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的《史記》研究及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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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錢鐘書的《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以日本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為論述標本，探討了有關《史記》的諸多問題。他對《史記》史學地位的肯定、對《史記》編排有失協調問題的揭示、對司馬遷天命觀之矛盾的詮解、對《史記》深意的挖掘以及對《史記》文學性的探討等，對今天的《史記》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
關鍵詞：錢鐘書;《管錐編》;《史記》
中圖分類號：I1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19）02-0081-06
錢鐘書的《管錐編》是以讀書札記的形式寫就的學術著作，錢先生自經、史、子、集中選出10部重要著作并闡述其讀書心得，所涉問題相當廣泛，且“惟陳言之務去”，多發前人所未發。在史部中，錢鐘書擇取日本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為論述標本，探討了與《史記》相關的諸多問題，對當前的《史記》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
總體來看，《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下文略去書名，僅稱則數）對《史記》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史記》史學地位的肯定
錢鐘書對《史記》評價極高，這集中體現在他對《史記》史學地位的肯定上。錢先生指出：
黑格爾言東土惟中國古代撰史最夥，他邦有傳說而無史。然有史書未遽即有史學，吾國之有史學，殆肇端于馬遷歟。[1]251
錢先生推允《史記》為中國史學之權輿，主要是從司馬遷為后世史學“立則發凡”的作用出發，而其“立則發凡”之處，則在于確立了“信信疑疑”的著史準則。在第二則論《五帝本紀》中，錢先生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軼事時見于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卑础斗舛U書》：“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大宛列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贝巳齽t足征馬遷載筆取材之旨，亦即為后世史家立則發凡……《左傳》宣公二年稱董狐曰：“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襄公二十六年又特載南史氏之直筆無畏;蓋知作史當善善惡惡矣，而尚未識信信疑疑之更為先務也……馬遷奮筆，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實，特書大號，言：前載之不可盡信，傳聞之必須裁擇，似史而非之“軼事”俗說應溝而外之于史，“野人”雖為常“語”，而“縉紳”未許易“言”。孟子開宗，至馬遷而明義焉。其曰“不敢言”者，小心也，亦謙詞也，實則大膽而敢于不言、置之不論爾。[1]251-252
在這一段論述中，錢先生通過與《左傳》等史籍的比較，揭示了司馬遷在前人基礎上創辟“信信疑疑”的撰史準則，是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重大貢獻。
錢先生的觀點非常重要，同時亦極富啟發意義。就中國早期的史學著作來說，不僅“軼事”“俗說”可以入史，“神話”也常滲入其中，因此中國古代長期存在著神話歷史化的現象。雖然神話本身含有部分史實，但其呈現出的面貌卻是被曲解的而非原本的歷史。在《史記》之前，神話常被史家視為信史而予以采錄。同時，由于神話思維余緒猶存，某些歷史書寫常常附麗以濃烈的神話色彩，又造成了歷史的神話化。如《國語·周語上》：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耹隧。商之興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鳴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盵2]
