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綜述（2007-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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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和文化影響力的提升，原本以譯入為主的翻譯活動也逐漸轉變為以譯出為主，漢語古詩詞英譯也成為我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內容之一。2007年至2016年十年間對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的內容大致分為（一）包括古詩詞譯本和內涵英譯在內的接受研究;（二）譯者和譯文讀者的主體性接受研究;（三）作家和作品英譯研究;（四）包括理論和譯者在內的其他接受研究。研究整體上呈現從微觀實踐層面到宏觀理論層面的多維度、跨學科發展態勢，但大部分仍舊集中于具體譯本的翻譯操作實踐，即翻譯策略、方法與主體性發揮間關聯的探討。
關鍵詞：漢語古詩詞 英譯 讀者接受
在中國借鑒西方文化經驗的幾次大潮中，80年代改革開放的翻譯活動有一個鮮明特征：澤入西方名家經典占據著主要地位。經過30年的勵精圖治，中國無論是在經濟國力還是在文化影響力方面都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伴隨這種影響力出現的翻譯活動也與改革開放初期有明顯不同，即在理念上由以吸收西方文化經驗為主轉向以介紹自身文化為主;在翻譯行為上，由以譯人為主轉向譯出為主。這是近十年來中國翻譯界最值得矚目的重大事件之一，尤其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人們對其作品和譯者的討論是這個事件的高潮和象征。雖然以譯出為主的翻譯活動，尤其是將母語譯成外語的翻譯活動體現的是文化自信，但是作品譯出的接受程度如何卻不僅僅靠自信體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譯出喧囂之后，具有責任感的翻譯研究者們開始考慮和討論我國文化經典譯出的接受狀況。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本文就近十年來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古詩詞英譯接受狀況研究展開調查研究。
以“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為主題進行研究專著和研究論文的電子檢索，2007年至2016年十年間的專著為3部，CNKI中國博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核心期刊和學報為主）的相關研究論文為103篇。通過檢索與分析，清晰呈現出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的研究概況。
電子檢索統計結果表明，在2007至2016年十年間，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一直有不間斷的研究。
傳統的翻譯研究主要聚焦于譯本，而接受理論強調的則是包括譯者在內的讀者主體性。從接受理論視角而言，翻譯研究更加強調讀者主體性發揮，因此，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主要針對以下幾方面進行，即文本英譯接受研究和主體性接受研究以及其他相關翻譯接受研究。
1 文本英譯接受研究
翻譯研究離不開文本分析，以譯本和譯本內涵為對象的研究論文多達79篇，占論文總數的78%。綜合看來，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圍繞接受美學核心概念的文本研究和文本內涵接受研究兩大視角。
