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突與契合：量化研究方法的新聞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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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嘗試探索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之間長久以來被忽略和遮蔽的接合性、適配性問題。作為一種經典的社會科學研究取向，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內在契合性，借助于量化方法，新聞學可以尋求確切的、穩定的新聞學成果。與此同時，量化方法對可量化性的強調與新聞學研究對象的復雜難測、理性主義認識論與新聞學知識的相對性特征，構成了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適配的矛盾性因素。我們對待研究方法應當持有一種辯證的、歷史的、理性的眼光，結合本學科、本研究領域的實際狀況對已有之研究方法進行深度反思，從而總結出現有之研究方法的新聞學特征。
【關鍵詞】量化;研究方法;新聞學;特征
于當下而言，不論是在制度層面抑或是在觀念層面，多數情況下，新聞學是作為社會科學而非人文學科，被納入現代科學系統與知識生產體系的。這意味著，新聞學之研究對象，可以像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對象一樣，被當作經驗性事實，以社會科學之普遍方法進行分析和考察。量化作為一種成熟的、系統的、近乎自然科學研究范式的方法論，其必然要與特定之學科、領域、研究對象存在內在的邏輯接合性、適配性、一致性，才可被有效運用至新聞學研究。而在以往之研究中，量化方法與新聞學之間的接合性、適配性，仿若不言自明的事實，被廣為接受。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方法與對象、方法與目的之間的割裂，方法僅僅為獲取結論的工具、途徑，方法之形式性、工具性被過度彰顯，而方法之有效性、合理性則往往被遮蔽。
這種語境下，對新聞學中量化方法的適用，進行學理意義、哲學層面上的分析與反思，就顯得尤為必要。量化何以成為探索與解答新聞學研究問題的方法？量化方法與新聞學之間既然存在著契合性，那么這種契合性之根基為何？量化之方法論體系與作為研究對象的新聞活動、新聞現象之間有無潛在的沖突與矛盾？若有潛在沖突與矛盾，又是什么？這一連串的問題與疑惑，構成了本文撰寫的基本動力。
一、社會科學中的量化傳統
通常而言，量化是一種運用數學、統計等分析工具、手段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的方法，這種類似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最晚或可追溯至17世紀下半葉，英國學者威廉·配第將社會科學學科中的政治經濟學與數學結合在一起，在《政治算術》中寫道：“這項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很常見;因為我不僅僅在語言方面使用一些比較級和最高級的詞匯，以及進行理論性的論證，我采取的做法是……以數量、重量或度量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雹偻づ涞谑怯诺浣洕鷮W的開創者，甚至被稱為是將經濟學數學化的鼻祖。隨后，量化為更多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主要社會科學的學者所接受，經孔德、迪爾凱姆、默頓等學者的發展，成為一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主張像自然科學那樣對社會現象、社會活動進行研究，以建立清晰明白之系統知識的研究范式。
若是將量化視作一種不斷生長的生命體，會發現其生長、拓展存在著深厚的哲學基礎。概括來說，任何之量化研究，都存在著這樣一種內在的、基礎性的、結構性的邏輯關系：研究所關注、涉及之對象、要素皆可被度量，并可被簡化、抽象成數據;事物之間本身存在著相關性、因果性關聯，這種關系可以通過對數據進行分析得以反映。
首先，這種研究與分析方式意味著人類社會中的各種現象、活動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對待，于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活動背后存在著客觀的、確定的真相和規律，社會科學研究者之任務，就像物理學家、化學家、天文學家、生物學家一樣，在于對表征社會要素之數據進行分析，而后揭示出這種客觀真相和規律。迪爾凱姆之經典表述，生動體現了這種自然主義的根基，“（關于觀察社會事實的）第一條也是最基本的規則是：要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②，這意味著，視社會事實為客觀之物而后觀察、分析、驗證背后之關聯、規律，構成了量化分析方法的基本原則。而在此種理念牽引之下，事實與價值存在著顯著的區分，社會科學知識是關于事實的而非價值的，故而，如同自然科學知識一樣，以量化研究為主的經驗理論是穩定的、確切的，被不少人視為“社會科學知識的黃金標準”。③
