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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姚一葦的戲劇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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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臺灣現代戲劇教育發展的過程中,姚一葦積極踐行專業化與創新性并重的理念,以中國藝術文化為根基,兼顧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強調啟發學生原創意識,培養劇場藝術專業人才,建構精英化的培養模式,提倡開放多元的教學方法,在臺灣戲劇教育領域影響深遠。
  【關鍵詞】 姚一葦;戲劇教育;專業化;精英化;開放性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姚一葦(1922—1997)在戲劇創作、撰寫戲劇/藝術理論與批評、籌劃“實驗劇展”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就,堪稱臺灣現代劇壇的精神燈塔。戲劇界往往看重他在上述三方面的成就,卻容易忽略他亦是臺灣戲劇教育領域的急先鋒這一事實。1956年秋,出任臺灣藝術??茖W校校長的張隆延,聽說姚一葦懂戲劇,親自邀請他去藝專演講,對于姚一葦演講的《幕》,張隆延甚為滿意,遂聘請其至藝專兼課。作為教師,姚一葦經常與學生談到編劇問題,并于1963年嘗試創作了三幕話劇《來自鳳凰鎮的人》,同年在臺灣大學演出,姚一葦在后臺遇到李曼瑰,李曼瑰對他勉勵有加,彼時李曼瑰在主持干校戲劇系的系務,遂邀請姚一葦到干校兼課。不久,臺灣中國文化學院戲劇系成立,李曼瑰兼任該校藝術研究所戲劇組主任,邀請姚一葦至戲劇系兼課。1966年,李曼瑰出國訪問,姚一葦接替了李曼瑰研究所的職務;后與俞大綱、李曼瑰一起工作?!霸谫Y訊匱乏、物資拮據的六、七〇年代,由李曼瑰女士、俞大綱先生和姚一葦先生共同主持的文化學院藝研所戲劇組,那是臺灣劇場教育史上的金剛鉆時期?!盵1]941982年,臺灣藝術學院(2001年更名為臺北藝術大學)初創,院長鮑幼玉特地到臺灣銀行兩顧姚一葦,力邀他擔任教務長兼戲劇系主任,姚一葦在銀行辦了退休,全心投入藝院的建校工作,并擔任成立后之首任戲劇學系主任兼教務長。1992年其雖自藝術學院退休,仍在戲劇研究所任課,直至1997年4月去世前,還在承擔教學工作。
  自1956年踏入杏壇,至1997年去世,姚一葦在臺灣四所院校的戲劇系/所工作過,尤其是參與藝術學院戲劇系的創立(后在任15年),在戲劇教育行業傾注了畢生心血。關于他在戲劇教育領域的貢獻和地位,尚未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本文嘗試從其踐行的專業化與創新性并重的教育理念、建構精英化的培養模式以及提倡開放多元的教學方法三個方面,梳理其在戲劇教育領域所做的努力及其對臺灣現代劇壇的影響。
  一、專業化與創新性并重的教育理念
  專業化與創新性是姚一葦特別強調的教育理念,因為戲劇是一門綜合性藝術,冶文學、音樂、舞蹈、表演、造型、美術等藝術形態于一爐,偏重案頭劇的文學性或是忽略場上戲的舞臺性,只能算跛著腳走路,因此,他特別強調劇場的專業化,堅持在藝術學院辦一個真正的劇場系。他的這一理念在臺灣的“教育部”還碰過釘子,一個官員曾當面斥責他:“哪有什么劇場系?!只有戲劇系!”不善與人爭辯的姚一葦并未因此而后退,而是迎難而上:“好吧,戲劇系就戲劇系,反正我們的英文系名是Department of Theatre,他管不著??墒菓騽∠挡荒芸湛谡f白話,必要真刀真槍地來做。舉凡劇場內的一切元素,包括舞臺、燈光、服裝、音效、管理等,都必定要能自己動手,當然也就需要一定場地、設備和訓練。真個是十八般武藝,缺一不可,所有這一切都得從無到有?!盵2]他強調劇場系培養學生是要來“做”戲的,看重表演、后臺工作(舞臺設計、服裝設計)的課程,因此,堅持系內必須有自己的制作工廠,關注學生的期末大戲,授課也本著戰戰兢兢的態度,每一門課事先都要準備講稿,《美的范疇論》《戲劇原理》這兩本著作就是在臺灣藝專、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藝術學院戲劇學系授課的講稿上,經過多次增修整理出來的成果。