1.1 文本英譯接受研究
將近半數的論文圍繞接受理論的“讀者中心”“文本空白”以及“文本召喚結構”三大概念探討古詩詞英譯，研究者們從不同側面研究澤本接受，如某一專業領域內的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學者梁穎和李振分別選取讖詩和涉醫詩詞為研究對象，前者從接受理論核心概念出發，分析許淵沖《唐詩三百首》中的讖詩英譯，并歸納總結補充、解釋、替代、刪減、注釋及音譯等取悅讀者并使讀者接受效果最佳化的翻譯策略使用…。后者以古典文學例如《詩經》中涉及的與醫相關的詩詞英譯為研究對象，將接受理論中的讀者中心作為翻譯指導原則，總結出“等化”和“淺化”等翻譯方法，以“為‘現實的讀者’和‘觀念的讀者’帶來別致的藝術召喚[2]”。不同領域古詩詞英譯策略和方法歸納體現的是譯者針對譯文讀者反映而對原文的主體性發揮。
文本英譯接受第二類研究是針對某位詩人詩歌的英譯接受研究，此類研究主要集中于著名詩人詩詞。學者王再玉基于接受理論核心概念研究李白詩歌的英譯情況，并總結出直譯、注釋、刪減以及補充等幾種翻譯方法，翻譯方法總結為的是譯文讀者能更好地接受譯文，從而實現譯文的審美[3]。周錫梅從接受理論視角對比吳鈞陶與Witter Bynner的杜甫詩歌英譯及其接受情況。該學者主要探討不同譯本出現原因，并得出結論：不同譯者，當其身份為原詩讀者時對詩歌有不同理解;當其身份為譯者時，其自身已有的譯詩理論和其為與譯文讀者視閾融合而做出的努力等都會促使不同譯本出現[4]。薛慧使用對比研究法，詳細比對楊憲益、汪榕培和戴維·亨頓三位譯者英譯本中體現的譯者翻譯思想、翻譯方法和翻譯版本，并建議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適當重視讀者作用，發揮創造性，以達到讀者接受的最佳效果[5]。針對某位詩人詩歌的英譯接受研究強調作為第一讀者的譯者的主體創造性，也強調讀者對于翻譯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類研究聚焦于某一首詩詞的英譯接受，此類研究仍以名詩英譯為主。學者姚娜結合接受理論和詩詞翻譯特殊性，從音、形和意等不同層次對比許淵沖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長恨歌》英譯本中的文化移植，得出許譯本于音美、形美和意美等幾方面都更適合英語讀者，更能給予譯文讀者閱讀享受的結論[6]。宋延輝從接受理論角度指出《江南》許淵沖英譯本中譯者忽略了原詩中的重要題眼“江南”和譯者對關鍵信息“戲”的理解偏差，譯詩無法激發出譯文讀者對江南一地隱含意蘊的想象和呈現魚兒對青年男女相互追逐嬉戲的隱喻含義，該學者在基于許譯本的基礎上提出自譯本[7]。較之姚娜和宋延輝，學者徐宜修對李商隱《錦瑟》英譯有更為宏觀的研究視角。該學者比對譯者John Turner對原詩中“自傷”的理解，許淵沖的“悼亡”以及Shui Chien-tung和Keith Bisley的“詠瑟”三個譯本后指出，正是原詩文本結構的開放性和召喚性賦予文本具體化解釋的可能性，從而呈現出譯者別具個人理解特色的譯本引。在微觀層次上針對具體詩歌英譯接受研究顯現出一些共性：首先，研究對象廣泛但均以名詩名作為主;其次，許淵沖譯本是學者們公認的重要研究文本;再次，多譯本對比研究中，譯本選擇主導以漢語為母語譯者與英語為母語譯者譯本對比研究;還有，無論是使用描述性研究法從不同視角分析一個譯本還是對比研究法探討不同譯本接受狀況，研究均落腳于同作為第一讀者的譯者主體性發揮。 文本接受視角下的第四類研究為詩集英澤接受研究，如《詩經》《宋詞》和《楚辭》的英譯接受狀況研究。學者李巧珍逐一分析James Legge，Ezra Pound，許淵沖和汪榕培與任秀樺四個譯本翻譯過程中譯者期待視野的體現，并橫向比較四位譯者對《詩經》原文本中未定點與空白的處理。研究指出，譯者都已成為《詩經》另外的創作主體，這是因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充分發揮其主體性和創造性，對原詩中的未定點和空白進行具體化處理，具體化處理重構了原詩意義;正是不同讀者基于各自不同賦予原作品的理解不斷地挖掘對原文的闡釋，進而不斷揭示原文豐富的語義潛能[9]。