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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購、技術創新與企業產能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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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去產能”居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之首的背景下,從理論上分析了海外并購、技術創新與企業產能過剩三者之間的關系,并以滬深A股上市公司海外并購數據為研究樣本,從微觀企業層面對技術創新在海外并購與產能過剩之間的中介作用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海外并購能夠有效緩解企業產能過剩;海外并購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技術創新在海外并購緩解企業產能過剩的過程中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應。
  【關鍵詞】 海外并購; 技術創新; 產能過剩
  【中圖分類號】 F27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9)12-0100-05
  一、引言
  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央政府推出了4萬億刺激計劃,一方面促進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重復建設嚴重、高耗能、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使得我國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普遍的、全方位的產能過剩已經成為目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障礙。為積極穩妥化解水泥等行業產能過剩矛盾,2013年國務院印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強調要大力推進企業兼并重組,優化技術和產品結構,壓縮過剩產能;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兼并重組,支持和培育優強企業發展壯大,提高產業集中度,優化產業空間布局,引導國內有效產能向優勢企業或更具比較優勢的地區集中,推動形成分工合理,產能規模合理化。這一指導意見為我國治理產能過剩指明了方向。
  現有關于產能過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產能過剩的成因;二是產能過剩的測量方法;三是化解產能過剩的對策。學術界關于產能過剩的成因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盧鋒[1]認為經濟發展經歷高速增長之后市場需求方面出現重大變化所導致的產能過剩;周黎安[2]和干春暉等[3]認為政府過多介入和干預企業投資決策而導致企業投資過度、供給能力嚴重大于需求而產生的產能過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產品結構不合理引起,即因長期技術創新乏力、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形成低端產品供給嚴重過剩而高端產品供不應求的產能過剩。關于產能過剩的測量方法主要包括:財務指標法,如固定資產收入比、總資產周轉率;函數法,如生產函數法、峰值法、基于固定資本存量的協整法和利潤函數法;生產效率法,隨機前沿分析法和數據包絡分析法。關于化解產能過剩對策的研究,學術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并購重組是治理產能過剩的有效手段,魏濤[4]認為并購重組一方面可以直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市場,快速向更大的市場轉移產能,緩解企業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可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特有技術、能力、知識,通過整合并購雙方資源,實現協同效應,提高企業技術創新水平,使企業產品向高級化和高附加價值化發展,滿足消費者更高層次的需求,優化企業產品、產能結構,緩解因創新力不足造成的低端同質化結構性產能過剩和政府干預過度形成的體制性產能過剩。國家也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業兼并重組化解產能過剩,如2008年《關于企業改制重組若干契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75號)、2009年《關于企業兼并重組業務企業所得稅處理若干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59號)以及2014年《關于進一步優化企業兼并重組市場環境的意見》(國發〔2014〕14號)等。二是企業技術創新是治理產能過剩的重要途徑,李明娟等[5]認為技術創新可以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降低企業退出壁壘,逐步淘汰落后產能,合理化企業產能。深入了解我國產能過剩的行業,發現存在嚴重產能過剩的行業多為低附加值和技術水平落后的行業,且屬于資本密集型和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的行業,技術水平落后致使企業資金投向技術含量低的生產環節,導致供給側產能過剩。針對這種“結構性產能過?!保瑖倚姓W院經濟學教研課題組指出需要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大力促進科技創新和利用國際市場輸出,消化過剩產能。
