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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起、王建宣城詩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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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唐代宣城地區是東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城市之一,且處于南北往來的交通要道中,許多詩人曾游歷宣城,留下了豐厚的唐詩文化遺產,這是當今“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建設可資利用的珍貴文化資源。據考證,錢起于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春或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春自荊州返鄉途中經過宣城,并作詩一首;王建于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由揚州返回幽州,途經宣城,留有殘句一聯。
  關鍵詞:錢起;王建;宣城;詩歌
  中圖分類號:I22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9)04-0036-03
  唐代宣城是皖南地區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同時也是江南政治、軍事重鎮之一,其城市地位尊崇,經濟發達,加之其境內的長江水道更是勾連中原、湖湘與吳越之間的交通要道,行旅往來便利,故而有唐一代,大批詩人都曾游歷宣城,在此創作了大量優秀詩作,這也為宣城地區留下豐厚的唐詩文化遺產。遺憾的是,截至目前,除了李白、杜牧等寥寥數人之外,大多數唐代詩人在宣城地區的文學活動未獲學界關注,以至于本地存留的唐詩文化資源明珠蒙塵,未能在當代的經濟、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價值。有鑒于此,本文選擇唐代詩人錢起、王建的宣城詩歌為研究對象,以詩作的寫作背景為切入點,厘清兩位詩人在宣城地區的相關活動行跡,以推進皖南唐詩研究的深化、細化。
  一、錢起宣城行跡考
  錢起(約公元713—780年),字仲文,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天寶九年(公元750年)登進士第,初為秘書省校書郎,歷任藍田縣尉、右拾遺、司勛員外郎、考功郎中等職。錢起為大歷十才子之一,今《全唐詩》有錢起詩四卷,存詩四百余首,其中有作于宣城者一首:
  晚入宣城界
  斜日片帆陰,春風孤客心。山來指樵路,岸去惜花林。
  海氣蒸云黑,潮聲隔雨深。鄉愁不可道,浦宿聽猿吟[1]。
  王定璋先生推測此詩系年云:“此詩有羈旅之愁而無功業之嘆,疑為錢起及第后歸覲途中所作?!盵2]實際上這首詩的系年有值得商榷之處。錢起于天寶九年(公元750年)進士及第后,其歸覲吳興的最便捷路線是沿京杭運河直達越中,沒有必要半途繞道宣州。而且詩中提及“春風孤客心”,唐人放榜一般在春末,按照常理,還家至江南一帶已至夏日,與本詩時節不符。另外,本詩結尾處又以“鄉愁不可道,浦宿聽猿吟”這樣帶有悲情的表述收尾,這顯然和及第后的心情不符。就詩中所提及的節侯、心情和路線來分析的話,這應該是錢起早年落第后漫游荊州所作。
  錢起早年曾游歷荊楚,作有《奉和張荊州巡農晚望》詩。詩云:“太清霽云雷,陽春陶物象。明牧行春令,仁風助升長。時和俗勤業,播殖農厥壤。陰陰桑陌連,漠漠水田廣??ぶ泻鰺o事,方外還獨往。日暮駐歸軒,湖山有佳賞。宣城傳逸韻,千載誰此響。”[3]由詩中“時和俗勤業”“郡中忽無事”等描述來看,這顯然是作于安史之亂發生之前。查《唐刺史考全編》可知,開元、天寶年間張姓荊州地方官唯有張九齡[4]。張九齡有《巡屬縣道中作》詩,詩中寫道:“春令夙所奉,駕言遵此行。途中卻郡掾,林下招村氓?!偃虢宓?,永懷山藪情?!盵5]由本詩結尾兩聯“華簪極身泰,衰鬢慚木榮。茍得不可遂,吾其謝世嬰”的句意來看,這應是張九齡罷相后貶謫荊州之作,所以錢起此詩應是對張九齡此詩的和詩。