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冰期與“畬民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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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閩粵贛湘交界區域是歷史上畬民與客家民系的集中居住區，王陽明于正德年間平定贛南的動亂并設立“十家牌法”，生活在此區域的畬民、流民成為政府管轄下的“新民”。自此之后，贛南閩西的畬民活動記載大為減少，歷來被研究者視為該區域畬族“漢化”的重要轉折點。從明代弘治年間開始的小冰期導致的山區生態惡化，是畬民從廣東、湖南向南贛區域遷徙的重要動因，也是王陽明撫贛對于贛南閩西族群融合和生態環境變遷產生巨大影響的環境史背景。
【關鍵詞】王陽明;撫贛;閩粵贛湘交界區;明清小冰期;畬民漢化
【作 者】劉婷玉，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碩士生導師。福建廈門，361005。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9）02-0096-007
正德十一年（1516），王守仁在時任兵部尚書王瓊的舉薦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1]5160。在南贛平亂期間，“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這一役可謂是王守仁生涯的重大轉折點，正如方志遠所總結的：“這個任命與貶謫龍場具有同等意義。如果說貶謫龍場造就了中國哲學史上的王守仁，南贛汀漳巡撫的任命則造就了中國政治史上的王守仁，而正是這兩個方面的相互激發、相互結合，才造就了一個完整的、千古唯一的王守仁”[2]171。王守仁在南贛的平亂、建立縣治及設立“十家牌法”對于這一區域生活的諸族群意義深遠，直接影響了之后畬族、客家民系和當地族群格局的形成。
現有的研究大都著眼于閩粵贛湘交界區域本身的族群復雜性、明中期土地關系與租佃關系的變遷等議題。1這一區域，在明代中期成為了四方流民雜處之地，如《明史·洪鐘傳》稱“洪鐘，……成化十一年（1475）進士，為刑部主事，遷郎中，奉命安輯江西福建流民。還言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安遠、龍南、廣東程鄉皆流移錯雜，習斗爭，易亂”[1]4957。但在王守仁自己的敘述中，很明確地指出他所面對的這一族群不是面目模糊的流民，而是少數民族特質明確的“輋賊”——“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流傳寶印畫像，蠱惑群賊，悉歸約束”。而這批亂民也并非南贛本地土著，“其初輋賊原系廣東流來”。正如前人研究所提及的，閩粵贛湘交界區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態條件是明中期“畬亂”的重要背景，可惜的是未有從環境史的視角對這一事件進行梳理的研究。這一群體從廣東流入贛南的動因，很難以本地族群復雜性來一以蔽之。為前人所忽視的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整個中國進入了“明清小冰期”，根據以往對“明清小冰期”的研究，其所引發的頻繁的旱災、瘟疫、洪澇、地震，常常是區域性乃至全國性動亂的重要誘因。1本文希望通過對史料的進一步爬梳，在環境史的視域下，重新追溯這一時期“畬亂”族群的具體面貌、生計方式、遷徙動因，以期對王陽明平贛之于族群分布格局的重要意義進行準確的界定。
一、閩粵贛湘交界區域的“畬”（輋）2與“畬亂”
宋元時期官方的史料中留下了為數不少的“畬人”“畬軍”在福建、廣東、江西地區叛亂的記載，但未對這一群體的經濟生活方式做詳細的描繪，直到明代中期，這一區域畬人的生活才在方志資料中再一次清晰起來。明初史籍中對于“畬”的記載，只有《明實錄》中的這一條：永樂五年（1407）“十一月，廣東畬蠻雷紋用等來朝。初，潮州衛卒謝輔言，海陽縣鳳凰山諸處畬蠻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賦，乞與耆老陳晚往招之。于是，畬長雷紋用等凡四十九戶3，俱愿復業。至是，輔率紋用等來朝。命各賜鈔三十錠，彩幣一，表里納絹衣一襲。賜輔、晚亦如之?！盵3]2
