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遷蒙古族居住理念演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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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類建筑形式和居住習俗的演變，是與其所處自然生態及人文社會環境等緊密相連的。蒙古族原主要居住在大漠南北，過著以穹廬為屋，逐水草而遷徙的生活。元朝建立后，南遷的蒙古族逐漸由游牧走向定居。隨著居住環境、政治形勢、社會經濟等因素的變化，通過與他族雜居共處，彼此交融，其建筑風格和居住理念也發生演變，既保留某些包含濃郁草原風情的習俗，又汲取海內外相關文化精華，使居住文化更加豐富多彩，具有時代特色。
關鍵詞：元代;蒙古族;移居;居住理念
中圖分類號：K24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9）04-0137-05
建筑是一個民族經濟、文化、家庭、社會和心理素質的集中體現，且以物質形態方式表述其文化內涵。元代南遷蒙古族作為龐大特殊的移民群體（包含元朝最高統治者及一般蒙古族軍民），究竟是如何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轉變居住觀念，由游牧到定居，融入當地以農耕為主的社會呢？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南遷蒙古族的居住文化既保留了一些濃郁的草原風俗習慣，又汲取各民族文化精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本文主要從蒙古族移民南下后建筑和居住形式的演變、南遷蒙古族居住風尚的轉化、皇家建筑風格形成和發展、各族文化交融與居住理念更趨多元化等四方面，加以探索。
一、元代蒙古族移民南下后建筑及居住形式的演變
元朝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居住文化也五彩繽紛。但就蒙古族本身而言，在大舉進入中原以前，其社會經濟基本上仍處于以游牧為主，兼營狩獵、手工業，并有少許農業的階段。住居方式大多以毳幕（氈帳、穹廬）為屋，逐水草按季節而遷徙。即使是可汗或王公貴族也不例外，僅是其帳幕高大華美而已。元朝建立后，部分蒙古族南遷內地。其移居中原后，隨著居住環境、政治形勢和社會經濟變化，建筑形式、居住理念和風尚也不斷演變。
1.南遷蒙古族主要分布及與漢族等錯雜而居格局之形成
自成吉思汗進攻金朝時起，蒙古軍就不斷被征調南下，陸續移民中原內地。元朝建立后，蒙古族更是散布在國內廣大區域，形成與漢族及其他民族雜居共處的局面。其南遷主要是通過封王鎮土、遣兵戍守、出仕為官，戰亂流離等形式和途徑。首先，是封王鎮土，例如安西王忙哥剌封守西土，就帶去大量蒙古衛士和屬下，駐守長安附近，“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①。其次，遣兵戍守，史稱“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②，從而使大批蒙古人遷入并定居中原，同時，“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③。居住形式也與當地漢軍相同。另外，在湖廣、云南等地也有大批蒙古軍駐守。再次，是出仕為官，蒙古統治者每到一地后，都要派達魯花赤進行監臨，許多蒙古族人擔任地方官，并往往攜眷仕官而擇地卜居，其子孫后代也多入籍于當地。最后，是遭亂流離，遭受戰亂流離而南來的蒙古人戶也不少，如“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余萬，散居于云、朔之間”④。即在山西西北部及大同一帶居住。此外，還有因犯罪被流放兩廣、海南的，或因家貧將子女賣入內地為奴仆的蒙古族人等等。
經過長期以來各種形式的遷徙活動，蒙古人廣泛分布在全國各地。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等大小城鎮及軍事要塞，都有相當數量蒙古族與漢人等錯居雜處。同時，南遷蒙古人與漢人及其他民族聯姻通婚的現象日益普遍。這也有利于縮小相互之間經濟、文化差異，使彼此的住居建筑和風尚漸趨相近。
2.南遷蒙古族居住理念及建筑的傳承和演變
