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中的勞動力要素困境及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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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認為，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復雜形勢下，做好“三農”工作對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極為特殊和重要，然而我國農業勞動力要素存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嚴重，農村性別比例嚴重失衡、農業就業人口知識和技術水平偏低和農業技術人員短缺等比較突出的問題，不僅威脅中國的糧食生產安全，更是農村社會安全的重要隱患，需要我們從政策指引、教育提升、技術培訓、市場培育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加大政策與財政投入，以保證我國的糧食安全與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關鍵詞：農業;供給側;勞動力要素;困境
一、 引言
2019年2月19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一號文件認為，“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壓艙石，尤其“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復雜形勢下，做好‘三農’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國家的農業政策從“農業供給側改革”到“鄉村振興”戰略，再到今年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說明“三農”問題，尤其是農村生產和農村的穩定不僅關系到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還影響到中國社會穩定的大局，更是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所在。
改革開放四十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得17.92%增長至2018年的59.58%（國家統計局，2019）。農村剩余人口向外流動速度加快，2016年中國流動人口達到了2.45億，其中人戶分離人口達到了2.92億。（《2017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大量人口的外流，給中國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帶來了一系列新的人口問題，甚至成為影響我國農村工作的重要因素。現階段，我國農村地區存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嚴重、農村性別比例嚴重失衡、農業就業人口知識和技術水平偏低和農業技術人員短缺等比較突出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中國的糧食生產安全和農村的社會安全的重要隱患，需要我們在農業供給側改革中引起足夠重視。
二、 鄉村地區人口老齡化嚴重
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世界問題，而在現階段的中國農村地區，老齡化問題更為突出。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虹吸效應，驅使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這種現象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高齡老人滯留農村，給農村帶來巨大的老齡化壓力。從鄉村人口的年齡結構來看，2010年中國鄉村地區60歲以上老齡人口已經達到99 303 297人，占到鄉村總人口的14.98%，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也達到了10.06%（《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到2016年，中國鄉村地區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經接近20%，65歲人口的比例也超過12%，兩項數據均比城市地區高出5個和3個百分點，中國農村地區的老齡化程度日益突出（《2017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
人口老齡化的到來首先給中國農村勞動力帶來的是直接的養老壓力，2016年中國鄉村地區的老年撫養比例達到了18.38，而同一時期的城市老年撫養比例為12.41，這個數字意味著農村地區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來贍養老人。與此同時，農村地區養老的經濟壓力也不容忽視，2017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9 251元，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4 617元（國家統計局，2019），也就是說，農村勞動力需要用城市三分之一的收入來贍養比城市多出四分之一的老人。