孟雪以許淵沖《楚辭》英譯本為案例，分析譯者在譯文中從動植物名稱、神話典故和修辭手法三方面以及在語音、詞匯和句法層面與譯文讀者的期待視閾融合的實現[10]。此類研究使用多譯本對比研究法或個案研究法，分析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圍繞接受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基于各自對原詩中未定點與空白的不同理解探討對其具體化處理，并在具體化處理過程中賦予了譯者主體性和創造性，進而反證譯者主體性和創造性對原詩語義的挖掘、闡釋與豐富。譯者主體性發揮也是多譯本不斷出現的前提保證。
1.2 文本內涵英譯接受研究
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中的文本內涵涵蓋原作品中意象、空白和模糊語等幾大視角。
作為詩人抒情的事物載體，意象在漢語古詩詞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意象翻譯研究占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總研究近四分之一。學者韋黎麗對比“孔雀”意象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異后分析原文本詩歌標題和第一行中“孔雀”在四個澤本中的不同呈現，指出該意象在不同譯本中的差異源于幾位譯者對“孔雀”數量和含義等的不同理解。幾位譯者在將該模糊意象具體化的過程中為其注入不同內涵以迎合譯文目標讀者視野期待[11]。另一位學者張潔以陶淵明詩歌中的意象英譯為研究對象，圍繞“讀者期待”“文本的不確定性”和“讀者的角色和地位”探討直譯、直譯加注、改寫以及省略等不同譯本翻譯方法，以體現譯者主體性和讀者接受[12]?？v覽漢語古詩詞中意象英譯接受研究，學者們的主要研究思路為以同一原文本中不同意象為研究對象或以多個譯本中從語音到意象至意境等從具體到宏觀的不同層級為研究對象，對比同一研究對象在不同譯本中的不同呈現方式，強調接受理論與傳統理論的不同之處，即以讀者為中心，并強調作為第一讀者的譯者的中心主體作用，或是通過歸納法總結譯本中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以強調譯者的主體性。
“空白”是接受理論強調的核心概念之一，譯者為迎合譯文讀者期待視野而對原文本中“空白”的填補也是研究范疇之一。閔莉以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代表作《錦瑟》為文本，對古詩詞中空白翻譯接受做出較為全面的研究。該學者在將空白分為句法、語義和意象等三類，從詞性活用、句子成分省略以及節奏和韻律視角分析句法空白，從詞語意義、典故意義、象征意義視角分析語義空白，以及從物境、情境以及意境方面探討意象空白。譯者對空白的填補直接關乎譯文讀者的譯本接受[13]。劉淇也同樣使用對比研究法分析《天沙凈·秋思》五個譯本中句法空白、語義空白和韻律空白三個層面詩歌意境的審美再現，并提出漢語古詩詞翻譯的指導原則：神似觀照下的形似，具體為針對三個不同層面的翻譯實踐方法探討。該學者也指出該領域的一些研究局限，例如句法空白中的功能詞省略翻譯及語義空白中的隱喻和典故翻譯等[14]?？傊?“空白”英譯接受研究的主要對象為原文本中句法、語義和韻律等，學者們著重分析從音到意的空白處理方式，總結空白意境再現的方法與策略并指出該領域研究中的一些微觀局限。