在住居政策方面，元朝對南遷本族而言，即遵循“祖述”與“變通”相結合的原則，一方面保留某些具有鮮明草原居住文化特點的習俗;另一方面隨鄉入俗，因地制宜，轉變居住理念，大量吸取中原傳統建筑風格和住居方式。而對其他諸族來說，則是按照“各依風俗”精神，基本上保存各地區諸族原有的建筑風格和居住習俗，并在宗教建筑方面大量吸收外域的建筑風格和技術，又結合當地的原有習俗加以改造和發展。
元代住宅建筑為宋、金發展至明、清住宅的中間環節。是在住宅制度逐步森嚴、精致化過程中一個較為自由、散漫的階段，其功能與環境等影響因素作用尤為顯著，住宅形式更加復雜和多樣化。這恐與游牧民族豪放、追求自由的性格是分不開的。
元代漢地住宅，大致可分為南北兩大區域，即以華北平原為代表的北方區域，以江南為代表的南方區域。自先秦時期北方的住宅深受正統思想的影響，住宅對稱的軸線藝術得到很大發展。而蒙古族在這一地區的住宅出現無軸線之自由布局傾向。例如，山西永樂宮純陽殿壁畫《慈濟陰德》第三中所示，住宅的正房廳堂不在縱軸線上?！对俣裙伞返墓繛榱藬U大空間，廳堂釆用減柱法，形式為單層三間?！兜ざ饶獢场返哪?，則體現住宅平面無明顯的軸線布局自由。在住宅建筑中除矩形平面外，也有方形與不常見的多邊形平面，并釆用勾連撘做法。⑤又如，以大都已挖掘的后英房胡同住宅為例，這應是達官貴人的住宅。其主院正房建在臺基上，前出軒廊，兩側立挾屋，后有抱廈，東院正房是一座平面為工字形的建筑，即南北屋由中間柱廊連接。這種住宅遺址與北京現存的清代四合院相比，在主房、廂房的建筑平面以及院落構成、交通聯系方式諸方面，很明顯地反映兩者手法之不同。在清代四合院中，找不到用柱廊連接的工字形平面和前出軒后有抱廈的平面，院中的高露道被清代的抄手廊所替代，可見這些正是元代大多住宅的特色。⑥至明代初期，定有嚴格住宅制度，上至王公品官，下至庶民百姓，住宅無不深受制度的束縛，造成住宅建筑形式的單一性和群體組合的嚴謹規整。但民間住宅則較多吸收金、元時期的一些地方之手法，并在北派風水的影響下，形成北方特色。
元代南方蒙古族的住宅建筑形式，繼承了宋代較多建筑形式，很多規定也多承襲宋代，如據《宋史·輿服志》所載，規定住宅的稱謂：“執政親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睂τ诮ㄖ难b修、色彩、斗栱的使用則規定：“凡民庶家，不得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釆為飾，仍不得四鋪飛檐?！雹哌@些規定為元代所承襲，例如，對住宅的稱謂也分等級，并限制平民在銜脊上設置瓦獸等等。 元朝住宅制度，目前尚未發現有較為完整的規定。只是散見于《元史》的《世祖紀》《刑法志》及《元典章》等處。據《元史·世祖紀》記載，至元二十二年（1285），當大都新城建成后，元世祖曾計劃將原燕京城（舊城）的居民全部遷居新城，于是規定：
“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職者為先，仍定制，以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雹?
后來遷居之舉雖未能完全實行，但已出現“北城繁華撥不開，南城盡是廢池臺”⑨的現象，可見遷居規模還是很大的。根據規定，貴戚、功臣及富豪，悉受分地以為第宅，并享有優先選址之便。但住宅地盤的大小仍要受到限制，以“八畝為一分”計算，院宅面積大概有68×63或72×60米左右。這根本不能滿足南遷蒙古王公大臣等權貴們建府邸豪宅的欲望，因此往往超過規定，甚至侵占街道，或者在城外另建別墅。駐扎在大都以外的蒙古王公貴族府居更為豪華富麗。例如，元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建在長安城東北的安西府，建在六盤山的開成宮邸，堪比皇宮。
元廷對住居建筑的裝飾配置等也有一些新規定。據《元史》所載：“諸小民房屋安置鵝項，銜脊有鱗爪瓦獸者，笞三十七?！雹庥纱艘卜从吵銎饭僬崾强捎鸣Z項（即今稱美人靠、飛來椅、吳人靠）、銜脊置鱗爪瓦獸的。不準平民房屋置鵝項之規定未見于唐宋有關制度。與宋代“凡公宇棟施瓦獸”的制度對照，皆有相似之處，B11可見元代這一禁令與此一脈相承。不過，在江南這一禁令也往往被破壞。總之，元朝的建筑及居住政策，與兩宋相比，既有承襲的一面，又有其創新之處。
二、南遷蒙古族居住風尚的轉化