人口老齡化也給中國的糧食生產帶來了不利影響，李旻等（2009）、陳錫文等（2011）通過利用省級相關農業數據，分析了農村地區因勞動力轉移而造成的勞動力老齡化對農業產出所產生的負面作用。李術君等（2008）、何小勤（2013）等從農業生產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的角度，論證了農村勞動力老齡化會對農業生產帶來負面的影響。根據陳錫文（2011）的估計，1990年～2009年，中國農村老年人口比重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率年均增加值分別為0.29%和0.96%，因兩項數字的上升而使農業勞動投入指數年均下降2.262%。尤其是2003年以后，因勞動投入不足開始對中國的農業產出產生負作用。而且，如果要保持農業生產穩定增長但是勞動投入持續下降的狀況下，就必須加大資本、科技等其他要素的投入，其他要素投入比越來越大，資源的邊際效益將越來越低，農業持續增長和農民增收面臨嚴峻的挑戰。王善高，田旭（2018）通過分析中國丘陵地區的農業生產數據，認為在丘陵山區，由于農業機械難以替代勞動力，在土地投入不變的情況下，農業生產勞動力的老齡化會促使較高價值經濟作物的種植排擠糧食生產，當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大量侵占耕地時，我國的糧食產量會受到一定的威脅。
老齡化給中國農村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倫理危機，李永萍（2018）認為經濟快速發展，農村人員快速流動的同時，也給農村生活帶來了分化和發展。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農村家庭再生產不再以父代及其“老化”為核心，而是以子代家庭的成長和發展為核心。不同于傳統時期父代老齡的過程也是其逐漸走向家庭中心地位的過程，在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父代老齡的過程卻使自身逐漸走向底線生存、邊緣地位和價值依附。父代對子代物質和任務無限期投入換來的卻是子代對父代的有限反饋，大部分農村老年人只能維持低度消費甚至“零消費”的生活狀態。費孝通（1982）所描述的傳統的“反饋模式”逐漸趨于解體。
三、 農村地區性別比例嚴重失衡
現階段農村地區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農村性別比例的失衡，多數觀點都認為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喬曉春，2004;張二力，2005;李建新，2008;Li等，2011;Bulte等，2011;劉華等，2014;劉華等，2016），多數家庭對新生嬰兒的男性具有更多的偏好（莊渝霞，2009），造成了近二十年來，男性嬰兒的出生比例普遍要高于女嬰。
由于傳統習慣和農業生產的特殊性，男女比例失衡這一問題在農村地區更為突出。2010年，中國農村地區0歲～19歲的人口性別比為1.16（女性為1），0歲～24歲為1.11（《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而到2016年，這兩個數據分別攀升到了1.18和1.17。（如表2示） 隨著人口的流動，因出生而造成了的性別比例失衡，也會因性別間不同的教育偏好和勞動偏好而加劇。
根據調查和數據顯示，在青少年時期，農村地區的女性學習能力要優于男性，因此為了擺脫農村中的性別困境，實現更好的自我塑造，每年會有更多的農村女性學生，通過中考和高考實現自身教育的躍升。2012年，本、專科高等院校女性在校生數量與男性的比例是51∶49（《2012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而到2016年，這個比例達到了53∶47（《2016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女性學生數量比男性多出了6個百分點，而農村女性在校生數量要遠遠高于農村男生，這部分農村女性通過自身教育的躍升，實現了地區和身份的逆轉，也加劇了農村性別的不平衡。
在就業偏好方面，孫旦（2012）通過對中國農村居民抽樣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農村男女比例失衡會刺激農民外出務工意愿增強，為了單身的農村男性找到配偶的機會，其本人和父母都更加傾向于選擇外出務工，積累財富以增強在婚姻上的競爭力。同時，農村單身女性為了維持自己婚后的家庭地位，也得益于男方外出務工所帶回更多的城市中婚姻以及工作信息，農村的單身女性進城務工的傾向也更加強烈，農村性別因此而逐漸擴大。
性別比例失衡所帶來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農村地區適齡青年的婚姻問題，根據抽樣調查數據，2016年，20歲～34歲的農村地區適齡青年的未婚比例和婚配比例達到了1.62和0.78（女性為1），相當于有三分之一的適齡男性青年沒有結婚。大量單身男青年的存在，給社會穩定帶來了眾多不確定的因素，各種性犯罪、偷盜、搶劫、以及其他打架斗毆等惡性事件發生的幾率會因此提高，同時，也威脅到其他婚姻家庭的內部穩定，更嚴重的是，由于大齡未婚男性的存在，有組織的犯罪團伙產生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大（劉中一，2005），這一系列的問題和隱患，都增加了社會管理和治理的難度。（如表3示）
