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學何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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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管理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和思想體系，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和不斷發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背景之中，演變出了不同的內涵。而管理哲學作為管理在哲學層面的認識以及哲學在實踐層面的運用的綜合性研究范式，其不僅體現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管理實踐活動和管理理論之中，同時也蘊含在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脈絡之中。一方面，管理理論的構建離不開對于管理實踐和管理思想的反思;尤其是處在文化價值多元的社會環境之中，傳統的管理理論正在喪失其普遍適用性;而反思作為哲學認識事物的方式之一，應和管理理論有機結合。另一方面，哲學發展的“實踐轉向”則可以管理實踐作為載體，通過與管理思想與實踐的有機融合，從而實現哲學在實踐層面上的“落地”。
關鍵詞：管理哲學;西方哲學史;管理思想史
中圖分類號：B0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5-0065-03
哲學運思于哲學史之中，管理思想同樣也蘊含在管理思想的演變過程之中。因此對于管理哲學思想生成過程的追尋，既需要深入于哲學思想之中，同樣也不能離開對于管理思想的回溯。一方面，對于哲學史的歷時性梳理，能夠明晰哲學研究范式及其思想演進的邏輯關系，從而使管理哲學作為哲學的研究路徑之一，獲得相應的理論支撐;同時，對于管理思想的歷時性梳理，則可以清楚地認識管理理論的演變及其研究范式轉換的過程，從而能夠全面且深入地理解管理學的本質及其價值目標。
一、西方哲學發展的演變
一方面，我們可以按照哲學史發展的歷史脈絡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古代哲學”“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而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的哲學意識形態又可以將哲學劃分為“古希臘哲學”“教父哲學”“經院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等等。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通過對于哲學研究范式和內容的區分，將哲學的研究分為不同的思想流派和體系，如“實用主義學派”“分析主義學派”等等。在不同歷史階段和社會境況之下，哲學思維的方式和哲學研究的范式都有其特殊性，通過對于哲學史的歷時性梳理和共時性分析，我們可以相對完整地理解哲學自身延續和演變的歷程。而這樣的一種演變過程是批判性繼承與發展的生成性的過程。而管理哲學作為哲學研究范式以及哲學實踐轉向的延伸路徑之一，應該也必須構建這樣一種生成性的認知過程，從而更加全面和真實地認識管理主客體的生成及其二者關系的發展。因此，本文以西方哲學史的歷時性發展脈絡為基礎并結合不同發展階段哲學思維方式和其研究范式的分析，通過歷時性和共時性的雙重維度梳理出西方哲學發展的三次轉向，以論證其理論生成和發展的合法性與必要性。
?。ㄒ唬┱軐W的認識論轉向
西方哲學的第一次轉向可以歸結為由“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從歷時性的維度可以大致歸結為從古代哲學向近代哲學的演變過程。同時也是哲學研究范式的轉化，即由一種探尋一般存在（終極性的存在）和事物本質（終極性的價值）的哲學研究范式向一種探尋思維和存在之間關系的哲學研究范式的演變。古代哲學（以古希臘哲學為代表）主要是從自然和客觀存在的視角出發，對于世界本源和本質的追尋，從對象世界本身去尋求世界的統一性。根據現實存在的自然現象，去探尋其根本的原因及其生成規律。從西方哲學史的宏觀視角來看，古代哲學可以被認為是對于世界客觀存在的探尋，但是其忽略了或者說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思維”和“存在”二者之間的關系。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則試圖以確定性的精神為基礎、以辯證法作為論證工具構建哲學體系，從而實現本體論與認識論的統一。而對于思維和存在及其關系認知的變化以及以反思（對思維的反思）作為認知工具的近代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其在古代哲學對于客觀世界和本源的統一性（終極性）認識的基礎之上，通過對于思想的客觀性認識，從而實現本體論與認識論在思維與存在關系認知上的統一。而在社會實踐中，由于個體的主體意識或者說是自我意識隨著理性主義和啟蒙主義在近代哲學階段的發展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也為后來的哲學的第二次轉向，即向“哲學的語言轉向”奠定了基礎。
?。ǘ┱軐W的“語言”轉向
