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根源、趨勢及中國應對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

　　 摘要：引發中美貿易戰的原因復雜多變，包括國家利益、大國博弈、地緣政治、核算誤差等，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多種領域，但是推動中美貿易戰的物質基礎始終是科學技術。美國為了保護自身技術市場，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主要工具，對中國出口產品進行各種程度的制裁。雙方貿易始終圍繞科學技術領域進行，形成一種“以市場換技術”的互補型貿易關系，隨著新興技術為核心的最新產業革命的到來，中美貿易從互補型逐漸轉變為競爭型貿易關系，呈現出以新興技術為核心的制造業競爭的新特征，更具結構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中國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時應充分認識貿易摩擦產生的根本原因、冷靜思考、積極應對，促進產業升級，在新興技術市場上擺脫以往被動的局面。
　　關鍵詞：中美貿易;科學技術;新興技術;知識產權保護;301調查
　　一、 引言
　　 截至目前，中美兩國在貿易摩擦中相互制裁的方式愈演愈烈以致演變為貿易戰。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18年全年中美貿易逆差為3 233.2億美元，美國領導人長期抱怨中美貿易不平衡，并頻頻采取制裁措施，2017年8月份特朗普以貿易逆差為由，決定對中國實施根據1974年《貿易法》的《301條款》調查，認為中美貿易當中可能存在竊取知識產權、強制美國公司轉讓技術等問題。2018年4月3日宣布將對中國500億出口商品加征關稅，我國宣布要對原產于美國的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關稅，作為報復6月18日美國宣布會對2 000億美元商品征收10%的報復性關稅。7月6日美國正式對301調查清單上的第一批商品34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稅，對此，中國就美國根據《301調查》形成的征稅措施向WTO起訴。7月10日美國方公布2 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10%或25%的稅，中國對美國600億美元商品進行有層次的征稅，貿易戰愈演愈烈。
　　 美國這次為什么重點針對中國呢？按照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話說“赤字只是現在，而科技才是未來。”危機后美國決定以高端制造業回歸的方式重振制造業，并把這個舉措放在國家發展戰略高度。中國也提出《中國制造2025》以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和提高出口產品結構和質量。美方認為，這將對美國技術市場和全球產業鏈至高地位產生威脅，USTR所發起的《301條款》調查瞄準了可能威脅美國未來制造業競爭能力的《中國制造2025》所支持的新興技術制造業，中美貿易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本文從歷史背景入手，探討科學技術爭奪為核心的中美貿易摩擦產生的根源和最新趨勢，并提出相關對策。
　　 二、 圍繞科學技術領域的中美貿易
　　 美國通過科學技術和市場需求有效結合以及用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一直占據科學技術領域領先地位，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中美貿易關系從互補型逐漸轉變為競爭型貿易關系，美國加強對中國產品的貿易保護力度就變得順理成章了。挑起貿易戰的原因從根本上可以視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為保護本國在外企業和個人利益;另一方面為了避免進口貿易對本國經濟造成壓力，使用貿易保護手段違反國際公約單方面采取強制措施。從本意上是維護美國在外企業技術產品以及國內技術市場。中美貿易戰的根本原因就是圍繞科學技術領域，為保護美國資本和產品市場而采取的貿易手段，是美國全球戰略部署中重要部分。了解中國美貿易戰這一實質，就必須從中美貿易歷史背景開始觀察。
