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君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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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梳理了儒家的君子觀念，指出何為“君子之道”，即要求人具有理想化的人格，堅持社會責任和道義至上，堅持義大于命、公大于私、德大于智。
　　【關鍵詞】“君子不器” 儒家 君子之道
　　一、儒家經典中的“君子”內涵
　　在孔子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統治者和貴族，與平民相區別，雖然也有文獻記載了對“君子”道德修養的贊美，但春秋之前，教育是與社會地位掛鉤的，少數社會地位高的人才能接受教育，進而關心公德而非私利，因而君子之“德”離不開君子之“位”，沒有地位的平民雖然沒有社會道德可言，但也不具有道德上的貶義。到了春秋時期，出現了大批“有德無位”的人和“有位無德”的人，“君子”一詞所指代的對象逐漸從統治者和貴族階層轉變成為“有德者”，而孔子是將君子概念從“位”向“德”轉化的關鍵人物。在孔子看來，政治地位與貴族身份是無關緊要的，能夠承載道德理想、踐行道德規范的人皆可稱為“君子”，與之相對的“小人”不同于春秋之前的“小人”，往往具有道德上的貶義。
　　總而言之，“君子”在漢語語境中，從早期的身份地位指稱轉變成了道德人格指稱，從具體階層身份概念變成了抽象的人格概念，指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儒家在這一思想轉向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自孔子始賦予君子抽象的道德人格意義后，被后世的儒家弟子大力推崇和不斷結構，“君子”因而脫離了單獨的概念，而成為一套內涵豐富的哲學理論體系。朱承（2017）指出，在儒家學說中，“君子”是在約束意義上造就的，是一種人格理想的信念和“符號”。在儒家學說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社會中，“君子”是社會共同體中的精英，既能引領社會價值的發展方向，也是共同體成員的道德楷模。
　　二、何為“君子之道”
　　我們重新回到“君子不器”這句話，以“器”喻人，指那些只求“利”不講“義”的人，而“君子之道”要求人在追逐“利”必須符合“義”的規范。故而，“君子之道”可以說是“君子不器”的升華，要求人具有理想化的人格，堅持社會責任和道義至上，懂得調和義與命、公與私、德與智。可以說，儒家思想是中國人文傳統的原點。在諸多人文傳統中，儒家文化自成體系，對人的價值系統有著獨到的視角和判斷。
　?。ㄒ唬┝x與命：理想化的人格
　　“君子”一詞在論語中出現百余次，總結起來，有兩個內涵：一是與道德低劣的小人相對的有德之人;一是與平民、野夫相對的貴族。但歷代注疏都更強調君子之德。自孔子始，君子便同圣人、仁者等概念成為儒家理想人格的象征?！墩撜Z》和《孟子》等儒家經典中，表現出義、命之別，借外力而獲得的功利需訴諸于命，而行仁義之事可憑借個人的意志而達成。因此，學以成為君子，養成仁、圣的理想人格是獲得首肯的必然。這種價值取向由孔、孟引領，一直延續都宋明時期，儒家弟子從論證到踐行，不斷深化，成為一種修身養性的風尚。
　　儒家之所以看重仁義，是因為一定的現實原因，社會對不仁不義之事的強烈譴責，人類對社會進步的期望和決心，期望與決心同時寄存在人的自覺向善上，這是積極的社會意義的體現。反觀今日，人們常將社會弊病訴諸于制度因素，卻對自身道德不做要求，當然這也是西學滲入的結果，倡導契約精神，而認為私人道德沒有實質的約束力。可是，一味要求制度，人就容易失去為自己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的主體意識。制度與道德不可偏廢，中國歷代不乏守節儒者，他們堅持道義自任的精神動力就是儒家的仁義觀。人是構成社會的基本要素，社會的進步最終還是依賴于人的素養，儒家所倡導的君子之道其實就是對人性的自我完善，對理想道德的追求，也就是今天所倡導的人文教育的啟蒙。
　　（二）公與私：社會責任
　　儒家提倡“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兩種處世方式成為儒家弟子在遭遇不同境遇時選擇進退時的尺度。但在儒家學說的語境中，“獨善其身”并不構成可以選擇的選擇，而是不得已的選擇，一個人的德行不是要疏遠社會，而是內在地包含了社會的關懷，同時個人也要積極踐行社會責任。
　　與孔子同時代或后世有不少隱者通過避世來避免個人品行被污染，孔子對其持反對態度，認為“不仕無義”，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界不可廢，君子人仕是行其義。儒家強調“義”，故參與社會事務并不是沽名釣譽的功利之需，而是身而為人不可避免的責任和擔當。到了宋明時期，儒生還是秉承先秦儒者的理念，繼續將公私之辨發揚光大，對儒家的社會責任意識推崇至極。“宋明儒多以理欲論公私，以為人因蔽于形氣私欲，致天理之公不行，故而主張去欲存理”。這種去一己私欲而志存天下的濟世情懷，是儒學最重要的精神特質，而這也正是儒家主張“君子不器”的其中一“義”。
　?。ㄈ┑屡c智：道義至上
　　“君子不器”的“器”，有人將其解釋為專業知識、具體技藝，而君主重德，因而從字面理解這句話，就往往表現出重德行而輕知識的傾向，導致一些人以為這就是儒家對知識的基本態度。要厘清這個問題，還需要對知識的分類做具體的分析。如果把知識分為實用技術知識、社會治理知識和文學藝術知識，儒家對三者的態度是不同的?！墩撜Z》、《孟子》、《禮記》等都表明了儒家所追求的學問，主要在于治道，而非農業、工業類的實用技術知識。而文學藝術知識直接作用于德行修養和社會教養，向來被儒家所重視。
　　傳統儒家輕視技術知識似乎司空見慣，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是不懂技術的，他們對權力和話語的壟斷一般建立在歷史、文學、藝術等領域，思想和技術的斷層在歐洲近代以前也是常態，這是因為工業革命以前的技術知識所具有的社會支配力極其薄弱，在技術普遍落后的歷史時段，支配社會進程的還是政治活動，因此，致力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注重社會治理知識及與此相關的思想知識，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
　　其實，儒家不僅輕視技術知識，對社會治理知識和文學藝術知識的態度也是審慎的，所謂“君子不器”的內涵也在此有所顯現。知識固然重要，但對君子而言，人格和德行才是第一要義，知識不能置換德行，不能以器用知識成就名望，以知識換取功名，在儒家看來，是舍本逐末的行為，比知識更為重要的是自身價值的實現，而自身價值就表現在德行成就上。總而言之，儒家傳統堅持道義至上的原則，并據此原則來處理德行和各類知識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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