西方哲學的第二次轉向是由近代哲學研究范式向現代哲學研究范式的轉化，被稱之為“哲學的語言”轉向或是“哲學的實踐”轉向。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代表的“哲學的實踐”的轉向，以人的現實存在的方式為基礎去解決有關思維與存在的關系;而以叔本華、尼采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或者可以說是人本主義思潮，打破了之前主客二元論的哲學研究范式，而強調從人的意向活動出發來探尋人的存在。以弗格森和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分析哲學思潮即“哲學的語言”轉向，主張對于日常語言的表達方式進行分析，寄希望于通過對于概念表達的研究而實現對于概念意義的理解。結構主義及其之后的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出現代哲學理論發展的脈絡。由于結構主義不能稱之為一個統一的流派，而是各流派綜合而形成的一種哲學思潮。其沒有構建出與之相應的哲學理論體系，也沒有明確的研究范式。借助于其他眾多學科的研究方法（語言結構、系統模型等），寄希望于通過“語言”存在的客觀性取代人存在的主體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現代哲學是對于近代哲學尤其是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主的“固有的”哲學的形而上學理論體系的解構，以及對于理性主義和人的主體性存在的批判。由于這一時期的哲學在解構之后，未能形成相應的哲學理論體系，對于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就成為當代哲學發展的趨勢。
?。ㄈ┱軐W的“政治”轉向
西方哲學的第三次轉向是由“語言哲學”向“政治哲學”的轉向。羅蒂教授在分析了哲學的“語言轉向”之后，認為哲學的研究領域將會和政治領域、公共領域等實踐領域相融合，他認為語言和思想的正確性與否不是關注的重點，而是應該考慮如何將其運用到實踐生活之中。他認為哲學的第三次轉向是向“政治領域”的轉向。雖然其論述的理論基礎是實用主義立場，但是不能忽略的一點就是，在經歷了結構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對于傳統形而上學體系的解構之后，如何能夠建立一種與實際生活相聯系，同時又保持哲學抽象性的“新型”形而上學體系;以及如何能夠在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思潮之中，在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思潮之間，從而實現形而上的哲學理念與實踐活動統一的問題，已成為當代哲學不可忽視的也不能忽視的研究問題之一。由于多元主義思潮和價值中立理念的盛行，我們很難去得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研究范式，或是將不同的哲學流派融合統一。同時，在現實生活中，政治矛盾以及對于利益的追求而引發的沖突亦是不可避免。這時，哲學究其本初對于智慧的追求，所能夠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對于行為“反思”的需要以及對于追溯問題本源的需要。由于這種需要的產生，個體能夠在反思其行為及其行為可能帶來的結果之后再付諸實踐活動。 二、西方管理思想的演變
當我們沿著管理思想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時，不管是管理理論抑或是管理實踐，其雖然受時空性的制約，在實踐過程中處于不斷發展變化的狀態，由此也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產生了不同的管理思想。雖然其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發展狀態中，受制于相應的技術、制度和對人自身的理解程度的不同，而在理論研究的范式和管理的實踐活動中體現出差異性。但是管理在實現個人和組織目標以及對于滿足人類需求的根本目標上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本文通過對于管理理論研究的指向，將管理思想的發展歷程概括為三次轉向，從管理思想史的角度更加清晰地梳理出特定時空下管理哲學的存在樣態。
?。ㄒ唬┕芾淼目茖W化轉向
管理思想的第一次轉向是管理的科學化轉向，也可以稱之為管理的規范化轉向。管理的科學化轉向按其作用領域可以分為管理實踐的科學化和管理研究范式的科學化。由于管理是一種基于對效率的有效性的追求而展開的活動，當處于一定歷史階段內的社會管理活動不能與相應的社會生產力相適應，那么主體（包含社會和個體）對于一種更有效的社會管理的需要，必然會促使管理理論和管理實踐圍繞著效率從而生成一種有效的（具有相應的時效性和公共性）管理活動和規范的社會秩序。文藝復興運動不僅打破了封建皇權和教權的統治，改變了管理活動所存在的外部環境（社會秩序）。同時，由于對于理性和個體主體性認識的覺醒，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主體對于管理活動的認識和運用。管理活動也因此而擺脫了命令與執行的單一統治模式。而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變革而引發的社會秩序的重構，不僅使管理實踐規范化與高效化，同時還使得管理理論多樣化與體系化。在這種社會背景條件之下，由于社會組織對于規模經濟和生產效率的追求使得管理活動成為生產的第四要素，管理活動逐漸體系化、科學化并建立了相應的研究范式和理論體系。但是由于當時以科學管理理論以及組織官僚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對于規范化的管理活動以及生產效率的追求，管理實踐忽視了效率的有效性內涵，而直接和物質利益和生產活動相等同;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的高度統一使其喪失了管理哲學視域下的反思與批判。社會中資本家為了占有規模經濟的紅利，對于剩余資本和生產效率的極端追求，產生了新的生產關系和經濟市場關系，并以此為基礎新的勞工關系也應運而生。不可否認的是這一階段的管理實踐與管理理論確實促使了社會物質生活水平的極大發展，滿足了人們對于效率的需要;而此時管理作為一門保證生產效率的科學卻以“科學”的名義，深陷于追求物質利益和生產效率的“卡夫丁峽谷”。