  對于當時謂為“文化沙漠”的臺灣(“解嚴”之前),“專業化”的戲劇教育從何處入手?曾在美、日等國交流戲劇和觀摩劇場的姚一葦,決定在踵步歐美戲劇教育觀的同時,結合臺灣本土戲劇文化的發展狀況,制定出更適合臺灣戲劇發展的教育理念,以中國藝術文化為根基,培養劇場藝術專業人才,強調兼顧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啟發學生原創性,以尋找中國現代劇場之方向。本著上述教育理念,他把學生選材和遴選專業化精準的教師視為必要條件。首先,在選材上,姚一葦主張戲劇學系要單獨招生,加強本科入學考試的力度,以觀察學生是否適合研讀劇場系。他說:“一個演員,一開腔、一舉手投足,或甚至一亮相,就已經決定了‘祖師爺賞不賞飯吃’。而一個舞臺或服裝設計也只要燈一亮就知道好不好,或恰不恰當。絕不容許讓你慢慢來咀嚼、來體會。因此,我認為劇場系的學生應有‘別才’和‘別趣’?!盵2]即要求學生具有一定的稟賦,穎悟力強,癡迷于劇場且產生強烈的探索興趣,而不是背死書,或者因為聯考成績不佳,戲劇專業被迫生成最末志愿,這樣的后果導致在教學過程中師生都感到乏味無趣,也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1982年7月1日,戲劇學院舉行第一次單獨招生考試,是自實施大學聯招以來的第一次。姚一葦說:“此次考試與聯招系同日舉行。來參加考試的學生,只有一個志愿,其結果只有錄取或不錄取,與聯招的七、八十個志愿相比,當然要冒極大的風險,甚至要和他們的家長奮斗。老實說,我當時擔心很少人會來報考,尤其是一個剛成立的學校,又無知名度。結果卻出我的意料之外,報考的人數相當踴躍。”[2]前三屆是單獨招生,與聯招同天;第四屆稍加變通,首次以大學聯考成績算作學科成績,與戲劇系舉辦的術科考試成績加權平均,進行招生。
  其次,重視延聘經驗豐富的戲劇界人士到藝術學院授課。為了讓學生接受正規、專業的訓練,而不是培養“票友”,姚一葦認為教師本身先要專業。他說:“我認為挑選專業的老師最為關鍵。我們不能只看他/她的學位。有些聰明的孩子,外文系畢業后,出國兩年,就拿到一個戲劇方面的碩士。我想一、兩年的時間,還只能摸清環境,回來馬上就教書,如何能專業得起來?所以我們要考核其實際專業的能力!沒有好的老師,這一切便都是空談?!盵2]為了吸納劇場一流人才來校執教,他給當時在倫敦大學任教的馬森發去了邀請函,多次與他通信,直至馬森辭去在倫大的教職來到藝術學院為止。此外,收到他的邀請函的還有楊人凱、賴聲川等人,他以自己的“理念和熱誠,像一個火車頭一樣,把汪其楣、林懷民、馬水龍、何懷碩、林惺岳、張繼高這一群有才學的朋友,很平穩地,在這條路上,帶著往前走”[3]84。就連賴聲川回到臺灣任教,也與國立藝術學院草創期姚一葦的求賢若渴有關:“在回國后的幾年中,賴聲川給臺灣的現代舞臺注入新的血液,他引進了即興編劇,帶出一股流行風潮,也成功地開拓了舞臺劇人口?!盵4]236   在姚一葦的影響下,言必稱“先鋒”“前衛”的今天,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在課程設置、選材、延聘教師等方面,仍然沿用姚一葦提倡的專業化與創新性并重的教育理念。由此,教師們各展所長,在各自不同的領域因材施教,學生則得到嚴格的專業訓練;在具備豐富的舞臺實踐經驗、深切體會舞臺藝術的魅力之后,方能更好地提高教學質量,使學生能夠優先與國際化舞臺藝術接軌。
  二、建構精英化的人才培養模式
