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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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
十一歲之前，我住在一個村莊里，無法想象有地方比縣城更遠。從我家到縣城，四十里，這是我理解的世界的半徑。我看過外國人，在電視里，在這臺從姑媽家借來的黑白電視里，他們頭發卷曲，高鼻深眼，名字長得憋一口氣都說不完，穿著可笑的禮服和長裙。看第一眼我就不喜歡，說中國話也不行（他們的確都說中國話，每一集電視劇結束都會出現一長串配音演員的名字）——竟然還有人長這么丑。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感受，圍在十四英寸電視機前的一屋子街坊鄰居都不喜歡。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四鄰里只有我們家一臺電視，一到陰天下雨和晚上，沒活兒可干的鄰居就聚過來。他們說，換臺換臺，外國人不好看。我就走到電視前，咔咔咔擰半圈轉到另外一個頻道。能收到節目的就兩三個頻道，我們寧愿看另一個頻道里跟我們沒有任何關系的廣告。
十一歲，我去鎮上念初中，一半好奇一半虛榮，我向念高中的朋友借來兩本外國文學名著，《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拿到書的時候，我能聽見那些下雨的午后，因為不喜歡那些外國人我換頻道的堅硬的咔咔聲?？晌乙呀浭莻€中學生了，得做個有學問的人?！都卫蛎妹谩泛汀墩淠莨媚铩肥俏易钤缱x的外國小說。我幾乎是硬著頭皮翻開了第一頁;讀得出乎意料的順，除了故事我可以完整地復述出來，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外國人名我竟然也都記住了。當我說出那些復雜冗長的外國人名時，我覺得我的舌頭正在跳傳說中的芭蕾。也許正是這些古怪的名字激發了我對外國文學的興趣，接下來我借了《復活》。向同學們講述卡秋莎·瑪絲洛娃的故事，每次說到公爵，我都說出他的全名，德米特里·伊凡內奇·聶赫留朵夫，小伙伴們的眼瞪大了，你可以想象我的虛榮得到多大的滿足。顯然，這不是簡單的記憶力問題。
瑪絲洛娃和聶赫留朵夫在相當程度上激發了我對外國文學的閱讀興趣。從《復活》開始，我逐漸進入了持久、自如的外國文學閱讀。那點可笑的虛榮是個好東西，異邦人和異質文化對我不再是障礙，反倒成了吸引，由此也修正了我對外國文化、外國人（包括名字、長相、生活習慣等）的拒斥和偏見。我甚至更愿意閱讀外國文學，看外國電影。事實上也如此，時至今日，我讀過的外國文學，看過的外國電影，在量上肯定遠遠大于中國的，盡管我畢業于中文系，拿的是當代文學的碩士學位，寫的是中文小說。
二
讀了一堆書未必要成為作家，也未必能成為作家。高中時我開始寫第一篇小說，鬧著玩;接著又寫了一篇，深受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影響，古典、糾結，背景是戰爭，寫得很認真，但依然是鬧著玩。我也寫詩，不過都是那點小文藝情懷和青春期傾訴的欲望作祟，從沒想過未來要靠這個行當吃飯。我只是讀書，中國小說、外國小說，我想學的是法律，要做的是律師。高考志愿前面一大串報的都是法律，只在最后填了一個中文，考砸了，一頭鉆進了中文系。我有被閃了一下的失重感，整個大一都沒回過神來。能做的就是整天進圖書館，用巨量的閱讀把我扶正。這是我一次長達一年的純粹為閱讀而閱讀的經歷，悲壯地坐在圖書館里，看不清前路地抱著一摞摞借來的外國小說奔走于宿舍和教室。大一暑假，一個人待在校園里，某個黃昏，夕陽半落紅霞漫天，我抱著一本書兩眼迷離地從宿舍里走出來，迫切想找個人告訴他，我知道我該干什么了。
——當個作家。
閱讀本身終于扭轉了我的志向。我把它稱為“讀開了”，第一次“讀開”。大量的閱讀突然就讓你明白了事理，給了你自信，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可能做好，哪些事情你永遠也做不了，它給你打開了一條新的路。我的閱讀開始有了目的，為寫作而閱讀。也因這個緣故，我發現就讀的這所大學的圖書館不夠用了。閱讀是一張發散的網，一本書會勾連起另一本書，一個作家要帶出來另外一個作家，彼此交叉糾纏，我的閱讀之網在這個圖書館里經常一不留神就得斷掉。外國小說，尤其是被我心儀的大作家掛在嘴上的那些經典，按圖索驥想找到它們時，抓耳撓腮也找不著。很多想讀的書都沒有。那個圖書館不算小，對一般的中文系學生來說綽綽有余，教科書上提及的作品基本都有;但對立志要見賢思齊的寫作者，必須另有一個別致的圖書館，用以收藏和存儲那些刁鉆和稀奇古怪的作品。我需要的是一個作家的圖書館。
欠下的書單有一堆，我的閱讀欲望無望地積壓在一起。天上掉下餡餅，大二結束時我獲得一個去另外一所大學續讀的機會，那所大學有一個巨大的圖書館。第一次翻看外國文學的索引卡時，我已經激動得氣短，那么多尋而不遇的外國小說的書名都被藍黑墨水工整地寫在卡片上。這下發了，好像那都是我的私有財產。
