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式解讀”視角下的高雅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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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隨著大眾文化浪潮的高漲，高雅文化“失落”或是“文化重心下移”的說法層出不窮。本文從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出發，結合近年來我國大眾媒介傳播高雅文化的部分典型案例進行解讀分析，論述了其中的“協商式解讀”對于當下高雅文化傳播的重要性，以期促進其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服務社會進步發展。
關鍵詞：協商式解讀;高雅文化;大眾文化;大眾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5-0136-04
隨著全球文化信息時代的到來，社會向市場經濟轉型，普通大眾的文化需求日漸成為市場的主導力量，大眾文化在社會形勢的發展和媒體技術的更迭中不斷發展壯大，形成浪潮。相比之下，高雅文化卻在這場變革中受到“冷落”，其傳播力度遠低于大眾文化在社會范圍內的廣泛滲透。如何使這一代表著各個時代文化水準的高層次精神產品在文化多樣繁榮的當代社會發揮更大的價值意義，使其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服務社會進步發展，應成為學界和行業共同思考的話題。本文從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學說出發，結合我國文化發展的社會背景和具體實際，論證其“協商式解讀”理論對于當下高雅文化傳播的作用。
一、需要明確的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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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唯一的大型綜合性辭書《大辭?！分袑Α案哐盼幕钡慕忉屖恰爸敢晕幕潭容^高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為主要受眾，旨在表達其價值判斷、審美趣味和歷史使命感的文化形態。具有底蘊深厚、內涵豐富、高尚風雅和小眾性等特點[1]。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這些經典的欣賞和掌握可以成為其品位和修養的標志?！蓖瑯拥挠^點還體現在20世紀3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諸多著作中，這些學者對彼時社會中出現的“流水線式”商業文化持反對態度，認為這種并非由高級學者或藝術家創造的僅供普羅大眾娛樂消遣的文化使原本高雅的文化低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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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在1973年的一次發言中第一次從符號學視角將傳播活動的“編碼/解碼”環節進行了解釋，他認為：“編碼和解碼之間并沒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可以嘗試‘預先選定’，但不能規定或者保證后者，因為后者有自己的條件”[2]。而這個后者“自己的條件”考慮到的是解碼者（受眾）在解碼時所擁有的不同階級背景、文化學識等狀況。對此，霍爾提出了三種“觀眾解碼大眾傳播的理想類型立場”[2]，分別是：占主導地位的或霸權式的立場、協調式的立場和對抗式的立場。
其中，以協商形式進行的解碼活動中包含著“適應性的和對抗性因素的混合”。這些受眾對所傳播的信息內容通常有充分的了解和認知，根據其既有的背景和立場，他們既不完全反對也不完全支持這些信息，而是采取一種談判式的接受方法，承認那些專業的，帶有“霸權性質”的既定表述，同時制定屬于自己的基本規則以保留觀點的余地。我們可以將其簡單理解為是一種趨于折中態度的信息解讀方式，而這種較為“溫和”的解碼傾向在研究高雅文化的傳播策略中則顯得尤為關鍵。
二、“協商式解讀”的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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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人雷蒙德·威廉斯在《傳播學》中曾經將傳播體制區分為四種，其中“父權式體制”雖涉及操縱，但更傾向于引導維護作為少數統治者的合法性存在基礎的一些價值和品味，如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等，同時還希望將它擴展到全體民眾，為全體民眾所接受。威廉斯認為，“大眾不是無知的群氓，人們沒有理由阻止大眾對于種種傳播媒介的興趣，正當的做法是讓大眾在廣泛的接觸之中進行自己的選擇?！盵3]
