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通意會”：歷史研究中的“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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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歷史研究是學者的心智活動，所憑借者雖是“實”的史料，研究過程卻不能沒有“虛”的功夫。“歷史”并非有了史料便可“不證自明”，主觀的認識因素須參與其間。歷史學者應在研究中明確基本學術思想，詳盡而又嚴謹地展開論證過程，有立論，有駁論，有推理，有臆斷，有演繹，有歸納，有想象，有虛構，有假設，有創制，有關聯性思考，有研究性結論，有時甚至需要陳寅恪所說的“神游冥想”和“心通意會”。歷史研究中的虛實關系有如范縝在《神滅論》中闡釋的形神關系，兩相附麗，缺一不可。但在現今史學界“實”尚差強“虛”遠不足的情況下，強調研究中“虛”的一面，加強學者形上功夫的自我訓練，對提高中國歷史研究的整體水平，或更具積極意義。
　　〔關鍵詞〕歷史研究;心通意會;虛證
　　〔中圖分類號〕K0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9）03-01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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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當代歷史學者幾乎都崇尚“實證”，這明顯是受到19世紀中后期德國蘭克史學的影響。①蘭克史學以重視資料利用和考辨為特征，于上個世紀初傳入中國，影響深遠。受蘭克史學影響甚大且自身影響也大的傅斯年，曾直言“史學就是史料學”，認為歷史學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雖然傅斯年未必就忽略形上層面的研究功夫②，他自己的研究與其提倡者也未盡一致，但他對史料的極端強調卻給人留下遠比他的其他主張更深的印象。蘭克史學對史料的重視，加上清代“樸學”的崇實遺風，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學人，發展成中國學者稱為“實證史學”的重要史學流派。1949年之后至改革開放前，“實證史學”雖較少被中國學人提及，但以“物質第一性”為哲學基礎的唯物史觀與實證史學有諸多相通之處，故未完全遁形?！皩嵶C史學”及包含“實證”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大陸歷史研究主流的理論與方法。
　　這是值得肯定的。正因為實證史學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盛行，中國史學研究才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因而至少從實踐效果上看，崇尚實證，堅持唯物史觀，是有充分理由的。
　　然而按照唯物辯證法對立統一原則，認識任何事物都應遵循兩分法，有實即有虛，有物便有心，如果我對今日學者標榜的“實證史學”（歷史上的同名存在另當別論）還有那么一點不滿的話，正在其偏重強調史料之“實”而相對忽略論證之“虛”。至于中國學者長期宗奉的唯物史觀，雖包含系統周密的歷史認知理論，對研究者探索宏觀世界具有積極指導意義，卻因高度抽象，偏向揭示“普遍規律”的歷史哲學一路，與注重具體事實重建與解釋的歷史研究畢竟有別，加之國家“撥亂反正”之前對唯物史觀的誤讀誤用（此乃“用”之誤而非“體”之過），以及當時特定政治環境下學者對“獨立思考”的疑慮，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歷史學者思辨的個性展開。
　　物極必反，萬物皆變。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思想學術之發展，如“主智與主意、唯物與唯心、實驗與冥證，每迭為循環，大抵甲派至全盛時必生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動，而乙派與之代興，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動亦然。每經一度之反動再興，則該派之內容，必革新焉而有以異乎前。人類德慧智術之所以進化，胥特此也?！雹哿菏纤?，意在主變，而尤在強調由“實”向“虛”之變。文中提到的與“實驗”對應的“冥證”即“虛證”，蓋“驗”者“證”也，“實驗”即“實證”，其反面自然是“虛證”，可見梁啟超對研究中“虛”的功夫的重視。揆諸梁氏“人類德慧智術”趨極必變之義，歷史研究在“實證”路線走了一百余年之后，是否已經到了“峰回路轉”的境地？能不能嘗試走一段強調“虛”的或至少是“虛實并進”的路線？這是每一個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都應思考的問題。
　　從史學史的立場觀察，學界過去標榜的“實證”，早已面臨嚴峻的理論挑戰和實踐困境。就理論而言，后現代史學業已指出，歷史學者借以進行實證研究或認為能賦予其研究“實證”性質的史料，基本是以“文本”（text）的形式存在，文本是人做成的，當時當事人在記錄歷史的時候，是通過觀察認知，進行有選擇的記錄，本身就帶有很大的主觀性。④即便檔案，也存在制作成分，不可盡信。美國學者戴維斯的《檔案中的虛構：16世紀法國的赦罪故事及其講述者》，提供了檔案不盡征實可信的證明。⑤在這種情況下，以重視史料為主要特征的“實證”研究能完全落在“實”處嗎？