　　 1. 美國科學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首先，科學技術和市場需求深度結合。如今的科學技術并不是單純的科學發明或生產線上的技術變革，而是如何將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有效結合，形成一種生態體系。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形成了政府、高等院校、企業、社會組織四者緊密聯系的科研體系。這種科研體系最注重的是工業生產和市場需求緊密結合。但在二戰期間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科研投入主要是以國防科研計劃為主，比如“曼哈頓計劃”“阿波羅登月”“星球大戰計劃”等，占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二，直到冷戰結束后軍事科技和基礎科技開支趨于平衡，將這些國防計劃中吸引的世界各國科研企業、人才以及科研成果運用在民用商品生產上，使科學技術和市場需求成功的結合。也從此帶來了美國80年代～90年代的經濟繁榮。之后，因過度重視金融衍生品和虛擬產品上的技術創新，又一次脫離了市場的真實需求，造成金融化、虛擬化和制造業產業空心化，直到2008年危機以后美國計劃以高端制造業回歸的方式重振制造業，要做到新興技術與工業制造業的深度結合。中國也存在類似問題，比如中國作為四大發明國家為什么沒有發生工業革命？（也叫‘李約瑟難題’）、現階段如何將引進技術和本土市場深度結合等。每一款技術產品都有它所對應的市場需求，中國引進技術意味著相應的要放開市場，是技術和市場的交換，而當中國開始出口技術產品到美國的時候，美國卻不會輕易把國內市場交出去，從而貿易保護就開始。
　　 其次，健全的貿易保護手段——知識產權制度。美國1790年就頒布了《版權法》，時隔兩年頒布了《專利法》，條文和規定比較周密，知識產權制度在技術創新和工業化進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在技術產品貿易中慣用的貿易保護工具。健全的版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等知識產權保護法律不僅是走向工業化的重要標志，也是保障壟斷資本合法性的重要機制。至今為止，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最主要的工具就是知識產權保護法。
　　 2. 中美貿易的歷史觀察。美國通過對科學技術與市場需求深度結合，以及在成熟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推動下在科學技術領域一直保持領先地位，也在國際市場上形成了技術比較優勢的產品結構?！笆袌鼋粨Q技術”為主要內容的中美貿易從恢復中美雙方貿易以來經歷了“美國主導型—互補型—抵制型—競爭型（第三章）”形式，各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貿易摩擦內容。形成中美貿易摩擦的其他因素比如政治、經濟、文化、逆差計算誤差、軍事和地緣經濟等在本質上是由科學技術因素為主導的次級因素，中美貿易摩擦產生的根本因素是來源于科學技術領域。
　　 第一階段（1979年～1990年）：“以美國為主導”的貿易關系。美國自里根“經濟復興計劃”后，產業結構從鋼鐵、汽車、建筑業傳統產業向航天航空、電子、新能源開發、信息傳播技術等高新技術產業轉型。美國需要開拓新世界市場，沉寂許久的中國市場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符合當時美國的市場需求。1979年1月1日兩國建交，同年7月7日簽訂“中美貿易關系協定”，宣布中國是美國普惠國。本質上就是以科學技術換取市場的的交易，美國想要進入中國市場，而中國希望中國從美國引進技術和設備，即使兩國簽訂的是最惠國協定，因發電、礦業、運輸條件等原因國內能夠滿足美國市場的包裝、貼標和質量標準的出口商品還是很少，中國對這些技術的需求極為迫切。美國以此長期對中國紡織品采取配額限制，自1980年～1989年對紡織品配額從8種擴大到87種，涵蓋了全部紡織品貿易的85%，這個時候的貿易摩擦最大的特點就是美國單方面對中國進行反傾銷調查，征收高額關稅，中國消極應對，形成一種以美國為主導的貿易關系。 　　 第二階段（1989年～2001年）：“互補型”的貿易關系。美國經濟從1989年～2001年迎來了10年的高度繁榮期，中美貿易往來也開始高漲起來，兩國市場依存關系的加大，體現出更強的互補性。體現在兩種方面，一方面是產業轉移。不僅原先向美國提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份額轉移到中國，美國本土企業也把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和加工轉移到中國，再返銷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是跨國公司，跨過公司是引進技術的最重要的方式也是美國在中國贏利的主要方式。美國需要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和龐大的產品需求市場，中國也認為跨國公司能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提高行業水平，形成一種互補型的市場交換技術的貿易特征。在產業轉移和建立跨過公司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市場準入，貿易爭端也是由此引起，美方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違背了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原則，中國應該按照國際標準制定市場準入規則。美國一方面用人權來譴責中方，試圖影響中國市場經濟改革走向，甚至提出“華盛頓模式”給中國政府參考;另一方面是USTR每年就知識產權和市場準入問題實施《特別301條款》調查。