隨著我國國民教育程度的提高，高雅文化會逐漸被更多民眾接受和認同，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相互融合將成為一種趨勢。當下的社會正是一個呼喚“文化自信”的社會，而這種自信的文化除了大眾文化中的佼佼者，更明顯的體現在眾多底蘊深厚的高雅文化中。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離不開高雅文化的參與和影響，這些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文化瑰寶，不但可以“提升社會成員對自己生存環境的認同，也傳達了生活的美感”[4]，有利于培養良好的情操和真、善、美的習性。因此，在文化傳播中使高雅文化走下所謂的“神壇”，面向大眾，并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是繁榮文化多樣性的必要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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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現今社會的發展趨勢，類似于“皮下注射”效果的霸權式解讀立場已經不適用于高雅文化傳播中的受眾，而霍爾本人也表示，只有在人們形成“完美有機的、有著革命性的主體”時，才會獲得一種完全的對抗式的解讀，那么只有“談判解讀可能是我們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時間里所運用的一種解讀方式了?！盵2]每個人都帶著他既往的文化經歷來欣賞藝術作品，只有那些與他精神世界契合的部分才會深刻打動他，也才能使作品發揮最大的文化傳播力。也就是說，傳播者應該注意把握大多數受眾的這種協商式解讀立場，在面向大眾傳播高雅文化時，至少應該保有進行“協商”的基本態度，不一味地“主導式”灌輸信息。畢竟廣大受眾對于曾經長期只在小范圍內傳播的高雅文化本就缺乏了解，傳播者要考慮到這些大眾解碼者的諸多文化經歷和社會關系，配合其可能的接受度，留有協商交流的余地，以保持傳受雙方的良性互動以提高傳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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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的“洞穴理論”認為，媒介是處于我們和世界之間的中介，我們通過媒介感受世界就像洞穴中的囚徒通過火光感受外部環境一樣。麥克盧漢也指出，不同的媒介方式塑造著不同的社會文化，“一旦某種媒介在社會傳播中占有大量份額，這種媒介就會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們認識事物和探尋真理的方法，改變社會的公共話語模式、行為模式和文化傾向?！盵5]
以電視為例，它作為一種元媒介，早已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即使在互聯網普及的今天，依舊具有強大的輿論影響力。一個電視產品的成功，很可能帶動一系列相關的社會文化產業的興盛。因此，向來曲高和寡的高雅文化需要積極適應類似電視這樣的大眾傳播媒介，這是與受眾進行“協商”的首要前提。雖然電視偏向娛樂性，但并不表示其傳播內容無法訴諸適當的專業性和嚴肅性。關鍵是，傳播者需要在編碼前多進行考量，如何配合大眾的媒介使用習慣，在其現有的文化經驗中為其解碼信息，挖掘盡可能多的“協商余地”，以達到可觀的傳播效果，不僅對于大眾文化的傳播尤為重要，高雅文化更是如此。 三、“協商式解讀”相關案例
“文化是群體共享的一種社會意義，意義并不是客觀的懸浮在某處的東西，而是通過符號（特別是語言）產生出來的”[6]。這一特性也為文化能通過媒介進行編碼傳播提供了可能性。至少就大部分文化而言，其所蘊含的意義能被編輯成各類符碼以適應多種傳播媒介，高雅文化也是如此。當其受眾面需要從小范圍擴至社會大眾時，傳播者在編碼前對受眾的知識背景和文化水平等進行多方面考量，為其匹配合適的編碼方式，能提高受眾接收到信息后采取協商式解讀的概率。
（一）“協商式”編碼
“協商”，顧名思義至少是雙方之間的行為活動。傳播者要促使受眾進行協商式解讀，其本身也需要有一定的協商行為?；魻栐硎?，他并不將“編碼/解碼”理論看作是“僅僅指向一種對電視話語內在組織的封閉而正式的關切”，同時也包含了“一種對傳播過程的社會關系的關切，尤其是對那種語言中所使用的（在生產和接收的最后）各種各樣的能力的關切”[2]。因此，在保持高雅文化中專業的既定表述不變的情況下，傳播者根據與大眾的協商結果對其進行編碼，使大眾接收信息時能產生更大的協商意愿，這樣的編碼方式可以與受眾的協商式解讀對應地概括為“協商式編碼”。
近年來，異軍突起的文化類節目《國家寶藏》可以作為“協商式編碼”的典型。它是中央電視臺在2017年第四季度推出的一檔文博探索節目，融合了紀錄片和綜藝兩種創作手法，旨在通過對眾多珍貴文物的介紹和總結，帶領觀眾感悟歷史之美的同時，了解這些文物所承載的中華文明的精神核心。
首先，這些珍藏在各大博物館中，人們日常難以觀摩到的文物及其所代表的文明毋庸置疑屬于高雅文化的范疇，而由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國家級的博物館所提供的支持，使得節目編碼的信息來源顯得更加專業權威。以上這些都是大眾進行協商式解碼時所承認的那部分“占主導的”、既定的信息。