　　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雹夼c極端強調史料重要性的傅斯年同處一個時代，陳先生強調的卻是“研求問題”，僅將“材料”作為問題研究的憑借。我揣摩陳先生突出問題研究的原因，是想強調研究中獨立思想的重要性。蓋學者若無獨立之思想見解，即便占有大量史料，頂多只能算是學術研究中的匠人，只適合做資料整理類的基礎工作，而不能將學術推進到崇高境界。這明顯是在強調研究中“虛”的功夫。⑦
　　然則何為“虛證”？言“虛證”首先得“務虛”，要強調研究者主體作用的發揮。主張“虛證”與歷史研究所具“虛”質有關。就性質言，歷史研究是一項心智活動。心智對于認識人類自我及外部世界極為重要。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保↖think，thereforeIam.）比較直白的解釋是，由于在思考和懷疑的時候，一定存在某個執行思考的主體，這個作為主體的思考者“我”的存在不容懷疑，因為當懷疑產生時，我的存在已被我的懷疑證明。笛卡爾此言，旨在強調認識的主體性及認識的主觀性。既然歷史研究可界定為歷史學者的心智活動，按照笛卡爾所言，其被視為一項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研究者主體性的活動，應無疑義。
　　當代史學理論可以說明歷史研究重視研究者主體因素的合理性。克羅齊（BenedettoCroce）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⑧，意謂一切“歷史”都存在于當代人認知之中，如果沒有當下的主觀認知，“歷史”幾乎不可能存在?？耸鲜撬枷虢夥耪撜?，主張歷史家的思想“從超塵世的隨心所欲和盲目的自然需要的奴役中要求解放，從超驗論和假內在論（它也是一種超驗論）要求自由”，“把歷史看成人類的作品，看成人類意志和心智的產物，這樣，它就進入了那種我們將稱之為人本主義歷史的歷史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克羅齊明確把“歷史”定義為人的“心靈作品”，并刻意將其與沒有心靈活動參與的“自然史”加以區別。⑨“歷史”的性質如此，加之歷史家始終是以個別及確定的人事而非以整體存在為研究對象，方法上無法作“外在重建”，而只能是“內在的再造”，主觀因素參與就更加不可避免。⑩ 　　然而，因片面強調“物質第一性”，對于人類認識論中被視為“唯心”的命題，學者多持批判態度。應當承認，帶有“唯心”色彩的歷史命題在邏輯上確實不盡周延，與唯物史觀把物質主義強調到極端相反，唯心史觀將人的主觀心智作用強調到極端，不免失之偏頗。但若站在“心物二元”立場，執兩用中，或站在辯證立場，講究對立統一，也可發現其認識論的某些合理性。這正是在歷史研究中“實證”被強調得過多的情況下，需要適當提倡“虛證”的哲學依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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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歷史研究不能以“思辨哲學”作為入手功夫，而要講究具體的研究方法。伊格爾斯（GeorgG.Iggers）說：“盡管歷史學家們在對科學權威的信仰上變得小心翼翼，然而他們確實是懷著這種信仰在進行工作，即歷史學家研究的是一個真實的而非想像中的過去，這個真實的過去雖則只有通過歷史學家的心靈的媒介才能接觸到，但他卻要求遵循學術研究的邏輯方法和思路?！盉11
　　從方法論立場看，我所理解的“虛證”不是捕風捉影，不是憑空捏造，不是添字解經，而是梁啟超筆下與“實驗”對應的“冥證”，是指歷史研究中復雜的運思與抽象證明過程。在此過程中，應明確基本學術觀點，詳盡而又嚴謹地展開論證，有立論，有駁論，有推理，有演繹，有歸納，有想象，有假設，有虛構，有臆斷，有創制，有關聯性思考，有研究結論，有時甚至需要陳寅恪所說的“神游冥想”和“心通意會”。B12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既要為自己的思想見解提供證據，更要建立證據鏈和分析論證的邏輯鏈，證據可能具有部分客觀性，證據鏈的形成則是基于事實的主觀運思，至于邏輯鏈以及與此相關的認識論框架，則是純主觀建構。這一充滿思辨的學術制作過程，指向性只有一個，就是“證明”歷史學者對于“歷史”的構想。
　　胡適說：“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象力。”前者用以“嚴格的評判史料”，近于科學;后者則偏于藝術。因為“史料總不會齊全的，往往有一段，無一段”。那沒有史料的一段空缺，需要“靠史家的想象力來填補”。有時“史料所含的意義往往不顯露，這時候也須靠史家的想象力來解釋”。B13可見胡適對屬于“虛證”功夫的“史料評判能力”及歷史“想象力”的重視，亦可見歷史學者在時過境遷之后努力重建“歷史”，需要何等的苦心孤詣。
　　全球史家歐陽泰（TonioAndrade）在一篇或屬“微觀史”的文章中提到一則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的趣事，可支持胡適對“想象力”的主張。眾所周知，布羅代爾強調歷史研究中長時段的重要性，尤重“結構”分析，相對忽視“人事”。1967年，帕克（GeoffreyParker）在寫博士論文期間，拜訪了在法國的布羅代爾，向他請教“歷史學家最重要的特質是什么”。帕克原以為布羅代爾會給出諸如“努力工作”或“語言能力”之類答案，結果他只給出一個詞：“想象力”（imagination）。這一回答讓帕克印象深刻，直到40年后仍記憶猶新。B14胡適與布羅代爾強調的“想象力”，均屬“虛”的性質，可見形上功夫對歷史研究的極端重要性。