廣東潮州鳳凰山，在明清時期的畬民族譜和家族傳說中，被公認為是共同的祖地。按照《明實錄》的這一條記載，在明初鳳凰山的“畬蠻”經歷了由“遁入山谷、不供徭賦”到“俱愿復業”的過程，似乎暗示著此前已經在政府管理之內的畬人，再一次回到了王朝的統治之下，而這一行為得以成立的中介者是“畬長”“耆老”和“潮州衛卒”?！熬阍笍蜆I”這個詞也表現出了如斯科特所說的，放棄了游耕農業而向定居農耕的轉變，代表著是否接受王朝統治的關鍵。[4]209
與宋元之際相當頻繁出現在史籍中不同，“畬”的蹤跡在明代中期以前變得相當稀少。惟見汀州地區有一例成化年間知府吳文度綏撫“徭人”的記載。據《國朝列卿紀》記載：“吳文度，字憲之?！苫矣吓e應天鄉試，登壬辰進士，授浙江龍泉知縣?！∥催≈莞?，時徭人岀沒為患，文度設方略招致，賦役帖帖如居民?！盵5]卷三四可知在成化丁未（1487），汀州地區仍有“徭人”出沒，但很快即被知府吳文度招撫，且“賦役帖帖如居民”。汀州及與其交界地區的畬、瑤的活動，自元代以來即是如此，如《元一統志》的《汀洲路風俗形勝》曰：“汀之為郡……四境椎埋頑狠之徒，黨與相聚，聲勢相倚，負固保險，動以千百計，號為畬民”。又曰：“武平南抵循梅，西連贛，篁竹之鄉、煙嵐之地，往往為江廣界上逋逃者之所據?；蛟婚L甲，或曰某寨，或曰畬洞……”[6]卷八?？芍诟＝ㄎ鞅迸c廣東、江西交界區域，長期存在有散落于賦役系統管理之外的畬民，但規模較小，一旦“出沒為患”，即有可能被如吳文度這樣的官員“招撫”，納入到政府的賦役體系之中。所以即使閩西地區“深山巨壑去處，概系瑤苗雜居，時或乘隙嘯聚劫掠”[7]卷一，但明代前期對于這一地區原來頗為活躍的“畬”的關注是相當有限的。
真正引起明代統治者關注的，是正德年間大規模爆發于福建、廣東、江西交界地區的“輋（畬）亂”。這次蔓延福建、廣東、江西、湖廣交界區域多地的“輋（畬）亂”，自正德六年（1511）開始，遷延多年，最后由王守仁在正德十三年（1518）主導平定。根據王守仁的記載：“其初輋賊原系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于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戳，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游食之人，雜處于內?！痹谕跏厝蔬@位平叛主帥的認知中，輋人生活的橫水、桶岡地區，“迤邐石磴而入，草木叢深，別一區域”，而輋人本身是“往歲廣之遷民安插，至正德間叛，稱輋為寇”。而將這些廣東畬人安插到橫水、桶岡地區的是先年的巡撫都御史金澤。這段記載頗令人疑惑。 據嘉靖年間的《南安府志》記載：“金澤，字德潤，江寧人。由進士歷官廣東左布政使。時廣東、湖廣、福建與南贛接境，盜賊充斥，廷議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節制四省便宜，從府于贛。贛設軍務都察院自澤始，澤寬厚□□，有牧民御眾之才，嚴督擒斬賊首林鳳、滿天明等，論功罪，明賞罰，猺獠洞蠻聞風而化，四省以安。”[8]卷二六由這段記載來看，弘治年間，金澤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節制四省便宜”，是后來的南贛巡撫之設立的開端。但無法從中追尋金澤為何在贛南安插“廣之遷民”的原因。弘治年間的《新建巡撫院記》中說明了任命金澤的原因：“皇上即位之七年，汀贛奸氓合為寇，其始甚微，萑符狗鼠之盜耳?？たh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 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哄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于西剽，其南則竄于北?！笨芍獜暮胫纹吣辏?494）開始，由汀州、贛州的“奸氓”到之后的“嶺南湖湘之不逞者”造成的這次四省動亂，是明朝廷設立南贛巡撫的起因，這個動亂的群體中確實有“猺獠洞蠻”的成分。[9]按照之后王守仁的記載，這批被金澤招撫的流民并未如其所愿的成為定居的編戶齊民，而是在正德年間再次與當地居民爆發了激烈的沖突。
二、“明清小冰期”與湖廣民遷贛的生態環境動因
