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詩不過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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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詩刊》的“青春回眸”詩會被要求寫一篇“創作談”，我基本不寫詩已經多年，但又不能不交卷，只好寫一篇“不創作談”。亦即不寫詩還要說詩。
不寫詩而說詩，就好比站著說話不腰疼，不諳其中三昧。但細想起來也未必，首先，自己就是寫詩的，且寫過多年，不然現在哪有資格來“回眸”“青春”?再者，即使這些年不怎么寫了，但愛好并未稍減，詩是常讀的，還不包括長期以來作為編輯的職業性讀詩。上述中的任何一項都可為我簽發說詩的“許可證”吧?
多年以來，在詩壇出現頻率最高的語詞大約要數“好詩”二字了。寫詩的想寫出好詩。編詩的想編出好詩，各種研討活動之類也總是呼吁寫出更多更好的詩來?？傊?，“人間要好詩”吧。但什么是好詩，就像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很難有個標準的尺寸。到了一些玄乎詩人和玄學詩歌理論家那里。更會說得比天文學還要繁復深奧。我就從來不大在意那些高論。而始終記起不知何時從哪里進入記憶的清人張問陶一首最簡明的說詩的詩，并有意無意將它引以為自己的一條基本準則：
名心退盡道心生，如夢如仙句偶成。
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
尤其是那句“好詩不過近人情”。
近乎人情便是好詩，這要求也是不是太低了?詩歌本來就是情感領域的東西，難道還有“不近情”的?如果歷史不過分健忘，我們這一代(當然包括我自己)在中國某一將文藝徹底“工具化”的特定時期，真還寫過“不近人情”甚至“太不近人情”的詩。誰要忘記那些荒誕，就是忘記新詩曾經遭受的蹂躪。上世紀80年代詩歌復興的重要標志，就是使詩歌回歸了自己，回歸了人性，回歸了人，從而使讀者覺得詩歌有情有義，有肝有膽，如同一個可以彼此貼近彼此攙扶彼此溫暖的遠足中的同行者。這些都似乎無需再多饒舌了。
但問題并未到此為止。詩歌作為人類精神的詩性呈現和詩人個體心靈的高度主觀外化，不歸自己不好，太歸自己了好像也比較麻煩。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詩歌又走了很遠的路，各種風光各種景致“盡在山程水驛中”，其豐富和多姿多彩已使上世紀80年代顯得黯淡。一些年輕、更年輕的詩人起點就很高，當初最先鋒最前衛的那套，對他們已是“小兒科”并多有不屑，尤其在詩歌的主體性上走得更遠。但遺憾的是，讀者與詩歌之間卻出現了令詩人最不愿聽到的“疏離”二字，好像從過去那種休戚與共變成了互不相干的路人。這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條或許就與“人情”有關。
世界上的許多謬誤，有時就喜歡從一頭滑到另一頭去。
比如，情要近人情。人們之所以要讀詩，總是因為他們有需要，除了寫詩者有看看“行情”的動機之外。多數人還是心靈所需。詩靠什么去感染他們?當然最基本的還是靠“情”。這里除了我們常說的要真情不要偽情、要至情不要矯情之外，還要掂掂你所表達的那份兒情是否在人們的常情之中?；楣倘皇蔷褡儜B者才會有的，正常人自莫名其妙；過于隱秘、過于私化、過于瑣屑無聊的情態，也會很難使讀者為你動容。這還不說作者的情操、情調決定了作品的情趣、情味，若讀者不動心，無論你怎樣自覺其筆下妙不可言。他們依然“麻木不仁”。
又比如，理要近人情。詩歌本來是“不講理”的，但人們總把“情理”二字連在一起。在讀者那里，情就是理，理就是情，合情就是合理。說到底，讀者有讀者的接受心理和情感邏輯，如果詩人的價值理念、精神指向和藝術立場過于偏執，潔癖、刁鉆、乾坤顛倒、邏輯混亂、開口不說人話、前村不著后店，以至對漢語言恣意擺布，都只能使自己與讀者對峙。當然，詩人也有引導、提升讀者審美的義務，但總不能把別人捆綁在你的“藝術戰車”上拽著走，否則也會落入另一種“不近人情”。
再比如，事要近人情。詩人的“情”不是空穴來風的，它總是因為了什么事，即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吧。事情有自己關心的，有別人關心的，有只有自己關心而別人毫無興趣的。詩人有抒寫任何一樁事情的權利，但除了你保留堅決只寫給自己看的權利外，總得想想別人對此關心不關心。別人都普遍關心的事情叫做“世事”，由“世事”而生出的情感、情態、情緒之類就已叫做“世情”了。一個詩人不能不關心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或著“世情”，至少不能把自己與個人以外的世界完全割開(也割不開)，不然你也無法走進“世人”的“心情”。近30年來，人們總把《我是青年》視為我的“代表作”(慚愧!)，實話說，它的產生雖屬偶然(都“怪”那次叫“青春”的詩會)，但有兩點后來我是“追認”了的：它確是我當時憋得慌、不吐不暢的一股氣流；我雖并未有絲毫想到要去“揭示”或“代表”什么，但對自己與時代的關系還是意識到了的，以至后來被一些厚愛者稱為“一代人的心聲”。我說這些只是想說，古人之謂“文章乃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也許太過于“天下舍我其誰”了些，但如果我們一定要弄到“詩歌乃吾家之私產，何能公焉”的程度，也會把自己的天地堵得太小了!
我之奉行“詩要近人情”這樣“人之初”水平的準則。是想使自己更從容、更平實、更常態地去感受生命、感受世界，盡力沉人事物的深部。當下的時代，已是一個傳統價值觀分裂、資訊瘋長、文學也向市場“轉型”的最功利的時代，速度的壓迫和成功的焦躁使人恨不得從十八層高樓一舉飛升或一夜寫一本《荷馬史詩》而聲名駭世，出現一些不近情理的“驚人之舉”也正在一種“情理”之中。我只是再三提醒自己，藝術的規律不可不敬畏，最好還是如張問陶所說，讓“天籟”自鳴，“天趣”是生，自己最多做一個真實心靈的記錄者。
到了“青春”都只能遠遠地“回眸”的時候，也更該懂得“名心退盡道心生”了。
20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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