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失敗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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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初期，風雨飄搖的清廷又一次開啟了艱難的社會改革運動。這場改革內容包括編練新軍、改革官制、鼓勵商業、興辦新學、改革法律等等，但是這樣一場旨在維系統治、破解困局的改革最終卻走向了反面，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究其原因，一是封建保守的專制制度不能滿足各方急劇增長的參政要求：二是改革的熱情與政策效果的走樣變味，加重了百姓的負擔：三是統治集團內的分裂，立憲派傾向了革命。
關鍵詞：清末新政;現代化;改革;立憲
中圖分類號：K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9）03-0040-03
一、清末新政涵蓋范圍廣、持續時間長
清末新政范圍上比洋務運動廣泛。洋務運動主要是由地方實力派官員主導的愛國自救運動，它的指導思想是中體西用，主要內容在于發展實業，而且主要分布于東南沿海等西方列強滲透較多的地帶。而清末新政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并且得到朝野內大部分政治力量的支持。其次，清末新政比戊戌變法持續時間更長。戊戌變法太過于短暫，甚至在它未被大眾廣泛知曉之前就被扼殺，所以沒有對中國社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而清末新政持續達十一年之久，期間崛起了新興的政治勢力，社會風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實業的發展為新興的資產階級革命帶來了更加深厚的土壤。即便是這樣一個看似政府主導、順應潮流的現代化運動，也因遭致體制內外勢力的強烈反彈而失敗。歷史總是以這樣無奈的邏輯向前演進，清末新政失敗的原委值得后人探尋并深思。
二、清末新政失敗的原因探析
中日同時作為遭受西方侵略后實施改革的東方封建國家，結果日本因為封建專制統治注入了現代性因素而成功，清廷不但沒有達到消弭革命、維系統治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崩潰的步伐。糾其原因，一是封建保守的專制制度無法滿足各方勢力急劇增長的政治參與要求，因而招致了普遍的不滿和懷疑;其二，集體的改革熱情與異化的政策效果之間的矛盾，原本旨在維系自身統治、開啟現代化進程的各項改革措施在具體的實施中大多走樣變味，百姓尤其是農民的負擔更加沉重了，知識分子的信仰破碎了，大批西化的學生和軍人被革命派拉攏;最后，滿清貴族嚴重的民族主義傾向導致漢族官僚離心，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分裂，立憲派最終大多傾向了革命。
（一）封建保守的專制制度與急劇增長的政治參與之間的矛盾
晚清時期經過十九世紀中后期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列強在華資本輸出之后，民族工商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我國的民族工礦企業到1901年僅有156家，到1911年資本在萬元以上的企業就達到700多家，資本總額為13億元，產業工人增加到60萬人。20世紀的頭10年，我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達到新高峰，清末新政期間鐵路發展尤其迅速，到1911年約達9000公里，比1895年約增長20倍。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支新興的政治勢力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們強烈要求清政府提供可供表達政治訴求的渠道，然而專制傳統過于濃厚的清政府采取了蠻橫的打壓政策。咨議局和資政院作為未來議會政治的嘗試備受各方關注，地方咨議局享有財政、預決算、應革事項、稅法、選舉等立法和監督權力，客觀上有助于監督和制約督撫，發揮議事參政的作用，但是它在短暫的實踐中卻迅速變成了反清宣傳和策劃陣地。這是因為，其一，地方督撫大多把咨議局當做政治點綴的工具，造成二者的尖銳對立;其二，咨議局議員的選舉有著性別、財產、職業等諸多限制，導致選舉權被選舉權只能為大地主、大官僚和資產階級上層人物所享有，代表人口多數的中小資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和婦女都被排除在外;其三，由于清政府喪權辱國的行為嚴重透支著自身合法性，咨議局策動全國大聯合要求速開國會，清政府懼怕權力流失而與地方督撫相互勾結拒絕履行。
