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再開發對語言景觀的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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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追述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中國城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再開發歷程，尤其是兩次開發浪潮所造成的語言景觀變化，探討了當地政府在再開發過程中凸顯中文字符、中式建筑元素的做法導致的最終結果：一方面，再開發行動的確吸引了大商業的入駐和大量游客的到來，繁榮了當地經濟;另一方面，中國城里華人人數卻不斷下降，中文字符也更多發揮美學和象征功能。中國城的族裔性質在城市再開發過程中被商品化，并與華人族群分離開來。
【關鍵詞】語言景觀 族裔性質 華人族群
蘭德里和布里將“語言景觀”定義為“出現在公共路牌、廣告牌、街名、地名、商鋪招牌以及政府樓宇的公共標識牌之上的語言共同構成某個屬地、地區和城市群的語言景觀”。我國學界對語言景觀研究的關注、參與度與日俱增。有對國外語言景觀研究進展和研究理論進行評論的，有對旅游區和少數民族區域語言景觀考察的，也有對外國僑民聚居社區語言景觀進行研究的。這些研究多是靜態的、描述性質的，少有系統地將語言景觀的變化置于大的社會城市變遷背景下加以歷時考察的。本研究則將華盛頓中國城的語言景觀變遷置于其城市大開發歷程中加以考察，探討多方利益博弈下中國城語言景觀變遷的后果。
一、中國城再開發的歷史之第一波
20世紀70年代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城市規劃者希望開發和復興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市中心地帶。該城市的官員也認識到凸顯中國城的文化遺產特征對中國城的商業也十分有利。1986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與其姊妹友好城市北京共同出資修建刻有“中國城”三個漢字的友誼牌樓。這不僅是對中國城歷史和文化的認可，更是旨在提升中國城和華盛頓特區的知名度和吸引游客旅游觀光努力的一部分。同年，中國城附近的地鐵站被改名為中國城，這樣從官方確認了中國城社區在整個城市中的地位。正如時任華盛頓市長的Marion Barry宣布的那樣，友誼牌樓是“經濟和文化交流的象征，這是我們與我們的友好城市合作的一部分，也是我們旨在把華盛頓特區打造成為一個世界一流城市行動的一部分?！?
20世紀80年代早期，追求經濟發展和保護中國城的中華文化特征行動很和諧：許多新商業機構的建筑物上都有中式建筑元素，如中式屋檐、窗戶和門框上裝飾，也常常有中文和英文的雙語標識。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再開發的行動所帶動了新投資;其中一部分是華人投資專門經營中式產品和服務的商業。
二、中國城再開發歷史之第二波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的大規模商業開發行動推高了地價和房租，并使得小商業很難生存下去。1995年，為修建MCI（現在為Verizon）運動場，而拆掉G街上5英畝的停車場;隨著該運動場的修建，中國城里的小商業投資趨勢嘎然而止。MCI/Verizon中心的修建開啟了第二波開發浪潮。這次開發是以公司為基礎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這次公私合作開發行動完全青睞公司投資，而非小商業;其中還包括將城市土地讓大型開發商去開發。
在道義層面，城市規劃者覺得必須保護中國城的歷史和文化;他們也同樣關心市場。因為哥倫比亞華盛頓特區中國城的市場前景被認為有賴于中國城身份的強化，而中國城身份的強化又與當地經濟緊密相連。正如華盛頓特區1999年的全面發展規劃（comprehensive plan）解釋道那樣：“中國城作為一個主要的吸引游客觀光的角色，要通過強化其建筑物外墻和街道改善方面的中式文化形象來實現。
為了保護和提升中國城社區的中華文化特征，哥倫比亞華盛頓特區規劃辦公室委托研究并制定具體設計方針，以指導日后建筑物的建造。其建設方針建議在建筑物和公共設施上，如路燈的燈桿和建筑的鐵結構上，運用中國建筑元素，包括與中國當代的后現代建筑相關的元素、中文標識和一些亞洲綠植，如中國榆樹。其中許多建議已經成為了后來對中國城商業設施的建設要求。尤其引人關注的是關于在建筑物上使用語言的一些具體規定：“標識和中文漢字是重要的設計元素。在標識和相關裝飾上大量使用中文字符將給中國城提供其所需要的中文文化氛圍。
中國城的現今模樣可以直接歸因于當年制定的設計方針。建筑物上裝飾著中式橫幅，街道上路燈也是中式路燈，人行道上也有中華文化的標識。MCI/Verizon運動場的設計具有中式建筑風格;附近地鐵站入口處的設施也讓人想起后現代中華建筑。所有新的商業和住宅建筑都會呈現中華文化元素;從星巴克咖啡店面到Bed、Bath及其他家用器皿店面以及高等公寓上都有中文字符。
