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經濟增長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
摘 要：本文基于2008～2017年全國31省市的面板數據，關注地區經濟增長與生活垃圾產量的關系，面板數據回歸結果顯示經濟發展規模、居民消費水平、城市規模、城鎮化水平、人口規模五項因素對城市生活垃圾產量具有重要影響。進一步按省份進行回歸，結果顯示：在經濟發展情況不同的地區間，各種因素作用效果不同;城市規模擴大和城鎮化水平提高是促使垃圾產量上升的主要原因，而GDP增長、人均消費上升則必然導致生活垃圾產量上升。
關鍵詞：生活垃圾;經濟發展;面板數據;地區差異
0 引言
2008～2017年的10年間，我國經濟以7%以上的平均增速迅猛發展，而全國的年生活垃圾清運量從15437.7萬噸增長至21520.9萬噸，在人口只增長了4.7%的水平下增長了39.4%。我國的600多個大中城市已有2/3被“垃圾環帶”包圍，形成了“垃圾圍城”的困局。大量生活垃圾惡化了城市人居環境，限制了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巨大的環境隱患。探究生活垃圾增長背后的原因對控制垃圾產生量有著重要的意義，經濟增長作為一類重要的因素，對生活垃圾產生量到底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對不同區域來說，經濟增長對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目前，國內對這一問題的定量研究尚比較缺乏?，F有多數研究基于某地區數據，而較少有對全國情況進行分析。本文利用全國31個省份近10年（2008～2017年）的生活垃圾清運量及經濟發展相關的面板數據，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擬通過研究生活垃圾產量背后的經濟原因，探索生活垃圾增長的本質原因，從而為垃圾源頭減量化提供思路，為生活污染治理提供借鑒。
1 研究設計
本文關心的被解釋變量即為生活垃圾產量，以生活垃圾清運量作為衡量指標基本可以反映城市實際的生活垃圾產量。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到對全國各省份都有較大影響的因素，選取了5個影響最重要、最典型的因素作為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分別代表經濟發展規模、居民消費水平、城市規模、城鎮化水平和人口規模。相應衡量指標和選擇原因如下：
?。?）經濟發展規模：以地區生產總值（GDP）衡量。GDP對生活垃圾產量有多方面影響，一方面導致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習慣改變，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產業結構改變、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研究表明，GDP是影響生活垃圾產量的重要因素之一[1，2]。
?。?）居民消費水平：以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衡量。居民消費支出對生活垃圾產量有重要影響[3]，消費量、消費結構、消費品的質量可能對生活垃圾產量有不同的影響。
?。?）城市規模：以城市建成區面積衡量。有研究認為城市規模是影響生活垃圾產量的最重要因素[1]，城市規模擴大不僅意味著更多的垃圾清運面積，也會產生更多的建筑垃圾。
?。?）城鎮化水平：以城鎮化率衡量。人口聚集對生活污染水平影響顯著[4]，城鎮化水平提高意味著更多的人口向城市中聚集，可能導致更多的垃圾清運量。
?。?）人口規模：以總人口衡量。人口規模擴大導致生活垃圾產量上升是易于理解的，有研究表明了二者的顯著正相關關系[5]。
2 計量模型與實證分析
2.1 面板模型構建
2.2 對全國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
本文考慮了混合OLS模型、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三種模型。影響生活垃圾清運量的因素，除了控制變量外，必然存在一些與地區特征有關的變量，如社會習俗、城市氣候、地形地貌等基本不隨時間變化的因素，理論上應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使用Stata15.0軟件，F檢驗和LM檢驗顯示個體效應和隨機效應顯著，由于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不能直接使用Hausman檢驗。使用穩健Hausman檢驗和Mundlak檢驗進一步分析，都支持固定效應模型。
以上的分析以及檢驗結果均選擇了固定效應模型。為了比較不同模型回歸結果的差異，在此也給出混合OLS模型、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穩健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作為參考，如表2所示。
2.3 分省逐步回歸
為了得到較為真實可靠的結果，使用逐步回歸方法，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慮經濟發展規模、居民消費水平、城市規模、城鎮化水平、人口規模幾項重要變量，通過逐一驗證，剔除影響不顯著的因素，只保留有顯著性影響的經濟因素，最終得到最符合該省份實際情況的回歸方程。
以江蘇省的回歸方程為例，GDP、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城市建成區面積、城鎮化率的影響均顯著，各變量的系數及其顯著性情況如表3所示。在各項系數顯著性水平5%的情況下，該方程的R2達到0.999，對現實情況實現了較好的擬合。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江蘇省GDP每增加1%，生活垃圾增加1.347%，其增加速度快于經濟規模擴大的速度。江蘇省的經濟規模僅次于廣東，經濟發達，居民生活水平較高，文教、娛樂等對生活垃圾產量貢獻較少的消費上升，因此在控制其他因素時，居民的消費性支出對生活垃圾產量沒有正向影響。城市規模擴大提高是導致江蘇省生活垃圾增加最重要原因。
對于其他省份，類似地尋找最顯著的影響因素。表4展示了對每個省份生活垃圾產量有顯著影響的變量及其影響方向，其中“+”表示正向影響，“-”表示負向影響。所展示的變量在F檢驗和t檢驗下都是顯著的，大部分省份的回歸方程都能較好地擬合真實情況，擬合優度多在0.9以上。內蒙、上海、青海三省市，未找出具有顯著影響的變量，說明其影響機制更為復雜，有待進一步研究。
3 研究結論
