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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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于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研究，域外文化文學的傳入與譯介是關注重心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中國進步的思想家、文學家對歐美文學的譯介和出版問題，忽略了海外中國留學生的文學創作和傳播在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如留日學生在日本成立創造社并創辦刊物、發表作品，歐美留學生的文學創作與國內文壇的互動等，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解析的現象。對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現代轉型之關系的探究，必將有助于拓寬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和發展的研究視野，并對海外華文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做出新的認識和思考。
關鍵詞：海外華文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轉型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代中國文化傳播的類型、模式和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3BZW142）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9）05-0096-05
對于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研究，域外文化文學的傳入與譯介是關注重心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中國進步的思想家、文學家對歐美文學的譯介和出版問題，忽略了海外中國留學生的文學創作和傳播在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如留日學生在日本成立創造社并創辦刊物、發表作品，歐美留學生的文學創作與國內文壇的互動等，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解析的現象。對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現代轉型之關系的探究，必將有助于拓寬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和發展的研究視野，并對海外華文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做出新的認識和思考。
一、被遮蔽的現代海外華文文學
隨著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確立，作為其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海外華文文學的范圍和邊界也逐步清晰起來。學術界一般認為，世界華文文學=中國大陸文學+臺港澳地區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海外華文文學的定義雖然不盡相同，如陳賢茂認為“在中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凡是用華文作為表達工具而創作的作品，都稱為海外華文文學”①，楊匡漢界定“海外華文文學是指中國本土以外其他國家、地區用華文創作的文學，是中華文化流傳與外播以后，與世界各民族文化相遇、交融而呈現的一種特殊的漢語文學形態”②，但基本形成一種共識，即廣義的海外華文文學主要強調區域特征與語言特征，指中國大陸和臺港澳之外用華文創作的文學作品。
隨著華人留學或移民海外的逐年增多并遍及于世界各地，海外華文文學的構成板塊已涵蓋東南亞、東北亞、南北美、大洋洲、歐洲乃至非洲。尤其近幾十年來，海外華文文壇名家輩出、佳作紛呈，海外華文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界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當代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及其改編的影視劇的受眾也越來越廣泛。但與當代的這種繁華和燦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代海外華文文學的被遮蔽的狀態。
眾所周知，自清朝末年開始，中國的第一次移民潮和留學潮就出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先驅們大都具有留學海外的經歷，在留學時期他們的文學思想和主張已經初步形成，其文學創作活動也隨之展開。饒芃子等在思考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意義時就指出這一類特殊的“海外華文文學”，近代文學史中的黃遵憲、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現代文學史中的胡適、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老舍等作家，都曾在海外創作了大量的、優秀的作品，有些甚至是文學史上的開拓之作，那這些作品是否應該歸入“海外華文文學”的范疇？③ 饒芃子等主要是反思“海外華文文學”命名的規范、限度和有效性，但也從另一個角度啟發了筆者的思考：如果真如有些學者斷言的“海外華文文學不能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④，我們原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否會面臨許多作家作品被抽走的尷尬？
事實上，中國現當代文學界對海外華文文學形成了兩種相反相悖的態度：中國當代文學把海外華文文學作為一種文學類別納入了關注視野，但強調中國大陸文學是“核心與主體”、“母體與源頭”，海外華文文學則被視為中國大陸文學的“延伸”與“附庸”。中國現代文學看似不承認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實際上是把海外華文文學直接歸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范圍之內，根本不存在“自我”和“他者”的界限。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標準該如何統一呢？追根溯源恐怕還得回到“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上，而關于命名的學術爭論將是曠日持久的。筆者在此持廣義的、強調區域與語言特征的“海外華文文學”定義，且認為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對立關系。因為分類并非完全排他性的，往往存在一些交叉、重疊的地帶。有的作家兼具中國現代作家和海外華文文學作家的雙重身份，有的作家則有大陸文學創作和海外文學創作的雙重經歷。而這，也正是作家個體的流動性、豐富性的一種體現。