萬歷《重修南安府志》對于正德年間引發“畬亂”的這批“廣之遷民”有更詳細的描述：“先是（弘治年間），廣東、湖廣旱饑，二省流民逋逃至上猶深山安插，種山輋旱禾高梁，官司未之驅逐。其后公取近住編民禾麥，盜牲畜，編民亦不之較，遂以為易，與賊首謝志珊等大肆劫略，號曰輋賊?！盵10]卷十五這里明確指出，金澤安插的“廣之遷民”實是因為弘治年間廣東、湖廣的“旱饑”才流入贛南區域的。此處記載在前人研究中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但在明代的方志資料中，卻可以得到印證。在南贛附近的湖廣郴州、廣東惠州的府縣志記載中留下了不少在成化、弘治年間的干旱、瘟疫、洪澇等自然災害的記載。例如湖廣的郴州府，在成化年間發生了大規模的瘟疫：“成化壬辰（1472），州大疫死尸遍野;成化甲午（1474），州大火焚倉庫廳榭民居;成化丙午（1486），州大疾，宜章縣亦大疫”[11]卷二十?？芍?472年、1474年和1486年這幾年，與南贛相鄰的郴州連續遭遇了大規模瘟疫和火災的沖擊。
同樣與南贛接壤的廣東興寧縣，在弘治八年（1495）“大水漂禾”、十年（1497）“牛疫”、十一年（1498）“大旱”、十七年（1504）“三月望大霜旱澇”[12]卷一。興寧縣所在的惠州府也有相應的記載，如《惠州府志》載弘治“十一年（1498）興寧大旱”[13]卷十七，“十六年（1503）大帽山寇起”，正德三年（1508）“興寧地震、四年（1509）秋七月興寧地震”“惠州飛蝗蔽天秋，七月大山殘寇犯龍川等縣”“八年（1513）興寧旱”“十四年（1519）惠州地震、興寧大旱”。可知與南贛緊鄰的廣東興寧和惠州府的其他州縣，在弘治到正德年間也密集的發生旱澇、蝗災和地震等自然災害，而與南贛地區的寇盜交相呼應的廣東程鄉大帽山寇亂的發生，幾乎與這些自然災害相伴始終。
與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湖廣郴州和廣東惠州地區相比，此時還較少開發的贛南山區成為饑民流徙的理想之地。歷任五朝的大學士楊士奇曾描述明前期的贛州道：“贛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 ，瘴煙毒霧，不習而冒之，輒病而死者常什七八?！盵14]卷五而方志中留下的南贛地區的災害記錄，僅有“成化二年（1466），南康大雹，夏旱”“弘治八年（1495）冬大疫”[15]卷二九兩條，顯然其受災程度，不若相鄰的郴州與惠州密集。因此在《（萬歷）重修南安府志》中，提到的這批畬民，才會因“廣東、湖廣旱饑，逋逃至上猶深山安插，種山輋、旱禾、高梁”。作為游耕民族的畬民，其典型的生產生活方式，是“椎髻跣足，衣斑斕布，各自以遠近為伍，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16]卷三五。其生產效率與抵御荒年的能力，都大大低于定居的漢族居民，受制于山區生態的脆弱性。“自然災害頻發導致耕地減少，為了生存，山區的農民不得不重新開墾荒地，因而很多并不適宜耕種的荒山、陡坡被重新開墾成耕地，開墾的耕地越多，對農業生態環境的破壞就越大，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17]
因此在郴州、惠州頻繁的瘟疫、旱災、地震的影響下，流動性較強的畬族率先流徙進入南贛地區。盡管在金澤的安插之下，這批畬民最初“不過砍山耕活”，但“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戳，田地被其占據”。從生產方式來看，“砍山耕活”符合畬民刀耕火種的生產習慣，“旱禾高粱”也是較為典型的畬族作物，與宋代以來普及了水田、梯田的漢民相區別。如王陽明在《橫水桶岡捷音疏》中說：“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余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谷、薯芋之類，足餉兇歲?！笨梢?，山高林密的南贛地區曾在弘治到正德年間為畬民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機遇，乃至于其人口有了明顯的增長。此時來自于美洲的山地高產作物還未傳入中國，在人口壓力的迫使下，加之畬族的游耕本就需要比定居耕種更多的土地，這一地區的畬人開始“公取近住編民禾麥，盜牲畜”，沖突逐步升級。正德年間（1506～1521），畬人與南贛上猶等地里甲居民之間的沖突規模越來越大，據王守仁在《立崇義縣治疏》中說：“上猶縣崇義、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傆嬞\占田地六里有半?！盵18]卷十
