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地區的環境約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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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長三角地區作為長江經濟帶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排頭兵，在環境約束下所走的經濟發展之路能夠給其他區域提供參考和借鑒。文章以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為研究對象，在評判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后，認為不同地區應選擇差異化的環境約束方式，以實現長三角地區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兩者之間的耦合。
關鍵詞：長三角地區;環境約束;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 引言
自黨的十八大提出“美麗中國”之后，黨的十九大又提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協同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前的兩大主題。2018年長三角一體化的“三年行動計劃”提出世界級城市群的建設目標，緊接著，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上述舉措均表明長三角在長江經濟帶乃至全國的戰略地位，融合長三角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優化區域格局的同時能為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借鑒。而對于長三角地區而言，如何在環境約束下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以技術創新帶動發展效率，最終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產業轉型升級，走高質量發展道路，是長三角地區所必須攻破的發展難題。
二、 技術創新效率和環境約束簡介
1. 技術創新效率。經濟增長理論中重視要素投入和技術的作用，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單純的要素投入并不能帶來最大的邊際效用，技術在其中則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技術創新效率最早由Afriat（1972）提出，他指出研發活動的技術成果能夠滿足既定的投入產出則是技術有效的。此后，眾多學者對技術創新效率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大致可將其分為兩種：一是技術研發成果的投入，能夠帶來既定投入下產出的增加;一種是新技術成果的應用能促進新產品的生產;其中技術創新效率能夠促進資源在生產過程中的優化配置從而帶來產出能力的提升是大多數學者研究的切入點。技術創新效率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其在生產過程對要素投入的優化貫徹了資源節約的宗旨，而在產出端的結果顯現了其對經濟發展的正向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其在經濟結構優化和產業轉型中所起的推動作用。
技術創新效率具體可分解為技術研發效率和技術商業化效率。技術研發效率旨在檢驗技術研發投入與技術研發成果的轉化比例，與研發投入、研發技術等因素有關;技術成果商業化效率是指技術研發成果能夠投入商業化生產的比例。技術研發效率和技術成果商業化效率從不同階段體現了技術創新效率，技術研發效率體現了一地的創新水平，而技術成果商業化效率則表明了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效用。
2. 環境約束。環境約束中起最主要作用的是政府通過各種強制或非強制的手段影響人類行為。環境規制即政府所采取的社會行為以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和活動，從而達到經濟和生態雙贏的可持續發展局面。根據眾多學者對環境規制的研究，可將環境規制劃分為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自愿意識型三種。
（1）命令控制型。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調政府的作用，市場主體必須遵守政府頒布的各項環境保護準則和規章制度，如有違反，則由政府相關部門對其進行警告和處罰。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在中國最為典型的一個表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治理法》的頒布，該法規明確規定了各行業各水污染物的最高排放量，超過規定即對其采取警告或罰款等措施;如通過技術創新等各種手段降低了排放量，則根據規定會給其一定的激勵。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通過政府的權威對市場主體的行為進行硬約束，以達到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
（2）市場激勵型。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以市場機制調節市場主體行為。在相應的市場機制如收取費用、排放許可證等作用下調節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和活動。市場激勵型的環境規制在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同時，還能培養他們的生態保護觀念和意識。我國在1982年頒布并施行的《征收排污費暫行辦法》標志著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的首次應用，此后排污費成為我國主要的市場型規制工具。
（3）自愿意識型。自愿意識型環境規制主要發揮市場參與者和社會公眾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具體可分為政府主導、市場主體自愿以及公眾參與。無論是哪一種形式，均以自主意識為環保行為發生的前提。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強，則他們將通過各種渠道表達自己對于環保的訴求和自主地實行環保行為?？傮w而言，自愿意識型環境規制發揮作用的前提在于社會各方環保意識的培養和樹立，從而調動社會各方在生態和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自愿意識型環境規制從不同角度體現了環境約束的具體行為表現，但均以治理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負外部性為目標，各地區可根據經濟發展、社會行為的特征選擇適用的環境規制方法。