?。ǘ┕芾淼摹叭?群”關系轉向
“人-群”關系的轉向在管理思想領域可以被理解為人際關系理論。之所以從“人-群”關系的角度去闡釋管理的轉向，是因為“人-群”關系所體現出的認知過程，即由主體性向主體間性、個體性向群體性的生成性的認知過程。而在管理領域則體現為管理理論研究的對象轉向了人的本性以及人的行為動機和需要。由于經濟危機而引發的市場、社會大蕭條，原有的自由放任的經濟市場體系和原有的科學管理理論體系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新的社會需要;以個體理性和新教倫理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逐漸被非理性和社會倫理所分解。個體基于理性對主體性的認識已經不能滿足基于新型社會秩序（生產關系）所生成的社會認知。而基于此種情況，對人的本性和人群關系的重新認識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霍桑實驗以及之后在此基礎上所提出“社會人”假設的梅奧，雖然其原初目的是通過對于管理主體和客體的行為分析，從而實現管理和生產效率的提升;管理人性假設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將人的價值物化（工具性）。但是這一階段的管理理論不再局限于對于最優的生產績效和最規范的管理方式的研究，而是轉向了對于人（抽象和具體的統一）的本性和人群關系（組織）的研究?！叭?群”關系問題作為社會生產力提升而生成的新型社會秩序的體現，其不僅是社會生產關系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主體對于客體（社會存在）的認知理念的變化。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說，當物質需要不再成為組織中個體行為的主導因素時，對于生產效率的追求也不能僅僅等同于物質利益;正如麥克利蘭就認為對于成就的需要也可以作為激勵組織中部分個體的動因;而在赫茲伯格的雙因素理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這一階段在管理中對于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對于人的需要和動機的解構。不能說這一階段的研究忽視了人的主體價值，但對于個體主體價值的確立得以開始。巴納德所提出的正式組織理論也正是基于一種協作系統，寄希望于在滿足效率（個體的目標和動機）有效性的同時，實現組織的效力（群體與個體的目的與動機的有機統一）。而“人-群”關系的構建，也正是主體基于對組織（群體）的認知而實現對于個體價值的再認識。
?。ㄈ┕芾淼亩嘣D向
管理思想的第三次轉向是管理的多元化轉向。這里所指管理的多元化，不僅是指管理理論的多樣性與動態性（正如孔茨所提出的管理理論的“叢林”狀態），而是通過對于現代社會的境況和組織外部環境的動態考察（經濟、文化的全球化與一體化、個體主體的多樣化），分別從管理的主客體、組織的制度和管理方式等維度基于對管理本質和目的（有效地配置和利用稀缺資源以滿足不斷變化發展著的世界和個人的需要）的追尋以及對于管理活動的反思和批判，從而賦予管理理論和實踐以適應當今社會秩序的全新內涵。在當今社會所面臨的經濟全球化、文化價值多元化的背景下，管理理論和管理實踐則需要構建一種符合多元趨勢的研究范式和內容。正如泰勒在界定科學管理本質時，將其定義為一場偉大的心理革命，而這場心理革命所關注的重點是建立在勞資雙方的“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多元化視角下的管理亦應以社會整體為基礎，對管理活動進行多維度的反思。亦如謝爾登的管理哲學研究視角，其將管理活動所追求的效率賦予了道德標準和社會正義的倫理內涵;而霍金森則通過社會組織中的價值取向分析了社會道德規范在組織目標的有效實現和管理活動中的作用。而科克比則提出了以徹底規范性的現象學研究范式來研究管理，其對于管理的理性主義的解構，使得多元文化價值體系下的管理思想重新煥發了活力。因此，管理思想的多元化，必須立足于社會多元價值的基礎之上，并以動態、發展的視角，通過哲學的反思而實現管理有效性與社會秩序規范性的內在統一。 三、管理哲學生成的必要性
一方面，從西方哲學史的角度分析。管理哲學的產生是基于哲學“實踐轉向”的進一步延伸。不同于政治哲學，管理哲學從與社會實踐關系更加緊密的管理活動角度出發，其研究范圍不僅包括社會中的個體、組織，還包括與之相應的制度、經濟、文化、價值等因素。而哲學作為一種特有的認知世界的方式，通過與管理的結合能夠充分發揮其思辨性的特點，在完善管理認知完備性的同時，也可以賦予其符合新時代特征的內涵。
另一方面，從西方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管理哲學作為一種管理思想，存在于管理活動發展的各個階段。不管是科學管理階段抑或是人際關系管理階段，管理哲學都體現在特定的時空范圍下的管理理論和管理實踐活動中;而其對于效率有效性和社會秩序規范性的追求，是其生成的內在邏輯。管理哲學作為一種管理學研究范式，則是在動態性與生成性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以及價值觀的作用下，對于管理本質和根本目標的追尋，并與社會秩序的時效性相結合，通過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利用，從而實現管理主客體需要的滿足。
本文通過對于西方哲學研究的“三次轉向”以及管理思想發展的歷史脈絡的梳理，從西方哲學史和西方管理思想史的雙重角度，對于管理哲學在現代社會復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進行了簡要的分析。從思想史演變的路徑分析，管理哲學作為一種反思管理主客體存在關系的理論研究范式，不管是從西方哲學史的角度抑或是從管理思想的角度，都可以證明其生成的合法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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