　　當然“虛”不能離開“實”，體現虛實結合證明功夫的學術在清代“樸學”那里表現得頗為鮮明。乾嘉時期的考據，依據的是材料，運用的卻是嚴格的分析歸納方法，遵循后來被視為“科學”的原則，苦苦運思，層層推導，得出結論。梁啟超轉述戴震之言說：“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仆誠不足以與于其間，其私自持及為書之大概，端在乎是?！盉15所謂“識斷”“精審”，需要劉知幾強調的“史識”，顯然屬于主觀認識的功夫。胡適據此認為清代樸學家已經有了“科學精神”，正是從清代學者的治學經驗里，胡適總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研究方法，強調“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B16所謂“大膽假設”，其實就是“虛構”（fiction）即主觀構想與創制發明;而“小心求證”，如果不只簡單羅列資料，而是包含分析推導判斷，亦帶“虛”風，屬形上思辨范疇。
　　但歷史研究中“虛”的建構須有講究，應符合生活常理與事實邏輯?！蹲髠鳌酚洉x靈公派刺客鉏麑刺殺趙盾一事，堪稱“虛構”的成功案例。晉靈公不遵做國君的規則，橫征暴斂，專斷獨裁，奢侈荒淫。大臣趙盾和士季苦心勸諫，晉靈公不僅不納忠言，反而派鉏麑去刺殺趙盾。鉏麑凌晨潛入趙盾家中，試圖行刺，卻見房門洞開，趙盾已穿好朝服準備上朝奏事，只因為時尚早，先坐著打盹。鉏麑見此，心中暗想：“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庇谑且活^撞死在槐樹下。B17可以想象，鉏麑死前內心一定十分糾結，但他未將內心活動告訴任何人就自殺了，也沒留下遺囑，左丘明如何知道他臨死前的內心獨白？這明顯是虛構，也有人提出質疑B18，但所作“虛構”符合情理，即便是批評者，也未必能想到更恰當的鉏麑自殺原因的解釋。
　　不僅《左傳》中這類“虛構”具有歷史認識上的合理性，就連“無中生有”，也是歷史研究一項重要的“虛證”功夫。在中國語言中，“無中生有”常被用作貶義。其實世事之有無從來都是相對的，無也就是有，有也就是無?！独献印氛f：“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揭示了有無依存及相互轉化的關系。史料之有無亦類此。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把史料區分為積極與消極兩類，認為消極性質的史料也十分重要。而梁氏所謂“消極史料”其實就是沒有史料。明明沒有史料如何能“無中生有”？梁啟超解釋說：“某時代有某種現象，謂之積極的史料，某時代無某種現象，謂之消極的史料。”他以清季中外交涉案為例論證說，道、咸以還教案數量占到全部中外交涉案的十之六七，當時士大夫論著時勢，均認為是一大問題。迨光宣之際，教案日少一日，入民國之后，則幾乎沒有。梁啟超認為，對于歷史研究而言，“沒有史料”實際上是一種“消極史料”。他強調指出：“此等史料，正以無史跡為史跡，恰如度曲者于無聲處寄音節，如作書畫者于不著筆墨處傳神，但以其須向無處求之，故能注意者鮮矣?！鄙踔聊硶r某地某事之史料近乎全無，也可以從異時異地他人他事留下的零星史料與數據，類比推導，獲知大概。這樣的史料對所論人事，不一定有直接關系，可稱作“抽象的史料”，但合理運用，未嘗不能產生證明效果。就重要程度而言，此類史料“殊不讓積極史料，蓋后代極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發生，前代極普通的事象，何故愈時乃忽然滅絕，其間往往含有歷史上極重大之意義，倘忽而不省，則史之真態未可云備矣?！盉19 　　梁氏所言，頗中肯綮。蓋世間許多未被發現的東西其實并非真不存在，說“無”者很可能是視而不見。一些隱形的存在，要能真正見聞明白，主觀認知的作用至關重要。白居易《琵琶行》里“此時無聲勝有聲”，就是有無轉化，無中生有，無聲亦含音樂功效的絕妙寫照。繪畫也一樣，高明的畫家很少會將畫面填滿，而刻意“留白”?！鞍住辈坏扔诳瞻?，“留白”是一種構圖法，是以無實際物相的方式去表達畫中意境，以“無相”表達意象，看似虛境卻又不虛?！鞍住闭Э此茻o，細想則有。越是寫意的畫家，越講究“留白”，有了“空白”，想像的空間才大。這也是“無中生有”的習見事例。
　　需要提請注意的是，“虛證”既是引導歷史研究達至崇高境界的途徑，也是步入歷史研究殿堂的起碼門檻。原因在于，歷史研究之“虛”不僅體現在上文已提及的論證上，也體現在史料搜集上。如果研究者沒有主觀想法，有時甚至連作為研究起步的資料搜集工作也無法展開，只能算是史學研究的“門外漢”。年鑒學派的呂西安·費弗爾曾引用心理學家達斯特的話說：“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么，你也不會知道自己找到了什么?！盉20此言從心理學立場說明，對文字材料是否“史料”的判斷，早有主觀因素參與其間，本身就不盡客觀。有人認為歷史研究就是搜集史料然后讓史料說話，好像有了史料，歷史就可不證自明。殊不知同樣的史料，因為制作與使用兩方面的主觀性，見仁見智，解讀異趣，任何史料都不具有唯一的說明性。因而，史料重要，解讀更重要;獨家占有的史料重要，但對尋常史料不尋常的認知更重要。
　　至于檔案，因其具有的原始性質，對歷史的證明價值或超過尋常史料，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視，但檔案的利用也常常需要主觀因素參與其間。上文提到的戴維斯，長于利用檔案做微觀史，對檔案研究頗有心得。她寫《馬丁·蓋爾歸來》等書，栩栩如生，引人入勝，據說曾“合理的虛構”了某些情節，并堅持認為這些“虛構”經得起嚴格的歷史檢驗。雖然與她大致同時的一些歷史學家，比如寫《奶酪與蛆蟲》的金茲堡就堅決反對她這種做法，認為歷史不能虛構，然而她這樣做也有其理由。她做微觀史，史料殊難盡如人意，但她又追求“故事”的連貫，所以另辟蹊徑，在歷史敘事中加入“合理”想象，彌縫罅漏，導致“檔案中的虛構”現象出現。B21戴維斯所為，站在科學主義的認知立場，固屬“越軌”，若居于“后現代敘事史學”的認知立場，亦未嘗不可接受。