國家興亡與“神之志”相接聯，歷史被涂上了厚重的神話色彩。諸如此類的現象廣泛存在于先秦歷史散文及其他涉及先秦歷史的著作中。這意味著在《史記》以前神話和歷史的界線并不清晰。司馬遷撰寫《史記》明確提出了“不采不雅馴”的原則，這實際上就將史實與神話、傳說等內容作了分割，確定了可以入史的內容與必須摒棄的內容。當然，上古歷史與神話的長期繳纏，為厘清神話與歷史工作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將《史記》與相關史源對校，可以看出司馬遷的努力。茲以其對黃帝材料的處理為例，將《史記·五帝本紀》與主要史源《五帝德》（今存《大戴禮記》）的內容對比如下：
1.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2. 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后得其志。3. 缺4.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1.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2.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于版泉之野。三戰，然后得行其志。3.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云。4.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顯然，司馬遷依循“雅馴”的標準，刪除了“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云”等有悖于歷史事實的內容。司馬遷的功績不僅見諸其對材料的辨偽，還體現為直接揭示“軼事”、傳說的虛妄。在《陳涉世家》中，司馬遷既記載了“篝火狐鳴”的事件，同時又詳細記述了陳勝、吳廣謀劃整件事的過程，揭示了其借鬼神以“威眾”[4]2366的實質。
總之，司馬遷依據“不采不雅馴”的選材原則，確定了中國史學“信信疑疑”的撰史準則，為中國古代史學確立了正確的發展方向。錢先生從這一角度來肯定《史記》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是十分準確的。
二、對《史記》編排有失協調問題的揭示
在第一二則論《趙世家》中，錢鐘書指出：
“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卑创艘淮蠊澯忠娪凇侗怡o、倉公列傳》，宜據別見則互有詳略之法，加以刪改。下文武靈王論變法復與《商君列傳》語太相似，蓋此取之《戰國策·趙策》二，彼取之《商君書·更法》篇，而未參稽稍異其詞。武靈王曰：“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又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數語之間，重復無謂;《趙策》只有后二句，不識馬遷何故冗疊如此？全書失檢類是者不少，貽彈射者以口實，良有以夫。[1]292 錢先生在這里指出的是《史記》內容編排有失協調的問題，同時也揭示出了其內在原因：“蓋此取之《戰國策·趙策》二，彼取之《商君書·更法》篇，而未參稽稍異其詞?！奔此抉R遷在采擇多種史料入傳時，未對這批材料作妥善有效的處理。錢先生指出的這一點，確為普遍存在于《史記》中的問題。
司馬遷撰寫《史記》，參稽了大量史料，尤其是先漢部分，主要工作是對各種歷史記載進行擇取和編排，此時的司馬遷更多地是一個編者，而非作者。有關《史記》的這一性質，我們可通過對書中頻現而所指各異的“我”字來加以分析得知。
《秦本紀》：
?。ㄕ严逋酰┤荒辍朔次医?。[4]268
《吳太伯世家》：
?。ㄍ踔T樊元年）秋，吳伐楚，楚敗我師。[4]1753
《魯周公世家》：（哀公）八年，齊伐我……（哀公十五年）齊歸我侵地。[4]1866
《燕召公世家》：
?。ㄇf公）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4]1878
《晉世家》：
?。ㄎ墓拍辏┦?，秦兵過我郊。[4]2014
《楚世家》：
?。☉淹酰┦吣甏骸卮髷∥臆姟斘掖髮④娗鼊Ⅰ詫④姺旰畛蟮绕呤嗳?。[4]2078
《趙世家》：
?。ㄎ潇`王）九年……秦敗我……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陽……十三年，秦拔我藺……[4]2173
《魏世家》：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三年，秦拔我四城……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4]2240
《韓世家》：
（桓惠王）九年，秦拔我陘……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4]2273
《秦本紀》及諸“世家”中的“我”顯然各有所指，司馬遷為西漢人，按理是不能稱秦及其他任何一方為“我”的，而且同時稱各方為“我”，顯然也自相抵牾。究其根本，當因司馬遷取用史源有別而“失檢”所致。司馬遷是根據各國史料來“整齊其世傳”的，各國史官記載本國史事，自然站在己方立場，稱本國為“我”，但司馬遷將紛紜雜亂的各國史料采入《史記》時，卻忘了對這諸多字同義異的“我”字進行修改，遂造成了內部的齟齬，“貽彈射者以口實”。
