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多元主體參與社區公共服務的經驗與挑戰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
摘 要： 澳門社區公共服務由政府與民間不同的機構共同提供，形成了多元主體參與社區公共服務的機制，促成社區與政府在社區服務及建設方面產生良好的互動。同時，不但社區的公共服務滿足了居民社會化的生活需求，而且切適的服務提高了公眾參與社區的積極性，多元化的社區服務還有助于實現居民社會福利服務的深化發展。探討澳門社區特色的公眾參與公共服務的經驗，分析社會組織結構形式的公眾參與制度的利弊，探究公共服務中的合理配置、服務系統的規范、參與程序的弊端與利益保障等問題，能夠總結出澳門公共服務多元主體治理的經驗，適當調整民間社團的參與機制，以便推向社區參與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關鍵詞： 社區; 社會服務; 社會組織; 公眾參與
中圖分類號： G249.2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2.013
Abstract： The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in Macau are provided by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different institutions， form a mechanism for multi-ag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provision and delivery. It promotes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in community service delivery which again results in people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meeting each other’s needs and furthermore. In this paper， we shall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services provision in Macao community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system in the form of social structure; explor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 to public services， the regulation of service systems， the drawbacks in procedures of particip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It will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s of multi-agents governance of public services in Macao and propose that th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of civil society be appropriately adjuste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social services; social organiz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當下，公眾需求越來越多元化。人們在理性選擇的參與過程中推進制度的績效，參與度越高并不代表社會福利越優（菲奧里納，奧爾森），影響公眾參與的還有參與的體制。有志愿組織的歷史發展背景，容易形成一種互惠性的合作行動。公眾參與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參與過程中的社會隱性問題，同理，社會資本理論家普特南則指出集體行為的信任參與能拓展至對政府信任?？v觀中西方的理論觀點，公眾參與者的理性選擇、歷史制度主義及社會資本邏輯推論圍繞著重要的特性作出充分的論證[1]410-417，公眾參與是一種實現公共事務有效管治的基礎，我國雖然缺乏參與的環境，可是參與的文化已經不斷加深。我國社區治理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街居制發展至現代的社區制，街居制的管理模式具有嚴重的等級性，居民的參與性普遍不高，以及出現低效率治理的社區失靈，具體的表現為居民對社區的滿意度不高。