接下來就是“惡補”，那時候讀書的確有副窮兇極惡相。每次借書都要滿額，還書的速度也比別人快。因為是插班生，任課老師的點名簿上沒我的名字，不喜歡的課我都逃掉，不在圖書館就在宿舍，斜躺在床上看書。欠下的閱讀債還完以后，我開始了更加瘋狂地閱讀。大概很少人這樣閱讀：外國文學占了圖書館一樓的半個廳，國別語種之外，依照字母順序一架架排列，我就照著字母順序開始讀，每個國家和語種的小說都是從A讀到Z。
大三、大四那兩年，我幾乎不抬頭。閱讀低著頭，寫作也低著頭;圖書館在山上，宿舍在山下，每天上山下山也都低著腦袋，胳肢窩里永遠夾著兩本書。因為插班，因為上課少，集體活動也很少參加，畢業時和班上的好多同學都沒說過一句話。我不知道別人是否覺得這種饕餮式閱讀可笑，但如果你要和我一樣，積壓了如此沉重的閱讀欲望，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才得到這樣一個閱讀的盛宴，你就能理解我：饑餓的人的確會撲到面包上。
往返于圖書館和宿舍的那兩年，我沒意識到肚子里裝了不少書，對我來說那是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沒什么好說的。畢業后，我去大學教美學和寫作，在寫作課上，我才發現自己真讀了不少外國小說。我把陳舊的寫作教材扔到一邊，自行其是，按照自己對寫作的理解來講。分若干講，每一講只談小說的一個問題，比如語言、細節、故事、結構、開頭、結尾、對話、主題、標點符號，等等。備課時我要從諸多經典和優秀的外國小說里提取例證，除非必須刻板地摘錄引文，我幾乎不需要查閱資料，讀過的外國小說從黑暗的記憶中一部部浮現出來，憑印象我就可以大差不離地把小說中相關的內容復述出來，把問題講清楚。搬家的時候我翻到十年前的教案，備的都是簡案，一講的內容有的只有兩三張紙，要點下面通常只是一部部外國小說的篇名和書名。我才發現當時的確讀了不少書，那么多現在已然模糊乃至完全遺忘的作品在當時竟可以信手拈來。年輕真是好，記憶力也咄咄逼人。要在如今，哪一講都得把自己折磨死，兩三張紙是無論如何也不夠用的。 這是我第二次把自己“讀開了”，在對外國文學的接受和理解上。讀開的結果不僅讓我順利地完成了那兩年的教書任務，更在于，那些經典的作品于我的寫作裨益非常。我閱讀，我理解，我運用。或許真如別人所說，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外國文學給我們的寫作提供了壓倒性的營養。
三
某年參加一個文學會議，討論現代文脈與今日寫作，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與會的學者和批評家們都在談中國文學的傳統、談繼承，談“五四”以降的現代文脈于中國當下的寫作之重要;而作家們談到自己的創作時，完全是數典忘祖，甚至典都不是中國的典，對他們的寫作產生重大影響的絕大多數是外國文學和外國作家。一方面是傳統之重大、文脈之久遠，一方面卻是別開蹊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們有一大堆自己的好東西，為什么還要千里迢迢地“拿來”呢？“拿來”倒也無妨，怎至于如此數典忘祖地近乎全盤“拿來”呢？會議結束，我將自己的觀察求教于學者，沒有得到富有說服力的解答。
其實我們都明白，新文學是“現代”的產物，晚清列強來襲，國門洞開，我們的文學“被”強行“現代性”了。有了“現代性”這個東西，我們發現，文學跟過去的傳奇和話本小說，跟明清的一些市井小說不太一樣了，它的內傾、反思、質疑，它用以實現內傾、反思和質疑的技巧和敘述模式，都和老祖宗的東西區別了開來;它把我們的文學從平鋪在生活和世俗的表面，拽進了生活黑暗的縱深與人物復雜幽微的內心。一個必須開眼看世界的時代，一個必須深入地自我反思和發現的時代，世俗層面上的故事，人心之外的故事，已經沒有能力及物、有效地接近和抵達我們以及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的真相。
現代小說本來就是舶來的，源頭在西方，它的一整套行規拿到眼下的中國，的確也可以更有效地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我們就是抹不開這個面子：傳統從來都是偉大的，中國當代文學當然只能是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繼承與發展，沒有魯迅，我們如何能夠想象今日的寫作？數典忘祖的行徑我們不能接受。沒錯，中國當代文學的確是走在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開辟的道路上，但你不能由此推斷當代文學必然就走在自家的直線上。它可能會拐彎，可能出現岔道，可能會與其他的道路交叉、并軌;它姓“中國”，并不意味著它就是個沒有納入別一種基因的純種。魯迅當然是現代文脈最重要的一支的源頭，魯迅就那么“中國”？他的《狂人日記》從題目、形式到內容，都從俄國來。他在《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所動用的敘事資源，他的振聾發聵的“現代性”，接的顯然也不是古典小說的軌。
但在那次會議上，一部分學者和批評家們似乎放任魯迅的旁逸斜出，卻希望將當下的寫作強硬地編制進中國的“傳統”和“現代文脈”里。