文本內涵英澤接受第三類較多的是“模糊”翻譯研究。作為漢語古詩詞中的重要元素，學者鄭潔在舉例分析古詩詞中模糊美的再現后指出，漢語古詩詞中的模糊美來自原詩詞的多重意義，詩詞中的模糊美來自意象，即意象使其物化、具體化?；诖耍撗芯康贸鼋Y論：其一，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遵循審美對等原則。其二，模糊美可以通過意象傳遞。其三，漢語古詩詞中模糊美傳遞需要通過文本分析經歷審美和再現兩個過程。接受美學理論和漢語古詩詞模糊美都強調空白和未定點以及讀者的主體作用[15]。李瑞凌從詞匯模糊角度舉例分析漢語古詩詞中數字和疊字的英譯，并提出由譯出與隱含兩種譯法得出的不同審美效果。根據“顯”與“隱”帶來的不同的翻譯審美效果，該學者進一步指出在有跨文化障礙前提下，對漢語古詩詞中數字的“顯”譯法是為與讀者期待視野融合做出的努力，可以為讀者彌補原文中的空白，激發讀者想象力，從而使譯文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同樣的審美感受;反之，對數字的“隱”譯法則會限制譯文讀者的想象空間，讀者無法獲得等同的審美感受。針對疊字，無論“顯”或“隱”均會損害原詩中模糊美異質文化再現[16]。接受理論視角下漢語古詩詞模糊美英譯研究主體思路仍舊是以翻譯實踐層面的分析體現譯者主體性發揮。
文本英譯接受研究與文本內涵接受研究均以接受理論為支撐，圍繞該理論中幾大核心觀點，以個案分析和多譯本對比分析法為主，大部分研究均基于翻譯的微觀操作層面，即翻澤原則的探討或翻譯策略與方法的歸納總結，并通過微觀操作層面的探討凸顯讀者主體地位。
2 主體性接受研究
與遵循“作品與作家”為中心的傳統文學翻譯與批評研究模式不同，接受理論認定作品的意義由讀者賦予，強調讀者的主體性。關于翻譯活動的主體性有很多爭論[17]。在翻譯活動中，所謂翻譯的主體應該包括譯者、作者和讀者、甚至是翻譯的發起人或贊助者，因為這幾者都會對譯文的理解和構建產生影響[18]。因此，本文第三部分以翻澤活動主體為視角呈現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狀況。
2.1 譯者主體性
雖然文本英譯接受與文本內涵接受研究主要指向譯者主體性創造與發揮，仍有學者直接就“譯者主體性”進行研究。學者劉月明基于“原文本一譯文本”的二維翻譯研究模式上，以實例分析比較同一原文本不同譯者的審美介入程度，即主體性意識強弱給譯文帶來的不同質和量的變化，進而說明譯者積極的審美介入是影響譯作質量一個不可忽視的核心要素，原本的二維翻譯模式也升級為“原文本一譯者（讀者）一譯文本”的三維翻譯研究模式。漢語古詩詞的凝練與虛實相生的特點為譯者介入提供廣闊空間的同時，譯者的審美介入也必然造成虛實雙方的嬗變，即“譯者對自身主體作用的界定不同，無論是在翻譯觀還是翻譯實踐方面都會帶來一系列的差異”[19]。陳宋洪從讀者期待視野、文本召喚結構以及文學歷史性分析譯者主體選擇、主體創造和主體演進等幾方面，并指出主體視角選擇與期待視野的差異、召喚結構給予譯者的遐思、在變化演進的歷史視角中是譯者對譯本的不斷傳承與創造、對詩性之美的追求與探索[20]。 譯者主體性研究強調接受理論對翻譯的影響，結合接受理論核心概念拓寬翻譯的理論研究范疇，從譯者主體性體現多譯本差異性與可行性。
2.2 譯文讀者主體性
文學批評家Grierson（ 1969：3）認為，你無法完全欣賞外語詩歌的全部好處，在母語讀者和外語讀者之間，其閱讀反應注定存在差異。 “在譯品問世之后，讀者的感受如何是一個社會上的客觀存在，因此按理說是可以用調查方法加以測定的[21]?！币虼?，與文本接受和譯者主體性研究方法不同，譯文讀者接受研究的主要方法為實證研究，即譯文讀者對譯本及譯本內涵的可接受性測試研究。自金隉先生1998年首次就《靜夜思》八個來自不同譯者英譯本向西方讀者的問卷調查和2006年馬紅軍教授專門就許淵沖漢詩英譯譯文及翻譯策略對西方普通讀者進行的問卷調查之后，陸續有學者測定譯文讀者對譯作的可接受度，以證實英語讀者對譯作的認可度。這樣的實證研究主要針對形式與內容、譯者譯作認可以及漢語古詩詞外譯究竟應該由誰來譯等幾個方面。
學者張欽以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中第五首的五個來自不同譯者的譯本為研究對象，從問卷調查數據得出形式和內容均在詩歌翻譯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如二者間出現矛盾，則應優先于意義，而意義的實現可以依靠直譯加注等有利于讀者接受的靈活的歸化策略[22]。趙旭卉向不同年齡的英語為母語讀者發出問卷，測試《詩經·采薇》兩個譯本讀者接受度，該調查也顯示在詩歌翻譯過程中內容應重于形式， “詩歌翻譯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對應，而應追求一首詩歌作為一個整體在目標讀者中產生的效果。過于追求形式上的所謂“忠實”，反而適得其反[23]。”盡管兩位學者問卷中的古詩詞英譯本都分別來自中國譯者和國外漢學家，但測試結論并不在于誰的譯本更容易為讀者接受，而是通過譯本比較體現漢語古詩詞這種特殊形式的文學體裁中形式與內容的重要關系。