弘治年間被金澤安插在南贛地區的畬民之所以與當地居民的沖突層層升級，是當時南贛山區生態承載能力有限的一種體現，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整個中國都在此時進入了氣候與環境的轉折時期，也就是著名的“明清小冰期”。自正德年間開始，南贛地區也開始頻繁出現物候異常記錄，例如正德十三年（1518），南安府下屬的大庾縣在冬季就遭遇了大雪“平地深二尺”[15]卷二九的異常天氣。到了明后期的嘉靖年間，贛州地區的寒冷不斷加劇，嘉靖三十九年（1560）“冬十二月，郡城大雪，樹木冰彌月不解”[19]卷二二。另外一個可以標識此時閩粵贛湘山區生態變化的是該地區虎患的增加，如嘉靖十年（1531）夏，江西南安府南康縣“虎白晝入傳法寺”[15]卷二九。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贛州“安遠縣虎晝岀噬人”[19]卷二二?！靶”凇睂е碌闹参?、動物的變化，使得山區食物鏈頂端的老虎被迫下山覓食，才導致了該地區老虎白晝傷人事件的發生。[20]172 學界對于明清小冰期的開端有不同的看法，如王紹武等對中國小冰期進行系統研究，認為小冰期為1450年至1890年，也就是開始于明景泰元年，其中包括華南、閩臺、西南地區。張偉強、黃鎮國對于華南地區小冰期的研究則認為小冰期為1485年到1897年，其判斷的標準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東莞有霜，也就是降雪界限的南移。小冰期對于農業生態的影響相當劇烈，會導致災害頻發、農業歉收、生態退化和社會動蕩[21]，而這些在閩粵贛湘地區的“畬亂”與旱災、瘟疫等自然災害的相生相伴中都得到了體現?，F有的環境史研究已經揭示出，“明代的災害，以1464年為界，前為暖期，后為小冰期。水、旱、風災的次數，前段（1368～1464）合計71次，平均每年0.7次;后段（1464～1644）則達478次，平均每年2.6次，小冰期災害頻發現象很明顯。小冰期甚至與地震活動也有一定聯系，明代前段地震災害僅有24次，而后段則達189次”[22]。
在大的氣候環境劇變的壓力下，正德年間閩粵贛湘交界區域的“畬亂”，顯示出一種不同尋常的族群流動模式。自南宋大肆開發原屬于苗、瑤等民族居住的湖廣山地以來，一直以來基本遵循著漢人移民向山地遷徙、開發山地，迫使苗、瑤等民族遷徙或“漢化”——改用定居農耕方式的這一模式。明中期爆發于南贛的這次“畬亂”，顯示出另外一種流動方向，采取游耕、刀耕火種、種植高山旱作糧食的畬人，吸納大量的漢人進入深山，成為本族群的成員，這說明無論“畬”“漢”，均在“小冰期”氣候變遷和自然災害頻發的情況下出現了生計的壓力。正如王守仁指出的：“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攜帶妻女，入輋為盜。”在前人的研究中，討論的多是明代中期土地、賦役和租佃關系的變化導致的農民負擔加重而選擇“逃離國家”“入輋為盜”。所以普遍認為在王守仁巡撫南贛、平定叛亂、設立縣治、施行十家牌法等措施之后，這一地區的“畬”“漢”都接受了官方的安插和編戶入籍，成為服從教化的“新民”。
然而這其中隱含的畬民藉此被漢化的論斷值得警惕，事實上作為族群號召的“畬”的特質并未就此消失。在王陽明的描述中，這一次大規?！拜f（畬）亂”的首領：（南贛上猶等縣）“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流傳寶印畫像，蠱惑群賊，悉歸約束”。又有：“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峒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盵18]別錄二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畬族民族調查報告中，贛南地區的畬族繪有盤瓠王畫像故事的“祖圖”仍然被完好的保存著。這至少可以證明在某種程度上，從明代至今，閩、粵、贛地區的畬族的族群特征是具有穩定性的。
三、畬人及其生計方式在明后期的擴散
王陽明在正德年間對于南贛畬民的招撫安插是否改變了這一地區畬人的生計方式呢？不排除有部分畬人接受了編戶齊民，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游耕、旱作的生計方式。這在該區域方志對于“新民”的記敘中得窺一二。然而王陽明在寫給兵部尚書王瓊的信里已經明確說到：“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毐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盵18]續編二王陽明對于南贛“盜賊”的判斷還是相當具有遠見的，盡管設立的崇義等新的縣治對于該地區的穩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未達到根除的效果，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正德六年（1511）安插在安遠黃鄉堡一帶的廣東程鄉“賊”葉芳等輩。王陽明曾對其進行招撫，并在征剿桶岡、浰頭賊及寧王宸濠之亂的過程中立下功勞，朝廷曾給之冠帶以旌其功，但葉芳等眾卻更加“驕橫不受約束”。嘉靖年間“自黃鄉以北十五堡，民知有葉酋而不知有官府”，直到萬歷年間才被南贛巡撫江一麟剿平。[23]卷六