當然，這也是個周期性發作的老問題，我們太想“純粹”和“一塵不染”了。20世紀80年代，林毓生先生在《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就已經開始探討這個命題，林先生的態度倒是比較實事求是，他從外來文化為我所用的角度反方向地闡明了該問題：“簡單地說，是把一些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經過創造性的轉化的符號與價值系統，變成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這里所說的改造，當然是指傳統中有東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這種改造可以受到外國文化的影響，卻不是硬把外國東西移植過來。”這一以我為本的創造性轉化充滿艱辛，中國文學傳統的現代性轉換更是道阻且長，它要從核心處找到適用和提升當代寫作的寶貴資源。
這些年文學界也一直在進行“回歸傳統”的努力：大踏步后退，章回體的實踐，方言寫作，回到最基本的市民生活，等等，但基本上流于形式，動不了文學的根本。
也許事情確乎如此，外國文學給我們當下的創作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源頭活水。當我們的作家在直面當下的生活，在正視我們最真實的內心時，可資利用的現代小說精神，可供實現最直接、最有效的自我表達的最順手的敘事工具，如果它們來自外國文學，那我們必須承認，“狼奶”也是“奶”。當然，從我們自身的文學傳統中尋找新的文學生長點的努力，同樣需要持之以恒地進行下去，傳統中必將有那么一部分無比地契合在這個傳統中生衍了千萬年的讀者與寫作者。
四
這幾年開始讀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化。
開始只是語言的需要。語言是個奇妙的東西，你不從根本上抓住它，在語言的海洋里你就會慢慢地浮上來，表達變得越來越不及物。那些準確的、本質的、無限逼近真相的東西沉睡在海底，當你的語言鞭長莫及，你就會陷入深刻的無力和無助感。當下的語言固然鮮活，有一定的表現力，但生發出這些新鮮語言的根本依然在古典文學中，所謂萬變不離其宗。所以，每寫一部篇幅稍長的作品之前，我都會讀一些古典文學，深入感受一下文言的魅力，希望那些美妙的語言能夠充分浸潤身心。余音繞梁三月，就可以支撐我寫出三五萬字了。
這個習慣保持了多年，很功利，就沖著語言的好感覺去。但這幾年，大量閱讀和重讀古典文學，就不再膚淺于語言之表之用，而是想在文化和思維的路徑上跟傳統接上頭。是人到中年，文化的基因作祟，逼迫我回望源頭？不知道。我依然認為中國傳統文學缺少現代性的質素，但有些想法正在經歷緩慢的調整：為什么一定要對文學繩之現代性呢？如果不以此為文學的唯一標準，今天的文學是否會有另一番可能？中國古典文學既然幾千年前來能夠形成如此沉雄厚重的傳統，必然有其合理性，那么，這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即便是意欲對之做“現代性的轉化”，也需要融會貫通、知己知彼。
此外，另有新的想法出現。
很多年里我們一直強調與世界文學“通約”，我們希望自己的文學在與歐美文學同臺競技時得到一個最大公約數，我們求一個“同”。為了這個“同”，我們選擇性地趨附、迎合乃至自我閹割而不自知，我們以“西”和“西化”馬首是瞻，基因中的“東方”和“中國化”一定程度成了我們文學和藝術的原罪，避之唯恐不及。而在文藝作品中大規模地使用“符號化”的意象和細節，看上去似乎很中國，究其深層心理，未必不是對西方的反向模仿。我當然不認為求取“最大公約數”是個問題，世界范圍內的文藝，公約數是相互理解與交流的前提;有問題的是，“最大公約數”成為我們文藝的唯一旨歸。
必須承認，最大公約數在今天變得越來越容易，也越來越廉價。全球化已然產生了加速度，短短數年內這個橢圓的世界一覽無余，成了“平”的、透明的，我們的生活在無限地趨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同質化都是人類無法避免的歸宿。避免同質化，最大限度地做“這一個”，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多少種可靠的藥方，我能想到的，也許就是：認真地辨析出哪些是真正有價值和意義的“公約數”，守住它的同時，盡可能拓展和發掘出自身的獨特性，勇敢地亮出你自己。我們的獨特性在哪里？我們從哪里來？
——傳統。沿傳統溯流而上，我們才能找到自己的源頭。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回頭讀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化，也便有了單純的審美之外的更加開闊與豐厚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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