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變更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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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為解決公司代理問題的機制之一,已有大量文獻從企業業績、內部治理機制、企業政策變更、公司外部環境以及高管個人表現等視角出發,對高管變更進行了系列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對這些文獻從高管離職動因及其經濟后果這兩方面進行了梳理,并指出后續研究方向。
關鍵詞:高管變更;原因;經濟后果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24.064
0 引言
有關高管離職的研究已經逐漸成為管理學等領域的研究熱點?,F有的一些研究從影響高管離職的因素以及高管離職的經濟后果方面對高管離職進行了研究。針對現有的研究本文作出以下綜述。
1 高管離職動因
1.1 國外研究
國外有關公司業績對于高管更換的影響的研究領域主要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第二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至今(曹維凱,2013)。Jensen(1988)發現,當公司業績較差時公司高管更換的可能性增加。首席執行官的變更與公司業績也存在著明顯的反向變動關系(Kato and Long,2006)。Fang Hu(2012)以國有企業為例,分析發現公司表現越差,高管離職越顯著。Jenter and Kanaan(2015)發現,當行業整體經營較差時高管更有可能被解雇,并且這種現象在經濟衰退時更加明顯,因為即使公司業績惡化是由于高管不可控的因素所導致的,高管也有可能因為業績不佳而被辭退。即使當公司業績水平保持不變時,董事會也會更有可能解雇薪資水平較低的高管和處于高風險公司的高管。Ortín‐ngel P(2004)研究發現,當公司卷入訴訟或丑聞時,高管的離職也會增加。Aharony J(2015)發現合同訴訟之后,首席執行官和內部董事離職增加,而在環境和知識產權訴訟之后,只有外部董事傾向于離職。當一家公司卷入丑聞時,媒體關注數量將會增加公司高管變更的可能性(Wiersema M F,2014)。一旦公司收到嚴重的評論信,CFO的更換風險就會永久性的上升(Gietzmann M,2015)。
高管變更還與公司的重大政策有關。Efendi J(2013)研究發現期權回溯之后,公司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被迫離職的可能性顯著增強。Krug J A(2003)發現當公司被收購,會提高公司內部高層管理人員的變更率,高管薪酬差異也會對高管的變更率產生影響。Peters F S(2014)研究發現CEO流動風險與薪酬顯著正相關。薪酬離散差異與高管人員的流動性增加相關,當高管薪酬處于總體高管團隊薪酬的較低部分以及他們擁有更多的不確定薪酬時,更有可能出現高管離職(Messersmith J G,2011)。與較低級別的高管相比,組織通常會向高級管理人員支付更高的薪水,雖然這種方法對于保留組織頂點的人員非常有用,但它也可能會使薪酬金字塔底層的高管傾向于看到自己處于不利地位,從而退出公司(Trster C,2017)。
高管的個人表現及公司的監管標準也會對高管人員流動產生影響。Sonali Hazarika(2012)發現無論公司表現如何,CEO 被迫離職的可能性與公司的盈余管理顯著正相關,股東更傾向于更換或懲罰操縱盈余的經理。Li W(2017)發現內部控制材料缺陷與首席執行官以及財務總監的變更正相關。Brunello(2003)發現擁有大量股權的內部人員會監控并取代表現不佳的外部CEO。Balsmeier B(2015)發現外部監事會成員通常會增加他們監管的公司的高管的流動率。
1.2 國內研究
國內對于高管變更的研究起步較晚。朱紅軍(2012)發現經營業績與高管變更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馮旭南(2012)發現相對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高管變更對經營業績的敏感性更高。劉星(2012)研究發現公司業績下降以及虧損皆與高管變更顯著相關,而高管權力會降低高管變更與公司低業績之間的敏感性。曹廷求(2012)也發現相較于股價沒被高估和績效良好的公司,股價高估嚴重、績效差的公司的高管辭職概率更大。蘇冬蔚(2013)發現,大股東掏空會降低首席執相官強制性變更的業績敏感性。王謹樂(2018)研究發現對于那些業績虧損的公司,機構投資者的退出會產生較大外部壓力,從而迫使在任高管離職,總體而言,公司業績始終是公司高管被迫離任的主要原因。上市公司CEO變更的可能性還與預算完成程度顯著負相關,并且這種關系在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葉建芳,2014)。上市公司CEO變更的可能性還與投資效率負相關(岑維,2015)。
公司的內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往往也會導致高管的變更,而高管變更則會促進公司內控缺陷的修復(林鐘高,2017)。企業被監管機構發現違規后,高管更高的更換率將會提高(瞿旭,2012;李嵐,2016)。公司審計意見為非標時,高管變更的概率將會更大(王成方,2012;蔣榮,2007)。