除了像黃鄉葉氏家族這樣借助平亂立功而確立了在當地的絕對控制地位的“新民”家族外，更多的畬民還是維持了之前“刀耕火種”的生計方式。在嘉靖年間修纂的《南安府志》中，對于正德年間新設立的崇義縣的介紹中還有“輋人附寄，刀耕火種，獵射為食，柔順者稍向化”[8]卷十、卷十二的記載，說明即使“附寄”于里甲的畬人，仍然保持著刀耕火種和射獵的經濟生活方式，而明代官府對于畬人的控制還是極為有限的?！笆遗品ā钡拇_讓一部分新民成為了編戶齊民，但另一方面卻促使不愿改變生活方式的畬民向福建其他區域遷徙。
在嘉靖年間編寫的廣東、福建的方志中，有關畬、瑤的記載不絕如縷，但閩粵贛湘交界區域的畬民記載卻日漸稀少。嘉靖《廣東通志初稿》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徭本盤瓠之種，產于湖廣溪峝間，即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是也。其后生息藩衍，南接二廣，右引巴蜀，綿亙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各自以遠近為伍，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盵16]卷三五曾經為俞大猷幕僚的郭造卿在《防閩山寇議》中對福建漳州嘉靖時期的記載如下：“猺人楚粵為盛，而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有之。漳猺人與虔、汀、潮、循接壤錯處，亦以盤、藍、雷為姓。隨山種插，去瘠就腴，編荻架茅為居。善射獵，以毒藥涂弓矢，中獸立斃?！边@兩段嘉靖時期對廣東、福建地區畬、瑤的記載都寫到這一時期畬人的耕種方式依然為“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的游耕農業。而這種游耕方式也使得畬人在更多情況下被看作是“流民”，如陳全之的《蓬窗日錄》就載有：“閩中有流民，畬種，潘藍呂三姓，舊為一祖所分，不入編戶，凡流崖棄地居之，耕獵以自食，不供賦役，椎髻跣足，各統于酋長，酋長名為老人，具巾網長服，諸府游處不?！盵24]卷一。
不僅游耕射獵的畬人在福建各地都有記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東南山地的進一步開發，山地族群結構復雜性進一步增強，原來屬于畬人族群特質的農作物也開始向漢人地區傳播，有關畬禾的記載頻繁出現。如（嘉靖）《漳平縣志》記：“蘭禾，似大米，宜干，畬人種于高山”[25]卷四。（嘉靖）《惠安縣志》記：“畬稻，種岀獠蠻，必山肥潤處，伐木焚之，以益其肥，不二三年，地力耗薄，又易他處。近漳州人有業是者，常來賃山種之?！盵26]卷五這里不僅提及適宜于山地種植的畬稻品種出自畬人，還特別描述了這種高山稻作的種植方法，與畬、瑤傳統的刀耕火種、游耕的種植方法高度吻合。除畬禾外，惠安地區還有畬蔗，“唯山肥潤處，種畬稻，兼種畬蔗，傍山煑煉，歲亦利”。若畬禾還有可能是自種自食，畬蔗的種植說明畬人與漢民之間已經有頻繁的交易。 山地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畬人族群人口的增長。在嘉靖倭亂之后，東南沿海地區拋荒田土大量出現，為畬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在葉春及對福建惠安十七都地區的觀察中：“倭亂以來，荒者未辟，墾者賤售，外都有力者，率坐而得之。廣藪大澤，最宜巵茜荻樜之屬，畬丁賃種，賈豎販易，是都以上多為漳民藏匿，至不可束，而自為甲，推剽斗訟，民甚苦之?！盵27]卷五。葉春及描述的惠安山區，此時有為數不少的漳州民流入，其中就有賃種的“畬丁”，所種植的主要作物“巵茜荻樜”就是靛藍和甘蔗。而畬人在福建沿海的抗倭戰爭中也據有一席之地，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倭寇進攻閩東的福安，知縣李尚德分兵五路守城，“復令曉陽快手并民壯召畬人協戰”[28]卷九。這部分在福建沿海出現的畬人，按照《惠安縣志》的說法，很有可能與其他漳州移民一起“至不可束，而自為甲”[29]卷五。倭寇侵襲之后的永?？h，也有知縣文惠“立保甲之法，以束菁戶番民”的記載。及至萬歷年間，擅長射獵用弩的畬人，仍然是地方安保的重要組成，當時羅源縣的游日隆，就曾在“明萬歷間獻保城八策于巡道馬公，有資藥弩，則用畬民，設車船以固水隘之語”[30]卷二十。