  嚴格的選材只是門檻準入的第一步,而“精英化”的人才培養模式才是重點,以臺北藝術大學為例,具體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其一,姚一葦重視學生的質量而不是數量,戲劇學院的招生數量不多,但目標卻是培養頂尖人才,因此,人才的選拔是重要一環,而招生考試的量少質優尤為重要,單考試觀就與別科截然不同,他說:“單獨招生報部核準,剩下的工作乃是設計術科的考試方式和考試的內容。我們將術科考試分成兩個部份:術科面試,測驗學生的聲音、動作、臨場的反應,和它個人的專長;術科筆試,測驗學生的理解、悟性、想象等方面的能力。幾乎可以說不需要準備,也無從準備。我們所測驗的是他平日的素養和天賦,也就是嚴滄浪所謂的‘別才’和‘別趣’?!盵2]這種注重“別才”和“別趣”的理念,至今仍被臺北藝術大學奉為圭臬。如學士班的招生考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同時也包括面試,借面談了解學生的人格、性向、潛能。正是秉承著培養優質學生的理念,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在30年間為臺灣的話劇和電影事業培養了眾多優秀的人才,如導演李建常、演員馮翊綱、導演葉子彥、演員吳倩蓮等,還有少量復合型人才,如編劇/導演王友輝、編劇/演員/導演集于一身的劉亮佐等。自1982年至2008年,戲劇學院已經有500多位大學畢業生,碩士畢業生近百余位,他們分別任職于臺灣戲劇界、教育界和文化界,1990年代即已被視為臺灣劇壇的生力軍,其校友先后成立的“果陀劇場”“臺南人劇團”“紙風車劇場”和“相聲瓦舍”等大小劇團近20個,遍布臺北、中、南各地。
  其二,臺北藝術大學的入學資格是經由大學聯考學科和術科成績綜合評定,姚一葦說:“今天我們的舞臺劇,可以說是來自西方的;當然我們的劇場系的教育體制,也是西方輸入的,甚至是美國式的(歐洲的體制還是有些不同)。但是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戲劇和完全不同的一套表演體系。因此我們要一方面學習西方的劇場專業,而另一方面又要學習認知我們固有的傳統。這樣比起西方劇場系的學生來,負擔自必加重。我們知道一個美國劇場系的學生,四年已是很吃力的;而我們的學生除此之外,還得加上自己傳統的東西,四年的學制自必應付不了。因此我堅決主張五年制,讓同學多一點喘息的時間。”[2]意在使學生受到扎實的專業基礎訓練。五年制學制啟用了21年,直至2003年,為了適應臺灣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乃改制為四年。
  改制前,一、二年級著重基礎教育,三、四年級看重專業教育,五年級則重視畢業制作展演。姚一葦重視綜合人文素養的培養:“除了堅持系內得有自己的制作工廠之外,他對表演課也有他非常‘中國’的看法:他首創先河的要求戲劇系學必修‘國劇聲腔’及‘國劇動作’——‘我們要做好戲,主要是中國人的戲。既然是中國人的戲,當然得從中國劇場內吸收養分。’”[5]136開設課程包括傳統戲曲表演課程(諸如昆曲、傀儡劇及地方戲曲)、《中國之戲劇及劇場史》《元明戲劇》等課,希望學生了解中國劇場藝術,并嘗試創新;主修課程還有《導演》《表演專題》《服裝設計》《燈光設計》《舞臺設計》《設計專題》《舞臺技術》《劇本創作》《戲劇批評》等,強調戲劇表演的專業化特征。此外,他堅持培養方式的多樣性,開設《西洋戲劇及劇場史》《戲劇家研究》《現代戲劇》《名劇分析》等課程,引導學生把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寫實與寫意融合起來,培養學生的藝術感悟力和敏銳度。在專業課程方面,充分給予學生學習的自由,學生可依其專長、興趣選擇導演、表演、設計(服裝、燈光、舞臺)、編劇、理論,從事一項由指導老師督導完成的畢業制作。戲劇系每年公演四次,兩次是由老師指導的學期制作,兩次為畢業班同學合作的畢業制作,參與制作的學生參照自己的興趣及工作能力參加《排演》課甄選,爾后再依其志愿或必修分配至行政組、服裝組、舞臺組、燈光組、導演組及設計助理工作。公演既訓練學生的劇場專業性,也是正式與社會各類型觀眾接觸的重要一環。近年來的演出包括賴聲川執導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過客》《變奏巴哈》《田園生活》《落腳聲——古厝中的貝克特》及《海鷗》,汪其楣執導的《人間孤兒》《大地之子》,黃建業執導的《專程拜訪》,鐘明德、馬汀尼執導的《馬哈/臺北》,馬汀尼執導的《雅各布和他的主人》《亨利四世》,陳玲玲導演的《碾玉觀音》《灰闌記》《犀牛》《彼岸》,姚海星導演的《申生》,馬森導演的《禿頭女高音》等學期制作,創意為先,風格獨立。
