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企“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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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本刊編輯部
國進民退的喜與憂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非均衡發展、非市場推動、非對稱；中擊直接導致了“國進民退”現象的發生。這是新國企競爭力提升的體現，還是部分民企經營觀念的進化?
確切地說，本期“特別報道”的主題是在飯桌上最終敲定的。
由北京交通大學中國企業兼并重組研究中心副主任張金鑫做東，邀請到七八名來自海峽兩岸的并購重組專家、學者，他們中：有的曾經掛職于國資委，有的參與過著名國企的兼并重組案例，有的現任著名投行大中華區負責人。
他們通過觀點的碰撞與思維的拓展，終將《新經濟導刊》記者從困頓深處帶到了柳暗花明。
這輪“國進民退”產生的特定背景是什么?民營企業在此浪潮之下模式命運是否會發生轉折?在國有企業改制重組過程中，如何厘清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中小型國有企業在進行產權改革過程中又將面臨哪些挑戰?在深入探討這些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幾則案例：
一是，中糧入主蒙牛。7月6日，我國最大的糧油食品企業中糧集團宣布，聯手厚樸基金出資61億港元收購蒙牛20％的股權，成為蒙牛的第一大股東。隨后，在中糧集團總部新址――北京福臨門大廈召開的媒體溝通會上，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和蒙牛集團董事長牛根生聯袂出席。寧高寧強調，中糧沒有繼續增持蒙牛的計劃，中糧不參與蒙牛具體經營管理；而牛根生則表示，蒙牛并非因為資金鏈有問題才與中糧合作。
二是，山鋼收購日鋼。9月6日，山東鋼鐵集團與日照鋼鐵資產重組與合作協議簽約儀式在山東日照舉行，山鋼集團董事長鄒仲琛、日鋼集團董事長杜雙華分別代表重組雙方在協議書上簽字。雙方將采用共同向山東鋼鐵集團日照有限公司增資的方式進行重組，山鋼以現金出資占67％的股權，日鋼則以其經過評估的凈資產入股，占33％的股權。至此，備受關注的山東鋼鐵集團收購日照鋼鐵案終于塵埃落定。
時隔僅僅兩月，兩則并購案的結局雖然都是以國企收購民企告終，但民營企業參與并購的態度卻截然相反。面對國企的收購，前者是心向往之，后如釋重負；后者則是極力掙扎，雖也曾經歷了反收購暗戰，但無可奈何只能割愛投誠。事實上，危機之下，民營企業紛紛選擇“委身相隨”，國有企業則頻頻“趁虛而入”，案例不勝枚舉。
這在煤炭行業的表現最為明顯。9月23日，山西省政府召開“加快推進煤炭資源整合和企業兼并重組”座談會。山西省省長王君在會上要求，9月底前全部完成正式協議簽訂，10月底基本完成主體企業到位和證照過戶換發工作，11月全部通過驗收。
以山西五大煤業集團(焦煤、同煤、陽煤、潞安、晉煤)以及山西煤炭運銷集團公司、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公司等國有大集團為整合主體，到2010年底，山西礦井數量將由原來的2600多座壓減為1000座，企業主體從2200家縮減為130家。在此精神指引下，山西省新的煤炭產業格局將很快形成，大批小煤礦將徹底走向消亡。
在地產界，這種現象則更為搶眼。今年以來，央企逐漸取代了民企成為房地產市場上的主角。在北京，國企背景的中化方興競得備受關注的廣渠門15號地塊，以40.6億元成交；在上海，綠地集團拿下“2009上海最貴地”，投資金額達12億元。在廣州，廣州城建集團競拍下今年的廣州地王，溢價高達154％。在重慶，重慶鴻恩寺地塊經過80多輪競價后，被保利地產以38.1億元摘得……
資料顯示，在這場“圈地運動”中，保利、金融街、綠地集團以及部分城市的城建集團等大型國企發揮了排頭兵作用，而民營企業成為絕對的配角。除了與國有資本合作“曲線拿地”外，民營企業幾乎沒有更多的選擇余地。9月7日，萬科與中糧地產以22億元的價格聯手拿下“房山區長陽鎮(長陽鎮起步區1號地)居住、文化娛樂項目用地”，溢價162.6％。
此外，川航注資鷹聯、鳳凰傳媒收編共和聯動、寶鋼入主寧鋼……“國進民退”的案例層出不窮，涉及各行各業。在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國進民退”甚至成為會議的一大焦點――這種現象折射出的是國家經濟戰略思維的轉變，也清晰地展現出企業抗擊危機的路徑。轉變策略、加速布局、盤活資產、提升競爭力，企業在危機中奮力突圍。
本刊同意鞍山鋼鐵集團公司總經理張曉剛的觀點：“國進民退”不應成為話題，但這無疑已經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深究這一“國進民退”現象的表現形式，無非有二：一是，各種不同形式的國有化，如國企收購兼并民企；二是，國有企業急劇地擴張到原來的一般性競爭行業，如國資背景的房地產企業迅速成為行業的主角。
“不能簡單地判斷‘國進民退’是一個好現象，還是一個不好的現象。”張金鑫認為，首要的問題是，找到這一現象發生的深層次誘因：非對稱，中擊為自身狀況比較好的國有企業兼并民營企業提供了難得的天時；非市場推動為“國進民退”提供了地利；而非均衡發展則為“國進民退”提供了企業競爭力的支持，使國企在國進民退的競賽中占優勢。
不能簡單地判斷“國進民退”是一個好現象，還是一個不好的現象。首要的問題是，找到這一現象發生的深層次誘因：非對稱沖擊為自身狀況比較好的國有企業兼并民營企業提供了難得的天時；非市場推動為“國進民退”提供了地利；而非均衡發展則為“國進民退”提供了企業競爭力的支持，使國企在國進民退的競賽中占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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