《史記》“整齊世傳”留下的草蛇灰線，亦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以新近的研究而論，影響力最大者當數程蘇東的《失控的文本與失語的文學批評》，該文以細致的文獻對校，發現了《史記》在鈔撮各類文獻的過程中，“難免在其文本嫁接處、補綴處或截取處稍存疏漏”，從而留下了一些“失控的文本”，并于這些疏漏處挖掘司馬遷曾經做過的協調工作，探討其中的文學性。[6]對《史記》編排有失協調的問題，程蘇東顯然又作出了進一步的探討，但對這一問題的揭示，錢先生實已“道夫先路”，程文恰可佐證錢先生所揭示這一問題的普遍性與重要性，為錢先生所論增添了一個有力的注腳。
?、?“陳相國”，《史記》作“陳丞相”，當據改。
三、對司馬遷天命觀之矛盾的詮解
錢鐘書多次對司馬遷天命觀的問題予以論述。如第一九則論《陳丞相世家》：
勿信“天道”（見下論《伯夷列傳》），卻又主張“陰德”，說理固難自圓;而觸事感懷，乍彼乍此，亦彼亦此，渾置矛盾于不顧，又人之常情恒態耳。[1]303
第二二則論《伯夷列傳》：
馬遷唯不信“天道”，故好言“天命”;蓋信有天命，即疑無天道，曰天命不可知者，乃謂天道無知爾。天道而有知，則報施不爽，人世之成虧榮悴，應各知其分，咸得所當，無復不平則鳴或飲恨吞聲矣。顧事乃大謬不然，理遂大惑不解……然馬遷既不信天道，而復持陰德報應之說（見前論《陳相國世家》①），既視天夢夢，而又復以為冥冥之中尚有綱維主張在;圓枘方鑿，自語相違。蓋析理固疑天道之為無，而慰情寧信陰騭之可有，東食西宿，取熊兼魚，殆人心兩歧之常歟。故疑無天者，猶每私冀其或有，而信有天者，則常竊怨其若無。[1]306-308
司馬遷天命觀的矛盾是確實存在的，他在《伯夷列傳》等篇章中對天命提出了懷疑，但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留侯世家》等篇章中又反復稱道“蓋若天所助焉”[4]835-836“豈非天哉”[4]922“豈可謂非天乎”[4]2488。
關于這一問題，很多學者也曾加以論述。如潘嘯龍認為：“司馬遷對‘天命’‘天人感應論’的認識是矛盾的;在這一矛盾的認識之中，對‘天命’的懷疑、批判卻占了主導地位?！盵7]陳桐生則認為，司馬遷在天命問題上的矛盾背后隱藏著司馬遷“天命崇高”的思想，“《史記》的天道觀并不是二元的或矛盾分裂的，它對天命的信仰和對神仙方士、陰陽家及不合規范的占星術的貶損，二者在《史記》中是統一的，統一的基點就是天命崇高思想”。[8]
針對這一問題，錢先生提出從“析理”和“慰情”兩個角度來看待，可謂獨辟蹊徑，為我們思考該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妒酚洝吩趶娬{天命時，有時確是帶有強烈情感的，如上引《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留侯世家》諸篇“蓋若天所助焉”“豈非天哉”“豈可謂非天乎”，語氣中包含的情感便溢于言表?！肚Z生列傳》謂：“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盵4]3010將天和父母并列，亦自情感立論?？梢姡抉R遷對于人們將“天”作為情感的寄托是有所認識的?！妒酚洝繁旧硪嗍乔楦胸S沛之作，其中蘊含了司馬遷
的愛憎和對歷史人物、事件的態度，這就很可能導致他在撰史過程中出于“慰情”而“寧信陰騭之可有”。錢先生從人情之常來看待司馬遷天命觀的矛盾，為后續的探賾索隱提供了心理學的依據。 四、對《史記》深意的挖掘
司馬遷撰寫《史記》，行文中常常蘊含深意。對此，錢鐘書亦有所揭示。
第一則論《封禪書》，錢先生按：
按馬遷此篇用“云”字最多……復出疊見，語氣皆含姑妄言而姑妄聽之意，使通篇有恍惚迷茫之致……一角之獸，曾獲其物，而為麟與否，有司迎合，不可必也;孔子適周，嘗有其事，而果問禮老子與否，傳說渺悠，不得稽也;箕山有冢，馬遷目擊，而真埋許由之骨與否，俗語相沿，不能實也?！霸啤敝疄檠裕牌涫轮卸善湔f之非爾。常談所謂“語出有因，查無實據”也。[1]285-286
從多用“云”字而推斷出司馬遷隱含于其中的“姑妄言而姑妄聽”“信其事之有而疑其說之非”的謹慎態度，可謂別具只眼。
第一則《封禪書》又云：
“丁夫人、洛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按蘇軾《仇池筆記》卷上論此曰：“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己且為巫蠱，何以責天下？此最可笑?！鄙跤凶R力。馬遷載其事于《封禪書》，亦見祝此之壽考者即可詛彼之死亡，如反覆手之為云雨。堂皇施之郊祀，則為封禪;密勿行于宮闈，則成巫蠱，要皆出于崇信方術之士。巫蠱之興起與封禪之提倡，同歸而殊途者歟。[1]290
《封禪書》記載詛匈奴、大宛事，這確實耐人尋味。錢先生在蘇軾的基礎上加以發揮，指出封禪與巫蠱在本質上的相同，將封禪與巫蠱之禍聯系起來，在看似不相及的歷史事件中，發現其內在的關聯。通過錢先生的揭示，我們可以領會到，司馬遷穿插此事，并非無意之筆，而是隱含著他對歷史事件的批判。
五、對《史記》文學性的探討
錢鐘書身為杰出的文學家，很注重從文學的角度研究《史記》，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ㄒ唬┲赋觥妒酚洝沸形那沧种?