  對戲劇教育來說,基礎課程固然重要,但演出、實踐方是驗證教學與創作的一塊試金石,只有修滿學分、通過畢業制作者,才能拿到藝術學士學位。因此,在強調專業基礎訓練重要性的同時,姚一葦亦著力建構精英化的人才培養模式。
  三、提倡開放多元的教學方法
  姚一葦認為教育并不限定在教室內,社會也是一所學校,鼓勵學生走出校門,提倡開放多元的教學方法。他自己更是篳路藍縷,不斷開拓新的劇場空間。1979年,擔任臺灣“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主任委員這一行政職務,為姚一葦號召、培植戲劇人才提供了基礎。對于“實驗劇展”,姚一葦傾全力籌劃工作,除第三屆因妻子范筱蘭病重委人代筆外,其余四屆演出的說明書引言均為他親自捉刀,從《開出燦爛的戲劇之花——寫在第一屆實驗劇展之前》《大家來實驗》到《年輕,無限的可能!》《扮家家酒又何妨?》,他以一個劇場前輩的身份,熱情鼓勵年輕人敢于創新,敢于實驗,敢于打破舞臺上的一切限制,挑戰既有的成規,走出一條新路。
  首先,姚一葦看重舞臺演出和實踐?!耙蠋熎缴钚牢康氖履^于看到自己的劇本在舞臺上演出?!盵6]66除了四場京劇《左伯桃》之外,他的戲劇作品都在舞臺上搬演過。他認為,劇人們是在不斷地創作、演出中積極總結經驗加以改進的,1980年9月26日,姚一葦在《我為什么提倡實驗劇——“蘭陵劇坊之夜”目前演講》中給“實驗劇場”三個定義:一是年輕人的劇場,是年輕人憑借著自己的熱情與才華進行的大膽實驗;二是一個前衛的劇場,以成功創辦“自由劇場”的Andre Antoine案例為例;三是藝術的劇場,與商業化的戲劇演出相區別。[7]74-76因此為了走進劇場的這群有著更高要求的“精致觀眾”和“戲劇應是文學中重要的一環”兩個原因,他提倡實驗戲劇,因為戲劇在臺灣是“最弱的一環”“如何賦戲劇予生命呢?這完全依靠演出,只有演出,才有戲劇,才有作品產生。我必須大力提倡實驗劇場,才可能有文學的戲劇產生”[7]77。于是,才有《荷珠新配》和《貓的天堂》的編導金士杰、卓明就像Andre Antoine一樣,歷盡各種艱難,將自己的戲劇搬上舞臺。   當然,最重要的,是他給年輕人指導方向,認為臺灣的劇場藝術應該從兩個方面來改革,一是劇本,二是演出。在戲劇創作上,姚一葦首當其沖,他的《我們一同走走看》就是模仿法式劇的成功之作。他說:“所謂劇本的再創造,是指劇本的來源可取自現存的材料,如神話、傳說、歷史、前人的小說、戲劇,甚至近人的各類作品,予以改編。……絕不可照本畫符,而是在于如何地注入自己的思想觀念與哲學。戲劇要強調的并非只是故事而已,故事可能是舊的,盡人皆知的,作者如何舊瓶裝新酒,賦予新意義、新生命,或者予以現代化,才是最重要的關鍵?!盵8]107-108“第二、是演出的創造性。我們的傳統劇場,習慣于寫實性的舞臺,尤其是布景經常力求真實化。我們希望借‘實驗劇展’的活動,推動一項觀念,在背景上完全打破寫實舞臺的空間限制,演出可以不用真實的布景,只用簡單的、抽象的、象征的,或者部分象征的舞臺裝置;以演員的表演為重心,可以完全自由表現,也可以采用傳統的表演方式(如平劇的表演方法),也可以運用舞蹈的形式,當然也可以采用默劇的方式?!盵8]108-109為此,他上下奔波,大力呼吁政府建立一所專演舞臺劇的劇場,對于還處于摸索期的年輕劇人們要多加愛護,這樣,才有可能推動臺灣劇運。在愛護年輕劇人這一點上,他也頗下了一番苦心,如王友輝說:“大學畢業后,在陳玲玲的引薦下,老師邀請我和同班同學蔡明亮等人所組成的‘小塢劇場’參加實驗劇展的演出。劇展結束,有人為文諷刺我們的作品像在扮家家酒,并直指戲劇應該拔除‘莠草’。老師震怒之余,提筆寫文章為我們提出反駁。如果沒有老師的鼓勵和支持劇場‘實驗’的決心,渺小稚嫩、初入社會的我們,或許空有滿腔熱情,卻早在惡毒的批評下黯然退出劇場?!盵9]134“實驗劇展”以學院派為主,是一種“潤物細無聲”式的戲劇教育,催生了大量的學校/民間劇團如方圓劇場、小塢劇場、大觀劇場,培養了大量的戲劇人才,大力推動了臺灣戲劇從寫實主義向現代主義轉型。
