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如何進行舉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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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報，即檢舉、報告。時下，我國的舉報制度越來越完善，諸如信件舉報、電話舉報、網絡舉報等舉報方式也越來越多，許多公民或單位利用不同的舉報方式向司法機關或者其他有關國家機關和組織檢舉、控告違紀、違法或犯罪行為，對遏制各種消極丑惡現象起到積極作用。其實，舉報并非現代人的發明，而是古已有之。
　　史籍記載，遠在堯舜之時，就有了讓百姓議政的“進善之族、誹謗之木”。舜繼位后，在朝廷前設立木牌，名“誹謗木”，讓百姓把批評意見寫在木牌上，也叫作“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那時候“誹謗”之意，并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誣陷，而是“責過失、論是非”。這便是舉報的雛形。
　　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商鞅在《禁使》中提道：“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于親。”意思是說，讓夫妻、父子、鄰居、朋友、官民相互監督，相互舉報，告發就有重賞，隱瞞則要連坐重罰。在當時，舉報官員貪污成功的，可以得到貪污官員的官位。這樣施行的結果，好的方面是“群臣不敢為奸，百姓不敢為非，民以殷盛，國以富強”。不好的方面是“無恩于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為怨，家與為愁”。
　　公元前73年，趙廣漢被漢昭帝任命為潁川太守。他為官不久，發現地方的許多土豪劣紳、地痞無賴結黨營私、獨霸一方，被欺壓的老百姓卻不敢公開來官衙告發。趙廣漢便令窯工燒制出形狀如瓶的器皿，有小口投放簡牘，可入而不可出，掛在官衙門側。這種在當時被稱為“缿筒”的器皿，就是現在我們仍在使用的舉報箱的前身。缿筒設立以后，趙廣漢不僅令部下拿到各地懸掛，并張貼告示，鼓勵民眾投書舉報，并保證為他們保密。霎時間，官吏和群眾紛紛寫信反映土豪劣紳的不法行為，趙廣漢根據舉報的線索，組織力量進行調查，掌握真憑實據后進行了嚴厲打擊，穩定了社會安定，趙廣漢也因此名聲大振，不久升遷為京兆尹。趙廣漢出任京官后，依然把缿筒掛到官衙門前。不久，他就又收到舉報，說修建昭帝陵墓（平陵）的總管杜建指使門客大量倒賣工程物資，從中牟取暴利。趙廣漢根據舉報通過明察暗訪掌握了事實，將杜建抓捕歸案，并將其斬首示眾。據《資治通鑒》記載：“京兆政清，吏民稱不容口”，趙廣漢也被后人譽為中國古代十大清官之一。
　　唐朝的武周時期，有個叫魚保家的人非常熱衷于“發明”，并得到武則天的賞識。魚保家按照武則天的旨意，在西漢缿筒的基礎上，又親自設計出了“銅匭”。當時的銅匭分為四個口，舉報者可以根據不同的舉報內容投入到不同的口內，以方便迅速辦理。為了能及時看到舉報信，武則天還下令專門設置“匭使院”，隸屬中央三省之一的中書省。在這一時期，更重要的是給予舉報者非常高的待遇，規定對于外地舉報者，“給驛馬供五品食”。舉報者竟然享受到五品官員的待遇。對舉報失實者，不予追究。這等好事，誰不爭著干？戲劇性的是，設計銅匭的魚保家，后來也被人舉報，因此而送了性命。
　　宋朝時期的宋太祖趙匡胤對于舉報也是高度重視的。當時，舉國上下推崇佛教，但在河南府卻有個叫李靄的人不但自己對佛教不感興趣，而且號召當地人都要不入寺門，不讀佛經，并著書立傳，提出了“號滅邪集”的目標，還將四處收集的佛經用作腳墊、椅墊、床墊，以此來詆毀佛教。李靄的行為觸怒了寺廟里的和尚，將此舉報到官府。但河南府的官員對此舉報十分犯愁，不知如何決斷，便推到了宋太祖那里。宋太祖接到這起由僧人們舉報的案件后，立即對李靄進行了懲罰，不但削去了他進士的頭銜，給予了杖責，還把他發配到重罪犯人聚焦的地方沙門島。
　　從明朝開始，又出現了一種被稱為“風聞言事”的新舉報形式。就是舉報者無須證據，只要是你聽說或懷疑某人有貪污行為，就可以向官府舉報，官府根本不追究舉報內容是否真實。如果碰巧你舉報的被查實，就會得到賞賜。但這一舉報形式，到了清朝順治時期，順治皇帝擔心不負責任的虛情上奏，容易產生顛倒是非、借機誣陷的弊端，遂將其廢止。到了康熙中期，因當時的社會背景非常復雜，不得已再次重開風聞言事的舉報形式。
　　在我國古代，盡管通過舉報這一形式，在驅逐邪惡、除暴安良、鞏固統治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歷史局限性，這一形式也往往被濫用、錯用，甚至時斷時續、忽左忽右，令人無所適從，因舉報而引發的各種錯案、假案、冤案等屢屢發生，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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