　　對于歷史研究中屬于“虛證”手段之一的“虛構”，湯因比（ArnoldJ.Toynbee）的見解最為獨到。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湯因比指出：有人說對于《伊里亞特》，如果你拿它當歷史來讀，你會發現其中充滿了虛構，如果你拿它當虛構的故事來讀，你又會發現其中充滿了歷史。對此湯氏評論說：所有的歷史都同《伊里亞特》相似到這種程度，它們不能完全沒有虛構的成分。僅是把事實加以選擇、安排和表現，就已屬于“虛構”所采用的方法。一般認為，歷史學家如果同時不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這種說法是正確的。B22可見對歷史研究而言，虛構不僅不可避免，而且是一部歷史著作成為“偉大作品”必不可少的制作元素，亦可見歷史學者不僅需要崇實，更要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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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的“虛證”過程中，除了基于想象的“虛構”及遵循思辨邏輯的“臆斷”，理論的運用也不可或缺，是將歷史研究推進至形而上認識層次的一大關鍵。
　　今日學者習用的史學理論主要來自西方。西方史學理論多元，流派眾多，近百年來，除了國人熟知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外，諸如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文化形態理論、生命派歷史理論、分析的歷史哲學，以及后現代史學理論等，層出不窮。在方法上，比較史學、計量史學、心理史學、科學史學等，作為“工具理性”性質的存在，對于歷史研究均有積極功用，盡管適用范圍各有不同。
　　高度抽象理論的恰當利用，對于提高歷史認識層次極為重要，對于習慣作“宏大敘事”的學者尤具指導意義。比如，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特別是黑格爾關于事物發展變化呈“正-反-合”運動軌跡的“三段論”，用于認識宏觀歷史現象就極具價值。馮友蘭曾用“三段論”來描述國人對于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認知及其變化。指出傳統國人的文化立場是“信古”，認為古代一切都好，且越古越好，對古代文化及制度盲目崇信。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尼采“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的信條受到追捧，國人的文化觀驟然變成“疑古”甚至反古，故有新文化運動中一些人反孔非圣，從根本上否定傳統文化的激烈思想及行為。后五四時期，胡適等人倡導整理國故，以平和心態對待傳統文化，“疑古”變成“釋古”。馮友蘭認為，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從“信古”到“疑古”再到“釋古”之變化，體現了事物“正-反-合”的發展變化邏輯。這是用黑格爾哲學“三段論”認識中國學術史及國人文化立場變化的一個經典學案。B23
　　此外，抽象認識框架的建構也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虛”功。梁啟超所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堪稱運用新的認識論框架進行研究的成功范例。這項“研究”由其學生蔣方震為所著《歐洲文藝復興史》向老師索序引起，在后來獨立成書的這篇“序言”中，梁借用“Renaissance”所含“復古”意蘊，以及佛教“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的說法，逆向求索，研究中國“文藝復興”之道。指出中國的“文藝復興”即中國思想文化的近代發展同樣是一個分為四期、不斷從形式上回復古代文明的過程：先是復兩宋之古，繼復“漢唐之古”，再復“西漢之古”，最后上溯到先秦，回到中國文化的源頭。這種看似光復舊物的努力，實含文明再造的新機，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發展。B24雖然梁啟超的解釋不免套用西人（佛亦西來）概念之嫌，暗含的歷史循環論亦屬舶來理論，但所論對于解釋高度信仰古代文明的國人思想的近代變化，對于認識習慣“托古改制”即假借古人行變法之事的近代國人的思想與政治行為，無疑是一極具啟示性的主觀認識路線。
　　類似成功學案尚多，茲不贅列。需要強調的是，所謂“虛證”并不是脫離了歷史本體的憑空臆斷。歷史研究中的虛實關系頗類范縝《神滅論》中闡釋的形神關系：“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于神，不得相異也”，兩者在某種意義上乃是“名殊而體一也”的關系。B25不過從研究立場上看，“形”與“神”不可等量齊觀。主張“實證”者就未將二者比肩看待，而是將“形”放在高于“神”的位置。但鄙意以為后者位置似應更高。中國傳統文化講究道器之辨，《周易》強調“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按照《周易》的標準衡量，一味走偏重史料搜集，強調事實重建，認為“事實勝于雄辯”的研究路線，必然會因對“道”的疏離而陷于形而下的低淺層次。章學誠曾批評清代一度出現的片面強調“征實”的學風說：“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盉26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其“文”已至“通”之境界的蒙文通先生，亦十分警惕“有實無虛”，曾告誡年輕學人：“史料是實，思維是虛，有實無虛，便是死蛇?！盉27他以治經為例解釋說：“若只能講些六經義例，做些‘道問學’的功夫，而把明庶物、察人倫、致廣大、盡精微等一般‘尊德性’的事都放置一邊，也還是未到頂上的一層。