第五則論《項羽本紀》：
“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考證》：“陳仁錫曰：‘疊用三無不字，有精神;《漢書》去其二，遂乏氣魄’。”按陳氏評是，數語有如火如荼之觀……馬遷行文，深得累疊之妙，如本篇末寫項羽“自度不能脫”，一則曰：“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再則曰：“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三則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心已死而意猶未平，認輸而不服氣，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又如《袁盎、晁錯列傳》記錯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疊三“矣”字，紙上如聞太息，斷為三句，削去銜接之詞，頓挫而兼急迅錯落之致。[1]272-273
在這一則中，錢先生結合《項羽本紀》和《袁盎、晁錯列傳》體味出《史記》行文“深得累疊之妙”。這里的“累疊”均是原文原字重復，在第三二則《魯仲連鄒陽列傳》中，錢先生又指出《史記》中還存在另一種“累疊”的情況：
“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乃今然后”四字乍視尤若堆疊重復，實則曲傳躊躇遲疑，非所愿而不獲已之心思語氣……遷本書《張釋之、馮唐列傳》釋之諫文帝曰：“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其法乎？”盜掘本朝先帝陵墓，大逆不敬，罪惡彌天，為臣子者心不敢想而亦口不忍宣也，然而臣姑妄言之，君其妄聽之;故“有如”而累以“萬分之一”，猶恐冒昧，復益以“假令”，擬設之詞幾如屋上加屋，心之猶豫，口之囁嚅，即于語氣征之，而無待摹狀矣。[1]321-322
這里所指出的也是“累疊”，但不是原文累疊，而是同義重復，二者有細微的區別。錢先生分析《史記》中存在的“累疊現象”，并指出此種現象背后司馬遷所要展現的歷史場景以及《史記》所傳人物的深層心理，有助于加深對《史記》的理解。
第二三則論《管晏列傳》：
“管仲卒，……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按明、清批尾家所謂“搭天橋”法，馬遷習為之……皆事隔百十載，而捉置一處者也。亦有其事同時而地距千百里，乃映帶及之者……記楚事而忽及秦事，一似節外生枝。蓋呂不韋乃《法言·淵騫》所謂“穿窬之雄”，托梁換柱，與黃歇行事不謀而合，身敗名裂，又適相同，載筆者矚高聚遠，以類相并，大有浮山越海而會羅山之觀，亦行文之佳致也。[1]308-309
這一則又指出《史記》記述方法“搭天橋”法，并揭示其內在理路“以類相并”，稱許為“行文之佳致”。
?。ǘ┲赋觥妒酚洝啡宋锟坍嬛?