對澤作讀者接受度調查研究主要圍繞著名國內翻譯家，例如許淵沖和汪榕培。繼馬紅軍教授六首古詩詞許淵沖英澤調查之后，陳賡釩繼續《琵琶行》許淵沖英譯本讀者接受個案研究。該研究通過問卷以對比其他國外譯者譯本的方式測試英語讀者對許譯本用詞、詩意與音韻節奏等幾方面的接受度。調查結果顯示，整體而言，盡管許譯本中使用了一些例如漢語拼音和英語古體單詞等對讀者接受造成困難的詞，讀者基本認可許譯本，并認為較其他兩個譯本而言，許譯本更具詩意，讀者因此更傾向于韻體譯詩，但同時也不能為追求詩意而因韻害義[24]。許淵沖先生是韻體譯詩的代表，汪榕培先生也是。孟嬈調查汪榕培五首漢語古詩英譯本英語讀者接受度，每首譯詩和其他兩個分別來自國內中文譯者或國外譯者譯本對比，調查數據顯示，除“孔雀東南飛”AnneBirrell譯本風格和“敕勒歌”許淵沖譯本音韻節奏和譯文風格略勝汪譯本外，其他方面均為汪譯本更受英語讀者認可。該研究也進一步總結出譯者汪榕培在保留音韻節奏的同時使譯作傳神達意的翻譯策略，即避免韻體譯詩的因韻害意、對原詩有著正確有效的理解、創造性地再現原作的風格、關注讀者的感受、正確地再現原詩的意象等[25]。
自從接受美學的理論家們把焦點置于長期以來處于邊緣位置的讀者身上，研究漢語古詩詞翻譯的學者們也逐漸開始關注漢語古詩詞對西方普通讀者的傳播工作究竟應該由誰來完成，熟知中國文化并懂英語的國內譯者？還是了解中國文化并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譯者？來偉婷就三首漢語古詩詞英譯本向英語讀者發出調查問卷，每首古詩附有五個出自國內譯者、國外譯者或國內外譯者合譯譯本。此調查結論為，“國內和國外譯者的合譯作品被認為是最成功的譯作，其次是中國澤者，最后是國外譯者?！币来私Y論，該研究也歸納出譯作成敗的關鍵策略，例如將讀者置于首要位置，有效縮短目標讀者和中國讀者“預期視野”，填補文化差距、用意譯法更好地傳遞原詩意象和意境等[26]。 譯文讀者主體性接受研究顯示：就漢語古詩詞海外傳播接受度而言，英語為母語的讀者無疑更具有發言權，而要對讀者對譯品的認可度和接受度測量，問卷調查是行之有效并較為客觀的研究法。學者陳賡釩調查問卷第一部分問及受訪者閱讀英譯漢語古詩詞的頻率時，67%受訪者坦承他們“極少”或“從不”閱讀英譯本漢語古詩詞，這與馬紅軍教授于2006年對許淵沖翻譯專題研究時所作問卷調查得到數據一致。這些數據說明漢語古詩詞在英語國家的接受度仍舊不高，中國文化的“走出去”的路仍漫長而艱辛。結合不同譯者不同譯本對比的問卷調查是得出結論的常用法，盡管許淵沖先生的英譯一直頗受爭議，但幾乎所有的問卷中都引用許譯本進行對比研究，這足以證明許老先生在漢語古詩詞英譯領域不可或缺的位置。許淵沖和汪榕培是韻體譯詩的代表，漢語古詩詞究竟以韻體翻譯還是自由體翻譯也是爭議已久，讀者認可許譯和汪譯韻體詩意的同時也欣賞自由體對詩詞原文本的傳神達意，但無論韻體或否，不能因韻害義是普遍觀點。無論是中國譯者，還是外國譯者，或是國內外譯者合譯，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各不相同，也許無論由誰來譯，唯有傳神達意才能得到讀者認可和接受。
3 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
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立足于更為宏觀的位置，縱覽作家及其作品歷時形象變異和接受。作家和作品接受雖以名家名作為主流，但仍舊大致可劃分三類，即作家和作品接受、作家和作品誤譯接受與作家和作品創造性叛逆接受研究。
3.1 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