不能作明道的學問，那還算不得一個造詣高深的學問家?！盉28蒙先生所說的“道”，顯然不只是內在的人倫道德，而應包含外在的天道物理，所謂“明庶物”“致廣大”“盡精微”，雖被蒙先生納入“尊德性”的范疇，實際也包含研究方法上“虛”的講究，將學問上升至如此境界，才是其作為學者做人及做學問的最高追求。B29 　　當然“虛證”也得遵循法軌，如果隨心所欲，所做結論也難以成立。曾國藩讀古代史書有關戰爭的記載，就發現了其中的問題。他說古代史家最受后人尊崇者莫過班、馬，就才學言，“班固不逮司馬子長遠矣”。但即便是司馬遷，其《史記》也不盡可信。他說《史記》最好的涉及戰爭的篇目是《淮陰侯傳》，其中寫得最精彩的韓信克敵制勝的辦法為“沙囊壅濰”與“木罌渡河”，但兩種辦法均違反常識，不可置信。他根據自己領軍作戰的經驗判斷，這是沒有戰爭經驗的司馬遷采信傳聞所致。B30在湘軍與太平軍作戰過程中，曾發生著名的“靖港之戰”。此戰湘軍慘敗，曾國藩為總結教訓，戰后召集參戰將領，命其講述戰役經過，結果言人人殊，有的說法甚至截然相反。親自參戰的軍人尚且如此，從未打過仗的文人更不待言。由此曾國藩推斷古來史書言兵事者多系偽造。他在給李元度的信中說：“軍事是極質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事，戰陣為何物，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盉31這是“虛證”不合事理邏輯而遭人詬病的突出史例。
　　不過研究者不必因噎廢食，對歷史研究而言，形而上的主觀建構仍是有力的敘事與證明手段。況且強調歷史研究“虛”的一面，并不意味著對“實”的否定，只是嚴格地說，今日學者強調的“實證”多不得要領，有所偏頗，重視了史料上的所謂“實”，而忽略了論證過程的“虛”，把“證”當成了名詞而不是動詞，方法上出現了嚴重缺陷。眼下中國已進入學術論文高產期，但各類學術期刊推出的歷史學論文，大多偏重歷史事實重建，堆砌史料，平鋪直敘，缺乏思想見解，沒有邏輯設計，見不到形上層面的建構，“實”尚差強，“虛”則不足，充其量只能納入纂述及紀實作品之列，很難上升到屬于“心智活動”的歷史研究層次。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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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情況的出現，與中國學者很少受過嚴格的思維訓練有關。西方國家自古就有思辨術，將抽象的思維能力發展到極致，現代西方大學里也有思維訓練課程，就連口頭表達如演講，也有專門的課程訓練。中國先秦時代曾一度盛行思辨術，名家學派代表人物公孫龍的“離堅白”和惠施的“合同異”之說，以及“白馬非馬”一類被視為詭辯的命題，乃是古人重視思辨的產物。正因為重視思辨，故先秦時代思想學術高度繁榮。“秦王掃六合”之后，政制統一;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思想統一，只認同，不求異，思辨在中國學者及其著述中日益少見。而在西方中世紀，經院哲學盛行，哲學家曾圍繞“天堂里的玫瑰是否有刺”激烈爭辯，看似無聊，實則是在揭示人類認識中的悖論，對于思維訓練很有作用。到了人文主義興起的啟蒙時代，按照湯因比的說法，啟蒙思想家對于《圣經》的批判性研究已被作為“高級批判的一種練習過程，這種高級批判，以后能夠而且確已運用于一切學術方面”。B33西方帶有批判性的思辨傳統，從神學與世俗兩方面在今天的歐西社會得到傳承，而中國先秦的思辨及立說傳統在秦漢以后“大一統”的政治及思想文化格局下，未能發揚光大。
　　今天中國的學生更是很少受過這方面的嚴格訓練，人文學科的學生尤其差勁。我的印象中，中國的大學，至少歷史學系，基本沒有專門的思維訓練課程，甚至罕聞有哪個學校將邏輯學列為必修課，加上中學文理分科，帶有邏輯訓練性質的數學訓練不夠，以致很多文科學生都存在思維邏輯的缺陷，畢業之后從事學術研究，思維訓練的先天不足便暴露出來。比如有一種在學生中流行的觀點認為，歷史研究不能用歸納法。這是什么道理？歸納與演繹如鳥之雙翼，是人類思維的兩大基本方法，從事歷史專業的學術研究怎能不用歸納法？實際上，類此“某學科不能用歸納法”的判斷，本身就是“歸納”所得，而古今學術史上隨處所見各種歷史研究結論，泰半都帶歸納性質。B34盡管歷史因無法在真正意義上“重演”，不能“回到實驗室”，加之例證不全，歸納無法周延，因而不宜期待歷史學者做帶有普遍性或規律性的歸納結論。但具體的歸納判斷則必不可少。不歸納，如何能下斷語？不下斷語，一切存在均模棱兩可，歷史研究還有何價值？但歷史研究不能用歸納法的意見卻殊少有學生懷疑。學生是中國學術的未來，可見加強包括思維邏輯在內的“虛”的功夫訓練、提高主觀認識能力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從中國史學研究的現狀來看，對“虛證”的強調也十分必要。在我看來，目前中國國內學者間的學術段位之別，中外史學的高下之差，主要并不體現在對史料的掌握上，而是體現在形而上的分析層面。史料的掌握是苦功夫，笨功夫，任何人，只要舍得做，愿當苦行僧，假以時日，都可達到熟練掌握的程度。但認識能力的提高卻非堆砌時間就能奏效，若不刻意訓練，永遠都不能到達學術的至高境界。況且，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資料的數字化以及查找資料的網絡化，使資料搜集整理的難度大大降低，掌握起碼的資料已不是學者面臨的主要困難。對中國的歷史研究而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讀眼前浩若煙海又云遮霧障般的史料？在已經搜集到的資料根本不可能看完的當下，應該怎么做有價值有意義的歷史研究？
