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升級對居民消費規模的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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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隨著我國居民對生活品質要求的提高，商品消費領域迎來顯著的消費升級趨勢，但居民總體消費規模變動尚未產生明顯變化，消費升級是否能夠帶動居民整體消費規模增加成為亟待研究的問題。文本運用反事實分析框架下的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消費升級趨勢在擴張性貨幣政策與緊縮性貨幣政策兩種情況下對居民消費規模所產生的影響。研究表明：若政府采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擴張消費規模，消費升級趨勢有效促進了政策效果的延續;若政府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調控消費規模，消費升級趨勢有效控制了消費規模的回落。
關鍵詞：消費升級 消費規模 貨幣政策 反事實分析
引言
近年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居民充分釋放消費能力，使得商品市場迎來了顯著的消費升級趨勢。消費升級是居民通過“用腳投票”的消費方式，逆向驅動產品市場不斷提升產品結構水平，進而推動消費水平上升的螺旋式過程。但我國總體消費率始終沒有發生較大轉變，消費率低迷導致內需始終沒有產生顯著擴張，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始終無法得到發揮。同時，由于整體消費規模極易受到宏觀貨幣政策調控的影響，找出影響居民消費率與總體消費規模的關鍵因素變得越來越困難。陳利馥等（2018）的研究中指出，涉及居民消費率的影響因素眾多，影響率最大的因素也隨著時間變動而不斷發生變化，對居民消費的研究更應該著眼于能夠在未來有效提升居民消費率的因素中。本文基于新一輪消費升級能否帶動居民消費規模增長展開研究，充分考慮在不同政策影響下消費升級所承擔的真實作用，以評估消費升級趨勢的真正效果。
相關文獻綜述
通過促進居民消費規模激發經濟活力，一直是理論學界的主要研究內容，夏妍和程斌（2016）認為居民消費決定于居民需求，所以要通過進一步的供給側改革發展產業供給能力，進而創造更多有效需求，通過發揮消費升級下市場吸引力，引導居民優化消費結構。韓術斌和肖歆（2016）的研究中認為，利用消費升級的促進作用，需要根據市場需求進行有條件的供給內容改革，為居民創造更為有效的要素配置，才能滿足新常態背景下居民整體消費規模的擴大需求。解決上述理論爭端，需要構建消費升級趨勢和居民消費規模之間的實證關系研究，分析消費升級趨勢能否推動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在這一理論思考的基礎上，展開對消費升級方向的分析。杜丹清（2017）認為，分析消費升級對居民消費的影響，需要在不同政策環境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基于這一認知，本文分別構造擴張貨幣政策環境和緊縮貨幣政策環境中居民消費變化情況。
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及數據設定
本文的實證研究首先需要評估貨幣政策對消費升級趨勢所產生的作用，再考察消費升級對居民總體消費規模的影響。之所以考察貨幣政策的驅動效果，是由于本文認為，消費升級趨勢本身是受到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背景影響而產生的基于市場渠道的典型效應，本文將構建一個典型的SVAR模型以評估政策沖擊對消費升級所產生的影響。在這一基礎上，本文將采用Lettau等（2002）的二階段分析框架，第一步估計一個基準的SVAR模型反映貨幣政策對于消費規模的總體影響，評估現實情況下政策沖擊對消費規模產生的效果;第二步采用反事實分析方法關閉消費升級在沖擊中的渠道效用，評估不同政策效果下消費升級的中介效應。結合上述兩步能夠總體判斷不同政策環境下消費升級影響消費規模的差異，從而評估消費升級趨勢能否有效促進居民整體消費規模的提升。
不同政策環境下消費升級反饋的反事實分析
?。ㄒ唬U張性貨幣政策中消費升級對居民消費規模的影響
首先考慮擴張性貨幣政策中居民消費規模所受的影響。根據上文中建立的5變量SVAR模型，首先根據水平形式的基準SVAR引入常數項，根據AIC/SC信息準則判斷變量間的長期關系，本文所采取的變量均具備長期穩定的相關性，根據殘差序列自相關檢驗，變量間存在同階協整關系，并據此選擇滯后階數為2。圖1中的實線代表實際情況中（即存在消費升級渠道）居民消費規模對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反應，對于1個單位標準方差的政策沖擊，居民消費規模呈現位于第一象限明顯的倒U型分布，政府所采取的擴張性政策導致消費規模在當期作出反饋，并發生顯著的正向攀升，其峰值出現于滯后6期，為1.17%，此后開始回落，政策影響持續到第24期。
如表2所示，從第6期的方差分解結果來看，CS（消費升級）對C（消費規模）的分解貢獻度為40.2%，其次為對M1（政策沖擊）的分解貢獻度，達33.2%;同時在C（消費規模）的縱向分解貢獻中，40.2%的貢獻度遠大于第二的M1（政策）沖擊的14.1%貢獻度。說明在擴張性政策環境中，消費升級趨勢較好擴張了整體消費規模。這一結論與王青和張廣柱（2017）的研究結果類似—在政策驅動下，消費升級擔任了政策傳遞渠道，有效促進了居民消費規模的上升。