  其次,姚一葦注重國內、國際戲劇文化的合作與交流。因時代局限,姚一葦未曾留學國外,但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1971年10月~1972年5月)的游美經歷,以及延聘“海龜”學者為教師(如馬森、賴聲川、汪其楣等)的勇氣,給臺北藝術大學的戲劇學院增添了活力,這使他意識到若要使臺灣戲劇的成長更鮮活、健康,非注重國內、國際的戲劇合作與交流不可。因此,當陳颙導演的《紅鼻子》,出現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1982)的舞臺上,身處彼岸的姚一葦,在《中國時報》上看到青藝將要演出的消息,撰文描述了當年的復雜心境:“我當時的心情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像這樣沉寂多年,乏人問津的劇本,竟然獲得彼岸人士的欣賞,予以演出;懼的是,當時兩岸的關系仍然緊張,生怕有人問我有何感想,因為說話稍有不慎,有可能被扣上一頂帽子?!盵10]55《紅鼻子》的演出,堪稱海峽兩岸在隔絕38年后進行戲劇文化交流的破冰之舉。
  他的這一文化交流理念,至今仍流淌在臺北藝術大學的血液里,如跟國外著名學府建立合作交流項目,舉辦國際學術會議,進行戲劇巡回演出、工作坊等工作,推出自己創作的戲劇,拓展舞臺空間;配合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實施,讓戲劇系所畢業生投入、參與中小學的戲劇教育改革;視臺灣劇運的需要,積極引介各種專業的工作坊、戲劇節、研討會等,并出版相關的會訊、學術論文(含碩、博士論文)和叢書;同時,擬訂妥善的教師進修、研究、講學計劃,對教學研究創作方面有特殊成就者予以適當的鼓勵,鼓勵教師進修、研究或校外講學。2006年以來,臺北藝術大學的學生參與過《韓國國際學生劇場設計展》(2006)、赴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耶魯大學等進行劇場教學互動與交流(2008)、受邀參加“上海首屆中國校園戲劇節”演出暨觀摩(2008)、受邀參加2009亞太地區戲劇院校戲劇博覽會暨第5屆上海國際小劇場藝術節、與南京大學等相關戲劇藝術院校交流(2009)、受邀參加第11屆廈門中國戲劇節并與廈門大學進行教學交流(2009)等。之所以重視國內/國際學術交流,既是為了促進學生、教師的發展,同時也推動整所學校向更完善、更健康的方向前進。
  結 語
  在臺灣現代戲劇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姚一葦不僅以出色的戲劇創作為劇壇矚目,其開創的“中國現代戲劇”范式,在臺灣戲劇界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從汪其楣、陳玲玲、王友輝等人的戲劇作品里,都可以找得到這一范式的影響,而且,他積極籌劃的“實驗劇展”,為臺灣劇場培養了大量的戲劇人才,更遑論其專業、創新的教育理念,推動了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的發展。有學者(董健、馬俊山)認為:“在所有的藝術門類里,戲劇是離人最近的藝術,戲劇教育是最便捷、最適當的人文素質教育?!盵11]82王友輝在評價姚一葦的戲劇教育之功時說:“藝術學院戲劇系從創立之初,得天獨厚地有著充分的資源,至今仍是其他院校難望項背的,如果不是先生的先見之明和努力爭取,恐怕是難以達成的?!盵12]80這一評價,今日看來仍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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