　　答案顯然只能是虛實并重。但在中國史學界“實”尚差強“虛”已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我寧愿更加強調試著走一段偏重“務虛”的路線。漢學家德沃斯金指出：“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我們已普遍接受這樣一種看法，即歷史學的靈魂不是按年羅列事實，而是解釋?！薄叭魏螝v史著作要取得足夠的連貫性，取得‘敘事’的稱號，都是虛構。”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曾經從康德的知識論中借取“建設性”這一概念，提出歷史研究中“建設性想象”（constructiveimagination）的概念，這是對歷史研究中“虛證”更具學術意味的表達。B35中國的歷史學者，如果能夠從科林伍德提出的“建設性想象”概念中汲取靈感，歷史研究或將呈現新的面貌。
　　然而現實的導向似乎有些異趣。以雙一流建設中備受高校重視的國家課題為例，近年來，國家加大哲學社會科學課題基金投入，這是好事，值得贊許。但國家課題的設計亦出現重視“實”而忽略“虛”的明顯偏斜。從最近若干年國家“重大課題”指南上看，諸如“某某檔案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之類課題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受此影響，為數眾多的學者（有的十分優秀）為獲取國家“重大課題”，將精力耗在其實無需整理的檔案及其他各類歷史文獻的“整理”上，形而上的研究工作只是課題研究中的點綴。雖然某些檔案資料的整理作為歷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很有必要，但大面積上這類課題，蔚為風氣，就明顯存在偏頗。就歷史研究而言，屬于第一手資料的檔案無疑至關重要，但檔案的問題不在整理而在保護和利用。保護的最佳手段是將檔案數字化，然后將原檔以技術手段妥善保存不令損毀。利用則是凡過了國家規定保密年限的檔案就要解密，成為公共資源，能讓人看。相比之下，檔案“整理”很大程度上是做無用功。因為對真正從事研究的人來說，需要看的是原檔而非整理過的檔案（數字化的檔案若未做非數字化的加工亦可視為原檔）;對不做研究的人來說，整理了人家也未必看。且從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立場看，今天讓那么多優秀學者勞神費力從事的檔案數字化工作，十年后很可能幾個工人在檔案館工作人員指導下就能在短期內輕松完成，事半功倍，且質量更好（比如錄入方式集成化及所作數字化文件可自由轉換成各類可檢索文本）。國家社科基金的設置具有學術“司南”及“風向標”的重要作用，要明白真正高段位的歷史研究是形而上的研究，是要出思想出認知，要做到培根說的“歷史使人智慧”，如果不把學者的用心朝著這一方向引導，中國的人文社科學術前景將不容樂觀。 　　或有學者擔心，過分強調“虛證”，突出形而上的“證明過程”，將導致有形歷史本體的弱化。其實這種擔心大可不必。中國有一個成語叫“得意忘形”，往往被狹義特指為因心意得到滿足而失去常態。在我看來，這個成語也可做正面解讀。比如從繪畫的立場上看，如果你是標榜寫意甚至大寫意的畫家，你的作品達到了“得意忘形”的境界，那么所謂寫意派畫家的稱謂就名實相副了。同理，如果你是歷史學者，你的歷史寫作能夠基于歷史資料，寫出一般人看不出的歷史意義，有時甚至因此而忽略了作為實體的歷史形態本身的存在，進入《周易》稱為“道”的形上境界，“得意忘形”則是得“道”的最佳寫照。
　　鑒于現今歷史研究中“實”的功夫尚屬差強，“虛”的功夫嚴重不足，鄙人呼吁學術期刊在強調“實證”的同時，適當宣傳學術思想中的“虛風”與歷史研究中的“虛證”，使中國的歷史研究能虛實結合，既有清代學者的“樸學”基因，有蘭克史學的傳承，又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物質性強調的賡續，更有中西方古代思辨哲學遺風，使我國的歷史研究真正上檔次。司馬遷作《史記》，有“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的抱負。我想每位研究歷史的學者，也都希望為歷史留下一點真正屬于自己的東西，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思考。再次借用笛卡爾的話“我思故我在”來強調思考的重要性，如果不思考，研究中沒有主觀的“虛”而只有材料的“實”，你就永遠不會成為學術史上一個真實的存在，因為材料并不屬于你。
　　①蘭克史學強調史料的重要性，認為歷史可以認識，但不能完全認識;歷史著述的作用在于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負有盛名的史著未必是可靠的;史著之可信與否關鍵在于是否有可信的原始材料作根據;一般的史著內容不能作為資料來源，必須深入檔案庫;寫作的目的在于復原歷史，要達此目的，最重要的是找到同時代或接近此時代的原始史料。需要指出的是，蘭克雖然注重史料，卻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樣忽略思辨。蘭克強調，歷史要成為一門學科就必須超越“事實的大量堆砌”，主張歷史應“按照自己的方式，將自己從對個別事務的研究和觀察，提升為一種關于事件的普遍觀點，提升為一種關于客觀存在的相關性知識”，就明顯包括了對“虛”的強調?！裁馈迟M利克斯·吉爾伯特：《歷史學：政治還是文化——對蘭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劉耀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9頁。
　?、?928年，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確提出“將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并直言其方法是“能夠借用新工具，擴張新材料”。傅氏所欲借用的“新工具”是歐洲東方學的方法論，試圖將歷史學自然科學化，表現出虛實結合的研究取向。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冊，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2頁。