蒙古族在向南遷移過程中，游牧民族部分兼營農業或半農半牧后，民居形式由穹廬式氈帳發展為圓形土屋，并逐漸出現土木結構的帳房。這種圓形的土墻屋在向陽的一面開窗，既保留了帳房的外形，又汲取北方地區漢式民居的優點，呈現了由逐水草而居向定居過渡的形態。不過，無論是帳房或是圓形土屋，都反映了北方草原游牧民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和敬天崇天的觀念。同時，帳幕呈圓錐形，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天似穹廬，籠罩四野”B12。這種顯示完滿自足的線形與籠罩田野的蒼穹和諧地結合在一起，白色帳房與碧綠的自然景觀交相輝映，是蒙古族樸素單純的審美觀念在居住文化上的真實反映和折射。在由北往南發展過程中，蒙古族居住理念和風尚之演變，主要表現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和林斡耳朵到大都大明殿，說明蒙古統治者居住理念已從崇尚自然環境、講究實用功能、逐水草而遷徙，逐漸向定居過渡。蒙古人原“無城壁棟宇”B13，成吉思汗時建立了四大豪華斡耳朵B14，作為大汗和后妃的居住場所。以后，凡“新君立，復自作斡耳朵”B15，形成一套斡耳朵制度。建筑在遼闊草原的斡耳朵，或謂金帳，是大汗執政與會客之處，出入都有很多規矩和禮儀，若觸犯要受重罰。后來則在哈剌和林、上都、中都、大都修建了宮城和宮殿，其中和林的萬安宮、上都的大安閣、大都的大明殿皆為元代宮廷建筑的典型代表。因時間和區域不同，各具有特色。元朝建立后，皇帝和皇室成員生活習俗有了很大變化，其主要居住場所在宮殿中。忽必烈認為“大業甫定，國勢方張，宮室城邑，非鉅麗宏深，無以雄視八表”B16。故元大都宮殿極盡恢宏絢麗之能事，無論色彩、雕刻、內部裝潢、用料、做工，都巧奪天工，精美絕倫。但是皇室及主要大臣每年皆要從大都前往上都避暑，并經常住在帳幕中。即使在大都富麗堂皇宮殿群中，也保留若干的大帳幕，以表示不忘游牧生活。
第二，大漠南北蒙古居民住宅，原逐水草而遷徙。即元《經世大典》所載的：“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無常居，故為穹廬，以便移徙?！盉17搭帳房，夏季選擇髙坡通風、草木繁盛之處，冬季選擇山灣、洼地向陽之處。但自北向南發展后，隨著自然環境和人文條件的變化，統治者要從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方面考慮而選擇都城地址，并看風水、選吉地蓋房宅。元廷統治者在建設大都過程中，頒布了居民住宅占地面積標準和遷居者身份，對“僭越”“過分”等也加以限制。
第三，蒙古草原上的帳房及兼營農業后的圓形土屋，都反映了游牧民族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和敬崇天地的觀念。在南下建筑宮殿過程中，釆用了漢地闕門角隅之制，例如，元大內是以南面崇天門、北面厚載門、東面東華門、西面西華門為宮墻經緯而構成宮城區，中軸對稱，四隅設角樓，四面設門，并且宮殿、住宅采用歇山頂等。說明蒙古族統治者的審美觀已發生變化。
第四，蒙古族原尚右，通常男右女左。例如，和林萬安宮具體安排上反映出右尊左卑的等級觀念。萬安宮殿內圓柱兩列，北面置一高臺，為御座所在。兩側均置平臺，右側為諸王座位，左側為后妃座位，御前空地為奏事或進貢臣僚和使節等人站立處。南下后，受中原地區影響，從尚右尚西的習俗，逐漸變為尚左尚東。泰定元年（公元1324），改為左尊右卑，依周禮傳統，神主按照昭穆序列安排。
三、皇家建筑風格的形成和發展
隨著蒙古貴族的勢力由北而南，其居住環境和人文條件發生巨大變化，居住理念和禮儀也有所演變。其居住文化既保留具有一些草原文化特點的蒙古舊俗，又深受中原傳統文化影響，突出地表現在蒙漢等兼容的皇家建筑上。
第一，實行兩都制，上都為夏都，大都為冬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于其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B18這是蒙古人游牧生活逐夏駐冬在都城建設上的反映。
第二，大都以太液池水面為中心來確定城市布局，環水布置大內正殿、東宮太子府、皇太后宮、皇妃宮等，折射出蒙古族“逐水而居”的特性。
第三，在宮室建設中融會蒙漢居住文化于一爐。既基本承襲了中原傳統的建設風格，大量使用闕門角隅之制，又在后宮的布局方面保留一些純蒙古式的帳幕建筑“斡耳朵”，帳房和木結構琉璃瓦的殿宇交錯分布，勾勒出元代宮殿特有的景觀。
第四，大內西北角玉德殿一組建筑獨立成區，以奉佛為主，東華門之北建有庖人之室、酒人室，為豪飲之需，元人崇鷹和羊，上都宮城夾墻有鷹房，大都宮中夾墻有羊圈，大酒甕是不可或缺的陳設。B19凡此種種都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的一些習慣。 第五，宮殿的色彩和室內裝飾，體現了蒙古族尚白、熱烈、強悍的風格。蒙古人崇尚白色，《南村輟耕錄》稱“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白色石階基紅墻、朱地金龍柱、白色琉璃瓦頂、間金繪飾，室內鋪厚地毯，用銀鼠和黃鼬之毛皮做壁障，以黑貂皮為暖帳及被褥等，B20這些都反映出蒙古族的喜好和風情。
