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稅收與稅源背離情況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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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稅收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方政府以財政收入滿足地方公共需要，如果一個地方的財政收入不能滿足其支出，勢必會影響其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進而影響到地區經濟的發展。而重慶作為西部唯一的直轄市，稅收收入對促進其經濟發展必有重要意義。本文選取了2009—2017年的數據分析重慶市稅收與稅源背離情況，并深入分析原因，提出縮小背離規模的對策。
關鍵詞 稅收稅源背離 流轉稅 所得稅
一、稅收與稅源相背離的內涵
稅源是指稅收收入的最終來源，從根本上講稅源是勞動產生的剩余價值。稅源需要同課稅對象相區別：稅源有產生稅收的能力，往往具有持續性的特點;而課稅對象主要解決對什么課稅的問題，現代國家征稅的對象有三類：商品、所得、財產。所得類稅收的稅源與征稅對象一致，而商品類和財產稅的稅源與征稅對象不一致，如財產稅的增稅對象是納稅人的財產，稅源則是納稅人的收入。
稅收與稅源背離通俗地講就是由于稅收收入的實現地和經營地不一致而導致稅源地政府并沒有得到相應的稅收。根據稅收貢獻和稅收收入相對應的原則，稅收與稅源相背離顯然不符合公平原則。如果稅收與稅源背離的狀況得不到有效的管控，將產生以下影響：一是政府之間收入分配不公。投入與收入不匹配將造成地方財政收支結構失衡，阻礙地方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進而拉大地方之間發展差距。二是扭曲稅收資源配置功能。例如我國現階段為支持西部地區發展，給予西部地區包括所得稅在內的諸多稅收優惠，但由于稅收與稅源背離情況的存在，由稅收優惠所增加的稅收收入只有一部分留在西部地區，另一部分流向其他地區，產生了溢出效應，扭曲了稅收資源配置功能。三是地區間多元財政的形成。由于稅收收入不能滿足地方財政支出需要，地方政府將會尋求其他財政收入形式—土地財政、違規收費等。有學者研究發現：稅收有從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的特點。[1]解決好稅收與稅源背離的問題，既有利促進稅源地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發揮稅收的資源配置功能，也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
二、重慶市稅收與稅源背離現狀
為考察重慶市稅收與稅源背離總體現狀，本文運用“地區稅收與經濟差距系數比較法”測量稅收與稅源背離度，對2009—2017年間重慶市的稅收數據和經濟數據進行分析。選用的公式：
背離度=某地方稅收總收入/全國稅收收入-某地區生產總值/全國生產總值
用字母表示該公式：
其中，ui表示地區稅收比重與經濟比重之差，即該地區的稅收與稅源背離度，Ti表示地方稅收總收入，Gi表示地區生產總值。若ui>0，表示該地為稅收收入流入地，存在稅收收入與稅源背離情況;若ui=0，表示該地不存在稅收收入與稅源背離情況;若ui<0，表示該地為稅收收入流出地，存在稅收收入與稅源背離情況。本文選取2009—2017年全國統計年鑒數據對重慶市稅收收入與稅源背離進行測算，結果如下：
由上述數據分析可得出：2009—2017年重慶的稅收背離率均為負數，說明重慶為稅收收入流出地，背離率的絕對值總體呈上升趨勢，因此重慶市的稅收背離相對數總體上升，稅收收入與稅源背離程度加劇。因此，研究二者之間的背離程度和完善路徑，對重慶地區的發展具有較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為進一步分析重慶市稅收與稅源背離的具體情況，本文選取了重慶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進行測算，一方面是因為這兩大稅種自身的性質比起其他稅種更易產生背離，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兩大稅種對稅收收入有重大影響。
（一）測算方法
本文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種方法考察重慶市某稅種稅收與稅源背離情況。
1.定性分析方法。在全國各省市的稅收體制一樣且各地的稅收征管水平相差不大的條件下，用該地區的A稅稅基占全國A稅稅基比重減去該地區A稅收收入占全國A稅收收入比重，得出A稅種的背離度。若該數值為正數，那么該省為A稅種的凈流出省市，若該數值為負數，那么該省為A稅種的凈流入省市。字母表示該公式如下：
此處用A稅指代某一稅種，表示A稅種的背離率，BA表示該地區的A稅稅基，表示全國A稅稅基，TA表示該地區A稅收收入，表示全國A稅收收入。