筆者在此將現代海外華文文學從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框架中標示出來，讓長期被遮蔽的一種具有特質的文學現象浮出歷史地表，主要意圖是希望能夠以新的學術視角和方法，去探討可能被忽略的所指涉對象之特殊性。同時，中國現代文學是一個有著百年歷史的成熟的學科，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一些既定的文學現象，對于全面準確理解現代文學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但目前學術界尚未見到從海外華文文學視角觀照現代文學的系統、完整的成果，較為接近的是留學生文學研究。如鄭春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留學背景與中國現代文學》一書，從“留學背景”這一概念出發，研究具有留學背景的現代作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作用、價值和貢獻，力圖從一個新的視角去發掘制約新文學形成發展的內外因素，探討留學背景對現代文學的獨特意義⑤。沈光明的著作《留學生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重點探討留日作家群、英美留學生作家群、法德作家群和留蘇作家群四個留學生群體對中國文壇的貢獻，以及留學生在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文體的現代轉型中的作用，得出了“留學生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貢獻也就是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他們是推動中國現代化最強大的一支動力群體”⑥ 的結論。留學生文學不等于海外華文文學，因為兩本關于留學生文學的著作更關注具有留學背景的作家在大陸的文學創作?，F代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基本還處于零星、分散的狀態，是一片尚待開發的學術領地。 二、現代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視角的有效性
現代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視角，雖然還存在許多難以突破的障礙，諸如作家作品歸類的模糊性、史料發掘的困難度等，但無論對于個案研究還是整體觀照都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和價值。
例如，對海外華文文學的關注，的確能夠擴展中國現代文學的空間視域，使一些被歷史塵封或遺漏的文學作品得以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長時間以來形成一種定論，魯迅的《狂人日記》是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如果將視線延伸至海外華文文學領域就會發現，《狂人日記》發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號，實際上早在1917年，留學美國的陳衡哲就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了白話短篇小說《一日》?！兑蝗铡贩譃榫艂€相對獨立的片段，敘述美國女子大學新生在一天中的瑣屑生活。這篇小說淡化了情節和結構，主要以對話的方式描寫人情和心理，無論內容與形式上都具有明顯的現代化特征。
陳衡哲曾對《一日》的創作背景和緣由有過說明：“《一日》是我最初的試做，是在一九一七年寫的。那時在留美學生界中，正當白話與文言之爭達到最激烈的時候。我因為自己在幼時所受教育的經驗，同情是趨向于白話的;不過因為兩方面都有朋友，便不愿加入那個有聲有色的戰爭了。這白話文的實際試用，乃是我用來表示我同情傾向的唯一風針?！雹?陳衡哲所說的留美學界中白話與文言之間的有聲有色的戰爭，正是胡適與任鴻雋、梅光迪、朱經農等人關于文學革命問題的激烈辯論。陳衡哲雖不曾加入這場筆戰，但顯然是同情胡適的主張，這給了胡適“不少的安慰與鼓舞”，胡適稱她為“一個最早的同志”。胡適曾肯定《一日》在文學革命中的地位：“當我們還在討論新文學問題的時候，莎菲（陳衡哲筆名）卻已開始用白話做文學了?！兑蝗铡繁闶俏膶W革命討論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雹?由此可見，陳衡哲的《一日》是有意識的、自覺的白話文學創作成果，更是胡適等人發起的文學革命的最早創作實績。
但是，這篇誕生在遙遠大洋彼岸的現代白話短篇小說，遲至1928年陳衡哲短篇小說集《小雨點》由新月書店出版才回歸大陸。然而，此時五四文學高潮已過，小說領域名家名作的文學版圖早已成型，陳衡哲的《小雨點》包括其中的《一日》并沒有受到關注。其后，《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更是以權威性的話語方式構筑了《狂人日記》的文學史地位。茅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開篇就說：1917年《新青年》雜志發表《文學革命論》的時候，“新文學”的創作小說還沒有出現;1918年魯迅的《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此時“沒有第二個同樣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樣成功的第二篇創作小說”⑨。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同樣肯定了自己的功績，把《狂人日記》等短篇小說認定為最初一批“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的作品。研究者和文學史都遵從了這一權威說法，《一日》被忽略、被遮蔽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結果。
對《一日》的重新評價，由1979年夏志清出版《新文學的傳統》所引發。夏志清在《小論陳衡哲》一文中指出：“最早一篇現代白話小說是陳衡哲的《一日》”，“《一日》絕無疑義是響應胡適‘文學革命’最早的一篇小說”⑩。書中還以附錄的方式全文收錄了小說《一日》。這一觀點的提出，引起了學術界對第一篇現代白話短篇小說的重新討論。雖然爭論不斷，但文學史的書寫確實隨之做出了相應調整。以《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為例，修訂本中正文表述仍明確地說“現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是1918年5月魯迅發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號的《狂人日記》”，但在小說（一）的創作年表中第一條列出的是“1917年6月，陳衡哲《一日》發表于《留美學生季報》第4卷夏季2號”11。
筆者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折中做法是可取的。因為無論是“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上，還是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中的影響力而言，陳衡哲的《一日》都遠遠不及魯迅的《狂人日記》。對《一日》的重新發掘，也不是要否定和改變《狂人日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而是可以幫助研究者更為全面地掌握文學史料、更加準確地描述文學現象。
再如，如果從五四新文學的發生及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角度重新觀照、審視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大陸文學的關系，將很大程度上突破中國大陸文學“中心”觀的局限和狹隘，獲得更為多元的、開放的、深入的學術成果。