在這方面，清政府似乎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洋務運動中崛起的地方督撫已然掌握著地方的財政和軍事大權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加上地方咨議局一開民聲鼎沸，一時間開放權力的呼聲日甚一日，而后發現代型國家的發展邏輯要求權力和權威在早期階段相對集中以確保權力運作的有效性，二者構成了深刻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使得全國各階層勢力均想擴大政治參與，一時間上書請愿、武裝革命、咨議局選舉爭奪等合法與不合法的方式競相涌現，然而掌權派對于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斗尚且自顧不暇，對于民眾普遍要求的立憲事宜只是許以九年的預備立憲。各方勢力的政治訴求沒有得到回應后發生了進一步的分化組合，形勢對清政府越來越不利，這其中以革命派最甚，他們指責清政府的立憲是一場騙局，滿清政府已完全淪為洋人的朝廷，對于這種完全喪失合法性的政府只能以革命的手段顛覆之。造成這種窘境的必然原因之一，是清政府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組織起有效的抵御，已沒有足夠的合法性整合社會力量以完成立憲。其次，以載灃為首的滿清貴族少壯派，他們全然不具備慈禧那種久經官場的政治資歷和手腕，載灃其人保守懦弱、目光狹隘，缺乏運籌帷幄、統攬全局的能力，導致改革派樹敵過多，忙于應付內部的爭權奪勢，對于地方上風起云涌的民眾運動只是采取暴力打壓政策和玩弄政治欺騙。最后，根本的原因是彼時的封建專制傳統過于濃厚，無論是清廷的哪個派系都不具備真正開放民主、變革體制的誠意和魄力，他們只是把立憲作為重樹自身合法性的招牌，以堵悠悠之口，行維系專制之實，又怎能認真回應各方勢力的政治訴求？
（二）集體的改革意識及熱情與異化的政策效果之間的矛盾
其一，改革與財力脫節。清末新政期間大小官員借新政之名行以權謀私、盤剝搜刮之實，農民的負擔大大加重了;其二，廢除科舉使得道統與政統從此分裂，知識分子通過讀書進入仕途的道路被堵死，從此成為體制外游離的人群，極容易被拉入革命的陣營;其三，編練新軍、舉辦新式學堂和派遣留學生本意是為了培養適合改革潮流需要的群體，但是這些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人群后來成為清廷的掘墓人，這大概是清政府萬萬沒想到的。
大清帝國即使到了末期，統治者長久以來形成的奢侈的生活習慣仍然難以改變，作為力推新秩序的主導者應該樹立一種除舊布新的嶄新形象，如果最高權力中心自己沉浸于特權享受的同時還賣力向普通大眾推銷嶄新的社會秩序藍圖，這不能不引起民眾的普遍反感與質疑，以至于上行下效，營私舞弊、貪污腐化之風愈演愈烈。一些人借著新政的名義中飽私囊、任人唯親，比如曾任滬寧、京漢鐵路總辦和郵傳部左侍郎的唐紹儀，“在海關或鐵路或郵傳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撈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親屬或姻親，或是他的廣東同鄉。他在郵傳部任職期間任命的四百個人中，有三百五十個是他安插進來的”清末名士孫寶碹就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夫以數千年弊壞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見識者不能奏功。而今之當軸者，半皆不學無識之徒，所謂力小而任重，鮮不覆也，悲夫！”彼時正值清王朝末期，遭受外國列強欺凌和本國封建壓榨的百姓生活早已困苦不安，官民矛盾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此時任何對于百姓更加苛刻的盤剝都會帶來底層百姓更加強烈的反彈。但是權力中心顯然失之長遠的考慮而急于求成，導致的結果是大小官員為了籌集完成中央確定的指標所需要的資源而加重對于百姓的攤派，就連立憲派的端方也感嘆：“以中國地大，只求一里有兩個警察，年已需五萬萬，以全國稅收，辦一警察尚復不夠，何論其他！”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這些負擔最終都要轉嫁到老百姓的身上，致使農民的利益受損，由政治冷漠者變成反對者。清末新政期間，各種苛捐雜稅也是由地方官員和劣紳假借新政的名義自行增加，巧立名目，敲詐勒索，百姓失去了活路只能起來抗爭，抗稅斗爭、搶米風潮和罷工斗爭層出不窮。清廷也承認：“近年來民生已極凋敝，加以各省攤派賠款，益復不支，剜肉補瘡，各省督撫因舉辦地方要政，又復多方籌款，幾同竭澤而漁”。 