　　 第三階段（2002年～2008年）：“抵制型”的貿易關系。十年的經濟繁榮之后因網絡泡沫、亞洲金融危機、經濟周期性調整以及2001恐怖襲擊等問題導致美國經濟陷入低迷。雖然美國經濟在對外貿易和整體經濟增長趨于緩和，因為美國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體系勞動生產率卻依然保持較高（2%）的水平，還是保持著技術市場上的優先地位。雖然入世對中國帶來了諸多挑戰，但也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制造”暢銷全球，中美貿易赤字也隨之不斷上升，美國主要針對“中國制造”采取了反傾銷措施和《337條款》調查，入市以后僅三年就遭到24起調查。主要針對紡織品和玩具等進行反傾銷調查，對電子、化工、機械工業、汽車行業等可能對美國相對優勢產業造成威脅的行業進行知識產權保護調查。目的是保護國內市場和保證境外企業獲得平等政策待遇和公平競爭環境。
　　 三、 趨于新興技術為基礎的制造業競爭
　　 綜上所述，美國始終把科學技術放在國家戰略意義的高度上看待，在國際產品價值鏈中，美國以高新技術產品，處于價值鏈的最高端，中國加工貿易則處于價值鏈低端，產品附加值懸殊較大。美國向中國輸出技術產品，中國降低市場準入引進技術產品，這種“互補型”的市場與技術的交換在兩國貿易往來中延續了很長時間。這種局面在兩種情況下會失衡，一是當美國減少對中國輸出高新技術產品，一是中國產品結構產生變化。前者是因為美國對科學技術的壟斷，將增加中美貿易逆差，后者是中國自主技術產品開發和創新。會使“市場換技術”貿易中的主體轉換，中國從技術進口轉變為技術出口，而美國不僅失去優勢產業而且將出讓國內技術產品市場。關于第一種情況陳繼勇（2018）、張穎（2010）等認為美國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控制導致貿易逆差上升，而貿易逆差是導致中美貿易戰的直接原因。再者從美國重振制造業和制裁《中國制造2025》產品出口可以看出第二種情況正在逼近，中美貿易“技術換市場”的貿易正向競爭型，即向新興技術為基礎的制造業競爭演變。新興技術是根據美國掌握“未來產業鏈”為核心的制造業重振策略、德國“工業4.0”計劃、中國“中國制造2025”戰略中所體現的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深度結合的新一輪科技和工業革命。涵蓋以智能制造為主的工業物聯網、云計算、工業大數據、工業機器人、3D打印、人工智能等。
　　 1. 美國制造業重振策略和《中國制造2025》。危機后，奧巴馬政府為挽救經濟頹勢并實現快速增長，提出“未來產業鏈”為核心的制造業重振策略，推出《2009年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2010年制造業法案》《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等政策，把發展新興技術與制造業結合作為國家優先突破的領域。美國對高端制造業的回歸策略對中國乃至全球產業鏈上的國家具有很大的挑戰性。美國用最先進的生產力生產出最廉價的商品，以價格、質量優勢獲得最大的利潤，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趕上科技發展的快車，會失去相對優勢。中國想要在全球生產鏈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那么只能要鼓勵創新、促進產業升級，發展高端制造業。為了支持和鼓勵中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制造業2015年頒布了《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指導意見》等重要文件。
　　 中國當前制造業發展面臨兩方面壓力：一是內部壓力，即生產要素成本增加和向高新技術產業升級的問題;二是外部壓力，貿易保護主義、產業轉移、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等。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面臨外企撤資和產業轉移問題甚至中國本土企業也面臨產業轉移，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國家，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面臨失去優勢的危險。如果中國掌握新興技術，建立智能制造工業體系，提高全球供應鏈的效率，那么，即使低端制造業離開中國，依然通過這個供應鏈聯系在一起，所以，以新興技術為基礎提高供應鏈的效率是加快制造業升級的關鍵。
　　 2. 美國貿易保護指向“中國制造2025”。美國一方面為了重振制造業挽救國內市場結構失衡問題，另一方面是對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制造障礙，從貿易保護、政治、投資、金融等領域多管齊下針對中國對外貿易進行施壓。在貿易保護上，USTR在公布《301調查》中價值500億美元的1 300個產品名單的時候就明確表示，這些明細所針對是《中國制造2025》支持的相關產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和機械等行業，認為可能存在美國企業被強制轉讓技術、中方對其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問題。美國不顧WTO相關規定在短時間之內做出調查明細的做法體現出“美國優先”的一貫做法。在投資上，從全球征稅體系轉變為屬地征稅體系，引導涉及的高端制造業產業回到美國本土。在金融方面，美國意圖用加息的方法吸引在華外資企業資金回流，引發人民幣匯率強烈波動，向輸入金融危機。2018年6月20日G7首腦會上美日歐形成新的自由貿易區，以推動WTO改革之名對中國對外貿易進行政治施壓。