中式建筑元素的廣泛采納和店面上中文字符大范圍運用正好與中國城社區人口數據的變化相重合：20世紀90年代到2000年的十年間，中國城人口幾乎翻了一倍，從787人增長到1470人，而在中國出生或祖籍中國的居民人數從526人下降到了491人，這些人數中大多數居住在華豐（Wah Luck）老年公寓所在的那條街上。相反，白種人的數量從91人增長到了741人（非洲裔和西班牙居民數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盡管中國城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也相應增大。亞裔群體的收入從7720美元增加到19308美元，而非洲裔群體的人均收入從8774美元增長到了34408美元，而白種人的收入從8252美元增長到了71213美元。相應地，華人的商業機構出現了明顯下降。盡管反映在城市景觀上的中華文化和中文語言增加了，但卻有大量的華人向郊區移居了，諸多富有的白人開始遷入中國城。
三、中國城的語言景觀之變化
第一波再開發中或之前的一些商業機構多是華人的、小店生意;中文字符既存在于這些商業機構的外墻，也存在于其建筑物的內部。這些中文標識存在于店鋪各種地方，包括店鋪名稱、銷售信息、特色商品信息和菜單信息。這些標識有著不同內容和不同目的。其中文字符通常會與英文字符一樣引人矚目或比英文更加引人矚目?？梢哉f，在這類商業機構中，中文字符更多發揮語言的信息功能，反映的是“華人”或“中華文化”等相關特質。 第二波再開發中設立的商業機構多數為大公司所有，屬連鎖店性質。這些商業機構多數會在其外墻上寫上中文字符，通常就在其英文名稱的旁邊;這些中文字符是英文名字的直譯或意譯。一般情況下，英文字符比其相對應的中文字符更加明顯。而機構內部很少有中文字符出現。在這些商業機構里進行消費或與店員互動，完全不需要中文，全部依靠英文來解決，如閱讀營業時間、閱讀菜單和了解各種營銷活動。中文標識主要發揮著象征性功能，這點在星巴克店鋪標識上最能反映出來。在華盛頓哥倫比亞中國城的星巴克咖啡店外，既有醒目的英文，也有醒目的中文。同樣是星巴克連鎖店，位于北京望京地區的星巴克店外的店鋪名字只有英文Starbucks coffee。在中國多數人很可能讀中文而非英文，而在中國城的許多游客也可能讀英文而非中文，從信息角度來說，中國城咖啡店用中文標識的必要性遠遠小于在中國的咖啡店，反之亦然。中國城里的咖啡店上的中文標識和中國各個城市的咖啡店上的英文標識似乎都主要發揮象征性的功能，或者說無論前者還是后者的設立，其背后的象征性功能考量遠大于信息傳播功能的考量。
四、族裔性（ethnicity）的“商品化”
在開發第二波浪潮中建立的商業機構其外墻或建筑物上有中文字符，使得整個中國城的語言標識顯得協調一致，也增加了游客那種的特殊的“異域”（exotic）感。盡管中國城管理委員會和特區規劃辦公室的意圖是保持和提升中國城社區的中文地位;中國城設計指導方針（Chinatown Design Guidelines）的貫徹使得中國城的都市風景充滿生機。中國城語言景觀上的中文字符成為中國城的一種符號或能指（signifier），它用來表示或銷售游客或消費者所希望得到的特殊、異域感。這些中文字符不僅帶來族裔性的商品化，也導致了中文字符與華裔族群、文化及其歷史的分離。這點在中國城的族裔特色（非中餐）的飯店，如La Tasca Tapas（西班牙餐廳）和Matchstick Pizza（意大利餐廳）上反映最明顯。
我們對開發第二波浪潮中建立的商業機構上的中文字符的討論并不意味著，中國城的中文字符完全不是為使用中文的游客或居民的服務的。盡管中國城的華裔背景的人口數量減少了許多，在華盛頓附近居住的華人和華裔美國人，或前往華盛頓的旅游的華人，他們仍然會被當地以華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商業、社區組織、教堂等所吸引。在中國城我們仍然能夠看到人們貼上中文宣傳單提供租房或求租信息;我們還能看到中文廣告售賣中草藥和電話卡。
五、結論
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再開發措施，通過建設友誼牌樓和華豐公寓、命名地鐵站，使得華裔的族裔性牢牢鎖定在中國城的都市景觀上。90年代以來，中國城設計指導方針要求私人和非盈利機構在其建筑物上都設置中文字符。這些再開發措施，使中國城的街道繁忙起來了，也吸引了許多公司前來投資和大量游客前來消費。這些政策和措施都對大公司有利，而較少顧及小企業主。最終留下了這樣的都市景觀：這里完全沒有中國城以前和現在居民的故事、他們的奮斗和他們的成功或失敗;只有華裔遷出后留下的中文字符。在這里中文字符多是當下華裔族裔性商品化的呈現，所反映也只是象征經濟的政治。
中文字符在當下中國城的運用使得中國城的城市景觀有了特殊、異域的特質，對游客和商業更有了吸引力。可以說，中國城語言景觀中的中文字符多是出于美學功能，具有象征價值。與語言活力、語言多元和少數族裔自強（empowerment）都與中國城語言景觀似乎沒有什么關系。
在中國城再開發過程中，尤其是再開發的第二波浪潮中，中文字符越來越遠離了人際交流、人際互動——這種語言最基本的功能;它日漸成了象征性元素，成了商品化語言景觀中的主角，也成了商品化都市景觀中的點綴。借助對語言景觀這個視角，我們看到了整個中國城社區的變遷。當下的華盛頓中國城，就中文符號、語言景觀、街道景觀乃至城市景觀而言，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中國城;而就中國城人口結構而言，當下的中國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非中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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