現時的社區治理模式已產生改革，不過主流的模式還是以政府引導的社區治理模式。從政府主導向政府引導的轉變，領導的核心依然在政府一方，街道辦事處及社區委員會起著協調的作用，負責領導社會的基層組織及團體，當中最大的特點是各個主體組織是相互分工合作的關系，為公共利益謀求民主共治的社區管理形式。不過，改革轉型的最大難題包括：第一，難以去除行政化;第二，較重的科層組織結構;第三，缺乏獨立意志的社區自治組織;第四，社區管理工作自身發展的停滯不前[2]14-19。由于社區的管理組織與政府有很大的聯系，需要完成政府下發的任務，同時容易出現失靈、壟斷、尋租等政府經濟行為，這是由于社區的治理主體往往很單一、固定不變，單一的治理組織在社區中很難調和各方的利益，而多元的治理主體的競爭對社區管理則較為有利。
另外，要產生良好互動的伙伴關系，除了需要多元治理組織的大前提外，社區治理的重心應該是跟居民打交道，缺乏自治管理的社區平臺，仍然只是一種強制性的政府管理社區的組織，受上級的直接領導，而不是真正的社區組織間的相互合作與協調。澳門的社區管理模式雖然還是以政府主導型，可是具有龐大的基層治理組織，為基層民主體制培育了很好的土壤，接近發達城市的現代社會管理體制。 一、 澳門社區公共服務的經驗
隨著時代的發展，公民的意識逐漸得到醒覺，公眾參與的限度不斷被擴大。有學者總結了參與公共服務的四種模型，分別是自主型、萎縮型、主導型及輔助型[3]，具體還包括不同的參與形式，主要有開放性的活動、講座、展示會、市民意見征詢等。從實現利益訴求角度看，不斷擴大參與方式是突破“霍布森選擇”的困境，命令式的低參與度，公民的意志只代表統治者的個人意志。從制度層面考慮，各種參與途徑并不能按要求直接傳達到政府的決策當中，受制于對信息的掌握程度，政策的互動并不能形成良好的互動及交換，公眾的參與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所以，透過公共資源的再分配，稱之為“盧梭鏈”的民主參與理論，人人參與的價值實現人民的主權，逐步走向了代議民主的步伐。
澳門民間社團集合以上四種參與模式，政府推出政策前會咨詢民間組織的意見，其意見輔助到公共決策的執行，而民間社團的自主性及主導性，在活躍的社團中能良好的體現出來，其具有高度的參與熱情，同時還具有一定的決策權，主要體現在公民社團擁有政治參與的權利，并能在社區自主治理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可是，大多情況是既有參與的萎縮型和自主型的混合模式，決策的成本和決策的責任是難以達成統一意志的。
不過，澳門社區的福利與社會福利是兩種體系，社會福利在政府方面由澳門行政法務局、澳門社會文化局、澳門運輸工務局、澳門社會保障局和澳門社會工作局等負責統籌，而澳門社區福利的主要管理機構是社會工作局，其他的組織機構起著協助的作用，當中澳門的醫療機構也與社區有密切的合作關系。社區服務能良好體現社區的效能，澳門社會工作局是其中一個負責社區發展的總機構，共建澳門和諧社區為發展目標，為本澳居民提供各項的社會服務，并負責審批社會服務的資助工作。所以，負責澳門社區服務的機構的是“社會工作局”，負責解決各區的事務管理設立“社區服務咨詢委員會”，以上兩個機構為政府部門下屬主管澳門有關社區事務的組織機構，服務人口約為61萬。公共社區“服務”不同于“管理”，不能用“經濟人”的邏輯分析主體的行為，公共服務機構追求的是公共的利益、公共效用、機構的效率，當利益不純潔，包含了自身利益的需求，產生的參與機制無法真實反映出社會的民意，只作為普遍性存在的偏好需求。所以，為了確保符合公眾參與的利益需求，有必要充分聽取利益相關者反饋的意見[4]。
二、澳門社區公共服務的運作理念