2.定量分析方法。A稅種的背離率乘以該省A稅種的稅基得到一個具體數值。這個數值可以粗略的估計該省A稅種的背離規模。數值越大，A稅種的流失越嚴重，數值越小，A稅種的流失越少。字母表示該公式如下：
MA = ×BA
MA表示該地區A稅種的背離規模。
?。ǘ┚唧w測算
1.重慶市增值稅背離程度測算。增值稅的稅基為商品和貨物的增加值，由于我國的第一產業大多免稅，所以本文選取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為增值稅的稅基。
由表2分析可知2009—2017年重慶的增值稅背離率較大，2009—2010年和2016—2017年增值稅背離率較為平穩，平均在1.5%左右，在2011—2015背離率最高，平均達到1.75%。增值稅流出的絕對數額逐年增加，九年內從91.53億元增長到261.27億元，累計增長169.74億元。根據統計資料顯示2011—2015年重慶地區生產總值始終以兩位數高速增長，年平均增長12%，增速領跑全國，導致重慶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大提高，在增值稅占全國增值稅比重變化不大的情況下，使得兩個比重的差值拉大，背離率增大。
2.重慶企業所得稅背離程度測算。企業所得稅以企業的營業盈余為稅基，本文選取工業企業、建筑業企業、批發零售企業業、餐飲住宿企業的營業盈余為稅基。由于重慶2013年建筑企業利潤收入缺失，為了數據的真實性，故舍去2013年的數據。
由表3分析可知，從2009—2017年，重慶市所得稅收背離率總體上是在下降的，最高點在2009年，背離率高達4.84%，最低點在2017年，背離率為2.98%。2009—2012年企業所得稅的背離率逐年下降，三年一共下降了1.78%，但2014—2015年有所上升，兩年上升0.6%。2016—2017年開始下降，特別是2017年下降了0.6%。這說明重慶近兩年在吸引企業落戶方面的舉措有所成效。背離的絕對數額在這九年中波動較大，最高點為2016年的182.19億元，最低點為2012年的107.66億元。其中，在2014—2016年波動絕對數額增幅較大，累計增長33.48億元。 三、重慶市稅收與稅源背離原因分析
（一）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是導致稅收與稅源背離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因素，本文主要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剖析：
1.分稅制財政體制存在問題。首先，在分稅制財政體制下，財權與事權進一步相分離。各個地方政府有了獨立的經濟利益和公共支出責任。在地方利益的沖突之下，本地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將會導致稅收的惡性競爭：各個地方設置不同程度稅收優惠，形成稅收洼地。這使得各個地方納稅人的實際稅收負擔不一樣，市場的理性經濟人根據利益最大化原則，將會選擇選擇稅收優惠較多的城市安家落戶。當眾多企業集中于某一個城市時，將會使這個城市成為稅收的流入地。最終導致稅收由高稅負地區流入地稅負地區。再者，相關稅制要素缺乏明確的法律界定。我國現行的稅收理論中的稅制要素包括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納稅期限、納稅地點、減免稅等。而稅收收入歸屬卻沒有明確列入稅制要素。大多數情況下與稅收管轄權混淆在一起。在稅收管轄權的規定中，屬地屬人和行業管轄等多重管轄相互交叉重疊，這極易導致稅收在區域間轉移。
2.流轉稅具有可轉嫁性。流轉稅是我國的重要稅種，包括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對稅收收入有重大影響。我國現行稅法規定，增值稅是對商品生產和流通中各環節的新增價值或商品附加值進行征稅。當某些企業的價值鏈較長的，在企業的自主定價中，把一些環節定價過低，比如制造行業把出廠價格提高，留給批發商和零售商的價差很小;電力行業發電、輸電定價低而銷售電力環節定價過高等等，不同環節擁有高低不同的增值額，導致了增值稅稅收的轉移。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稅法規定，除金銀首飾和進口商品外，消費稅只在生產環節繳納，由于稅收的可轉嫁性，使得生產商可將稅負轉嫁給消費者。即生產地獲得稅收收入而消費地承擔實際稅負，引起稅收在區域間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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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為了防止價格壟斷，實行政府對資源性初級產品的定價制度。資源性初級產品是指如：煤炭，水、天然氣等人類生活和經濟發展的必需品。在這種定價制度下：資源性初級產品的價格遠低于市場價值。資源輸出地以低廉價格出售資源性初級產品，征收少量稅收。然而資源輸入地將其加工進入市場后，使其價格上漲若干倍，征得大量稅收。這導致資源輸出地大部分稅收流入到資源輸入地。重慶以其獨特的地理條件擁有豐富的地下、地表資源，且組合條件好，利用價值高，開發潛力大，是我國自然資源富集地區之一。重慶的初級產品也存在利潤向銷售環節轉移，稅收收入流出的情況。