公司外部環境變化也會影響公司高管的變更。饒品貴(2017)研究發現在外部不確定性高時,企業會降低高管變更的概率,這一情況在風險承擔能力弱的企業中更為明顯。地方官員變更也會提高地方國有企業高管變更的概率(孫自愿,2018;潘越,2015)。政治關聯與高管的變更顯著負相關(董淑蘭,2016)。
企業的內部治理機制及相關人事變動也會影響高管變更可能性。在ST公司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公司高管變更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沈藝峰,2007)。于換軍(2016)發現更多的信息披露會減少首席執行官的私人收入,從而導致更多的CEO變更。朱紅軍(2012)研究發現控股股東變更與企業高管變更密切相關。高管團隊重組也與總經理非常規變更顯著正相關(劉新民,2011)。 高管個人因素以及對自身未來利益的考量也會對其離職行為產生影響。衛旭華(2013)發現個體層面的高管與其他成員的年齡差異、學歷差異和收入差異越大,高管在上任一年后的個人離職行為越明顯。喬坤元(2013)發現個人身體欠佳和套現動機都是上市公司高管離職的一個重要因素。高管持股也與高管變更顯著負相關(郝云宏,2010)。
2 高管變更經濟后果
有關高管變更經濟后果的研究方面,相關文獻也日益豐富起來,這些文獻主要關注的是高管離職后對公司績效的長短期效應,并且焦點依然在于公司的資產回報率上(Shen和Cannella,2002)。Denis和Denis(1995)發現,高管離職之后該公司的經營將受到一定的負面影響。高管離職會通過道德風險作用影響公司績效(喬坤元,2013)。但是Kang & Shivdasani(1995)對日本非金融公司的研究發現,高管被強制更換的公司,之后的公司業績有顯著提高。Kato and Long(2005)研究發現,上市公司CEO變更會顯著提高公司業績,這一現象在私營企業中更為明顯。
CEO變更對公司資本結構、未來戰略等方面都會產生影響。瞿旭(2015)研究發現CEO變更對變更后第一、二個會計年度內公司現金持有水平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上市公司在總經理變更當年,還存在調減利潤的盈余管理行為(王永堅,2013)。黃志忠(2015)、張霽若(2017)也研究發現發生CEO變更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顯著高于未發生CEO變更的公司,會計信息可比性降低。張巧良(2014)發現高管變更還會導致公司投資效率的下降。CEO變更還會帶來企業的業績波動(吳明霞,2017)。市場對高管聘任的態度會決定市場對于高管變更事件的解讀 (吳良海,2013)。Biscotti,A.M(2018)發現CEO變更會刺激開放式創新,新任的外部CEO更傾向于開放式創新,新任的外部首席執行官與外部組織共同開展創新項目的傾向也高于在公司經歷過長期任期的前任CEO。韓潔(2015)發現,CEO變更后新任CEO傾向于在任期第一年加大研發投入。Yohan Bernard(2018)發現首席執行官的變更對變革后5年的CSP(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會產生積極而顯著的影響。高管變更威脅將會影響公司重新定價該高管持有的股票期權Narayanan Subramanian(2007)。
高管離職的不同方式也會影響高管離職與公司之后的業績及決策之間的關系。高管離職通常可被分為主動離職以及被動離職,在被動離職的情況下,Intintoli V J和Kahle K M(2016)發現現金持有量在CEO離職后顯著增加,特別是在被迫離職的情況下,現金持有量的增加在繼任者任期內持續數年,并且對控制現金持有量的標準決定因素以及治理特征具有強大的作用。Peters 和 Wagner(2014)發現強迫離職除了導致管理者要求更高的薪酬外,還可能導致管理者增加現金以保護自己。劉美玉(2011)發現CEO強制性變更后的企業績效會明顯好于變更前。劉新民(2012)研究發現,總經理非正常變更更易引起高管團隊的重組。但如果高管是自然退休,那么公司內部將比較穩定且業績會有較小幅度的上升,不會出現權力交接的不平穩期(Denis和Denis,1995)。王立新(2011)發現高管的改良性變更對公司價值具有提升作用,而高管的自然性變更則會降低公司價值。
3 評論與展望
本文從高管離職的動因和高管離職的經濟后果兩個方面,分別梳理了國內國外的相關研究。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公司的業績、公司的內部治理機制、公司自身重大政策的調整及外部環境的變化、公司卷入丑聞或訴訟案件以及高管個人因素等都會成為高管離職的動因。而高管離職則會對公司未來的業績、戰略、資本結構等產生影響。
經過上述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回顧與分析,發現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響高管離職的因素方面,而對于高管離職的經濟后果方面的文章相對缺乏。而對高管離職原因進行區分研究的文獻幾乎沒有。因此,高管離職的經濟后果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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