　?、跙1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6-7、27頁。
　?、軈㈤喓５恰烟兀骸逗蟋F代敘事史學》，陳永國等譯，第6部分“作為文學仿制品的歷史文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69-192頁。
　?、菰谠摃校骶S斯一反歷史學家（包括她本身）慣常的從歷史文獻中爬梳資料，討論文獻所涉論題的做法，她討論的出發點，是“赦免書”這類文獻是在何種情形下被制造出來的。通過戴維斯的研究，傳統史學借以建構歷史過程的媒介——史料，反過來成為歷史學家考察的焦點，這種方法論取向，與海登·懷特對所謂“形式的內容”亦即歷史編纂中“情節設置”等問題的興趣頗為類似。不過，戴維斯的目的并不是要彌合歷史與文學之間的鴻溝，她對這一宏大的工程似乎從未表現出特別的興趣。她的目標十分具體：即使在討論“史料”本身的制作過程與“情節設置”過程時，她念茲在茲的目標仍是對過去的建構，是對16世紀法國的法制、社會、文學史的討論。參見〔美〕娜塔莉·澤蒙·戴維斯：《檔案中的虛構：16世紀法國的赦罪故事及其講述者》，饒甲榮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揸愐。骸蛾愒炊鼗徒儆噤洝敌颉?，見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66頁。
　?、哧愐L說：“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事實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缺乏精深遠大之思。”陳先生在這里指出的國人“不究”的“虛理”，正是他所欲探究的一個重要學術方向。引文見吳宓：《吳宓日記》第2冊，吳學昭整理注釋，1919年12月14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01頁。
　?、啖狻惨狻池惸未魍小た肆_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踐》，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1，94、100頁。
　　⑨克羅齊指出，在人們的“歷史”概念中，“其中一種盡可能為我們提供真正的歷史，例如：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漢尼拔作戰史、古埃及文明史等;其它一種則是一種偽裝的歷史，例如被稱為動物機體史、地球構造史或地質學、太陽系構造史或宇宙進化論等的歷史。在許多論著中，第一類歷史和第二類歷史被錯誤地聯系起來了，就是，把文明史和自然史聯系起來了，好像文明史歷史地跟在自然史之后一樣。”〔意〕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踐》，第128頁。
　　B11〔美〕格奧爾格·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主義的挑戰》，轉引自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50頁。
　　B12陳寅?。骸恶T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述遼史補注序》，陳寅?。骸督鹈黟^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4、247頁。
　　B13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冊，1921年8月13日日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1頁。 　　B14TonioAndrade，“AChineseFarmer，TwoAfricanBoys，andaWarlord：TowardaGlobalMicrohistory”，JournalofWorldHistory，vol.21，No.4，2011，UniversityofHawaiiPress，p.591，note45.此文承即將加盟川大的南京大學趙力博士提示，謹致感謝。
　　B16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02頁。
　　B17《晉靈公不君》（魯宣公二年），徐中舒編著：《左傳選》，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15-119頁。
　　B18錢鐘書對《左傳》中的“虛構”曾有專論，他說鉏麑自殺前的感慨“皆生無旁證，死無對證者”，說這樣的記載乃是左氏設身處地的猜想，屬“假之喉舌，想當然耳”。錢鐘書：《左傳正義》，《管錐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65頁。
　　B19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66-67頁。
　　B20〔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5頁。
　　B21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第58頁。另外，羅志田教授注意到，史料不足是任何史家始終面臨的常態，有此不足之感，則立言或能不失分寸;那些每覺史料充足而勇于立言者，除表明自身的膽大敢言外，也婉轉道出其尚未入流的消息。這是見道之論。其實不僅是一般史料有其局限性，就連檔案也不盡可靠。羅志田：《史學最需要想象力》，《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第F30版。
