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力資本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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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人力資本這一概念指的是勞動者在進行教育、遷移、培訓、實踐和保健等方面的投入時所積累的知識與技能。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本的作用大大超過物質資本所體現的作用,表現出其獨特的優勢和地位。本文主要從人力資本估算以及人力資本與遷移、培訓、教育投資和產業升級之間的關系分別進行分析和闡述。
關鍵詞:人力資本估算;遷移;培訓;教育投資;產業升級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9年2月18日
一、人力資本估算
因為人力資本很難量化,現在國內外還沒有一致的估算方式,且每種估算方式均是學者們基于影響人力資本的一些可觀測變量的間接性測量,所以這造成了相關理論的局限性且還產生不同的估測方式。估算方法的爭議主要集中在估算的范圍、涉及的折舊和代表性指標等方面,使用不同的估算方式可能會有不同結果。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國內學者根據中國的實際國情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在人力資本的不同領域達成了共識。同時,有的學者還提出一些獨特的觀點,下面主要是通過回顧以往文獻來簡要介紹中國人力資本的估算方法。
成本法主要側重于人力資本形成的歷史成本,其估算的數據較易得到,所以使用該方法的研究相對較多。喬紅芳、沈利生等(2015)用改進的成本加權法估算國內的人力資本存量。其率先用直接教育、醫療保健和文教娛樂支出來定義人力資本投資成本,并引入教育投資時滯這一概念,顯示了不同學歷的勞動者在各個年齡階段的教育成本。在職培訓和教育支出促進了工人知識與技能的提升,大大提高了其勞動的生產力;醫療保健支出提高了工人的監督水平,并為提高生產效率提供了保障;文化和教育娛樂支出不但對勞動者知識和技能的提高有促進作用,還可保持他們的身心健康。遷移支出直接地改變了工人所在的行業和地區,有利于充分利用勞動技能,總體而言中國的人口外遷率相對較低,所以可忽略。改進的成本加權法基于反映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力資本差異等的基本假設,把1978~2011年間的數據估算后發現:中國的人力資本和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存量呈快速上升的趨勢。
王德勁(2008)在估算中國人力資本時采用了成本法,從而求得人力資本在當年的總額流量。其在估算中國1952~2003年的人力資本流動時主要用了投資成本法,并把其投資范圍規定在正式教育的支出、人口遷移、科學研究以及政府與個人的健康保健等方面的支出。該法具有很大的可取性,但仍存在人力資本折舊和價格指數等方面的爭議。
錢雪亞(2008)在對人力資本的存量進行估算時主要采用了永續盤存法。該方法用相同方法估計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可確保它們數據的可比性,并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客觀性依據;解決人力資本估算當中其投資數據的加總問題;永續盤存法是在其他成本方法上的完善和改進,顯得更為科學和合理。該研究通過構造人力資本投資價格指數來測度人力資本的折舊水平,從而形成一種系統的初步估算方式。
相對而言,估算人力資本最為合理的方法是收入法,但由于缺失國內相關收入統計數據,使得該領域研究較少。Jorgenson和Fraumeni提出了終生收入法,被簡稱作J-F收入法,該法假設個體可在市場當中進行人力資本的交易,而個人預期終生收入的現值就是在交易中形成的價格。
李海崢、李波等(2014)嘗試用改良后的J-F終生收入法來構建國內第一套人力資本綜合度量指標體系和對應的面板數據庫。其假定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相同,能在市場當中進行交易,并用終身收入的預期現值來測度其交易價格。該研究用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和人均GDP等替換式中數據以彌補由于缺乏個別變量數據造成的不足。
李海崢在對1985~2010年間國內城鄉人力資本的水平、動態特征和發展狀況進行估測和分析時采用了改良過的J-F估計方法,發現教育和其他因素促進了中國人力資本的增長,且不斷擴大城鄉人力資本差距,從人力資本角度來看,中國可能需要推遲退休的年齡。
孫永強(2014)認為,基本的終生收入法無法區分真實的人力資本和普通勞動力,在估算過程中很容易夸大人力資本。通過改良收入法,利用純人力資本方法依據宏觀數據來估測國內的人力資本。先是區分普通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并用簡單的單位勞動力來定義人力資本的單位;之后,由計算求得社會人力資本的總量。從而發現: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起的作用相對較小,且增長趨勢平緩。
單位人力資本這一定義是朱平芳(2007)基于改進的收入法提出的。其假設單位人力資本僅包括最基本的生產活動要素;只做最簡單的生產;無任何工作經歷,并假設單位人力資本是不變的,從而得出在城市間有人力資本差異存在,并且是不斷增大的。
1993年,Barro和Lee創立了教育年限法,認為生產人力資本的主要渠道有家庭教育和正規教育等。其中心思想是:人力資本對于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來說不同,并用教育程度高低對人力資本水平高低進行反應。但這易忽視知識的積累效應。
周云波(2010)在估測國內1997~2007年間的農村人力資本存量時主要使用了教育年限積累收益率法。該法是舒爾茨率先提出的,是通過產量來計算的。由于健康水平和情商等無法得到準確的數據,所以知識和技能中有關教育的指標可估計人力資本存量水平。該法還認為用成本法和收入法估計的人力資本存在一定的誤差,原因在于每單位成本投入不一定會有一單位人力資本產出。