?。ㄈ┢髽I因素
我國大部分企業的注冊地與經營地不一致，其導致稅收與稅源背離具體原因如下：一是總分支機構匯總繳納。我國公司法規定總公司下可設置分支機構。分支機構是指總公司為了擴展業務需要而在其他地區設立機構，它在業務范圍以及經營方式都受到總公司章程的控制。分支機構是總公司的一個部分，不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根據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單位，由總機構統一核算，并匯總繳納企業所得稅。因此異地分支機構在匯總繳納企業所得稅時將會產生稅收在區域間的轉移：分支機構所在地稅收收入轉移到總機構所在地。重慶作為一個近幾年崛起的大城市，自身所擁有的大型公司較少。而其他總部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型公司如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愛奇藝等都在重慶設有分公司，其稅收收入都屬于匯總繳納，這對重慶的企業所得稅稅收收入產生了較大影響。二是企業跨區經營。在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跨區經營成為必然趨勢。企業跨區經營是指企業在注冊地之外的省市開展業務。企業在經營地取得收入，而根據稅法規定，企業所得稅需要回注冊地繳納，這又導致經營地的稅收流向注冊地。
四、解決重慶市稅收與稅源背離問題的相關政策建議
（一）優化稅收制度設計，加強稅收立法
一是將稅收收入歸屬納入稅收制度的基本要素，理清稅收管轄權限，清理調整重疊交叉或缺位的稅收管轄權。流轉稅的稅源在于消費，因此流轉稅應該根據消費地原則，把稅收收入劃分給消費地;企業所得稅則應該根據生產地原則劃分給生產經營地。二是在中央層面建立跨區域稅收調解委員會，根據公平原則制定區域間稅收分配的標準，促進區域間稅務機關的合作與信息共享。在解決區域間稅收爭端時，本著公平的原則作出公正裁決。同時積極探索科學的測算稅收與稅源背離的方法，有針對性地采取對策。三是全面清理不規范、不合理的地區稅收優惠，以產業的稅收優惠代替區域間的稅收優惠。以法律的形式規范中央和地方的稅收立法權，防止地方政府之間開展惡性稅收競爭。
?。ǘ└母镔Y源性初級產品定價機制，延長產業價值鏈
針對資源性初級產品，深化資源價格改革，堅持市場定價與宏觀調控相結合的原則（王輝，2012）。資源類產品可以由國家制定價格標準線，各地區根據自身發展情況及需求，在規定的幅度內自行確定價格。開征環境稅，建立偏向資源地的稅收制度（宋文飛、李國平、韓先鋒，2013），或者由資源輸入地向輸出地提供一定的經濟補償。
針對初級產品定價機制帶來的稅收背離，重慶自身應該進一步延長相關產業的價值鏈，生產更多具有更高技術含量、更高附加值的商品，將更多的產品的增值額截留在本地。通過分析重慶的國內貿易發現，批發貿易額占總批發貿易額比率位居前三的是：糧食食品煙酒類、金屬材料類、汽車類，占比分別為：18.96%、16.31%、13.56%。重慶可延長糧食食品類的產業鏈，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提高對礦產品和金屬類材料的加工深度，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源性初級產品定價機制帶來的稅收收入的流失。
（三）加強對跨區企業的管理、規范內部交易行為
加強對企業設立、注冊的審核，規范企業的業務活動范圍，防止企業的違規異地經營。同時加強區域間的稅收合作，共同加強對企業的稅收監管，防止集團性的大企業通過關聯交易而偷逃稅款。在對經營地與注冊地不一致的企業征收所得稅時，可按照以下的標準來分配區域間的稅收：一是經營地與注冊地機構對經營成果的貢獻大小，二是經營地與注冊地的固定資產或是無形資產的比例，三是經營地與注冊地的員工人數比例。
（作者單位為重慶工商大學）
參考文獻
[1] 劉金山，王倩.中國區域稅收轉移的統計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9，24（10）.
[2] 稅收與稅源問題研究課題組.區域稅收轉移調查[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7.
[3] 劉金山，何煒.流轉稅稅收稅源背離與地區經濟發展[J].稅務與經濟，2014（4）.
[4] 甘家武.稅收與稅源背離對區域協調的影響研究[J].首都經貿大學學報，2012（3）.
[5] 王蓓，計金標.政府間稅收分配的理論基礎：內涵與原則[J].經濟體制改革，2013（6）.
[6] 古彥芳，周傾楚.我國地區間稅收與稅源背離的國內研究綜述[J].經濟研究參考，2017（32）.
[7] 張曼璐.江蘇省稅收收入與稅源背離問題研究[D].南京財經大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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