第六，太廟中的先祖神主由西（右）向東（左），依次排列，反映了蒙古族右尊左卑之習俗。直至泰定元年（1324），才按照昭穆（左右）序列安排神位。地壇、日壇、月壇等有元一代終未設置，社稷到至元三十年才建立，說明元代對禮制建筑不及歷代統治者那樣重視。
第七，在陵墓建筑方面，蒙古人實行土葬，“刳木為棺”并有一定隨葬品，地面上不留墳塚，并伴以燒飯等儀制。時人稱：“北俗喪禮極簡，無蓑麻哭誦之節，葬則刳木為棺，不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即釋服?！盉21蒙古人墓地對外是保密的，“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B22，不留標志。在大都一些佛寺中建有祭祀歷朝帝后遺容的影堂，后改稱為“神御殿”，成為日常祭奠之重要場所，且每帝一寺。
總之，元朝皇家建筑是蒙漢等居住文化交融的突出反映。也可以說作為游牧民族蒙古統治者及廣大牧民，建設或搬進城市的過程，即是游牧與定居碰撞及交融的歷程。
四、各族建筑文化交融與居住理念更趨多元化
1.生態和人文環境對建筑及居住文化的影響
建筑人類學認為，自然生態和人文環境等諸多因素，對特定時期的建筑和居住文化之形成及演變，起著決定性作用，反映在元代建筑及居住文化上也是呈現出強烈的民族性、地區性和多樣性。元朝疆域遼闊，各族居住地的生態環境及從事的生產活動，對諸族建筑結構、平面布局、建筑造型及用材方面的不同類型，表現各異的風尚習慣等都有很大影響。南遷蒙古族充分利用當地自然資源，選擇適宜的居住環境，建造家園。即所謂“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B23。例如，遷居云南的有些蒙古族平民就與當地其他民族一樣，多為土基墻，草頂屋。
元朝居住文化又是與社會地位、民族劃分等緊密相連。按南宋遺民鄭所南（思肖）所記：“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盉24階級不同，社會生活居住水平也各有差異。元朝皇帝、諸王、貴族錦衣玉食，宮殿華屋。即使處在第三、四等級漢族及其他諸族的地主和奴隸主階級、大富商等，也往往是“墻屋被文繡，鞍轡飾珠玉，婢妾曳絲履，犬馬食菽粟”B25。而被剝削階級一年辛苦，過的是破房漏屋，“忍饑忍寒蹲破廬”B26，“麥飯稀稀野菜羹”B27的生活。因此，由于經濟狀況、社會地位不同，諸族統治者、剝削者與廣大勞苦大眾的居住條件極為不同，所反映的居住文化則迥異。南遷蒙古族也不例外，由于財產和地位上的不同，在住宅建筑上，差別也極為懸殊。
2.藏傳佛教建筑傳入
蒙古人原大多信奉薩滿教，進入中原后較普遍地接受佛教，并兼容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元世祖時崇信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因此，元時不僅禪宗、律宗等早在中原流傳之佛教建筑得以復興，西藏地區的喇嘛塔、密宗塑像、法器和裝飾等佛教藝術也通過各種渠道，東傳到內地。藏傳佛教建筑在大都、上都興起，并傳播到浙江、江西、河北、江蘇、福建、云南等地，為藏傳佛教及其建筑藝術的傳播提供必要的場所和條件。
3.海內外建筑技藝交流使南遷蒙古族居住理念更趨多元化
元代各地之間的建筑技藝交流，出現前所未有的盛況。大都宮殿總體布局、建筑內部布置及裝修等方面，顯示出有別于中原傳統風格和情趣，應是蒙古貴族習俗和意向的反映。并且通過也黑迭兒等而滲入西域文化因素的影響，如也黑迭兒負責宮殿廬帳建筑的實職，受任后，“夙夜不遑，心講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畫”B28。親自指揮宮闕、正朝、路寢、便殿、掖庭、官署、祠廟、苑囿、宿衛居舍、百官邸宅等各項工程的建設。同時，由于各國商人的到來及伊斯蘭教、基督教、摩尼教等的傳入，清真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明教寺廟等宗教建筑也大量興建。這些宗教建筑的興修，也帶來中亞和歐洲的建筑風格。例如，尼波羅國（尼泊爾）工匠阿尼哥擅長畫塑及鑄金為像。在中國建了三座佛塔、九座大寺、兩座祀祠、一座道觀，將印度式的營建技藝和佛教梵像傳入中國。元人稱其“每有所成，巧妙臻極”，“金紉玉切，土木生輝”。B29并且，域外建筑技藝的傳入，也改變了以往土為陰，木為陽，地上用木構造房，地下用磚砌墓的傳統觀念，宮殿、寺廟建筑中經常采用磚石結構和域外建筑式樣，使居住觀念更趨多元化。