　　B22〔英〕湯因比：《歷史哲學》上，曹未鳳等譯，“緒論”之“歷史、科學和虛構”部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58頁。
　　B23馮友蘭：《中國近年研究史學之新趨勢》，原文載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報》，收入氏著《三松堂全集》第1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5-257頁。
　　B24梁啟超指出：“有清二百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學術，倒卷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薄熬C觀二百余年之學史，其影響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1-6頁。
　　B25范縝：《神滅論》，姚思廉撰：《梁書·范縝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665-666頁。
　　B26章學誠：《與汪龍莊書》，見章學誠撰：《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2頁。
　　B27蒙文通：《治學雜語》，《蒙文通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2頁。蒙先生論述虛實關系說：“清代一大批搞《水經注》的學者，把《水經注》當作一門專門學問來搞，跳不出酈道元的圈子，常常死于注下，就很難如實講出《水經注》的用處來。楊、熊注疏也難免于此，等而下者就更無論了?！币娒上壬瑫?9頁。
　　B28蒙默：《〈理學札記〉整理記》，《蒙文通文集》第3卷，《經史抉源》，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第44-45頁。
　　B29歷史研究中的虛實關系從形式上看頗類清代學術中的漢宋關系。漢學講究音韻、訓詁、辭章，體現出務實的特征，卻相對忽略經典教義的領悟與踐行。宋學講求義理及心性修養，雖不能說就完全不做“小學”方面的考究，卻主要是在“內修”上用功，兩者各有長短。優秀的學者及思想家雖標榜執兩用中，實際卻稍稍偏重宋學。曾國藩即是如此。在漢宋之爭余波猶存的咸、同之際，旗幟鮮明地提出：“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痹夏芮宄吹綕h、宋兩家的短長與互補關系，認識到宋學因其內在思想性而具有的高于單純學術之漢學的可宗奉地位。這是他作為一個儒家學者的高明之處。不過指出樸學較少內修之“虛”，并不意味著沒有研究方法上的審斷推理之“虛”。批評樸學支離破碎缺乏統攝，往往是從義理考究立言，與本人所說樸學家也講究“虛證”不是在同一的言論立足點上。引文見曾國藩：《復潁州府夏教授書》（同治元年十二月），《曾國藩全集》（二十六），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335頁。
　　B30曾國藩對史記中的兩個戰例的分析見《曾國藩全集·詩文·雜著》，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393頁。
　　B31曾國藩：《復李元度》（咸豐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國藩全集·書信》二，長沙：岳麓書社，1991年，第1509頁。
　　B32指出這一點并不意味著既有的“實證”研究都沒在“證”字上下功夫，事實上，當今史學界不少學者在這方面功夫了得，他們中的一些人，腳踏實地而又高屋建瓴，虛實結合，做出了卓越的學術貢獻，堪稱“實證”研究的典范。
　　B33〔英〕湯因比：《歷史哲學》下，第317頁。
　　B34中外歷史學者最常用的先列舉若干史實，然后得出結論的方法，或反過來先提出某種觀點或結論，然后舉例證明的方法，就是歸納法，只因舉證不充分，屬“不完全歸納法”。胡適在介紹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時，就十分強調歸納法，認為正是歸納法的運用，清代學者才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他具體分析說：清代樸學家方法上體現的觀念可以包括以下內涵：1、研究古書古史，并非不能不許有獨立見解，但是，每立一種新說，必須有物觀的證據。2、漢學家的“證據”乃是“例證”，也就是舉例為證。3、舉例作證是歸納的方法，舉的例不多，便是類推（Analogy）的證法。舉的例多了，便是正當的歸納法（Induction）了。類推與歸納，不過是程度的區別，其實他們的性質是根本相同的。4、漢學家的歸納手續不是完全被動的，是很能用“假設”的，這是他們和朱子大不相同之處。他們所以能舉例作證，正因為他們觀察了一些個體的例之后，腦中先已有了一種假設的通則，然后用這通則所包含的例來證同類的例。他們實際上是用個體的例來證個體的例，精神上實在是把這些個體的例所代表的通則，演繹出來，故他們的方法是歸納和演繹同時并用的科學方法。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第288-290頁。
　　B35轉引自楊周翰：《攻玉集·鏡子和七巧板》（楊周翰作品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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