3.1 GDP對生活垃圾產量影響顯著，對不同經濟發展狀況地區的影響差異大
由于各省經濟發展情況差異大，對全國的數據進行回歸時，GDP的影響并不顯著;分省回歸顯示多數省份中GDP的影響顯著，但影響方式差異大。華北的河北、天津，華中的河南、湖北、湖南，為負向影響;而西北的甘肅、新疆為正向影響。 GDP的影響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產業結構有關。在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較大的地區，經濟發展由制造業等推動，對生活垃圾產量的貢獻不大，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居民環保意識提高、城建情況改善、垃圾回收利用率上升，因此GDP對生活垃圾產量有負向作用;而在第三產業貢獻較大的地區，經濟發展依靠餐飲、旅游等服務業推動，由此產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使得GDP對生活垃圾產生明顯的正向作用;在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GDP增長通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對生活垃圾產生正向作用。
3.2 城市規模擴大是導致生活垃圾增長的最重要因素
全國與分省回歸的結果都表明了城市規模的擴大的顯著正向影響。就全國總體來看，控制其他變量時，城市建成區每擴大1%，生活垃圾清運量平均增加0.68%;就分省回歸結果來看，生活垃圾產量受GDP正向影響的城市多集中于東部和西南部，而受GDP負向影響的城市集中在中部和東北部。
城市規模擴大會產生正負兩方面的效應。人口向城市集中增大了生活垃圾清運面積，且城市擴建形成大量建筑垃圾，對生活垃圾產量有正向影響;城市建設水平和服務能力提高，這對生活垃圾產量有負向影響?，F實情況是兩方面綜合作用結果。東部較發達的地區，其城市建設水平已經較高，城建區擴大主要使清運面積擴大了;西部發展較晚的地區，正處于城市迅速擴張建設的進程中，主要是正向影響;對于安徽、陜西等中部地區來說，城市建設水平提高能擴大集中供暖面積減少灰渣排放、提高垃圾分類回收率、改進郊區基建，減少垃圾產生。
3.3 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可能使生活垃圾增長放緩
全國回歸顯示了消費水平的提高對生活垃圾產量的負向影響;分省回歸顯示，消費水平對生活垃圾產量為負向影響的省份有江蘇、江西、河南、廣西、甘肅，為正向影響的省份有天津、陜西、山西、遼寧、黑龍江、湖北、湖南、廣東。
消費水平的影響與不同地區的物價水平、消費習慣有關。曾有對居民的消費行為的研究，馬遷利（2007）[6]發現，隨收入提高居民對快消品和耐用品的需求都會上升，前者對生活垃圾產量的貢獻大于后者。有研究指出[7]，廚余垃圾在我國生活垃圾中占比最大，遠高于發達國家水平。根據恩格爾定律，隨居民消費水平上升，食物支出占比將逐漸下降。當居民消費水平提高時，食物等消耗品在總消費支出中占比下降，文教、旅游、健康等方面的支出占比上升，因此，對于一些經濟發達、收入高的地區，消費支出上升必然造成生活垃圾增長加速;而對于消費支出以消耗品為主的地區，消費支出上升將造成生活垃圾加速增長。
3.4 城鎮化進程對生活垃圾增長有顯著正向作用
全國回歸中，城鎮化率提高對生活垃圾產量有經濟學和統計學顯著的正向影響。分省回歸表明，對于不同城鎮化水平的地區來說，城鎮化率提高的影響不同。城鎮化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區，如上海、北京、天津，城鎮化率進一步提高沒有顯著影響，甚至有負向影響;而對于正在加速城鎮化的地區來說，如吉林、安徽、江西，城鎮化率提高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生活污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非“倒U型”，我國的城市生活垃圾產量仍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中。針對這一問題，基于以上的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避免城市規模盲目擴張，重視城市基礎建設質量，城市垃圾的清運、回收、處理能力提升應與城鎮化進程同步;（2）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結構的優化升級，避免依靠生活資源大量消耗帶動的經濟發展，改善居民的消費結構、消費意識，倡導減量節約的社會風氣，從源頭上進行生活垃圾減量化;（3）嘗試采用垃圾計量收費制度、垃圾全面分類回收制度等，利用政策手段對生活垃圾排放進行規制，推動垃圾排放外部性成本的內部化;（4）進一步完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系統，采用經濟手段促進生活垃圾資源化利用。
參考文獻：
[1]徐禮來，閆禎，崔勝輝.城市生活垃圾產量影響因素的路徑分析——以廈門市為例[J].環境科學學報，2013，33（04）：1180-1185.
[2]趙艷，葛新權，李曉非.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影響因素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6（23）：91-94.
[3]毛克貞，孫菁靖，宋長健.城鎮居民消費增長加劇了生活污染嗎？[J].華東經濟管理，2018，32（04）：87-95.
[4]肖周燕.中國人口空間聚集對生產和生活污染的影響差異[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03）：128-134.
[5]王婷，呂昭河.人口增長、收入水平與城市環境[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04）：143-149.
[6]馬遷利，李健，王璇.居民生活垃圾發生量持續增長的微觀經濟分析——一個時間機會成本的視角[J].消費經濟，2007（04）：21-24.
[7]魏瀟瀟，王小銘，李蕾，劉璁，Nemanja Stanisavljevic，彭緒亞.1979～2016
年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產生和處理時空特征[J].中國環境科學，2018， 38（10）：3833-3843.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hailuomaifang.com/2/view-148750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