社區的來源先于社會，兩者具有不同的定義及分類，明顯地，社會由社區組合而成，并且從一種密切的人際關系走向缺乏情感的分工合作關系。滕尼斯的著作對兩個概念進行了剖析，社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才逐漸被人們重視，由于工業化的發展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加之城市化的進程加劇，實際的人際關系是倒退了、偏離了，走向惡化，正是當時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為社會帶來的后患。我國學者在翻譯德語Gemeinschaft或英語的Community時，大致包含了幾種不同的意思，有自然社會、共同體社會、禮俗社會、人為社會、法理社會、公社社會、社區社會等，其核心思想還是“社區”。與我國的研究相比，國外還在進化論的生態學領域對社區進行研究，而主流領域有著名的研究學者桑德斯，對社區學提出了三種理論研究，包括環境理論（或場域理論）、組成體系理論、沖突理論，從社區的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三個方面對社區展開研究，成為西方社區理論重要的研究層面。另外，馬克思開啟了市民社會理論從古典譜系到當代觀念的轉變，辯證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學者們已經從多方面認識探究兩者的關系。
（一）走出社會化合作的困境
澳門的社會組織以社團的形式注冊，是一種比較復雜的機構體制，有些社團與政府密切交往，像“澳門生產暨科技轉移力中心”（以下簡稱“生產力”）屬于澳門經濟財政司屬下的單位，在內地被視為事業單位，其實能受到政府很大部分的資助，不過“生產力中心”想做額外的活動，則需要自己找贊助。所以說“生產力中心”“很特別”，雖然是財政司屬下的機構，但又與澳門社會文化司有很多的合作，可以說是從回歸前開始已經合作無間。例如，澳門中葡職業技術學校需要長期開展職技高中的課程，“生產力中心”就分別與澳門文化局、澳門教青局兩部門進行跨司合作，這種跨部門合作在政府層面方面十分艱難，但在民間機構間卻已經是很平常的事。雖然，民主建設社區的服務還處于探索階段，無論澳門政府方面如何對民間組織進行監管，在促進公眾參與方面取得如何顯著的成績，在增強社會福利的發展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可是民間缺少話語權才是最嚴峻的問題。沒有法律可依，一方面對公眾參與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沒有評定服務的準則，出現重疊浪費資源的問題等。因此，政府的支持是促進公眾參與的主要途徑，同時，一套保障利益表達的完善機制是促進公民有序參與。再如，澳門災民中心已經成立三十多年，當受到火災的影響，居民居住的木屋被燒壞時，可以向房屋局申請房屋，或災民在入伙之前又沒有地方住，災民中心亦會提供暫住的地方。澳門災民中心本身是不提供服務的，也沒有常駐的工作人員工作。不過災民可以前往尋求幫助，服務對象不只是災民，譬如露宿者沒有地方住，也可以前往災民中心。雖然澳門的街坊會、工聯總會等民間社團也會提供相應的服務，但是災民中心不屬于這一類，不會有定期的活動。由此可見，不是所有的服務都能從自治組織解決社區居民的需要，政府需要策劃社區服務的治理辦法，從策劃層面組織社區的建設服務，從引導層面帶領居民參與到社區的各項事務中去，宣教居民自覺的公民素質，是不斷完善基層民主參與的最直接途徑。
常見的社會化合作案例是，澳門一些民間組織舉辦求職活動，由于澳門的賭場和一些中小企業都需要人才，但過往求職的模式一般都是求職者要穿著正式到公司里去面試，現時，社區中心與澳門的博企合作，在社區中心召開招聘會，而且透過社區中心的推介，也可能會比平常的求職模式多出一點的優勢。雖然，澳門是一個社團政治的意識形態社會，澳門政策、澳門政治形態，與內地的政治形態不同，與香港、臺灣多黨政治也不同。澳門的社團文化社會的形成，由于政府放權，社團獲得了發展的空間，所以政府出資、賦權給社團，從而出現“社團危機政治”。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社團的工作成效并不高，慢慢地可能會有些轉變，因為隨著新的資助制度慢慢的推行，民間社會需要根據自身的能力去挖掘資源和知識，才能良好與政府協同提供社會服務。 法律的規范性、程序性及代表性更強，具有明確的保護對象，在公共事務的處理上往往是社會政策起著重要的作用，并且受黨委組織領導及監督管理。改革開放后，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提高了社會的福利水平，更多的受益者納入社會的保障范圍內，包括養老、醫療、生育、最低生活保障，發展了近三十多年，慢慢步向法治化規范管理，已出臺一系列的法律，如《未成年人保護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等。可見，我國以權力本位權衡國家與個人的關系，個人的的權利義務是一種福利申請制，必須通過正義程序才能達到的公義，不過，在傳統的法律思想中，卻是輕程序法、重實質的公正，簡單來說就是，平等、公開、尊嚴性質的程序只是輔助的作用，法律適用無誤、裁判的結果公正，體現的是實體的公正（戴維·米勒，2001）。同時，以利益集團形式的利益訴求在計劃經濟時代的我國是不適用的。在90年代以前的社會分化還不嚴重，社會群體的利益隨著階層及地位的分化，現時，出現多樣性的社群利益，要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亦即群眾的意見表達，必須是對稱性、制度化、真實性。盡管表達的機制逐步趨向完備，表達的渠道多元化也是適調民主政治的有效機制，只具有象征意義的集會，或以媒體公布的零散、個別事件，只提出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實際利益的，不利于我國推進民主參與制度的發展。