作家和作品英譯接受研究以杜甫等著名詩人及其詩詞為主。學者郝稷將杜甫及其詩詞進入英語世界分為10世紀至20世紀20年代的發軔期、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的提升期及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深化發展期。并在歸納各階段特點后指出，杜甫及其作品研究從英國轉移至美國、杜甫作品翻譯與學術研究是杜甫為英語讀者接受的兩個重要途徑，杜甫形象經歷了由早期誤澤較多到中期較為真實呈現及后期重新構建歷程。杜甫域外傳播和接受研究對于完善杜詩學理論體系構建及面對世界文學命題都具有重要意義[27]。常呈霞在收集整理國內涉及杜甫翻譯及其在英美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期刊論文后總結出，杜詩英譯、杜詩譯者和譯本以及杜詩在英美傳播與接受狀況等幾個杜詩在英美世界接受的主要研究維度[28]。 以杜詩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走出去”起到關鍵作用。
3.2 誤譯接受研究
作家和作品誤譯接受研究以譯者龐德及其譯詩為主。學者黃曼婷從現代西方文藝理論中的接受美學為視角，以譯詩文本解讀的方式分析譯詩中的文字誤譯、構造誤譯、文化誤譯和韻律誤譯等幾個方面，并分析譯者自身、譯語接受主體以及譯本接受環境等使譯詩獲得接受的因素。該學者在基于研究的基礎上指出龐德對漢語古詩詞的英譯實際上是對其再創造和再發明的過程[29]。四川大學朱徽教授在其專著《中國詩歌在英語世界——英美譯家漢詩翻譯研究》第七章“為西土移植神州種子”中，專門介紹了埃茲拉·龐德對漢語古詩詞等中國典籍和儒家哲學的英譯及其在英語世界產生的影響。對于龐德為代表人物開創的“意象派”，朱徽教授指出“‘意象派’在創建和發展過程中深受中國古詩影響，其詩學理念和藝術手法中有不少受惠于漢詩英譯[30]?！睙o論龐德的譯詩是應該被稱為“無奈”誤譯還是有意改寫，這些譯詩均對英語世界產生過極大影響，學者們也常以“誤譯”為視角分析闡述其現象和產生的原因。
3.3 創造性英譯接受研究
寒山詩英譯及其接受是創造性英譯的典型例子，多位學者從不同的側面審視中國非主流詩人寒山及其禪詩在英語世界的創造性英譯、接受和影響。郭小春以斯奈德寒山詩譯本為研究對象，結合美國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社會背景，詳細分析斯奈德選擇寒山詩為翻譯對象的原因、翻譯過程中的策略選擇、澤詩在美國的接受狀況與譯詩在英譯過程中發生變異的根本原因[31]。另一學者曹穎分析的是斯奈德與中國文化之間構成的接受與影響的互動關系。該學者梳理了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下，基于當時美國本土文化特點和需求以及譯者斯奈德本人生活經歷和個人理解，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加強主體性身份，對中國文化進行文化過濾，有選擇、創造性地將漢語古詩詞進行本土化改造并接受其成為美國文學和文化的一部分的過程[32]。由于詩人寒山及其詩歌在中國國內本土地位與被創造性英譯接受后他國化地位的巨大差異，不斷有學者對此現象頗感興趣。學者們主要從不同視角對比探究寒山本人形象和其詩與斯奈德創造性英譯后呈現出的詩人形象與譯詩差異，以及譯詩被異化和接受原因等。
4 其他接受研究
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除去文本及文本內涵英譯接受研究、主體性接受研究及作家和作品接受研究等幾大板塊外，還有理論和譯者接受等其他幾方面研究。
4.1 漢語古詩詞英譯理論研究