  從現有研究來看,崔永梅等[6]已將兼并重組與產能過剩聯系起來,發現兼并重組對行業產能利用率具有明顯的提升;吳先明[7]將海外并購和企業創新績效聯系起來,發現海外并購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積極影響;但是這些研究僅僅探討了兩者之間的直接關系,缺乏兼并重組、技術創新和產能過剩三者關系的研究。現有相關文獻大多是從整體上檢驗兼并重組對行業產能過剩的影響,缺乏兼并重組對微觀企業個體產能過剩情況影響的研究。鑒于此,本文擬從微觀企業層面對海外并購、技術創新與產能過剩三者關系進行研究,以期進一步探究海外并購治理產能過剩的效果及技術創新在其中的作用。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一)海外并購與產能過剩
  海外并購有助于轉移過剩產能和從供給側減少產能。(1)轉移產能方面。海外并購通過產業國際轉移,增加企業的海外銷售,擴大企業的市場份額,從需求側向外轉移產能,化解產能過剩。丁學東認為搭乘“一帶一路”政策的順風車讓產能“出?!保瑥氐揍尫磐獠肯M需求,通過海外并購的方式既可以幫助中國制造業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同時也有利于為過剩產能找到出口,化解企業產能過剩。(2)減少產能方面。首先,并購海外高科技企業可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術、研發能力、品牌和渠道網絡等戰略資產和戰略資源,通過整合并購企業先進的高端產能,減少、淘汰落后的低端產能。其次,通過海外并購可以降低企業退出壁壘,逐漸退出對企業不利的產業環境,最終淘汰落后產能。原因有二:一是在企業層面,并購可以克服市場退出壁壘,減少行業競爭者數量、合理化企業產能;二是產能過剩行業由于其對地方政府的稅收和安置就業方面的作用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而難以退出市場,海外并購可以使企業在保持稅收和安置就業作用的同時使企業逐漸退出產能過剩行業,對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產生積極影響。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H1:海外并購可以有效緩解企業產能過剩。
  (二)海外并購與技術創新
  海外并購促進技術創新的理論基礎是Schumpeter J.的技術創新理論。在Schumpeter J.看來,創新即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之中。從理論上,并購促進技術創新的途徑主要分為兩種:一是通過并購快速獲取重要的戰略資源(技術和產品、創新能力、隱性知識),增強市場控制權(擴大市場范圍和消費群體、減少競爭),重塑企業戰略(整合兼并重組后的資源,提高企業競爭力),完善企業研發體系,促進企業技術創新;二是并購后的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可以增強企業的研發效率,激勵企業進行更多的創新投入,加強企業研發實力,提高企業技術創新水平。一些經驗研究證實了并購對企業的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他們認為并購會給企業帶來規模經濟與技術、管理協同效應,能夠獲取被并購企業的專有知識和特有資源,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但是也有一些學者發現并購對創新績效沒有影響甚至是負向影響,他們認為并購耗費了管理者的大量時間和精力,減少了企業對研發方面長期投資的承諾,最終導致企業創新能力下降。學術界對并購與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各執一詞的原因是目前的研究并沒有明確區分并購的類型是國內并購還是海外并購,國內并購因存在政府干預和“拉郎配”現象而大大降低了并購效率,而海外并購大多是企業基于自身發展戰略為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自發進行的。在理論上,海外并購可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術知識和特有資源,經整合后形成企業特有的技術或資源,因此,預期海外并購能夠提升企業創新能力?;谝陨戏治觯J為海外并購對技術創新具有積極作用,由此提出假設2。   H2:海外并購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高。
  (三)海外并購與產能過剩: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我國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以及研究開發與高技術創新投入不足,技術創新乏力,企業面臨復雜多變的市場消費需求時不能夠及時創造出恰如人意的新產品的基本情況,學者們將化解產能過剩的方向轉向提高企業技術創新效率,優化升級產品結構,進而促進產業的技術創新,達到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緩解企業產能過剩的戰略目標。技術創新化解產能過剩的作用機理在于:(1)技術創新能夠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和投資方向,避免投資“趨同化”“同質化”,進而引發的“涌潮”現象,從供給端減少低質量產品的產出,解決產能過剩問題;(2)技術創新能夠通過提高技術門檻提升市場的集中度,充分利用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淘汰落后產能,減少低端過剩產能的供給;(3)技術創新能夠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引導新的消費需求,有利于國內產品“走出去”,消化現有產能,從需求端緩解產能過剩的現狀;(4)技術創新能夠緩解我國一攬子技術設備的引進依賴所導致的低端重復建設問題,化解產能過剩。綜上所述,技術創新能夠減少低端供給,增加高端需求,避免重復建設,對化解產能過剩起著關鍵作用。
  前文闡述了海外并購與產能利用率之間正相關關系的影響機制(H1),海外并購與技術創新能力之間正相關關系的作用機理(H2)以及本部分又對技術創新與產能利用率之間的正向促進作用進行了詳細分析。綜合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技術創新在海外并購與產能利用率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假設3。