四、 農村地區人口的知識和技能有待提高
農村地區的人口素質情況同樣令人堪憂，從人才的就業偏好來看，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口，主要的就業方向往往選擇在城市，農村地區則成為低學歷人才的剩水池，這就導致了農業生產中高學歷勞動力的缺乏。根據201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來看，鄉村人口的學歷水平普遍要低于城鎮地區，農村高中及以上學歷的人口比例僅為9.78%，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僅為2%。這一時期城鎮地區的高中、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口比重已經達到了27.8%和9.33%。6年后的數字比例更加懸殊，2016年城鎮高中以上學歷人口數量已經超過半數，而農村地區這一比例不到13.5%，鄉村地區高素質人口六年內鮮有增加。從另外一方面來看，2010年～2016年城鎮地區的文盲人口比重均控制在2%以下，而農村地區文盲人口的比重則從2010年的7.3%增長到了2016年的8.6%。（如表4示）
中國農村地區的人口素質與一些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體現在高中以上水平的教育上。根據統計，在日本、德國和法國的農村中，具有大學學歷的人口比例分別為5.9%、7%和7%，在以色列、荷蘭、丹麥等農業技術強國，這個比例還會更高。其次，高中學歷的人口占據了日本農村人口的74.8%，德國53%的農村人口，法國60%的青年農村人口均受過2年～3年的中等專業技術培訓（耿冬梅，2007）。我國農村人口的整體知識水平還與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和現代化的任務不相稱。
農村人口文化素質水平堪憂，然而農村地區的教育儲備情況更不容樂觀，根據2016年的教育統計數據，中國農村地區的高中在校生人數僅為756 708人，高中師資數量為55 241人，學生和教師數量僅為城鎮總量的三十分之一（《2016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如此微小數字，對農村地區人口文化素質的提升，也無異于杯水車薪。
五、 農業技術人才的嚴重短缺
教育的缺失，也直接影響了農村人口職業技能的缺失。據統計，全國17.76%的農村人口還沒有掌握一種農業生產技術，有48.57%的農村人口沒有掌握一種勞動技能，農業技術和技能的缺乏（焦敬秋，2012），還直接影響了農業生產。還有學者認為，具備了高知識水平和高技能的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會產生更高的機會成本（Assuncao等，2003），這類人群會因自身勞動生產成本的提高而轉向城市就業，無疑在中國農村地區形成高知識、高技能農民的人才流動陷阱，這種陷阱使得國家對農民的高中以上的教育和技能培訓，對農村發展和農業生產于事無補。
由于教育缺失和人才流動陷阱的多重影響，使得中國農村的專業技術人才數量與現代化農業生產的需求存在著明顯的差距。以河北省為例，作為較大的農業省份，河北省縣以下基層農業技術人才，平均每萬人中不足一人，基層農業技術人才比例僅為0.067‰，技術人才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較為發達的縣市（《河北省2017年經濟統計年鑒》）。現階段，全國農業技術人才的數量還與現實需求有較大的差距。院校農學專業，也并沒有為農村的專業技術人才準備充足的人才儲備，2016年，大專以上學歷的在校農學學生比例僅占全部在校學生的1.83%，農學專業是所有在校生人數最少的專業（《2016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農業專業技術人才的短缺還體現在高水平的研發上，2016年，我國農業R&D投資強度僅為0.4%，與全國R&D投資強度2.12%相比相差深遠，更低于發達國家2008年3%～6%的水平，2016年農業占全國R&D支出為1.64%，與2009年相比下降了0.29個百分點（袁學國，2018）。這些比例，不僅與中國的農產品生產大國和農業的基礎地位極不相稱，也難以滿足現代農業對專業技術人才越來越多的需求現狀。
農業技術人才的短缺，給農業的現代化生產所帶來負面影響不容忽視，農業新品種的傳播，農村生態的維護，以及疫情的防疫都需要眾多的技術人才扎根農村。2018年8月3日，非洲豬瘟疫情首次在遼寧省沈陽市確診（王清華等，2018），在短短的3個月時間內，河南、江蘇、安徽、浙江、黑龍江、內蒙古等省相繼出現非洲豬瘟疫情（新華網，2018）。此次的非洲豬瘟疫情，擴散之快，波及范圍之廣，給中國的畜牧業生產帶來了極大的損失，面對如此強大的疫情危害，急需在農村地區建立強大的技術人才網絡，以應對現在和將來可能爆發的農業災害。 政策建議