?。ǘ┳⒅鼐用駥ι鐓^服務的需求
馬克思的理論思想對市民社會的理解是認識國家的重要前提，市民社會是國家形態的決定性因素，原始的人類社會還沒有等級劃分，由氏族公社的形式維護共同的利益，分工合作以維持社會的平等，后來有世襲制的權力分工形式，統治權力本質上集中在少數人當中，實際上是氏族規模的擴大，以至于公共事務的管理集團有所擴張。國家的論述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是居于社會之上而又與之脫離，同時是階級分化的產生物，占有社會的生產資料，為利益階級的沖突起到緩和的作用[5]158-170。國家代表市民的利益，這是由于利己主義的原則存在于私人利益之間，有必要調和出一個脫離于利益矛盾體之間的實際利益，即代表市民普遍意志及利益的獨立形式——國家。而無論西方國家還是我國政府，政府的角色除了在社區擔當著重要的地位及作用，履行著行政審議、維護及救濟的責任，未來的公共服務管理必然是上下互動的合作供給模式[6]，同時政府從行政的角色轉變為協商角色，為社區多元合作治理提供有利的前景。因此，西方國家社區理論的研究與我國有相似的地方，突出國家（政府）對社區的治理，同時還強調合作與互動的多元治理模式，傳統深遠的市民社會觀念深入西方社會，非營利組織、市場與國家的關系，在社區自治中是非常重要的主體，并且注重多樣性的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為我國社區治理模式的創新提供可參考的路徑。
1. 倡導健康的社區生活
澳門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是祐漢區，包含黑沙環、青洲①，總稱”北區”，人口約二十萬，現時澳門人口大約有五十八萬左右，而北區占全澳人口三分之一。澳門人也清楚一點就是祐漢區相對澳門其他區來說是較窮一些，祐漢區附近有七十二幢大廈，圍繞一個菜市場地。而且祐漢區是一個業主區，大部分都是退休人士的自置物業，只不過這邊的樓宇較舊。另外，祐漢有七棟大廈，人們稱作“舊區七子”?！罢P于舊區重建的問題一直讓人很頭痛，政府沒有推出相關的實質政策，致使較難進一步推進政府與社會、街坊會及社區中心之間的和諧關系構建?！雹倨鋵嵃拈T有非常多的新移民，澳門的老一輩很多都是廣東和福建移民，其他地方來的也有，但人數不及這兩個地方多。而且澳門的房價也貴，老人們住的房子也不算大，年紀大了也沒有什么地方去，有時候就會在社區閑逛，流連在公園等一些休憩場所。
推動澳門社會環境建設的除了政府的力量外，社會各界尤其是社團同時發揮著重要的推動力，因為政府會透過友好單位及組織推廣社會資訊，比如組織參與澳門環保局及澳門旅游局的一些推廣活動，配合澳門社會發展的地位，建設為世界旅游休閑中心，社團就能參與旅游及周邊環境的推廣活動。澳門有眾多的服務中心也著重于社區活動，由于中區②較多會是商業所組成的單位，附近的社會服務中心比較多面向在職人士提供服務，比如給市民做一些工作轉介服務，市民在民生上遇到一些問題，可通過中心做一些轉介的服務。所以，經過了解社會的基本需求再做對應的服務，像澳門離島石排灣的經屋區的中心在投入運作后，因應該區居民的服務需求而開設社區中心，這些是根據需求而決定，而且開設服務項目都會做問卷調查，調查服務對象的需求，又比如社區中心開設健康講座的主題，并不是毫無依據推出的，都是事先經過居民反映的情況，或一些時事熱點等而組織出來。一些社團機構屬下有好幾個服務中心，更像一個大家庭，坐落在不同的地方，而且各個服務中心有很緊密的聯系，而行使的訴求和服務對象都是很有針對性的，又比如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屬下的工人醫療所為本地市民提供醫療服務，社區中心密切關注本地市民民生的需求。
社區中心已經成為居民休憩的場所之一，家長們在買菜時就會把孩子交托社區中心，長年累月，就形成了居民長期來的一個地方。根據澳門政府2016年的統計，北區人口平均年齡為38歲，不過北區的小朋友和老人家比較多，需求的服務多。因為自從2005年到現在，澳門每年新生嬰兒約為7000個，加上澳門現時的經濟較好，人們對學校的選擇不斷提高追求，入學考試或是名校的收生要求也比以前更高了。澳門的小朋友從托兒所進入幼兒園入學，中間有半年時間的間隔，而家長則可以通過這半年時間去培訓孩子如何去考取入學試。據街坊聯合總會的祐漢社區中心（下簡稱“街總”）的統計，對于名校而言，200個學位有超過2000的兒童去競爭應考。所以“街總” 把中心的圖書館重新裝修，變成一個幼兒訓練班。開展的幼兒訓練班不止在圖書館這邊進行，而是全中心共同參與進來，為求應對多達208名的報名者。