  H3:海外并購與產能過剩的關系中,技術創新具有中介作用,即海外并購通過提高技術創新效率而提高企業產能利用率。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以2009—2013年滬深兩市發生并購重組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基礎,剔除被并購企業中注冊地為國內以及樣本期間發生多次并購的企業。然后剔除:金融、保險類公司,ST、*ST公司,數據缺失的公司,并篩選出研究窗口期內從未發生過并購的企業,通過傾向性匹配方法匹配出對照樣本,最終確定438家企業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研究所用數據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部分缺失數據通過企業年報手工搜集。數據匯總整理采用Excel,數據分析采用S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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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產能利用率變化(ΔCU)。用產能利用率變化(ΔCU)來衡量并購前后產能過剩的緩解情況,產能利用率變化(ΔCU)是并購后一年與并購前一年產能利用率的差額,若ΔCU>0,則表明企業的產能利用率是呈上升趨勢的,即企業產能過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產能利用率是衡量資本利用、產能閑置的直接指標,其定義為實際產出與產能產出之比。本文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進行產能利用率的測度,其基本思想是:以固定資本存量以及材料、人工等為輸入因素,工業總產值、營業收入、凈利潤等為輸出因素,以相對生產效率作為產能利用率的替代變量①。
  2.海外并購(EM)。研究樣本中發生海外并購的企業,EM賦值為1,否則EM賦值為0。
  3.技術創新效率變化(ΔTE)。主要有以下三種衡量方式:(1)技術創新的投入,主要包括研發費用支出、研發人員投入等表示投入的指標;(2)技術創新的產出,主要包括新產品的數量、新產品的銷售額以及專利的數量等表示產出的指標;(3)技術創新的效率,主要是通過對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的比較,計算得到投入產出效率。本文采用第三種衡量方式,并參考李健英等[8]的研究,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計算的企業技術效率②衡量技術創新水平。技術創新效率變化(ΔTE)用并購后一年與并購前一年的技術效率差額衡量,若ΔTE>0,表明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增強。
  4.控制變量。包括:(1)企業的盈利能力(ROA),采用凈資產收益率表示。一般來說企業盈利能力越強,產能閑置的可能性越低,產能利用率越高。(2)企業存續時間(Age),企業創辦時間越久,對市場的把控能力越強,管理、營銷系統就越成熟,產能過??赡苄栽叫 2捎脠蟾嫫谀攴轀p去企業注冊年份的差額加1并取自然對數衡量。(3)企業性質(State),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4)信貸約束(Credit),銀行信貸能夠引起產能過剩[9],用財務費用占總資產的比例衡量。(5)企業規模(Size),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衡量。(6)固定資產占比(Tangible),使用固定資產凈值與期末總資產之比衡量。各變量定義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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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研究海外并購對技術創新與產能過剩的影響以及技術創新在海外并購與產能過剩的關系中是否起中介作用,因此,設置了以下三個模型:
  模型1用來檢驗H1。其中,ΔCU表示海外并購前后的企業產能利用率變化。EM是虛擬變量,若為發生海外并購企業,則EM=1,否則EM=0。如果β1顯著為正,表明海外并購有助于緩解產能過剩。
  模型2用來檢驗H2。其中,ΔTE表示海外并購前后的企業技術創新效率變化。如果α1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海外并購有助于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
  模型3用來檢驗技術創新在海外并購與產能利用率關系中是否起中介作用。根據Muller et al.[10]的論述,若存在中介效應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一是加入中介變量之前,解釋變量顯著影響被解釋變量;二是解釋變量顯著影響中介變量;三是同時加入中介變量和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效應減弱,且中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效應顯著。因此,結合本文研究假設預測模型3加入中介變量ΔTE后,解釋變量EM的系數大小和顯著性水平相較于模型1有所降低,且模型2中EM的系數和模型3中ΔTE的系數均顯著為正。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是總體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產能利用率變化(ΔCu)的平均值為0.0401,方差為0.3125,說明在海外并購后樣本企業的產能利用率有所提升,但不同企業間產能利用率變化的差異較大。技術創新效率變化(ΔTE)的均值為0.0080,方差為0.1745,說明在海外并購后企業技術創新效率有所提升,但是企業之間的技術創新效率變化存在很大差異。信貸資源配置(Credit)和盈利能力(ROA)的平均值分別為0.0125和0.0305,方差分別為0.0530和0.0694,說明樣本企業之間的信貸資源約束、盈利能力差異不大。  ?。ǘ┫嚓P性分析