張九齡任職荊州在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至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二月[6]。而錢起詩中所寫則是春日巡視農事,顯然是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春或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春。錢起這次趕赴荊州的路線,在其詩歌中也可推求。錢起有《適楚次徐城》詩云:“去家隨旅雁,幾日到南荊。行邁改鄉邑,苦辛淹晦明。畏途在淫雨,未暮息趨程。窮木對秋館,寒鴉愁古城。迷津坐為客,對酒默含情。感激念知己,匣中孤劍鳴?!盵7]徐城為泗州屬縣,在今安徽泗縣東南。可見錢起此次入荊州,于秋季經過泗州。張九齡素有賢相之名,其治荊州時,素以“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知名的孟浩然都入其幕府,故而彼時科舉落第的錢起有“感激念知己,匣中孤劍鳴”的想法自然也在情理之中。錢起另有《江陵晦日陪諸官泛舟》詩云:“節物堪為樂,江湖有主人。舟行深更好,山趣久彌新。尊酒平生意,煙花異國春。城南無夜月,長袖莫留賓?!盵8]江陵即荊州府治所在,可見錢起年末已經抵達荊州,在次年春日作《奉和張荊州巡農晚望》詩也在情理之中。錢起另有《登復州南樓》詩云:“孤樹延春日,他山卷曙霞??托暮涎?,歸思日邊花。行李迷方久,歸期涉歲賒。故人云路隔,何處寄瑤華?!盵9]復州(今湖北仙桃市附近)與荊州毗鄰,詩中所寫也是春日景色,而且其中提到“行李迷方久,歸期涉歲賒”,可見此次的荊州之行似乎并無收獲,且有歸鄉之念。而錢起若從荊州歸鄉,則必然途經復州,至鄂州沿長江水道南下,至京口轉江南運河至越中。錢起途經復州時為春日,這和《晚入宣城界》詩中提到的“春風”節序顯然是吻合的?!锻砣胄墙纭吩娪置洞航硇小?,這也和從荊州返鄉一路所經由的長江水道相對應,而且詩中所提到的“孤客心”以及“鄉愁不可道,浦宿聽猿吟”也和此次荊州之行詩歌中表達的“行李迷方久,歸期涉歲賒”“迷津坐為客”的心情也是一致的。所以從行途路線、節序等因素來綜合分析的話,《晚入宣城界》詩應是錢起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春或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春自荊州返鄉途中經過宣城之時所作。
  二、王建宣城行跡考
  王建(公元770-829年),字仲初,潁川(今河南許昌)人。王建早年曾入河北幕府,40余歲方才出任昭應丞,后歷任太常寺丞、陜州司馬等職。王建以樂府詩擅名,與張籍并稱為張王樂府。宋代葉廷珪《海錄碎事》卷四上《州縣門》曾收錄王建殘句:“宣州四面水茫茫,草蓋江城竹夾墻?!盵10]此詩詩題已失,但就“四面水茫?!焙汀安萆w江城竹夾墻”這樣帶有地方特色的局部細節的描寫來看,這應是作者途經宣城時描繪所見風物之作。   對照譚優學《王建行年考》[11]和遲乃鵬《王建年譜》[12]來看,王建一生的主要活動地點在北方,南下的經歷有三次:出使江陵、出游嶺南、出使淮南。王建在《江陵使至汝州》詩中提到“寒食離家麥熟還”[13],可見此次出使江陵花費的時間大約兩三個月,時間比較緊,所走的路線是唐代最常見的襄漢路,即出商州,經鄧州、襄州而至江陵,有其詩集中《江陵使至汝州》《江陵道中》《江陵即事》等詩為證,遲乃鵬《王建年譜》中對此考證甚明。這一路線不需經過宣城,在此不論。關于王建的嶺南之行,譚、遲的王建研究中有一定分歧。遲乃鵬《王建年譜》中未涉及王建的嶺南行跡,而譚優學則認為王建曾游幕嶺南,舉王建《南中》《武陵春日》《江館對雨》等詩為證[11],證據確鑿,當從譚說。而唐代嶺南連接中原的路線主要有郴州路、虔州大庾嶺路和桂州路,無論哪條路線,宣州都不是必經之地[14],故而嶺南之行路經宣州的可能性也不大。而在從幽州出使揚州這條路線上,唐人有兩種選擇:一是從洛陽沿京杭運河南下,直抵揚州;二是自襄漢路南下,至鄂州轉長江水道至揚州。王建《汴路水驛》詩中云:“去舍已云遠,問程猶向東?!盵15]可見其去揚州是沿運河之路南下的。而《揚州尋張籍不見》詩中寫道:“西江水闊吳山遠,卻打船頭向北行?!盵16]“西江”即從西而來流經揚州的長江,則王建自揚州返程時極可能走的是長江水道,如此則宣城則是返程中的必經之處。從以上論斷來推測的話,王建的宣州之行正是他自幽州出使揚州返程之中所途經之處。