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的確立晚于中國現代文學，但并不意味著現代海外華文創作也遲于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誕生。從上述陳衡哲的《一日》即可了解，現代海外華文文學發軔至今也已有了百年。燕世超教授在論文《論海外華文新文學的發生》12 中，將五四前后海外以白話文創作的文學作品稱為海外華文新文學，這部分文學作品的作者主要是當時留學美國、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他列舉了海外華文新文學的作品、社團：胡適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寫于美國的《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創作于美國的白話詩8首;胡適1920年3月出版白話詩及《嘗試集》，其中部分詩作是在美國寫成;郁達夫1921年10月出版在日本東京創作的短篇小說集《沉淪》;張資平1922年5月出版在日本東京創作的長篇小說《沖擊期化石》;郭沫若1921年2月在《民鐸》上發表了創作于日本的劇本《女神之再生》;1907年2月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成立了戲劇團體春柳社;1921年6月創造社在日本東京成立。
這些留學生在海外的文學活動一直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組成部分，而且被認定為五四文學革命中有開創性意義的大事。它們被還原為現代海外華文文學，就勢必引發對于中國大陸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之關系的重新體認。有學者曾試圖糾偏，提出中國大陸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雖不是簡單的“中心”與“邊緣”的從屬關系，但中國大陸文學的確一直在扮演和發揮著世界華文文學“根本”和“源頭”的作用。這種觀點仍然是偏頗的。筆者更認同燕世超教授的觀點，至少就現代海外華文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關系而言，兩者是互動互補性的?，F代海外華文文學給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新的理念、方法，推動和加快了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速度;中國現代文學也給現代海外華文文學提供了創作的動力和支撐，現代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在大陸發表并得到響應才最終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走向。 三、現代海外華文文學與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
探討現代海外華文文學與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之互動關系，是一個龐大、繁雜的課題。由于研究視點和篇幅的局限，筆者在此主要通過日本和歐美兩個區域的現代海外華文文學的具體文學現象，對此問題做一些初步考察。這些文學現象的時間范圍集中于20世紀初期，涉及文學理論觀念、文學組織形態、各種文學體裁等多個方面。
晚清文學改良運動對五四文學革命的興起具有先導作用。晚清“文學改良”可上溯至龔自珍、黃遵憲的文學思想和創作;但這里主要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文學改良運動”。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日本，受到日本明治維新文化的強烈沖擊，思想發生極大變化。他曾自述道：“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13 他在日本先后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志，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新民說》《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等重要文章，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劇改良”的口號;把文學精神、文學內容、文學形式乃至語言和文體的改良革新，提到晚清文學的議事日程。這場發生于日本的文學改良運動，盡管一開始就存在明顯局限，但其反思傳統、師法域外、倡導思想啟蒙和語言文學革新的精神，不啻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乃至文學革命運動的先聲。
魯迅1902年3月至1909年8月在日本留學，初步形成了他的思想高度和文學個性。他于1908年先后在《河南》雜志發表三篇文言論文，即《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和《破惡聲論》。據研究，受1906-1907年日本“易卜生熱”14 的影響，魯迅研讀了不少易卜生的著作以及對他的評價文章，魯迅也成為將易卜生的思想和文學創作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魯迅在《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兩篇文章中都介紹了易卜生以及他的《人民公敵》;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的第4卷第6號刊發“易卜生專號”，之后《娜拉》一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易卜生關于“庸眾”與“先覺者”對立的思想成為魯迅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魯迅提出“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經典命題。周作人也是在日本留學期間注意到很多有關“人”的學科，其中尤以對安特路朗的人類學派的發現最為重要。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說：“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類學派的解說，不但懂得了神話及其同類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類學”15，“我對于人類學稍有一點興味，這原因并不是為學，大抵只是為了人”16?！叭恕?，尤其是“個人”，最終成為五四文化文學的倡導和實踐中最重要的關鍵詞。
成立社團、創辦期刊等五四時期普遍流行的文學組織形態，也都是先驅們在日本時期初步嘗試的文學活動。1914年5月10日，章士釗在日本東京創辦《甲寅》雜志。因為這一年是中國農歷甲寅年，故以“甲寅”為刊名。第二年5月《甲寅》改在上海出版，出至第10期被禁?？?。陳獨秀協辦該刊，撰稿人有章士釗、李大釗、陳獨秀、高一涵、胡適、易白沙、吳稚暉、楊昌濟等人。后來陳獨秀回國之后創辦《青年雜志》（《新青年》），《甲寅》的撰稿人多數成為《青年雜志》的作者，不能不說這兩份刊物之間有著較為親近的血緣關系。事實上當時不少讀者都將《新青年》看作《甲寅》的延續與替代。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成立的新文學社團之一創造社，是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發起并在日本東京成立的。創造社最有影響的文學成果，如郭沫若的詩集《女神》中的大部分詩作就創作于日本。郭沫若曾經談道：“日本人教外國語，無論是英語、德語，都喜歡用文學作品來做讀本。在高等學校的期間，便不期然而然地與歐美文學發生了關系。我接近了泰戈爾、雪萊、莎士比亞、海涅、歌德、席勒，更間接地和北歐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都得到接近的機會?！?7 這充分說明了海外留學經歷對郭沫若的重要作用。