其次，知識、理論源于經驗，研究過程應當具有可重復性。量化研究所面對的材料，與思辨方法對概念及其邏輯進行推演、操作不同，其所處理的是數據化、數理化的經驗性事實。“在以數學、統計學為研究方法基礎的定量研究之中，總是首先強調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夠被量化的數據資料”④，這些數據資料構成了理論、知識的基礎。換言之，理論、知識的生成是從具體到抽象的歸納、上升過程，知識的根本甚至唯一源泉在于經驗，客觀世界→經驗→理論構成了知識生成的一般路徑。按照邏輯經驗主義的觀點，客觀事物作用于不同單個主體間產生的感覺、經驗存在著共同內容，這些共同內容可以抽象為概念，成為人類以語言交往的符號。而研究數據之合法性正是以這些可以被共同體驗的資料為基礎的，亦即“研究數據要能被世界任何合格的研究者所認可”“研究者在進行具體研究時，其行動應該像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那樣，以觀察、實驗的方法為手段，去收集可觀察性的、可檢驗性的數據”。⑤
基于此，量化研究之基本原則或可表述為：從紛繁復雜之現實中歸納出待驗證的假設，而后以通過觀察、實驗等經驗方式獲取的數據對假設進行驗證，其經歷了一個從“歸納—假設”到“假設—演繹”的完整邏輯鏈條。這種實證式的量化研究，不論是從本體論、認識論根源，抑或是研究之基本模式，均與自然科學研究方式相一致。某種意義上，這種一致性為量化研究提供著合法性，自然科學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所帶來的對客觀之自然世界理解的不斷加深，暗示著只要沿用量化的、實證的研究方法，人們亦可于社會科學研究中不斷獲得穩定知識，取得理論建樹，進而增進對社會的理解。
二、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的契合性
作為一門學科，新聞學所研究的是人類社會中的新聞活動、新聞現象。概言之，新聞學是關于新聞領域的知識體系的學問。新聞領域是眾多社會子領域中的一種，能用來研究普遍之社會活動、社會現象的量化方法，亦適用于新聞領域。顯然，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存在著某種（些）內在契合性，這種（些）內在契合性，構成了當今新聞學領域內量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礎。 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之間的契合性首先表現在：研究要素、研究對象的可量化性。新聞學研究的是新聞活動，而新聞活動必然有著自身結構，也必然由不同要素所構成，這些要素是否具備可量化性是量化方法能否適用于新聞學研究的關鍵條件。學者黃旦曾在其《新聞傳播學》中將新聞活動之構成區分成四種要素，“構成新聞傳播必須具備四個基本因素，即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接收者，缺一不可。新聞傳播就是在這四個基本要素組成的結構內進行的”。⑥黃旦的區分顯然是合乎邏輯的，依據其區分，新聞活動的四種基本要素：傳播者、接收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皆分別對應著不同的、差異化的范疇與意義區間，而這些范疇所對應的現實之存在顯然是存在著可量化性的。從本質上來看，量化意味著對事物進行程度上的、等級層面的區別，而量是事物之存在的基本方式，“一定的社會現象總是一定數量的人們在一定空間范圍內和條件下以一定方式、規模、強度、速度、頻率而從事的社會活動”。⑦在新聞活動之中，不論是傳播者、接收者，抑或是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均存在著量上的區別和差異，這些區別和差異，構成了量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礎。例如，新聞接收者，往往是復數式而非單數式的，新聞傳播學專有名詞“受眾”中的“眾”字，本身即有數量繁多之意。再如，新聞內容以新聞文本的方式得以呈現，一方面，新聞文本本身包含一個個可以被量化的、用以表意的語詞，另一方面，一定量的新聞文本又構成文本系統，新聞研究者既可對其進行內容分析，又可進行詞頻分析，而這些皆源自新聞文本、新聞內容的可量化特征。又如，作為傳播主體的記者，是一個個生動的、鮮活的、可以被計量的個體，個體又構成群體并具有可度量性，這種可度量性是對記者行業進行調查的基礎，像張志安、曹艷輝所作的《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⑧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調查記者群體及其相關屬性的可度量性實現的。
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之間的契合性又表現在：新聞學研究之重要任務在于解釋不同新聞要素間的關系，發現藏匿于紛繁復雜之新聞現象背后的規律，這種研究目的與量化研究之間存在著一致性。方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往往與目的一起被置于同一語境之中，換言之，二者是一對相輔相成的范疇，方法因目的而存在，目的因方法而實現與達成。量化研究的核心特征在于發現表象背后的規律，“定量研究，尤其是解釋性的定量研究，要求研究者在理論假設的基礎上探討事物的關系，通過對事物之間的相關分析達到對事物間內在關系的把握”。⑨而新聞學研究，是一種有目的的研究行為，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解釋新聞活動與新聞現象，“新聞傳播學科學研究的目的與自然科學有相似之處，主要是發現和驗證目前人類尚不清楚了解的有關新聞和傳播的社會現象”⑩，另一方面又會不斷尋找和發現規律，“新聞規律是什么，有什么樣的新聞規律，正是新聞規律研究的直接學術目標，也是整個新聞學特別是新聞理論研究的根本任務”。新聞學研究之目的與一般量化研究之目的間所存在的契合性、一致性，使得量化方法被移植至新聞學研究，成了順理成章之事。因此，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得以適配、結合，量化自然而然成為新聞學研究之方法、工具、手段。例如，新聞學研究中，為了分析與比較不同媒體新聞報道之語言、結構、表達方式等文本特征，研究者可以從不同媒體之新聞文本中進行抽樣統計，而后比較分析，這一過程中，量化之特征決定了其可以以數量關系的方式從某些側面揭示出不同媒體新聞報道的文本特征，故而量化是研究者實現其研究目的的有效手段。