　　 四、 掌握科技創新要素是應對摩擦的關鍵 　　 1. 科學把握中美貿易實質，沉著應對貿易摩擦。在復雜多變的因素中科學認識中美貿易摩擦的物質基礎，即科學技術，雙方應沉著應對冷靜克制。在貿易戰面前，國內媒體和民眾會帶有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做出的判斷是不冷靜不克制的。把問題放在歷史背景中參考我們能看出，美國一直把科學技術進步放在國家戰略位置上，中美貿易戰具有復雜性、結構性和長期性。所以解決摩擦并不是采取對抗性貿易保護措施或者解決貿易逆差問題就能解決的事情，而是在科學技術和人才戰略上占優勢才能具備應對施壓和抵抗霸權的能力。
　　 2. 加快科技創新，爭取新技術領域的話語權。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推動中國新舊動能的轉換，不斷提高國家經濟和科技硬實力，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利潤分配處于劣勢，所以要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產品生產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邁進，擁有更多的核心技術、關鍵材料和零件的上游企業。因此我們必須實現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現代制造業的深度融合，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1）在政策上，以長遠利益考慮為科學技術和高端制造業的發展提供更寬松的環境;（2）鼓勵自主創新，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3）在科學技術研發方面，注重科研和市場需求深度結合。
　　 3. 充分發揮以生態體系為基礎的大國優勢。在人口紅利結束后，大國優勢是中國最大的優勢。現代高端制造業是一種集產業集群、基礎設施、物流、人才、科研基地、政策、原材料市場為一體的一種生態體系。假設國內企業把制造業和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更廉價的東南亞或非洲國家，但這些國家除了廉價的勞動力很難提供一個生態體系。中國具備物流條件、本土制造商能夠持續提供零部件、擁有科研和人才培養基地、有強大的產品市場，同時滿足這些條件除了中國以外的任何國家都難以達到的，這是中國的大國優勢。新興智能制造是這種生態體系運作的核心，控制著整個生態體系各環節，在地理上分散空間上并存。所以為了充分發揮大國優勢，要加快發展新興技術和工業制造業深度結合，才能在智能制造為核心的最新工業革命進程中爭取主動權。
　　 4. 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在中美貿易爭端中，知識產權保護是最主要的工具，如果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立法和執行方面不如發達國家或者技術產品出口國健全，那么這些國家就不愿向發展中國家出售先進技術，也會影響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新。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相關制度出臺較晚，在立法細則和法律執行力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長期實踐中不斷修正并完善。我們要做的是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爭取主動權，做到有理可尋有據可查，積極參與多邊公約，使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上升到國際水準，在中美雙邊談判中不至于處于被動。
　　參考文獻：
　　[1] 宋新寧.中美之間貿易糾紛的政治內涵[J].教學與研究，1997，（2）.
　　[2] 俞萍萍，趙永亮.中美貿易戰本質、影響及對策分析[J].現代管理科學，2018，（11）.
　　[3] 衛平，張朝瑞.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及其對兩國貿易影響[J].工業技術經濟，2018，（1）.
　　[4] 陳繼勇.中美貿易戰的背景、原因、本質及中國對策[J].武漢大學學報，2018，（5）.
　　[5] 陳潭，等.工業4.0智能制造與治理革命[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hailuomaifang.com/3/view-148944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