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大陸文學的異質性，主要產生于海外特殊的文學時空和既定的社會、經濟、地理、文化、語言、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留日學生通過立足日本，繼而發現和接受了整個西方文學?！霸趥鹘y中國文學的創作資源消耗殆盡、創造能力日漸枯竭時，是中國作家在日本對于西方文化的‘體驗’首先完成了對創作主體的自我激活，令他們在全新的意義上反觀自己的世界，表達前所未有的新鮮感悟，這便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18 李怡教授的這一評價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文學革命發難時期，美國的留學生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其主要功績當屬胡適。此時胡適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他跟梅光迪的通信論及文學改良，并在此信基礎上寫成《文學改良芻議》。胡適把這篇文章用復寫紙抄寫了兩份，一份在《留美學生季刊》上發表，一份寄給國內的《新青年》雜志。《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它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第一篇宣言。它從進化論立場提出了文學變革的必要性，認為“中國今日需要的文學革命是用白話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預示著中國文學即將揭開嶄新的一頁?！缎虑嗄辍返?卷第6號（1917年2月）上刊發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予以呼應，明確提出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自此正式發端。由此可見，美國的華文文學與中國的文學革命之間，有著不可割裂的聯系。
在各種文學體裁的現代轉型中，現代戲劇的誕生更有意思。1907年，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在他們自辦的刊物《世界》畫報上發表文章，一方面介紹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劇場的構造布置、舞臺燈光以及背景道具等，另一方面在對比和分析中批評中國傳統戲曲的陳舊、落后。幾乎同時，曾孝谷、歐陽予倩等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成立“春柳社”，這是具有開創意義的中國第一個話劇團體，它的誕生標志著中國戲劇文體開始步入現代進程。第二年3月，春柳社在日本東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接著又上演了曾孝谷改編自《湯姆叔叔的小屋》的《黑奴吁天錄》，這是我國話劇的第一個完整的劇本。1917年，錢玄同、胡適、歐陽予倩、周作人等歸國留學生在《新青年》等雜志上展開戲劇討論，主張徹底廢除舊戲體式，“興行歐洲式的新戲”;胡適的《終身大事》、陳大悲的《是人嗎》等戲劇作品的創作實踐，為中國現代戲劇發展奠定了基礎。 由此可見，五四新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發生，實際上是在中國和海外的互動中發生的。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大陸文學互相激蕩、彼此回應，才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最初的形態和格局。從這一角度去把握中國現代文學，其價值恰恰在于它使得原本發生于現代中國語境中的文學有了更開闊的參照，甚至使得在中國大陸語境中被遮蔽的豐富性得以浮現。而這必將有助于拓寬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和發展的研究視野，并對海外華文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做出新的認識和思考。
注釋：
?、?陳賢茂：《海外華文文學的定義、特點及發展前景》，《海外奇葩——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
?、?楊匡漢：《海外華文文學：學科之名與學理之弦》，《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饒芃子、費勇：《論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意義》，《文學評論》1996年第1期。
?、?陳國恩：《海外華文文學不能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6期。
?、?鄭春：《留學背景與中國現代文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沈光明：《留學生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
⑦ 陳衡哲：《小雨點·改版自序》，《小雨點》，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2頁。
?、?胡適：《小雨點·序》，《小雨點》，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2頁。
?、?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頁。
11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頁。
12 燕世超：《論海外華文新文學的發生——兼論海外華文新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第4期。
13 梁啟超：《夏威夷游記》，《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7頁。
14 1906年9月日本著名的《早稻田文學》刊發易卜生專號，以此來悼念易卜生的逝世。1907年“易卜生學會”在東京成立，每月舉行一次易卜生作品討論會，討論的情況在《新思潮》雜志上連載，在當時頗有影響。受此文化氛圍的影響，魯迅研讀了不少易卜生的著作以及評價文章：《國民公敵》等劇本以及勃蘭兌斯寫的評傳《亨利克·易卜生》、恩斯特的《亨利克·易卜生》和卡勒的《易卜生、比昂松和他們的同時代人》等。參見陳漱渝主編：《世紀之交的文化選擇》，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頁。
1516 周作人：《拾遺子——我的雜學七、八》，《周作人自編文集·知堂回想錄》下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2、765頁。
17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頁。
18 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作者簡介：羅曉靜，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教授，湖北武漢，4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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