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上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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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本名李玉臻，1942年11月生，山西武鄉人。1966年于北京政法學院畢業，分配到海南島黎族苗族地區，后調回山西，長期從事政法工作，現任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學生時代和在海南期間即有詩歌、散文創作，結集為詩集《草縷集》和散文集《遠行集》。近年以寫作舊體詩詞為主，發表作品 300余首，有《寓真詩詞選評》(姚瑩等編選加評)一書出版。散文新作有《觀瀑集》等。
東林：我知道您的詩歌創作已有多年歷史了，我想問您是怎樣愛上詩的，這和您的生活經歷有何關系?
寓真：從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詩歌就像有一種魔力一樣使我耽迷，讀了很多古代的和現代的詩人的作品。中國傳統詩歌中那種深切的憂國憂民情結熏染著稚嫩的詩心，正在國家面臨天災人禍的年代，我寫了一篇《致某市長》的詩，宣泄對當時的腐化之風的不滿，直接寄到了所在城市的市黨委，引起了一場小小風波。過了三四年之后，文化大革命開始，這首詩又被從市委的檔案中翻出來，抄寫成大小字報張貼。這就算我第一首面世的作品，現已收在了《山西五十年文藝創作精品選――詩歌卷》中。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海南島黎族苗族地區，在那種艱苦環境和“接受再教育”的特殊背景下，我用傳統詩詞的文學形式表述心中的憂傷、感懷和期待，寫下了《漂萍集》。這些詩，其實都是我的人生經歷的記錄。年華流逝像水一樣，但又不是白水，因為曾經有過愛恨和悲歡，就會留下痕跡。沒有哪一首詩是硬用文字拼湊出來的，每首詩中的音節字眼都不過是感情經歷的流痕。
東林：您現在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大法官之一，據我所知還是惟一的堅持寫詩的大法官。法官職業的剛正、嚴肅性，與詩歌的浪漫、情緒化，二者似乎很難相容，但您卻能將二者融為一體，是否可以談談這其中的體會?
寓真：我在大學是學法律的，但對于文學的愛好始終沒有丟棄，也 從來沒有感到這有什么矛盾。許多人只知道法律是嚴厲的，像鐵石一般，其實法律是以道義為基礎的。中國的傳統法律思想深受儒學文化的浸潤。所以我認為文學的修養，深化了我對法律的理解。我多年來一直從事法律工作，深知法刑公正與否牽系著民間疾苦。秉公執法，懲惡揚善，是一個正義的法律工作者的情操。這與歷史上的許多愛國詩人的情懷是一致的。當然，執法辦案，與吟詩作文，完全是兩回事，不能用屈原杜甫的詩情騷意來辦案，也不能用包公海瑞的奏章判詞來作詩。但也不是說二者毫無聯系，詩教文化與法治文化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詩人白居易不僅留下了光輝的詩篇，也留下了他關于執法斷案的杰出的法學論述，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是很多的。我是一個喜好讀古籍的人，寫舊體詩與傳統文化影響不無關系。在我寫的東西中，大概既可以看到傳統詩教的影響，也可以看到傳統法文化的影響。
東林：從您的創作經歷來看，由早期寫新詩，轉向現在似乎是舊體詩更臻成熟，可以談談您為什么鐘情于舊體詩寫作嗎?
寓真：不要去看它是什么“體”。只有情，才是詩的最重要的要素。至于用什么樣的“體”，那是由詩人自己的學養、喜好、習慣等等形成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度過幾年寂寞時光，因而專心學習了傳統詩詞的格律，從中感覺到了我們的漢語漢字的精妙意蘊，讓人驚嘆不已，古典詩詞溫柔敦厚的內涵又讓人無比陶醉。經過多年寫作，越來越覺得詩詞最適合表達自己的生活感受了?，F在見諸報刊的詩詞，有一些總是生硬地搬用格律，湊整齊了字數，其實根本說不上是詩。如果不能表現我們現代人的情懷，硬去湊古人的格式有什么意義呢?我寫詩詞雖然講究格律，但并不是為格律而寫，寫的只是自己的生活與感情。
東林：如此說來，您一定會有純粹個人感情色彩的作品吧?詩歌是一種十分個性化的感情流露，這與您想傳達大眾心聲的愿望是否一致?