  表3是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可知:(1)海外并購虛擬變量與產能利用率變化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海外并購促進企業產能利用率的提高,初步證實了H1;(2)海外并購虛擬變量與技術創新效率變化的相關系數為0.1398且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海外并購提升了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初步印證了H2;(3)技術創新效率變化與產能利用率變化的相關系數為0.7228,且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技術創新效率提高有助于緩解產能過剩;(4)其他控制變量:企業年齡與產能利用率變化在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隨著企業年齡的增加,產能利用率呈上升趨勢。
 ?。ㄈ┗貧w結果與分析
  1.海外并購與產能利用率
  海外并購與產能利用率變化的回歸結果見表4模型1。海外并購虛擬變量(EM)系數為0.0686,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海外并購對企業產能利用率的提高產生了積極影響。由此可知,H1成立。
  2.海外并購和技術創新
  海外并購與技術創新效率變化的回歸結果見表4模型2。海外并購虛擬變量系數α1為0.0517,且在統計上處于1%的顯著水平,說明海外并購的確對企業的技術創新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就是說,在控制了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其他相關因素之后,相對于未并購企業而言發生并購的企業的技術效率是提高的。H2得證。
  3.海外并購與產能利用率: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
  海外并購、技術創新效率變化與產能利用率變化的回歸結果見表4模型3回歸結果來看:加入中介變量技術創新效率變化前,模型1中海外并購對產能利用率變化為顯著正效應,系數為0.0686,在5%水平顯著;加入中介變量技術創新變化后,模型3中海外并購對產能利用率變化變為不顯著正相關,相比于模型1而言,海外并購虛擬變量對產能利用率變化的作用系數和顯著性水平均明顯下降;且模型2中海外并購對技術創新效率變化以及模型3中技術創新效率變化對產能利用率變化均為顯著正效應。根據中介效應的檢驗原理可知,技術創新效率變化在海外并購與產能利用率變化的關系中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驗證了H3。
 ?。ㄋ模┓€健性檢驗
  1.替換因變量指標。采用總資產周轉率衡量企業生產能力的利用狀況,總資產周轉率越高,企業產能過剩的可能性越小。并用海外并購后一年與海外并購前一年的總資產周轉率的差額來替代“產能利用率變化”,進一步檢驗海外并購對產能過剩的影響以及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回歸結果依然支持本文結論。
  2.替換中介變量指標。采用研發支出來衡量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并用海外并購后一年與海外并購前一年研發支出自然對數的差額度量技術創新能力變化(ΔRD),替換主檢驗中的技術創新效率變化,替換后的回歸結果依然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設。
  3.進一步考察海外并購對技術創新、產能過剩的長期影響。用海外并購后第二年與并購前一年的產能利用率差額衡量產能利用率的長期變化(ΔCU)、海外并購后第二年與并購前一年的技術創新效率差額衡量技術創新效率的長期變化(ΔTE),進一步檢驗海外并購對產能過剩的長期影響及技術創新在海外并購與產能過剩之間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依然支持本文結論。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將宏觀國家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相結合,研究海外并購與技術創新和企業產能過剩的關系,主要結論與建議如下:
  1.海外并購與產能利用率變化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即海外并購有助于緩解企業產能過剩。對于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可通過稅收優惠或補貼政策提倡和鼓勵企業進行海外并購,并將之作為解決我國產能過剩的重要手段。
  2.技術創新在海外并購與產能利用率變化的正向關系中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應,即海外并購可通過技術創新路徑來影響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建議政府一方面應加大科研扶持力度,為企業開展研究開發活動提供更寬廣的融資渠道和稅收優惠,促進技術創新積極性;另一方面,應不斷完善產權制度,制定嚴格的監督機制,保護技術創新成果,使技術創新成果產權明晰化,這反過來又能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
  3.海外并購與技術創新效率變化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即海外并購有助于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建議政府在制定海外并購相關政策時,可廣泛運用諸如稅收優惠、政府補貼等對技術創新具有較大激勵作用的政策工具,以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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