3. 環境約束和技術創新效率的關系。環境約束和技術創新效率的關系有線性和非線性兩種觀點。波特假說認為適當的環境約束能夠刺激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從而對經濟發展產生正向影響;其假說的作用機制是即使環境約束迫使企業轉移資源到環境治理增加了企業生產成本，但適當的環境約束能夠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以技術創新成果產生的“補償效應”彌補企業生產成本的增加，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增加市場競爭力。非線性關系則在波特假說的基礎上認為在企業投放于污染治理和技術創新資金一定的情況下，污染治理部分的資金將擠出技術創新資金從而不利于企業的技術創新，產生“抵消效應”;當補償效應大于抵消效應時，二者呈正向作用;當補償效應小于抵消效應時，二者呈負向作用。
三、 長三角地區技術創新效率下的環境約束選擇
長三角地區的技術創新效率高低關乎該地區的經濟結構優化和產業轉型升級的結果，進而影響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但在考慮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質量的同時，還應將生態環境因素納入考慮范疇，明確不同環境約束對經濟質量的影響，進而形成生態友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機制。
1. 長三角地區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因素。長三角地區是我國長江經濟帶的下游，作為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先鋒，其技術創新效率不僅影響其自身的經濟發展質量，還對長江經濟帶的其他地區起著引領和示范作用。影響長三角地區技術創新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經濟發展水平、技術創新環境、金融市場水平以及政府引導。 （1）經濟發展水平。長三角地區由古至今長久的資本積累，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始終領先于全國水平。必須承認，長三角的經濟發展水平為當地的技術創新活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但是，在長三角的三省一市中，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也將直接影響技術研發成果和商業化效率在地區間的異質性：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技術研發活動的支持更強，將對技術研發活動成果產生以及商業化效率提供更大的支持。
（2）技術創新環境。技術創新環境對技術創新效率有著直接而顯著的影響，主要可以將其分解為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本對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技術水平的高低與技術創新水平的能力直接關聯，技術水平高，意味著在技術研發活動中可以進行不同方向和層次的探索，從而得到更完美的技術創新成果和更高的技術創新效率;技術水平低則將從根源上抑制技術創新活動的展開。另一方面，人力資本存量規模和質量反映了技術創新能力的延續性和可持續性。不同于其他生產活動要素的投入，技術創新活動的源驅動力即為人力資本，因而對人力資本素質、專業和能力的要求較高。長三角地區作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區域范圍內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比比皆是，且其良好的區位條件、經濟水平和開放程度也吸引了眾多人口的遷入，為其輸送了高質量的技術創新人才。但是在長三角地區，不同省市的技術發展水平和人力資本供給的數量、質量差異最終也會影響各地的技術創新環境。
（3）金融市場水平。在經濟水平、技術創新環境的影響之外，對技術創新效率最為緊要的影響因素則是資本供給。技術創新活動大多內生于企業，資本作為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關鍵要素，其供給的規模則決定了企業是否會進行自主性的技術研發活動以及技術研發活動的層次高低。長三角地區企業規模大小不一，以大型企業為主導，但在數量上仍是中小規模企業占多數。因此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企業能夠從金融市場獲得的資本供給的多少。金融市場發展較快，融資機制完善且市場活躍，則中小規模的企業能從中獲得更多的資本援助，則有利于驅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活動以提升自身在市場中的競爭力。不可否認，長三角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與其他地區相比較高且金融市場更為活躍，但在長三角地區內部，三省一市的金融市場仍有較大的差距。
（4）市場活躍度。市場活躍度對技術創新效率的技術商業化效率影響更為顯著。技術研發成果能否轉向商業化體現了技術創新活動在生產實踐中的可能性，也是企業后續技術創新活動展開的信心支撐和資本支持。但是，技術創新商業化效率不僅受技術研發成果的影響，也受市場活躍程度的制約。市場活躍程度顯示了市場對技術成果的認可度，市場越繁榮，則技術研發成果能轉變為商業化成果的機會就越大。長三角地區的市場活躍度領先于其他地區，為技術研發成果商業化提供的土壤更為肥沃。
（5）政府引導。如果說經濟、技術創新水平和資本是企業提升技術創新效率的內在驅動，政府引導則是技術創新效率的外在引擎。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頒布、法規的制定預示了未來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機遇，引導著企業的發展路徑;同時政府部門在某一生產領域采取的鼓勵型和限制型措施，將影響企業在未來的業務選擇和生產重心。因而，長三角地區政府部門對于生態平衡下的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