其訓練的內容并不是考試，而是幫他們進行一個模擬考，因為入學試在三月份進行，而進行訓練是在一月份，步入二月為新年假期，三月就正式去考試，小孩的考試一般是認知層次，問名字、顏色、形狀、大小等，慢慢地進行情緒培養，然后再發掘出一些東西，這些雖然簡單，但對孩子來說也是一大難題。而且為了家長了解活動當中的專業程度，避免家長可能會懷疑面試活動中工作人員的專業資格，社區中心會聯同澳門的大學，讓正在實習當中的幼兒教育專業的教師來進行這一次的面試，在活動的過程中，中心的員工是作為一個平臺，讓這些教師來到中心地方做協助工作。假使只有社區中心的員工，絕不可能完成200多人的面試，只有通過和不同機構的合作才能達成。人力資源問題是每個社區中心發展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點。所以，澳門社區中心不僅作為休憩的場所，像幼兒訓練班的課程開設，了解到居民需要的東西，再把它們集合起來，推出一些社會服務，一些議題，并從個中關注社會的問題。 對長者來說，雖然他們有很多空余的時間，但并不代表他們會因為此離開家庭去社區中心，按常理來說，北區的人口流動性很大，接觸到人的機會相對多，但是澳門社區中心不時會有上門探訪活動，比如街總接觸到的兩個案例。聽說在2017年11月的一次探訪活動中，發現了一名長者長達五年都沒有離開過家，澳門隱蔽的獨居長者，讓人們不禁詫異他們居然可以留在家庭中這么長的時間而不出門。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在英國讀書的學生，因長期都著重在學業，留在宿舍中沒有外出，身體狀況下降，最后因感冒過身了。所以隱性的長者及青年都是社區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要如何吸引這類隱蔽長者或隱蔽青年人，吸引居民愿意過來社會服務單位，正是現時一個社區管理者要考慮的問題，但是假設社區中心所提供的服務是適切社會大眾的需要，單憑社區中心的力量絕對是應付不了的。
2. 服務切適的重要性
社區服務從實際的需要出發，從社會化角度解決問題作為服務工作的目標，爭取為達到雙贏的局面提供服務[7]。一些中年及長者適逢夏天也在街上曬著太陽，聚在一起打牌賭錢，這樣是沒有意思的，這對長者來說并不是一個好的余暇生活。當長者被吸引到中心后，推行一些免費的教育，如教寫字，很多長者一輩子都不懂寫自己的名字，當他們學懂后就會相當高興。這些長者會比一般人更珍惜更喜愛學習，在中心兩點半上課，他們有時一點半就已經到了等著上課，有時又有一些讀書班，老師為了吸引他們學習，用讀書加上唱歌，一邊背著詩經，一邊唱歌，十分認真。像街總等長者常去的中心，會開設一個“老友記”的會，由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會有活動舉行，他們到社區中心這邊會有量血壓、做健身操、看電影等活動，然后時常會有人發卡片給老人們，而且中心還會發放一些小禮物給他們，這樣就可以吸引到長者們經常到來?？墒?，很多社區中心在剛開始運營時候，只有少數的長者前來，如澳門街坊總會的案例：
當四年前我們在本中心的“老友記”剛開始時，量血壓活動是在每周四舉行的，而一般人對周四是沒有特別印象的，平常一般人只對周五、周六、周日和周一比較記得，因為周五是放假前一天，六、日為假期，而周一是假期完結后要上班的時間。而長者們一般也沒有什么裝置可以提醒他們周四為一個特別日子。所以我決定將周一也定為量血壓，果然當時前來量血壓的長者人數升了3倍。之后再在周二，周三及周五加上看電影等活動，當那些長者們慢慢習慣這個模式后，現時參加這項活動的老人已經上升到200多個。
因為由65歲退休后到80歲那十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到70歲時，會開始有一部分人患上失智癥。即使是身體仍然健康，很多人對余下人生是沒有規劃的。而我們有一個叫“樂在晚霞的計劃”，就是讓上年紀的人認知死亡，參觀墳場，了解墓地，什么地方有棺材賣，拍攝遺照等等，通過這些事情，讓他們認識死亡，了解到死亡并不可怕，也有和香港那邊合作一些關于死亡了解的培訓。
所以說只要服務切適他們，那么自然就有人來參加，服務的切適性是重要的前提，共同參與合作治理是社區中心良好運作的主要問題，再看以下相關的案例①：