其次，節目中每一件參展的國寶都分別由不同的國寶守護人來講述其前世故事，這部分編碼的“協商”空間較大。明星“國寶守護人”的設定能吸引眾多年輕觀眾的關注，而故事化的表現形式則賦予了“國寶”以人文潤色和藝術活力，既配合了廣大觀眾的知識接受力，使文物所承載的文化精神更容易理解，也使節目環節生動活潑。
再次，節目中“國寶”的今生故事由相關專家來講述，通過這些各行各業的精英之口，喚起大眾保護文物的意識，增強民族文化歸屬感。以《國家寶藏》第二季第13期中出自新疆古國高昌的絹衣彩繪木俑為例，其今生故事的講述嘉賓是北京服裝學院的老師楚艷，她不僅為觀眾介紹了唐代流行的服裝樣式以及古代衣物的染色知識，還準備了一場再現古代服飾藝術的時裝秀，為觀眾帶來了一場穿越時空的視聽盛宴。這樣精致生動的編碼給接收信息的大眾提供了廣闊的解碼空間，足以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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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時代以來，媒介傳播工具日益豐富，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已經從昔日的報紙、廣播、電視逐漸轉移至互聯網和移動通訊終端。信息承載工具的變化也為高雅文化的傳播者提供了許多新的編碼形式，以此來和大眾達成更加有效的協商。
作為國內首檔藝術自媒體節目的《藝術很難嗎》是面向大眾傳播高雅文化的成功案例。該節目的選題集中于世界經典藝術作品，采用主持人脫口秀的方式，以作品為核心延伸至藝術家的人生故事及時代背景，并輔以圖片和動畫解析。其傳播平臺包括國內各大視頻網站、微信公眾平臺及新浪官方微博等社交媒體還有Facebook等國外傳播渠道，目前播出至第五季仍熱度不減。
《藝術很難嗎》每集視頻時間基本在10分鐘左右，可以用短小精悍來形容，為了適應不同年齡段和知識水平的人群收看，節目還特別分制了少兒版。雖然一直致力于用輕松有趣的方式讓大眾了解晦澀難懂的藝術，但除了讓藝術更好懂之外，這檔節目還將幫助大眾尋找對藝術的感知力作為己任。正是這種對內容品質的堅持、對受眾情況的精準把握以及對新媒體編碼的熟練運用，使得這個小小的自媒體節目在大眾娛樂浪潮中走出一條高雅文化傳播的成功之路。
四、結 語
許多人把目前高雅文化“失落”的現象稱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濫”，還有學者認為這是“文化重心下移”。但不可否認，這種現象其實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早在明朝時期，商業出版的興起便“打破了精英文化的絕對壟斷地位，促進了知識的下移和大眾文化的傳播”[7]。所謂“精英文化的失落”只是言其大趨勢，是這個時代里我們的文化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表現，也是文化發展回歸的表現。高雅文化同樣如此。長久以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與人民大眾相對而立的文化終究走不長遠，高雅文化的發展也應該適應時代的需要，從大眾的需求出發，了解大眾的接受能力和媒介偏好，因為“失落”不是絕對的，只是需要大眾逐漸形成一個“協商式的解讀”習慣。
總之，一味地以“雅俗”之分來拒絕和大眾進行協商交流，表現出來的反而是高雅文化本身的“不自信”，畢竟經典和高品質的可貴之處不僅是能笑傲時間的洗禮，更在于它即使身處蕓蕓眾生依然能獨樹一幟、光彩奪目，突破精英與大眾間的“藩籬”，那不斷涌進的生命力會讓高雅文化在這個時代實現更偉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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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斯圖亞特·霍爾著.肖爽譯.電視話語中的編碼與解碼[J].上海文化，2018（2）：33-45+106+125-126.
[3] 崔欣，孫瑞祥.大眾文化與傳播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24.
[4] 沈衛星，李曉楓，云德.受眾視野中的文化多樣性[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194.
[5] 陳嘉映.說隱喻[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2（6）.
[6] 張兵娟.電視媒介儀式與文化傳播[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102.
[7] 張獻忠.從精英文化到大眾傳播——明代商業出版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269.
[責任編輯：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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