張琦(2007)主要采用教育年限的方法來估計中國的人力資本存量,其假設所有工人有相同的能力和平等的就業機會,對勞動者來說,不同教育程度但相同工作時間的未來工作現值是相等的。該分析用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等來區分不同的教育水平,并計算每個級別的回報率。先由相關的統計數據推算出1978~2001年間的各級受教育人數,再由公式計算各級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總量。 二、人力資本與遷移
由于制度變遷和經濟轉型,改革開放后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由于勞動力在城市發展中的需求逐漸加大,再加上不斷加大的城鄉差距使得農村許多剩余的勞動力選擇去城市尋找就業機會,其中有的是在省內城市就業,而其他勞動力則選擇去外省城市就業。隨著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近20多年來相對突出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是農村勞動力大幅度的非農轉移。
中國農村人口要想進行遷移必須在嚴格的戶籍制度下才能進行,并且其很難獲取城市戶口。農村遷移的人口大多采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來解決城市戶口這一難題。高一蘭和黃曉野(2015)創立了一個鄉村-城市遷移模型,其認為當已遷移者擁有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本時,會鼓勵后遷移者增加人力資本;當移民獲得更多的教育,且其提升的人力資本有利于提高城市工作所要求的技能時,會大大增加獲取城市戶口和穩定工作的可能性。
勞動力遷移模型是吳紅宇(2004)以人力資本投資為基礎率先引入的,并指出該模型中可能出現的一些問題。其提出在模型當中應考慮的個體特征,同時還把其他學者的研究觀點也綜合進去。其結論是:由于人力資本投資模型是從勞動供給的角度進行考慮的,因此其依然屬于供給類的勞動力遷移模型,可把其組成有用的組織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個體勞動力的遷移模型。
徐桂鵬、鄭傳芳(2012)在對勞動力遷移、人力資本和農業技術進步的關系進行分析時主要運用了數據包絡分析法(DEA)與比較分析法。研究發現:勞動力的遷移可以提高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而勞動力素質和物質資本投入等將在短期內極大地抑制農業技術的效率。并且從長期看,約束因子會逐漸放松;勞動力的遷移促進了遷入地農業技術的進步。遷移不管是從人力資本來看,還是從人力資本投資的內涵和外延來看,都被看作是一種虛假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
而唐家龍(2008)則由該理論誕生、發展過程和遷移的收益幻覺角度出發進行考慮,分析導致這種錯誤的表層和深層原由,發現:遷移的錯誤陳述會給人力資本理論純潔性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從而使得遷移功能和人力資本投資作用被混淆,進而會對城鎮化進程和人力資本投資行為起到錯誤導向作用。
戚晶晶、許琪(2013)分析了國內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兩個主要問題:分別是哪類農村勞動力更傾向跨省流動以及流入省份擁有哪種特征會對外省人口流入更具吸引力。其基于傳統勞動力遷移、新勞動力遷移、人力資本和制度變遷理論,由個體、家庭和省級層面的角度出發,采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離散選取Logit模型來進行分析。從而發現:當農村的勞動力有外出務工經驗和較低的受教育程度時,其更可能進行跨省層面的流動;當勞動力沒有孩子或有較多孩子以及沒有耕地時,其也更可能進行跨省層面的流動;當某省的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以及耕地面積相對較少時,會推動該省的農村勞動力去外省就業;當一個省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流動人口的人均收入較高、就業機遇較多且流動成本較小時,會吸引更多外省的農民工來到這里工作。
李勇輝、李小琴(2016)用logis-tics模型和逐步回歸方法分析人力資本投資、勞動力遷移和代際收入流動性的相關關系,從而發現教育有助于推動遷移決策的進行并且遷移能夠大幅度地加大代際收入的流動性。通過深層分析可發現:人力資本投資可有效增加遷移人群和未遷移人群代際收入的流動性。所以,為了提高代際收入的流動性和防止階層固化,必須要合理有效分配教育資源,對社會的保障制度進行完善,并加強對落后地區的職業培訓和就業指導,降低高等教育門檻,促進勞動力流動。
三、人力資本與培訓
人力資本要素在21世紀已經是經濟增長過程中最活躍的要素,企業已把人力資本培訓列為發展過程中的重點內容,這同時也是增加企業人力資本存量的重要方式。
郝清、姜學民(2008)在對我國農民工培訓的理論依據、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時主要是從人力資本層面進行考慮的,并對當前的農民工培訓提出了相對應的建議,從而為建立農民工人力資本培訓體系提供了參考。
蔣太才、宋小敏、朱春蘭(2006)以企業培訓投資效益特點和評估原則為依據,創立了一種綜合評估方法,這是從人力資本培訓投資的短期效益和長期效益的角度來進行考慮。并對長期效益的評估方式進行了重點分析,為企業人力資本培訓投資的長期效益提供了多層次的評估指標體系,從而創立了模糊的綜合評估模型。
任遠、陳春林(2010)主要分析了兩個大問題:一是由分析農民工收入工齡回報率和教育回報率,可以看出人力資本會給農民工收入造成何種影響;二是探究如何建立更適合農民工需求的職業培訓體系和學歷教育,加大對農民工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力度。并對農民工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提出了一些建議:加大農民工在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力度,從而有助于提高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進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在農民工(尤其是低收入的農民工)的基礎性教育方面加大培訓力度,從而來推動教育公平;加強教育培訓,從而來滿足農民工的需求,使得農民工能夠在各個方面發展。