納入反事實分析后，按照前文所述實驗方法，關閉方程中消費升級影響消費規模的同期影響系數與滯后1、2期影響系數，且保證其他變量不變，對模型（4）所述的矩陣進行再度計算，其擬合曲線為圖1中虛線部分。結果顯示，消費規模響應的峰值降為1.01%，整體函數曲線仍然呈現倒U型分布。同時在第14期，反事實模擬的降低速度開始慢于實際情況，說明在不存在消費升級渠道的情況下，擴張性政策對于消費規模的擴展作用將會減弱，消費升級的響應峰值變化率為：（1.17%-1.01%）/1.17%*100%=13.67%，說明在擴張性政策環境中，消費升級對于居民消費規模有較強提升效果，能夠使得消費規模產生13.67%的上升幅度。
（二）緊縮性貨幣政策中消費升級對居民消費規模的影響
其次考慮緊縮性貨幣政策中居民消費規模受消費升級的影響。同樣根據水平形式的基準SVAR引入常數項，根據AIC/SC信息準則判斷并選擇模型滯后階數為1。圖2中，對于1個單位標準方差的緊縮貨幣政策沖擊，居民消費規模呈現位于第四象限明顯的U型分布，緊縮性政策導致消費規模在當期產生明顯負向反饋，其谷值于第6期產生，為-1.12%，此后開始上升（但仍為負向影響，且始終沒有攀升至第一象限），大約于15期逐漸平穩至-0.04%的影響度。 如表3所示，從第6期的方差分解結果來看，CS（消費升級）對C（消費規模）的分解貢獻度為36.1%，其次為對CPI（物價）的分解貢獻度，達12.6%;同時在C（消費規模）的縱向分解貢獻中，36.1%的貢獻度高于消費（總體）沖擊的22.1%貢獻度。說明在緊縮性政策環境中，消費升級同時具備渠道作用，使得居民消費規模出現顯著變化。
與擴張性政策的反事實分析一致，關閉方程中消費升級影響消費規模的同期影響系數與滯后1、2期影響系數，且保證其他變量不變，對模型（4）所述的矩陣進行再度計算，其擬合曲線為圖2中的虛線部分。消費規模響應的谷值-1.14%，函數曲線同樣呈現U型分布。同時在第14期，反事實模擬相比實際情況開始出現緩慢變大的負向影響，說明在不存在消費升級渠道的情況下，緊縮性政策對于消費規模的收縮作用將會減弱，消費升級渠道作用的響應峰值變化率為：（-1.14%-（-1.21%））/（-1.21%）*100%=5.79%，說明在收縮性政策環境中，消費升級能夠有效抑制消費規模的下滑，進而控制消費規模的進一步下降，使得消費規模產生5.79%的上升幅度。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反事實分析視角下的SVAR模型分析消費升級與居民消費規模之間的聯系，研究表明，消費升級能夠有效促進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大，這一結論在擴張性政策環境與緊縮性政策環境中均成立。即在擴張性政策環境中，消費升級趨勢擔任了政策擴張的渠道作用，使得政策傳遞更加有效，進而推動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大，擴大水平約為13.67%;在緊縮性政策環境中，消費升級趨勢導致居民具有消費慣性，保證了消費規模不會進一步下滑，有效抑制了居民消費規模的收縮，從而在居民消費規模受政策影響發生下降時，產生行為性的小幅回升，回升水平約為5.79%。本文通過引入反事實分析框架，模擬了不存在消費升級渠道的消費規模情況，避免了居民消費研究中常見的內生性問題，有效發掘了消費升級對消費規模的真實作用。
由于我國消費升級趨勢方興未艾，消費升級對于居民消費規模的促進無疑是解決我國長期低迷的消費市場的一劑強心針。保持供給側改革力度，首先從產品供給結構上保持消費升級的原動力，避免消費升級的結構斷層，充分挖掘居民消費潛力，轉變我國居民過度儲蓄的現狀。通過本文分析運用的反事實框架，揭示了消費升級趨勢在不同政策環境中的促進和保障作用，只要緊抓消費升級渠道不放松，就能凸顯居民消費上升的經濟拉動效果，提升國民經濟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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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忠東.住房價格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效果—基于SVAR模型的反事實模擬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201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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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妍，程斌.我國農村流通業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協調發展機制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16（13）
5.韓術斌，肖歆.商貿流通業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影響實證分析[J].商業經濟研究，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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