在澳門，想在美高梅酒店工作，最多也就在那邊做兼職，若說在那邊做一些更有深度的一日體驗，我覺得是未必可能的。為了帶給社區居民更豐富的體會，我們社區中心就要創造合作的機會，促使社區中心合作機構共同參與社區服務，若我們沒有做這些工作，合作的機會也就不會有。有一個小朋友和我說過：“我年紀這樣小，今天我是第一次做了一個蛋糕，師傅幫我焗起了，而且還能成功地賣出?！倍硪粋€小朋友對我說，他當天下午在總統套房睡了一個下午，“以前我還從未見過總統套房是長什么樣子的”。當然，在整個體驗中，沒有包含一絲的賭博成分在內，只是非博彩的工作部分，在這過程中給了很多小朋友新的體驗，這就是吸引青年人的部分。
還有和航空公司合作，為新來澳的居民在每年11月免費讓他們坐直升機環繞俯瞰澳門沿海的景色一圈，這些活動都是需要和其他機構合作，才能達成我們想要的目的，其實這亦都正是現時社會上所有服務單位都應該去做的。坐直升機不用錢，因為是每年一次的合作，去美高梅的實習，我們并不用付錢，對方反而更開心。我記得完結時酒店方面還送我們參加活動的中學生每人一只酒店標志的毛公仔，在傍晚時有自助餐來慶祝我們的參加者畢業。另外那個為我們義務剪發的人員，他們的店在水坑尾那邊，平時一次最少都要二三百的收費，但他們愿意每兩個月在特定的日子，有時是第二個，有時是第三個的星期一，把店休息一天來這邊義剪，持續四年，這種精神十分可敬，這種種活動都不需要向政府申請資助，當然，這也關乎各自機構的公關手段。
以上的例子良好地從側面透視出如何確立切適服務的內容，最重要的是如何與不同的主體合作，充分利用社會服務的資源，只要能促進互相之間的合作，進而形成一種資源共享機制。其實很多需要的資源澳門政府都提供了，有時候并不需要很多的資源，甚至社區中心都不用出錢，還可能會有收入，只看怎么樣去爭取，這就是所謂的資源共享機制[8]，供求者提供資源，但只看需求者是否愿意去拿，還有可能產生資源回流。像美高梅酒店的實習活動，若沒有這些大公司的合作，社區中心可能也未必能讓小朋友做蛋糕，及時或許可以做到，但也未必能做得十分精美，畢竟工具沒有那邊專業。上述提到召開招聘會也是，在社區中心有他們想要的資源，最后還是招聘公司付錢。相互合作的共享機制引入社區，社區中心的環境設施未必都很好，舉行招聘會這些大型的活動，在狹小的社區中心可能連走路的空間也沒有，但即使地點再隱蔽，環境再差，祐漢社區中心的地位位置還在菜市場樓上，而那些身穿整潔西裝的招聘者也愿意前來社區中心，為什么？這就是因為社區中心有大家需要的服務或是他們所想要的東西，那他們就自然而然會來，即便地方再差也沒有什么影響。
提供合適的服務給市民，是作為一個社區中心管理者的基本質素。像在澳門求職的案例，不是看報紙就是找勞工局，而這種方式卻又未必能成事，有時還可能得出反效果，隨便一封簡歷發過去，對方又是否一定會聘用呢？社區中心就尋求切適的方法，通過每天寄三十封信去給那些公司，終于在兩個月后有公司響應，那就是新濠天地（City of Dream），他們愿意來社區中心舉辦招聘會。這種招聘會的召開，單一個上午就已經有超過500人進入，單一日有1600多名澳門市民前來參加①，是人數而不是次數?？偟膩碚f，社區服務其實可以在和對方合作的前提下，找其他相應的公司作配對，令雙方達到雙贏的局面。還要注重服務上的需求層面，社區中心會開辦瑜伽班等興趣課程，對象是年輕女性，即使社區中心地理位置不優越，設施更是陳舊——相對來說北區的設施已經很久沒有更新維修，合適的地方也有限——可是有好的師資，又或聘請的導師是拿過獎的，人們當然前往社區中心。 我國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發展至今，存在的問題也愈來愈多。以組織或團體的形式組成的行為集體，比如維護共同利益的社區組織，不但民眾的參與度低，自組織溝通不暢、缺位、沖突外溢等社會問題出現。集權式的社區治理不斷深化，并不能實現我國社區民主共治的轉型目標，全能型的政府角色面對日益增多的利益團體根本無法平衡推進有效的公共管理。現時我國的社區治理改革還只是追求管理的效能提升，本質上是加劇威權的治理邏輯，致力于依據行政手段實行創新的治理模式，并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居民主動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這是由于社區從同質性向多元化發展，導致利益群體的意識強化、權力分散的新體制轉型。因此，構建未來創新型共同體社區有幾個實踐的方向：第一，權力回歸，為了加大居民的自主參與必須先讓居民有更大的權力控制，合理、合法的參與式社區治理改變過去對權力的普遍服從;第二，協作關系的社區秩序，是一種基于利益和價值共享的構成要件，而不是一種權力和法律堆砌的制度化基礎;第三，具有獨立及自主性的社會組織的發展空間，只有授權形式的治理組織，并不可能共享治理的權力和利益，更不能推動實質性的社區參與價值，依賴于政府下發的權力配置，實際上還是威權社會的一種“封閉型自治組織”，不是真正意義的自我管理，不利于營造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三、多元主體參與公共服務的困難與挑戰