五、結語
元代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各族皆有自己的建筑風格及傳統居住習俗。而同一民族內部，又因貧富懸殊，社會地位不同而呈現鮮明的等級性，故民居建筑的規模、質量、裝飾、家具、擺設等都有很大差異。其建筑承上啟下，既有突出的繼承性和時代性，又富有變異性和創新性。就原為游牧民族的蒙古本身而言，在向南發展過程中，部分兼營農業或半牧半農后，民居形式逐漸由穹廬式發展為圓形土屋，進而發展為土木結構的住房，居住理念也發生很大變化。元大都的宮殿更是極盡富麗堂皇之能事。但在一些宮殿布局上，顯然受斡耳朵影響，內部陳設也具有鮮明的蒙古特色。而漢族等其他民族在不斷汲取域外建筑技藝的同時，于建筑類型、形制、設計、施工方法與工藝等方面也都有所突破。尤其是大木技術的進步，磚石建筑技術之普遍使用，建筑彩畫的發展，琉璃使用進入頂峰期等等，對明、清乃至后世都產生很大影響。因而，對元代居住文化及南遷蒙古族居住理念的演變進行深入探索，必然有利于中國建筑史、社會生活史及移民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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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中所載之《敕勒歌》。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八十六中“籠罩四野”則為“籠蓋四野”。
B13B22張全勝校注：《黑韃事略校注》，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8、228頁。
B14斡耳朵，是突厥語—蒙古語ordo的音譯，又譯為斡魯朵、斡兒朵、兀魯朵、窩里陀等，意為“宮”，引申為“宮帳”“行宮”“宮衙”，又指皇室成員占有和繼承財產、私屬人口的一種組織形式。
B15B18B19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下，《雜制篇》，中華書局，1959年，第63、64、63頁。
B16B28歐陽玄：《馬合馬沙碑》所記也黑迭兒事跡，見《圭齋集》卷九，轉引自潘谷西主編：《中國建筑史》第4卷《元明建筑》，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533頁。
B17《經世大典·工典總敘·廬帳》，《元文類》卷四十二，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615頁。
B20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一，中華書局，1959年，第248—253頁。
B21黃溍：《答祿乃蠻氏先塋碑》，《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八，轉引自任繼愈總主編：《中華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北京日報出版社，2014年，第801頁。
B23張華著：《博物志新譯》，上海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0頁。
B24鄭所南：《心史·大義略敘》，《鄭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7—192頁。
B25趙天麟：《暢八口以鼓天下之正風·節服章》，陳得芝等輯點《元代奏議集錄》上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頁。
B26王冕：《王冕集》，壽勤澤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5頁。
B27元淮：《農家》，《金囦集》（一卷），國家圖書館清抄本電子微縮版。
B29程鉅夫：《涼國敏慧公神道碑》，《雪樓集》卷七，《四庫全書》本，轉引自李修生主編《全元文》，鳳凰出版社，1998年，第120頁。
責任編輯：王 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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