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之間的契合性還表現在：二者于知識生產之深層機制上存在著一致性。社會科學中的量化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其根本性的價值理念在于客觀性。客觀性一方面意味著事實與價值的分離，另一方面又意味著主客二分，即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著分明的距離，而這種距離是保證研究得以實現的基礎。新聞學之目的在于研究新聞領域，生產新聞相關的知識和理論。而知識之生產，不論采用何種范式，運用何種手段與方法（包括思辨的、質性的），其前提均在于存在一個與研究主體相分別的研究對象，不論這一研究對象是客觀的、天然的存在的，還是為人類社會所建構出來的。人總要站在一定的位置才能看清問題，研究主體只有與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夠認識研究對象，獲得對研究對象的深刻洞察。從更為重要的意義上來說，這種距離是觀察、分析、反思得以進行的前提條件。新聞學知識的生產亦是如此，當今任何新聞知識的產生，皆離不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這種距離性。量化研究強調該距離的存在，且刻意維持這種距離，這與新聞知識生產的前提存在著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這種契合與一致，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量化研究生產出來的新聞知識的合法性，而且也是二者得以適配的隱含與潛在的前提性條件。
從歷史與現實層面來看，量化研究在新聞學中的運用，還源自于人們對自然科學范式的篤信以及對數學的迷思。古希臘以降，西方人便相信萬物皆有序，秩序皆可被度量，幾何與數學被視為對世界的“完美”表現形式。這種理念深刻影響了后世學問之發展，“西方的物理科學所以有今天這樣的輝煌成績，乃得力于運用數學形式來表現物理現象，使得物理學通過‘數學化’有機會具備嚴謹的科學形式”。以此，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西方各學科領域皆藉由數學化而完成向科學的跨越，新聞學像其他學科一樣，希望尋找到穩定的、確切的知識、理論、真理來解釋其所觀照的現實領域，亦希望通過科學化的方式來尋求自身的學科地位，這種種或文化層面、或功利層面的因素某種程度上亦是量化方法在新聞學領域內適用的原因所在。
三、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的矛盾性
盡管量化研究已成為新聞學研究的重要范式，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亦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契合性，但這并不代表這樁“婚姻”就真是琴瑟和諧，鸞鳳和鳴。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之間又的的確確存在著摩擦與矛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二者的摩擦、矛盾是激烈的、不易調和的。
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之間的矛盾性首先表現在：量化研究對可量化性的強調與新聞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之間的矛盾。盡管任何事物均具有量的屬性，但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對象之穩定特性，社會現象、社會事物于量上具有復雜多樣、變動不居的特性，“在社會科學中，測量對象是模糊的、不確定的、不重復的、主觀性的、抽象性的社會現象，因而難以量化或量化程度比較低”。新聞現象顯然具有社會現象的普遍特性，一方面，新聞活動的各種要素中，既有簡單易測的要素，如受眾數量、媒體多寡、語詞頻率等，另一方面，又有較難測量或測量精確性多會大打折扣的要素，例如媒體采編人員、受眾的主觀態度、心理活動，以及具體話語之意義等。從更深層面來看，新聞學研究對象之復雜性根源于新聞實踐主體—人之復雜性。人既是理性的動物，又是情感的動物。每一個人均有多重存在方式，處于多維存在空間，自我呈現上具有掩飾傾向，行為上又具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由人和人的行為衍生而來的新聞活動亦相當復雜，而“研究對象越復雜，對其進行邏輯解析和意義闡釋的難度就越高，對揭示因果關系的研究任務的挑戰就越大，在本體論上和認識論上就越難以達成統一”。