第五則對《史記》刻畫的項羽形象有深入分析：
“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卑础陡咦姹炯o》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陳相國世家》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立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淮陰侯列傳》韓信曰：“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薄俄椨鸨炯o》歷記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萬人，引兵西屠咸陽;《高祖本紀》“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剽悍滑賊，諸所過無不殘滅?！薄陡咦姹炯o》于劉邦隆準龍顏等形貌外，并言其心性：“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俄椨鸨炯o》僅曰：“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至其性情氣質，都未直敘，當從范增等語中得之?！把哉Z嘔嘔”與“喑啞叱咤”，“恭敬慈愛”與“剽悍滑賊”，“愛人禮士”與“妒賢嫉能”，“婦人之仁”與“屠坑殘滅”，“分食推飲”與“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違;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兩手分書，一喉異曲，則又莫不同條共貫，科以心學性理，犁然有當。《史記》寫人物性格，無復綜如此者。談士每以“虞兮”之歌，謂羽風云之氣而兼兒女之情，尚粗淺乎言之也。[1]275 這一則列述《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陳丞相世家》《淮陰侯列傳》等紀傳，綜合范增、王陵、陳平、韓信諸人的評價，并將《項羽本紀》對項羽的描寫與《高祖本紀》對劉邦的描寫進行比較，總結出項羽既“言語嘔嘔”又“喑啞叱咤”，既“恭敬慈愛”又“剽悍滑賊”，既“愛人禮士”又“妒賢嫉能”，即懷“婦人之仁”又行“屠坑殘滅”，既“分食推飲”又“玩印不予”的矛盾性格。這些性格特征互相矛盾，但正是這種矛盾性，體現了項羽的整體性格。借范增、王陵、陳平、韓信諸人之口，司馬遷刻畫了項羽“為人不忍”“仁而愛人”“恭敬愛人”“恭敬慈愛”的另一面。有了這矛盾的另一面，項羽才不至于被簡單刻畫成一個只知屠殺的莽夫，而淪為扁平的符號化人物。正因此故，我們在讀《項羽本紀》所載霸王別姬、烏江自刎之時，才會生出一種嘆惋哀憫之情?！坝葙狻敝枋菍椨饍号榈恼婷鑼?，較易發現，研究者也多有指出;而范增、王陵、陳平、韓信諸人評價中所呈現的項羽“柔軟”的一面，則較為隱秘。幸得錢先生闡發隱微，才將《史記》刻畫項羽形象的匠心指陳無遺。
?。ㄈ┲赋觥妒酚洝分械脑鲲椗c虛構
《史記》雖然是歷史著作，但歷史常有空白。為了形象生動地展現歷史，司馬遷也常常在歷史空白處進行增飾與虛構，這使得《史記》的文學性大大增強。錢鐘書對此也有所揭示。
如第三則論《廉頗藺相如列傳》：
《考證》：“《國策》記廉事頗略，而無一語及藺，此傳多載他書所不載?！卑创艘唷妒酚洝分绣某鲋?，有聲有色，或多本于馬遷之增飾渲染，未必信實有征。寫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怒發上沖冠”，是何意態雄且杰！后世小說刻畫精能處無以過之……趙王與秦王會于澠池一節，歷世流傳，以為美談，至譜入傳奇。使情節果若所寫，則樽俎折沖真同兒戲，抑豈人事原如逢場串劇耶？武億《授堂文鈔》卷四《藺相如澠池之會》深為趙王危之……然竊恐為馬遷所弄而枉替古人擔憂耳。[1]319-320
第四三則論《魏其武安列傳》：
“灌夫有服，過丞相”云云。按此一大節中馬遷敘事稱武安曰“丞相”，魏其與灌夫語稱武安曰“丞相”，而怨“望”武安又曰“將軍雖貴”;灌夫面稱武安始終曰“將軍”，而謝魏其又曰“得過丞相”。稱謂不一，非漫與也……馬遷行所無事，名從主人，以頭銜之一映襯稱謂之不一焉。夫私家尋常酬答，局外事后只傳聞大略而已，烏能口角語脈以至稱呼致曲入細如是？貌似“記言”，實出史家之心摹意匠。此等處皆當與小說、院本中對白等類耳。[1]347
上引兩則都是論述《史記》中的增飾、虛構內容。第一則，錢先生從于史無據（“他書不載”）和于理不合（“樽俎折沖真同兒戲”）兩個方面判斷其為司馬遷所虛構。第二則又從局外人不能獲知“口角語脈”這一點，判定其中對話實為司馬遷之“心摹意匠”。錢先生判斷《史記》增飾、虛構內容的依據是合理可靠的，而他一旦指出這一點，《史記》的文學創造性便得到了彰顯。藺相如以弱國使臣的身份，面對秦國君臣的威逼脅迫，倘無一身正氣，恐難完成任務?！妒酚洝吩鲲椘洹俺骤祬s立倚柱，怒發上沖冠”以及在澠池之會上堅持跪請秦王為趙王擊缶的情節，正是為了著力渲染其偉岸的藝術形象和人格魅力?！妒酚洝返膭撛鞜o疑是成功的，所以才能夠“歷世流傳，以為美談，至譜入傳奇”。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與灌夫三人之間恩怨糾葛甚為復雜，司馬遷通過增飾竇嬰、灌夫對田蚡稱謂不一，將武安、竇嬰、灌夫的性格以及他們的心理變化都表現出來。正如錢先生所指出：“武安固自‘以為漢相尊’，乃至‘負貴’而驕己之兄者。灌夫與人語，亦從而‘丞相’武安，及武安對面，則恃舊而不改口，未以其新貴而生新敬，若不知其已進位為相者。魏其達官諳世故，失勢而肯自下，然憤激時沖口而‘將軍’武安，若言其不次暴擢而忘卻本來者?！盵1]347稱謂之不一或許不曾實有，但借此所揭示出來的三人的性格卻完全符合歷史事實。正是通過“稱謂不一”這一小細節，司馬遷更好地刻畫了這三人的形象，同時也傳達出了三人悲劇背后的原因。