明代嘉靖時期，福建西部、南部依然有以游耕射獵為主要生計方式的畬人，同時也有部分東部沿海的畬人通過官府設立保甲的形式被納入編戶管理。但山居耕作、種植靛藍作物的農業習性并未因此改變，萬歷年間，福建著名的博物學家謝肇淛就在自己的詩文中反復提及閩東地區的畬人。如在《游太姥道中作》詩中提及“溪女賣花當午道，畬人燒草過春分”[31]卷二二，顯然是在描述畬人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妒锪侄住分刑岬健爸櫿f叢林好，其如宿莽何。山田得水少，畬戶種藍多”[31]卷二，描述的是畬戶在山地叢林種植靛藍作物的景象。謝肇淛在詩中甚至還提到了畬人在山中的生活與居住場景，如《北山雜詩》中有“畬人百口負山居，苫竹編籬草結廬?？偷娇祁^相問訊，呼兒剪蕨婦烹雛”[31]卷二八?？梢娭x肇淛彼時在閩東山中看到的畬人聚落已有百口之多，儼然是規模不小的村落，但居住的房屋仍然是“苫竹編籬草結廬”的茅草房屋，未形成清末民初的人類學家們觀察到的類似當地漢族民居的形式。有趣的是，謝肇淛還特別提到，閩東山中的畬人對于符咒、巫術的專長，并且提到他們“相傳盤瓠種也，有茍雷藍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多，云聞有咒術，能拘山神。取大木箍其中云為吾致獸，仍設阱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阱，饜其欲而后已”[32]卷六。這里提到畬人能夠使用符咒來捕獵，其真實性固不可考，但顯然可以說明對于明末閩東山中的畬人來說，捕獵依然是其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
結 論
明代前中期，由于戰爭、饑荒等原因，一部分居于湖廣、廣東的畬（瑤）人流動到了江西、福建和廣東交界的區域。他們依然保持著刀耕火種的耕作習慣，具有較其他漢人農民更強的流動性，砍伐山畬和捕獵、種植靛藍和甘蔗等經濟作物支撐著他們的生活。贛南地區的山高林密給這部分畬人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間，其人口可能出現增長，與此同時與定居的漢人村落沖突也加劇，其他地區的失籍人口在這一時期進入畬人聚居區，逃避明代日漸不公平的賦役負擔，最終釀成了明中期大規模的福建、廣東、江西、湖廣交界地區的“輋（畬）亂”。盡管在王陽明平定此次亂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將部分畬民收入編戶里甲，但在這一地區游耕的畬人蹤跡在史籍中仍然不絕如縷。
閩東、閩南沿海地區畬民的經濟生活可能以租佃漢人土地、山場為主。雖然也可能有陳全之《蓬窗日錄》“凡流崖棄地居之，耕獵以自食，不供賦役”這樣的情況存在，但閩東、閩南是福建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在南宋就以“地狹人稠”著稱，存在無人山林田土的可能性較小。羅源縣的國學生葉廷龍，“曾捐徐公里山地與畬民耕種，不取其租”[30]卷二十。這恰恰說明其他畬人耕種的山場可能多向漢人地主租佃而來。嘉靖年間福建沿海遭遇了大規模的“倭亂”，因倭亂而拋荒的大量土地，為這一地區的畬人提供了更多的生存契機。他們不僅在抗倭戰爭中為當地作出了一些貢獻，在倭亂之后還被編入了當地的保甲，倭亂后這一區域曾經有官府“招民墾荒”的舉措，部分畬民在此時獲得了土地。而更多的畬人還是生活在山林地區，采取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畬族人口在這一時期有所增長，謝肇淛在萬歷年間已經目睹了人口逾百的畬人聚落，閩浙交界的沿海丘陵地區，成為了畬族新的聚居區域。從這個視角來看，王陽明在正德年間平定“畬亂”，一方面直接造成了畬民從南嶺東端的歷史居住地——閩粵贛湘交界區域的外遷，另外一方面，在新的政府管理設置——新的縣治和十家牌法、南贛鄉約的推行之下，該地區畬民與漢民的融合進程加快，促成了客家民系在明清時期的最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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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E PEOPLE'S ACCULTURATION DURING THE 'LITTLE ICE AG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Juncture Areas
of Fujian， Guangdong， Jiangxi And Hunan Provinces
Liu Tingyu
Abstract： The juncture area of Fujian， Guangdong， Jiangxi and Hunan provinces is the historically inhabited area of the She and Hakka people. During the era of Emperor Zhengde of the Ming dynasty， Wang Yangming suppressed the rebellion in southern Jiangxi and laid down the 'Ten Brands Law' ， the She people and other immigrants in this area became 'new residents' . After this event， the history record about the She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this event was labeled as an important turning-point of the She people's acculturation. This essay is aiming to sort out all the history records on the change of ethnic groups in these areas sinc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o retrospect the origins of the She's rebellion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from angl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thno-history.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caused by the 'Little Ice Age' which started from the era of Emperor Hongzhi of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She people's migration from Guangdong and Hunan provinces to southern Jiangxi， it was also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background that enormous impacts resulted from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ethnic groups integration in the juncture area of southern Jiangxi and western Fujian during the period when Wang Yangming ruled Jiangxi.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juncture areas of Fujian， Guangdong， Jiangxi and Hunan provinces; the ‘Little Ice Ag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e people’s accul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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