與其他傳統詩歌的翻譯標準不同，有學者從接受理論視角，以讀者為中心解讀漢語古詩詞英譯標準。謝曉禪在基于呂俊教授的翻譯標準之上結合接受理論核心概念與漢語古詩詞的共性，多元化闡釋接受理論視角下漢語古詩詞英譯標準，即符合知識的客觀性、理解的合理性與解釋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的定向性、為讀者審美需要有效保留詩中空白、鼓勵譯者的創造性和靈活處理文化因素等[33]。漢語古詩詞英譯多元標準對詩詞翻譯理論與實踐發展大有裨益，它促進譯者與原詩作者間的對話，從審美感受上尊重讀者期待視野，為同一詩詞不同譯本的出現提供理論依據，推動中國文化的對外交流與傳播。學者王佳妮著手于漢語古詩詞英譯的動態過程，指出由于涉及的民族文化差異和審美習慣以及讀者個體性不同等原因，源語審美環境相對缺失，漢語古詩詞即使被完整而理性化地傳遞，也無法使譯人語讀者產生與源語讀者相同的反應，這樣的“失衡”就會導致原詩與譯詩間原本應有的美學價值對等成為“假象對等”。為實現譯人語讀者產生與源語讀者相似反應，該學者從微觀和宏觀角度提出具體的翻譯實作技巧[34]。
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理論研究輔助漢語古詩詞的有效英譯并提高其譯本接受度，理論結合實踐促進漢語古詩詞為西方英語讀者接受。
4.2 譯者研究
作為第一讀者和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研究也是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譯者研究包括國外漢學家及國內譯者研究，國外漢學家以加里·斯奈德、埃茲拉·龐德和阿瑟·韋利為代表，國內譯者當屬許淵沖為首。
加里·斯奈德研究聚焦于寒山詩翻譯，一方面主要結合當時美國社會背景和譯者個人經歷，深入探析譯者斯奈德的主體性發揮，即其創造性叛逆在寒山詩英譯過程中的具體體現，另一方面闡釋寒山詩在經過斯奈德的有意“誤讀”和創造性“誤譯”后在美國呈現出與國內完全不同的接受狀況。學者周蒙對斯奈德譯詩選擇原因做出研究，并從讀者期待視野、文本不確定性與讀者地位三個核心視角審視斯納德的寒山詩英譯，指出正是斯奈德對譯文目標語讀者的充分考慮使得其譯本在美國得到廣泛傳播和接受[35]。
埃茲拉·龐德與其英譯和加里·斯奈德與其英譯的接受過程有些相似，都是漢語古詩詞經過兩位譯者創造性英譯甚至“誤譯”后進入英語世界并得到廣泛傳播和接受。學者黃曼婷從微觀操作層面人手，將龐德英譯中誤譯細分為文字誤譯、結構誤譯、文化誤譯以及韻律誤譯，總結出是澤者自身、譯語接受主體和譯本接受環境等各方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動龐德英譯漢語古詩詞在西方得到接受[36]另一為譯者主體性研究，即龐德作為譯者自身對原文本的選擇及其誤譯原因，譯文讀者與環境對龐德譯本的認可與接受原因分析。學者翟萍指出譯者本身對譯本選擇是譯本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正是為了宣揚他（龐德）的意象派詩歌，他才熱衷于翻譯中國古詩，因為中國詩注重“音樂”“意象”與“神韻”，這些均可與龐德政治探索的新詩方向不謀而合，“他（龐德）面臨的讀者早已厭倦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傷感詩風，時代呼喚著新的詩學風格”，并且“這些（他所選的）詩恰好表達了戰爭中的歐美讀者欲說還休的情感[37]”。內部與外部因素的結合成就了龐德譯詩在英語世界的被接受。
阿瑟·韋利是早于加里·斯奈德并與埃茲拉·龐德同時代的翻譯家，是英國二十世紀上半葉最杰出的漢學家之一，他使中國古詩進入了西方普通讀者的視野，他的《漢詩170首》于1918年初次出版之后的三十年內在英國再版12次、美國9次。他在1962年再版《漢詩170首》時重寫前言說： “該書出版四十年以來，銷售一直很平穩，我覺得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這本書受到了那些通常不看詩的人的喜歡[38]?！睂W者陳橙主要考察阿瑟·韋利以“彈性節奏”為基礎的半自由詩體翻譯創新、直譯策略以及歸化與異化平衡等幾方面與主體文學需求間的關系，梳理譯者主體能動性在文本選擇與翻譯目的間的平衡與發揮[39]。李冰梅呈現出韋利譯詩讓中國文學走進英語文學的另一條道路，即通過美國當代女詩人、1985年普利策獎得主卡洛琳·凱瑟創作的詩歌。