寓真：任何一首真正的詩都帶著作者個人的感情色彩，但不好說是“純粹”。因為有真情的詩都會引起他人的共鳴，從這種意義上說，個人的感情也融著他人的感情。比如說愛情詩吧，個人感情色彩是最鮮明的。我有一些短詩，那些絕句和小令中，就重現了青少年時期的女友的影子。如：“荷池猶記照紅腮，柳葉幾經重剪裁?回首青春情似夢，伊人何處踏波來，”“田野清香果欲圓，愛情半熟初豐滿。此間少女迷人處，生就紅唇不用染?！庇腥俗x我的詩集時，特意把這些句子勾劃出來，說明有了共鳴。作為一個深受傳統影響的詩人，不會沒有社會責任感，但在具體寫作某一首詩的時候，并不是要有意識地要去傳達大眾心聲。尤其是像我這樣的非專業寫作，完成職務工作之余，只是想借詩抒寫自己的感受，從來不想是為別人寫作，許多東西并沒有當時發表。但我相信，只要是一個真誠的詩人，真誠地袒露自己的情懷，其中也就會有大眾的心聲。有一年山西發生假酒毒死大批人命案件，新聞熱炒，震驚全國，那些制售毒酒的人在我們法院審判。法官們辛苦了一段時間，主犯被判處死刑，案子了結后，我們松了一口氣，在一起吃飯，祝賀這次任務的勝利完成。這時我忽然想到那許多的受害者，他們家破人亡，無可補救，案件其實是了猶未了。于是寫下一首七律：“忽有悲聲動地來，雁門風號雪徘徊。酒中劇毒誰曾信，地上橫尸不忍埋。記者堪稱好事者，罪人終上斷頭臺。官方事過便無事，多少民家永世哀!”這首詩把我當時所想記下來，只不過是寫實的作法。評論家評到這首詩時，說“開頭一句奇絕驚人，尾聯字字更有千鈞之力，當引讀者與詩人同聲一哭!”雖有點過獎，卻也說明詩中有了大眾的心聲。
東林：您有沒有一首自己感到最得意的作品，或者說代表作，
寓真：我想舉一首詩，就是經過我們三年辛勤奮斗，建成山西省高院審判大樓時寫下的那首七律：“艱辛何足道三年，崛起如同在瞬間。郊野遙青秋色好，高樓潔白劍光寒。雙懸天鏡清如水，兩臂民情重似山。仰望國徽誓宏愿，鞠躬法治獻忠肝廠這首詩一寫出來就受到了大家喜愛，寫到了法院遷址的紀念品上，法院內外很多人知道這首詩，有的還能記誦下來，激勵了法官，宣 傳了法院，不論藝術價值如何，這首詩是有了現實意義的。舊體詩大多是寫這種八句的律詩、四句的絕句，雖然不乏有自感得意的句子，但因為是小品，很難談得上是代表作。我寫的長詩不多。長詩中有一首1989年寫的《初夏記事》，或許會有點代表性。因為正是那年國家發生風波之際，我的父親病逝了，詩中記述了父親從病?；剜l，到逝世安葬的過程，家事與國事交織在一起，“父疴醫束手，國氛眾憂驚”，“家事雖焦急，公務不可松”，心情很復雜，敘述較真切，最后以“勤奮盡職志，祈祝國運興”作結，看過這首詩的朋友好像都很贊許。
東林：寫詩要花費不少精力，這與您的工作在時間上有沒有矛盾?您的家人、同事都是怎么看待的，有無非議?
寓真：寫詩不像寫長篇，不需要專門時間，東鱗西爪，片言只語，都能成詩，所以與工作沒有矛盾。我經常是在旅行中，邊走邊看邊想，隨手記些東西。晚上在家也寫，日有所思，夜有所記。家人不干涉我，只是看，我寫的詩和散文都在家里電腦上打印，妻子女兒當然是最先看到的。至于同事中有什么說法，我是從來不在意的。真正醉心于寫詩的人，別的一切都可置之度外。珍視自己的作品，勝過一切。我有時讀著自己的詩，頗有點“孤芳自賞”，把其他毀譽得失也就拋到九霄云外了。
東林：您的寫作方式是一揮而就，還是苦心推敲的?在處理體裁時，駕馭詩詞形式是否會遇到言不達意或難以言傳的難題?
寓真：一首好詩中總是要有一個精彩的警句，有一個精練傳神的詩眼。獲得警句和詩眼，要靠靈感，不能靠苦思冥想。有了詩眼，有了警句，這首詩就不難作了。至于其它字句如何搭配恰當，如何嵌入格律，在平仄、粘對、聲韻和遣詞造句上盡可能體現美感，這就需要反復推敲，反復修改。好詩不厭百回改，前提是好詩，如果沒有靈感，沒有詩眼，沒有警句，只是在文字上苦苦推敲，結果是越推敲就越平庸。寫作傳統格律詩詞，最能感受漢語的豐富多彩。只怕你沒有新鮮的感受，缺少靈動的情感，不怕沒有適合的詩句來表達。律詩、絕句都是極精練極含蓄的藝術形式，不適合洋洋灑灑的敘述，啊啊呀呀的呻吟，題材要作高度的濃縮。正因為這種濃縮，才使得傳統詩詞的藝術美感是別的文學樣式所難以達到的。當然，如果是想把要表現的題材寫得那么具體，來龍去脈那么清楚，那就不要用詩詞表現。我在游訪名勝古跡中寫了不少詩詞，同時也寫過一些游記散文。
東林：您認為現在創作舊體詩與歷史上丈人寫詩有何不同?當代舊體詩發展前景如何，可否作個預測?
寓真：傳統詩詞在歷史上是極其輝煌燦爛的，但是，格律詩也曾經長期做過科舉取仕的手段。尤其到了明清以后，好詩越來越少了，寫詩成了官場之上求取功名的一種技藝，也成了一些消閑墮落文人贈答應酬的玩物。我們要繼承和發揚的是傳統詩詞文化的積極的優秀的成分，同時必須擯棄它消極的糟粕的那一面?，F在常?？吹接腥顺幸u舊時代文人習氣，寫一些內容陳腐、空洞無物、詰屈聱牙、味同嚼蠟的東西，那不能算是詩。我們現代人要寫好詩詞，需要用現代的審美觀念，將傳統中的優秀成分吸收過來，將傳統的形式用以表現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和感情。形體似舊，意趣清新，這才是現代詩詞。對于傳統格律，要賦予其新的生命。我不同意任意突破和拋棄格律，但必須用鮮活的語言、鮮活的意象、鮮活的感情，把傳統的凝固的格律激活。從創作實踐來看，這是可以做到的。我對詩詞的前景充滿了信心。傳統格律不但不會消亡，而且會沐浴著時代的春風綻放出新的藝術魅力。寫新詩要學習傳統，回歸傳統；寫舊體詩要開拓創新，推陳出新。這樣就會逐漸融合交匯，既有民族傳統，又有時代氣象，我們的詩壇就會顯示出多彩多姿，真正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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