生產率提高了75.7%），而在非國防領域，工人平均實際工資在1916年下降了15.2%（同時勞動生產率下降了5.5%）。1917年，俄國工業的所有部門的實際工資水平都急劇下降。
　　現代史學關注俄國政府為居民提供食物所采取的措施。盡管這些措施缺乏有效性，但由于擔心社會動蕩，俄國當局不敢采用嚴格限制食物消費的制度。相反，德國政府實行了食品供應配給制。無疑，這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當然也導致社會緊張局勢暫時加劇。然而，正如彼得羅夫所指出的，帝俄拒絕配給政策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1916—1917年冬季的糧食危機推動了大規?？棺h運動，最終導致二月革命的爆發。
　　三、結論
　　一戰期間，俄國居民，特別是產業工人生活變化是兩年后俄國事態變化的重要原因，特別是1916—1917年事態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因素。這一問題有幾個部分需要綜合考量，包括企業家制定的工人工資制度和增加工資的制度;企業為工人及其家庭帶來的社會福利;國家對應征人伍人員家庭的支持：為這些家庭提供國家口糧，并向現役士兵家庭提供公共援助。后一部分涉及城市和地區機構的活動，這些機構為士兵家庭提供資金支持;慈善委員會、教區教會托管機構都以各種形式幫助這些家庭。上述措施保障了戰爭前兩年主要階層的居民的基本生活（戰時生活的標準），但自1916年年底以來，特別是1917年2月革命后，食物供給問題變得日益嚴重，導致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不斷醞釀的不滿情緒爆發為抗議運動，最終導致了社會政治局勢的混亂。
　　對檔案數據的分析使我們能夠確定在戰爭年代大型紡織企業支持工人及其家庭的具體機制，以追蹤企業家為彌補不斷上漲的物價而采取的措施的動態變化過程。未來的研究中應該繼續深人研究這些機制，充分利用俄國其他行業和地區企業的檔案資源。進行此類研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本文所考量的產業工人生活的動態變化進程及其對社會政治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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