這些詩歌以韋利譯詩為題材，詩歌的副標題即為“向韋利致敬”[40]。其中，《河畔夏日》（ Summer Near theRiver）就是仿照韋利的《子夜歌五首》而作。據此，李冰梅指出：韋利的創意性翻譯讓中國詩有了異域的韻味，凱瑟又讓這首帶有異域韻味的中國詩徹底變成了英詩，表達現代西方女性的情感世界，而不再是南朝女子唱出的質樸民歌[41]。這些都顯示出英語世界普通讀者和詩人對韋利譯詩的接受，也體現著韋利譯詩對英語世界讀者及詩人詩壇的巨大影響。 談及漢語古詩詞國內譯者，許淵沖仍居首位。只是“由于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實踐領域，加之他的理論話語方式與論證過程大都從具體譯例出發，并最終歸于實踐，更由于我國學術傳統及評價模式往往強調‘理論聯系實踐’，因此絕大多數文章都將其理論與譯例結合在一起加以評判，甚至將兩者混為一談”。李昕在探討了許淵沖翻譯思想及理論后，詳述許譯思想、理論及策略在具體翻譯作品中的應用.再以譯例分析譯者翻譯思想的體現[42]。此外，部分學者在分析許淵沖翻譯理論、思想貢獻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其理論中的不足之處。例如，在完成“三美”的進程中，許淵沖翻譯未能完整遵守接受美學的尺度，有些譯文和原文發生誤差，這些誤差導致他的譯文讀者得不到和原文讀者一樣的審美體驗。對于實踐未能完全實現使譯文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相同審美感受的爭議，學者謝曉指出，完成三美的進程中，許淵沖的翻譯未能完整遵守接收美學的尺度，有些譯文和原文發生誤差，正是這些誤差導致他的譯文讀者得不到和原文讀者一樣的審美體驗[43]。
總之，無論其理論或實踐是否有瑕疵，許譯本成為漢語古詩詞英譯研究樣本數量之廣就已證明了許譯本在國內的巨大影響力。
5 結語
縱覽2007年至2016年十年間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從研究內容上大致分為古詩詞英譯本和內涵英譯在內的譯本接受研究，包括譯者和譯本讀者在內的主體性接受研究，作家作品英譯接受研究，以及包括理論與澤者在內的其他接受研究等幾大方面。從研究層面上看為從翻譯實作的微觀實踐到譯作接受歷程及理論等多維度、跨學科的發展態勢，但大部分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具體譯本的微觀翻譯實踐，即翻譯策略與方法的探討，以及與主體性發揮間關聯的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涵蓋個案研究、描述性研究、經驗總結以及問卷調查等，其中，個案研究、描述性研究與經驗總結法為主要使用方法。從學科視角而言，十年間的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在接受美學的理論支撐下與中國古代文論或闡釋學等其他理論結合，折射出多維度與跨學科的交叉研究傾向。漢語古詩詞英譯接受研究大多以個案研究為主要方法，從譯本與內涵的實踐方面分析譯本對原詩詞意境等各層次的再現，這樣的再現反射出譯者主體性的發揮;譯者主體性發揮主要以描述性研究方法比對分析多位譯者主體性的不同發揮，譯者主體性差異是同一首古詩詞呈現不同英譯的主要根源。作家作品宏觀接受主要脈絡是以歷史的視角在以專著為主的研究中得到厘清。問卷調查法以實證和量化的方式力證讀者對同一古詩詞不同英譯本的接受程度，也是客觀檢測讀者對譯文接受度的好方法。
在接受理論觀照下，漢語古詩詞英譯研究總體面貌呈現為對譯本微觀操作研究多于對譯本宏觀接受研究，對譯者主體性分析多過對譯文讀者接受研究，以學者個人感受代替英語讀者感受，對譯文主觀評價分析多于譯文客觀接受調查。這些都說明，盡管譯者和學者都對漢語古詩詞外譯傳播做了很多工作，但這仍舊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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