換種視角來看亦可對此進行解釋，以類來劃分，新聞活動顯然屬于上層建筑層面，與文化、意識形態高度牽連，用以表征新聞的詞語、符號一方面可指涉現實，另一方面又具有豐富的意義區間，“詞語是同時指向外部現實和內部現實的標記，其關鍵作用是揭示內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言語與精神文化層面的屬性意味著，任何新聞現象均具有精神層面、文化層面的意味，新聞學研究不得不面臨復雜的意義闡釋、文本深度解讀等屬于人文學科范疇的研究問題，而在處理這些新聞學研究中無法規避的人文現象時，量化研究之解釋與分析方式頗有“驢唇不對馬嘴”之嫌，顯然愛莫能助。 除了常常無法有效因應與處理新聞活動的復雜性，量化研究與新聞學研究間的矛盾還體現在：量化方法對統一、規律的尊崇與新聞學知識因時因地因條件而有所不同的基本情狀之間的矛盾。量化研究遵循的是科學主義、實證主義，認可存在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的、客觀的社會規律，并且這種規律可以通過經驗數據獲得，而后進行證實或證偽。但新聞學研究所面臨的，畢竟是處于不同文化環境、社會背景、政治經濟體制語境下的新聞活動、新聞現象，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新聞活動、新聞現象存在著各自之特殊性與深層次的差異性，反映于知識生產層面，意味著并不存在著絕對的、普遍適用的新聞理論，這種現實，幾近于從根本上與量化背后之哲學觀念存在沖突。事實上，這并非新聞學研究領域內的獨特現象，而是社會科學領域內的普遍狀況，美國科學哲學學者內格爾在其著作《科學的結構》中深刻地指明了這種現實：“把任何現存的社會研究學科列為‘真正的科學’的觀念，已經多次受到挑戰，共同的緣由在于，雖然這種研究已經貢獻出關于社會問題的大量可靠信息，但這些貢獻基本上是對處于一定歷史情景中的人類群體的一些專門的社會事實的描述性研究，它們并未提供關于社會現象的嚴格普遍規律。”盡管內格爾的說法略顯苛刻，但卻也確如其所說，包括新聞學在內的研究社會現象、社會活動的學科于普適性上難及自然科學。概言之，量化方法與科學主義所蘊含的理性主義的認識論，與現實之新聞知識呈現出的地域性、相對性特征之間呈現出較難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一定意義上構成了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間的基本矛盾。
四、結語及余論
量化方法與新聞學研究之間存在契合性，亦存在矛盾性，這種相反相成之內在關系形成了量化研究的新聞學特征。對此，我們應當以辯證的、歷史的視角來分析和看待。一方面，理性主義的認識論與新聞學知識的相對性特征間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我們不必避諱;另一方面，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兩大經典方法取向，量化方法于新聞學研究中永遠會有用武之地，而且我們有足夠之理由對量化在新聞學中的運用保持樂觀態度，隨著數據收集、數據分析等相關量化研究技術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難以測量的要素變得具有可測量性，這無疑會大大拓展量化新聞研究的邊界和范圍。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較長時間以來，不少學者均在爭論新聞是否有學，而爭論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在于新聞學研究是否存在著一套屬于自己的方法論體系，這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方法論的自覺是學科成熟的標志”。在我看來，方法是互通的、共用的，“方法論的自覺”并不能狹隘地被理解為另起爐灶，重新發明與建立起另一種（套）方法。相反，其更多地意味著結合本學科、本研究領域的實際狀況對已有之研究方法、研究取向進行深度反思，從而總結出既有穩定之研究方法（如量化、質性、思辨）的學科特征，以使得已有之研究方法能夠更好地服務于本學科的研究目的。這種反思、探討，至少在新聞學研究層面上，我們做得還太少，本文或可被視為一種初步的思考和嘗試，相關及更為重要的問題，有待更多學者，從更多角度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索。
注釋：
①﹝英﹞威廉·配第：《政治算術》，馬妍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8-9頁。
②﹝法﹞埃米爾·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35頁。
?、郓z美﹞羅伯特·畢夏普：《社會科學哲學：導論》，王亞男譯，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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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沃野：《關于社會科學定量、定性研究的三個相關問題》，《學術研究》2005年第4期。
⑥黃旦：《新聞傳播學》，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頁。
⑦歐陽康：《社會認識方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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