索麗娜、唐建君(2006)探究了企業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尤其是在職培訓時所遇到的道德風險問題。通過分析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的收益-成本模型,為規避道德風險利用“激勵相容”的原理提出了企業和員工間的培訓成本分擔原則。
四、人力資本與教育投資
人力資本被看作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重要源泉,其主要的構成因素是教育投資,所以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艾軍、索志林(2010)主要分析了農村人力資本教育投資的現狀和現實意義,從而建議政府加大投資的力度,通過投資教育產業、發展農村消費信貸等渠道來解決農村人力資本在教育投資方面的問題。
王愛民(2012)用1998~200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建立了分布滯后模型將教育溢出對公共教育投資產生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從而發現:教育外溢對公共教育投資有著消極的作用,教育內溢對公共教育投資有著積極的作用。應積極探索構建同人力資本流動有關的地區間的教育轉移支付制度,從而使得教育可以均衡地發展。 陸小兵、張必春、占侃(2012)采用人力資本理論,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對高等教育的經濟效益進行分析,認為主要表現在提高生產效率、改善人力資本、完善投資結構和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等方面。然而,人力資本理論并不完美,在現實的生活中高等教育經濟效益來自內外兩方面限制。結合高等教育目前的實際情況,參照篩選假設理論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深入反思了高等教育中人力資本理論中的投資視角和效益。
五、人力資本與產業升級
升級產業結構從本質上來說是重新配置生產要素的動態過程,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產業結構的先進水平已被看作是評估國家和地區經濟水平的重要標尺。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是人力資本,其對產業結構轉型的方向、速度以及效果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伴隨經濟增長的不斷深入,人力資本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方面所起的作用愈加重要。紀玉俊、周璐(2016)采用中國30個省的面板數據,運用門檻回歸模型驗證了人力資本在不同的市場化程度下對產業升級所起的作用。從而發現:隨著地區之間市場化程度的不同,使得人力資本對產業升級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相對明顯的門檻效應上,即伴隨市場化水平的提高,人力資本在促進產業升級方面所起的作用將不斷加大。然而,促進作用又可分成帶有一定門檻特征的不同級別,這主要是不同市場化水平對人力資本在產業間配置效率中所產生的不同影響。這使得各地區必須基于各自的實際情況,對深化市場化改革和提高人力資本素質作出相對應的選擇,從而加大人力資本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的推動作用。
曾世宏(2009)采用數理模型和實證研究發現,只有增大人力資本的報酬才可實現高端化的產業結構,但教育培訓水平、名義利率、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等方面的因素影響著人力資本報酬。
石來斌、夏新燕(2016)利用因子分析和曲線回歸分析法,分析了2000~2014年間國內職業教育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相關性,從而發現:職業教育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之間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兩者變化基本相同,這表明技術技能型人才有效地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所以,應加速職業教育的發展和改革,使得職業教育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可以相互適應,在人力方面為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供保障。
全球經濟正在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進行轉變,隨著國際間經濟貿易合作的日益密切,知識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快速地積累和傳播,落后國家可在較短的時間內采用先進技術和資本投資來縮小同先進國家間的差距,從而實現經濟的“跳躍式”發展,這為中國經濟趕超先進國家創造了條件,但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面臨著許多挑戰。因此,應對經濟體制與教育、科技體制的改革進行統籌考慮,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率,鼓勵多渠道辦學,增加在人力資本方面的積累,以便能夠迎接挑戰和抓住機遇,從而使得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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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孫永強,徐滇慶.中國人力資本的再估算及檢驗[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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