2. 長三角地區技術創新效率水平。受技術創新效率影響因素的差異化制約，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的技術創新效率水平有較大的差異。接下來將以技術研發效率和技術商業化效率為依托，對三省一市的技術創新效率進行分析。
長三角地區包含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的各項資源優勢互補，全方位地提升了長三角地區的技術創新效率。據統計，長三角地區的金融業總產值約為全國的四分之一，專利申請授權數是全國總數的40%;此外，每年還能向其他地區輸出占全國總價值10%左右的技術，科研院校等培養的高素質人才也不在少數。從金融市場活躍度、資本供給、技術水平和人才創造等角度而言，長三角地區的技術研發能力和技術商業化水平均有強勁的支撐。從地區而言，上海的金融市場發達程度、技術研發水平和人才供給等資源在提升本地技術效率的同時還能輻射其他地區，最大化資源要素共享的協同效應;浙江和江蘇省民營經濟的發展、技術應用的廣度為技術商業化成果的轉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綜合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各項優勢資源，在長三角一體化的框架下協調發展，技術研發效率和技術商業化效率能夠得到最大程度地提升，使得長三角地區的技術創新效率領先于全國。
3. 長三角地區環境約束的環境約束選擇。在不同的技術創新效率基礎之上，考慮環境約束對其的影響，以尋找生態環境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平衡點。環境約束方式的選擇不僅會影響生態文明建設的效果，還將對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產生作用。
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通過政府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嚴格要求市場參與者遵循相關規定，通過市場準入、禁令以及配額等具體措施約束市場主體的行為。市場主體的自主性和選擇權被抑制，強制性的指標迫使市場主體進行技術創新活動以達到政府的環保標準。此種環境規制對市場參與者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不利于調動其自主進行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對技術創效效率的提升有限。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在給予市場主體選擇權的同時又對其進行了經濟激勵，通過市場信號來引導市場參與者的環保生產行為，并將市場型規制工具運用其中，在調動市場參與者進行技術創新活動的同時配以相應的經濟激勵。但按照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起作用的效果，只有當補償效應超過抵消效應時，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才能提升技術創新效率。自愿意識型環境規制主要靠政府引導、公眾和市場主體環保意識的培養和自主參與生態環?；顒拥姆e極性，因而此項規制的成本低，且對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有完全的正向影響。
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的技術效率有明顯的差異，針對差異應選擇不同的環境約束方式，以達到兩者之間的耦合從而促進生態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正向反饋。上海的技術創新效率最高、公眾的環保意識也最強，可采用市場激勵型和自愿意識型環境規制，依據不同市場主體特征采用差異化的環境約束方式，既能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又能激發市場參與者對技術創新活動的積極性。江蘇和浙江地區的技術創新效率略遜于上海，但也處于較高水平;針對不同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可采用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環境破壞力度大的行業采取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進行嚴格管理，同時通過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調動其他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促進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安徽由于技術創新效率較低，政府可在其中對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通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引導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并盡可能為其營造活躍的金融環境和市場，在環境約束的同時加強技術研發成果商業化的轉變。 四、 結語
長三角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的高質量協同發展是當前不可忽視的研究課題，但在當前的發展態勢下，二者之間仍難以達到平衡。因此，如何在環境約束下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效率達到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本文在對長三角地區技術創新效率進行判斷的基礎上認為應根據技術創新效率采取差異化的環境約束方式，以達到生態和經濟發展質量二者之間的耦合。但在此基礎上，政府也應優化環境約束的方式，采取差異化的環境規制和技術創新政策，輔以更加完善的配套基礎設施，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同時，將生態文明建設落在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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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青（1992-），女，漢族，江西省九江市人，中南大學商學院2016級碩士生，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公共財政理論。
收稿日期：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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