目前澳門社區公共服務的處境是，第一，政府需要起統籌作用;第二，政府需要確定標準?！捌鋵嵾@里與澳門一個很大的背景有關，從澳葡政府開始，坊間就盛傳“你先辦事，辦得好得我再付費”的說法。其實“好”有不同的標準，若政府覺得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例如社福機構，嚴格來說在香港、臺灣都需要開標的，但澳門不是，政府覺得你做得好就給你了” ②。所以以前成立的社團獲得的資源多，新成立的社團由于沒有基礎，即使很有運行力也未必能獲得資源。這也是一個死穴，讓澳門很多有能力的社團，想做好社服卻沒有充足的機會。目前來看，現時澳門缺乏統一的標準，沒有評標、開標、核標，政策一推出就一直盲目執行。是不利于建設平等參與社會、制約公權力的管理模式。雖然對社區服務的評價已經相當好，但是參與度仍然一直“上不去”，有必要從計劃項目一開始的“知情”、運作中的“表達”、互動中的“監督”三方面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社會組織是社區建設的核心力量，為社區提供優越的服務，為社區能創造具有優勢的條件，還整合潛在的資源建立起多元主體的合作機制，拓寬居民的福利服務，形成公益及福利性的組織機制。如果社區中心的條件或者設施許可，政府和社會服務機構或者民間社團的合作就是“判給的服務”，又或者“外包服務性質”。社區的組織面向大量的群眾，以積極滿足生活的需求為基礎，關愛弱勢群體，廣泛組織居民的參與。同時，實現社會需求的多元化，日漸多樣的社區需求，從便民服務到社企之間的合作，從救助性向社會化服務的轉變，是政府以外公共事務建設的重要組織形式[9]。通過社區首先關心居民的事務，繼而發動居民參與社區，必須考慮社會發展過程中居民所需要的幫助，切身為居民著想，才能建立起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從關心到參與社區建設，是培育公民意識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1]托克維爾.論美國民主[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2]夏建中.從街居制到社區制——我國城市社區30年的變遷 [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8（5）.
[3]約翰·克萊頓·托馬斯.公共決策中的公民參與[M].北京：中國 人民出版社，2010.
[4]科恩.論民主[M].聶崇信，朱秀賢，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5]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 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Tony Bovaird. Beyond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user and community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J]. Public Adminis- tration Review，2007（5）.
[7]Jack Rothman. The Interweaving of Community Intervention Approaches[J]. Journal of Comminty Practice，1996（3）.
[8]全球治理委員會. 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Our Global Neigh- borhood）[M].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9]若宏.中國NGO——非營利組織在中國[M].北京：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0.
[責任編輯、校對：黨 婷]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hailuomaifang.com/4/view-1490447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