科舉制的取消更是讓數千年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好信念從此破碎，無數知識分子無法重新構建起對于前途命運的信仰而陷于悲憤絕望變得更易被鼓動，這一部分未被體制吸納的群體成為游離于體制之外的不安定分子。而清政府在教育、軍事方面的改革更是塑造了一批新型的軍人、學生，他們受到西方先進文化的深刻影響，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在他們心中產生強烈的反差，而新的社會整合方式顯然不能將這些人吸納進去。亨廷頓認為，最堅決最不妥協的革命力量存在于大學校園里，學生是最堅決的革命者。事實證明，正是晚清政府派遣的出國留學生后來成為了辛亥革命的發起者和宣傳者，而革命正是由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首先發動的，他們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當然統治集團內部也不乏先驗之人，比如地方大員張人駿就認為，新政一則增級財政開支，可能加重百姓負擔，二則有些措施，比如編練新軍、選派留學生等對朝廷未必有利，這些接受西化的新群體可能拋棄傳統的封建論道德，更易受民主、自由、排滿思潮的影響而投入革命的陣營。歷史的發展果真如此，晚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同時也為自己挖好了墳墓，不斷推進改革的過程就變成了不斷地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過程。
（三）滿清貴族的民族主義傾向導致漢族官僚離心離德
在滿漢隔閡、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問題上似乎最高統治者也早有察覺，慈禧召見盛宣懷時就曾抱怨：“現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撫全是瞻徇，即如州縣官，案件尚不肯說真話”。甚至有學者指出，清亡實始于漢族團練。太平天國時期，由于八旗和綠營的戰斗力低下，清政府仰仗漢族官僚的團練鎮壓太平軍，這個時候崛起的有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從此以后兵為將有，滿重漢輕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加之洋務運動期間漢族官僚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興辦的各種實業儼然成為地方私產，而紅頂商人盛宣懷和胡雪巖等也成為資本精英的代表人物，漢族官僚已經崛起為清廷內部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他們為了進一步在與滿清貴族的政治博弈中撈取更多的資本，成為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的積極倡導者，慈禧太后雖然能輕易地阻斷變法和控制皇帝，但是他們背后強大的漢族官僚勢力卻是不敢與之決裂的。相反，八國聯軍侵入北京之后，滿清的統治合法性進一步被削弱，以滿清貴族為主體的中央政府威望掃地，以漢族官僚為主的地方實力派逐漸成為左右局勢的關鍵力量，可惜的是滿清貴族在統治階級內部力量對比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仍然一意孤行，在立憲組閣中一味地采取重滿輕漢的政策，從而讓自身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清末新政中改革的實權派沒有把改革的費邊戰略和閃電戰略恰當地結合起來，在不恰當的時間里把保守勢力和中立勢力全部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晚清政府于1908年頒布了第一部憲法《欽定憲法大綱》，這部憲法規定在一兩年之內召開議會，仿效德、日的二元君主立憲，但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卻欲推遲到1917年才能召開議會。漢族官僚勢力的崛起改變了清廷的政治軍事格局，但是清廷為了維持滿族的絕對權威而把漢族官僚排除在內閣之外，出臺所謂的皇族內閣，這不能不引起漢族官僚的離心離德。這就導致漢族官僚占多數的立憲派最后也傾向革命，辛亥革命爆發后，在立憲派的鼓動下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漢族官僚實力派代表袁世凱趁機逼迫清帝退位，清朝的統治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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