?。ㄋ模ⅰ妒酚洝放c其他文學作品對照
“打通”是《管錐編》的主要特色，也是其成書的主要目的。錢鐘書在致鄭朝宗的信中曾自評《管錐編》說：
弟之方法并非“比較文學”，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打通，以中國詩文詞曲與小說打通。[9]
錢先生在論《史記》時也常常抱定這一宗旨，因而時常將《史記》與其他文學作品進行對照。例如在論述《史記》中的增飾與虛構時，錢先生就曾與小說、院本進行比較，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史記》的藝術想象。如在第五則論《項羽本紀》“累疊”筆法時，錢先生指出：
貫華堂本《水滸》第四四回裴黎見石秀出來，“連忙放茶”，“連忙問道”，“連忙道：‘不敢！不敢！”，“連忙出門去了”，“連忙走”;殆得法于比而踵事增華者歟。[1]272
這里指出了《水滸傳》在藝術手法上對《史記》有所繼承和發展。
再如第三九則《淮陰侯列傳》：
“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赐?。”按《田儋列傳》：“高帝聞之，乃大驚?！蕴餀M之客皆賢，吾聞其余向五百人在海中?！故拐僦??！币烩舛?，一驚思，逕以“吾”、“我”字述意中事。《蕭相國世家》：“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亦如聞其心口自語。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載策魏公上書：“口與心計，幸且待罪”;嵇康《家誡》：“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均狀此情。詩文中如白居易《聞庾七左降》：“后心誚前意：‘所見何迷蒙’”;韓愈《鄭群贈簟》：“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樊宗師《越王樓詩·序》：“淚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高駢《寫懷》：“如今暗與心相約：‘不動征旗動酒旗’”。曰“相約”，曰“誚”，曰“心語口”，曰“口其心”，一人獨白而宛如兩人對語。《木蘭詩》：“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愿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夫“兒”，女郎自稱詞也，而木蘭“見天子坐明堂”時，尚變貌現男子身，對揚應曰“送臣”，言“送兒”者，當場私動于中之女郎心語，非聲請于上之武夫口語也。用筆靈妙，真滅盡斧鑿痕與針線跡矣…… 后世小說家代述角色之隱衷，即傳角色之心聲（a direct quotation of the mind），習用此法，蔚為巨觀。以視《史記》諸例，似江海之于潢污，然草創之功，不可不錄焉。[1]337-338
這里綜合《淮陰侯列傳》《田儋列傳》《蕭相國世家》，又例舉其他史書、散文、詩歌和小說等，揭示了“代述隱衷”這一創作手法的廣泛存在，實現了詩、文、小說的“打通”。同時，錢先生亦特別指出，雖然此種手法在后世詩、文、小說中的運用遠較《史記》成熟，但《史記》的草創之功不能抹殺，強調《史記》對后世文學作品的影響。
六、結語
綜上所述，錢先生的《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對《史記》的研究內容豐富，涉及《史記》的史學地位、《史記》的編排、司馬遷的思想、《史記》的深意以及《史記》文學性等多個方面，尤其是對于《史記》文學性的研究更為細致全面，涉及行文遣字、人物塑造、增飾虛構、文學影響等多個方面。錢先生所談及的問題，部分學者或已染指，但相比較而言，錢先生提供的常常是全新的思考角度。還有些問題，今人雖有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但因枝振葉，錢先生實已先之，其“草創之功，不可不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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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鄭朝宗.《管錐編》作者的自白[M]//海濱感舊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124.
責任編輯：曹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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