  接下來需要確定的是王建揚州之行的時間。在出使揚州這一事件上,譚、遲的王建研究中也存在分歧。譚優學《王建行年考》中并未提及王建出使揚州之事,而遲乃鵬《王建年譜》則論證王建有揚州之行,且將其時間定為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返回幽州[12]。兩說皆有誤。首先,王建有《淮南使回留別竇侍御》[12]《夜看揚州市》[18]《揚州尋張籍不見》[19]等詩,可證王建確實有揚州之行,譚說為誤。其次,尹占華已考證王建《淮南使回留別竇侍御》詩題中的竇侍御為竇常,竇常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為淮南節度使杜佑從事,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三月杜佑入朝,竇常遷湖南觀察副使[20]。如此則王建此詩必然寫于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三月之前,故而遲乃鵬將王建揚州之行定為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至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也不準確。
  王建《汴路水驛》詩云:“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21]可見其出使揚州途經汴水之際正是夏秋之間,那么其出發之時最晚也是夏日了。王建《淮南使回留別竇侍御》詩云:“戀戀春恨結,綿綿淮草深?!盵22]由詩中的“春恨”“淮草深”等字眼來看,其回程應在春季。據遲乃鵬考證,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王建入幽州劉濟幕[12]。而張籍于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中進士后歸鄉,本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守喪于和州[23]。而王建《揚州尋張籍不見》詩云:“別后知君在楚城,揚州寺里覓君名。西江水闊吳山遠,卻打船頭向北行。”[24]“楚城”顯然指的是張籍的家鄉和州,張籍《贈別孟郊》詩中也寫道:“停車楚城下,顧我不念程。”[25]王建詩中提到“吳山遠”,顯然此時張籍又在吳中一帶,這可能是回應張籍《寄王六侍御》中詩句:“洞庭已置新居處,歸去安期與作鄰?!盵26]這里的洞庭顯然指的是洞庭山,也是張籍的吳中故里。張籍身在吳中,而王建出使揚州之后,還要返程北上,故而于詩尾感嘆:“卻打船頭向北行?!睆埣耙阎眯戮犹帯保@然應該是守喪期滿之后的行為,如此則張籍身在吳中一帶至少在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之后,故而王建《揚州尋張籍不見》詩的寫作時間最早也在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而竇常于貞元十九年三月后已經離開淮南幕府,如此則王建出使揚州的時間已經甚為明了: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夏季王建由幽州出發,到汴州地區已是夏秋之際,貞元十九年(803)春由揚州返程,途經宣城,寫下“宣州四面水茫茫,草蓋江城竹夾墻”之詩句。
  三、結語
  2016年,安徽省啟動了“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建設行動,而皖南地區豐厚的唐詩文化遺產無疑是安徽當代文化旅游產業發展不可忽視的寶貴地域資源。本文選擇錢起、王建兩位唐代詩人在宣城地區的文學活動作為研究對象,一是從理論研究層面推進皖南唐詩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詩人、詩作的個案研究為基礎,構建皖南唐詩文化地圖,為“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的建設構筑切實的文獻根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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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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