以上一系列的問題表明，中國的農業生產在勞動力要素投入方面已經遇到了重大的困境，陳家喜等（2012）認為，在我國市場化、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驅動下，農村人口外流導致了我國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基層民主乃至社會心理等方面出現了嚴重的遲滯、弱化和退化的現象，反映了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衰落與凋敝的總體態勢。根據調查，中國一些農業大省如黑龍江、河南、安徽（陳家喜，2012）、河北（楊春娟，2016）湖北（李祖佩，2013）、四川（牛莆文等，2016）等省份，都不同程度的出現了農業勞動力投入不足的嚴重現象。農業生產中因為年輕、有技能、懂文化勞動力的短缺，不僅使農業生產的機械化與集約化面臨困難，也使農業新品種的培育、新生產技術的傳播也面臨困難，還帶來了大量耕地的荒廢。根據原國土資源部的調查，我國每年被拋荒的耕地有近3 000萬畝，而勞動力的缺乏則是耕地被拋荒的重要原因。河南、湖北等一些糧食大省，土地拋荒率甚至高達20%～30%（邢成舉，2011）。優質勞動力的持續流出和生產資料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耕地利用率不高，直接威脅我國糧食生產安全。
因此，政府在農業供給側改革和“鄉村振興”道路上，要更加重視對勞動力要素方面的供給側改革，需要從政策指引、教育提升、技術培訓、市場培育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加大政策與財政投入，保證我國的糧食生產“藏糧于地”和“藏糧于地”，保持我國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1. 政府要加強政策指引。農村勞動力不僅要轉移，更要在農村地區留住具備現代化知識和技能的勞動力。因此，在加強對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和職（下轉第24頁）業技能培訓，促進農村勞動力多渠道轉移就業的同時，也要針對現代化農業生產的需求，培育、塑造具備現代知識素養和生產技能的知識性、技術性現代農民。鼓勵高層次人才在農村地區創業創新，將現代的科技、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引入農村，推動建立教—學—研—產為一體的農業產業園體系，為現代化農民在農村搭建新的就業平臺，帶動現代農業和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
2. 提高農村地區人口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在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的情況下，學歷和技術水平越來越成為農業勞動力素質提高的瓶頸。對農村勞動力教育和技能水平的提升，要因地制宜，因人而異。有條件的地區可以適當普及高中教育，加強對超齡的農業勞動力進行教育和技能的回爐，產糧大省可以有針對性的對農業勞動力進行專門的農業技能培訓。東部發達地區，可以利用自身優勢，加強國際交流，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的培訓經驗，面向農業生產，培訓具有現代化農業技術的農業生產勞動力。同時要健全以農業生產為目標的農業勞動力要素市場，因地制宜，因產制宜，建立區域技術人才網絡，為良種擴散，先進技術傳播和疫情防疫提供人才和技術支持。
3. 加大農村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投入力度。農村地區年輕和高素質勞動力向外轉移的重要原因還在于城鄉間的教育水平、社會保障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服務水平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若要吸引高素質勞動力回鄉生產，首先要在農村公務服務上加大投入，促進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等資源向農村傾斜。教育方面，普及農村地區高中教育和加強農民的生產技術培訓，逐步提高留村農民的農業技術水平。在社會保障方面，建立城鄉一體的醫療、失業和養老保險體系，使現代農民老有所養，病有所治，安心農業生產而無后顧之憂。其次，還要加強農村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和農業生產設施建設，促進城鄉之間各要素自由流動，逐步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均等化、全覆蓋，構建和諧互動的城鄉關系及生態美麗的現代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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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單爽（1989—），男，漢族，山東省壽光市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西方經濟學;趙沖（1987-），男，漢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農業發展政策和農業經濟史。
收稿日期：2019-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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