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行政精神的現代性謀劃：智力游戲抑或科學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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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改革的成功需要精神的引領。后工業社會呼喚一種新行政管理范式來取代管理型行政，同時需要建構一種新行政精神來取代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后現代行政精神是合乎歷史發展的必然，現實社會也為其產生提供了客觀條件。建構后現代行政精神需要從人之重生、制度之再造和想象與啟蒙三個方面著手。后現代行政精神的建構面臨著諸多挑戰，只有戰勝這些挑戰才能使后現代行政精神成為科學運思與現實活動而不至于成為烏托邦式的智力游戲。
關鍵詞：現代性;后現代;服務型政府;行政精神;烏托邦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9）03—0018—06
服務型政府是近年來行政管理學研究的熱點，但相當的論著側重于技術層面的分析或是個案的解讀，欠缺深刻的學理分析與前瞻性把握。王鋒教授新近所著的《走向服務型政府的行政精神》（商務印書館2018版）一書則在這方面頗具新意。該書對后現代社會需要什么樣的政府以及何種行政精神進行了大膽的學術想象與探索，作者通過精細的論證得出了令人頗為信服的結論。但我們仍會存有這樣的疑慮：作者這種對未來政府及其行政精神的描述與勾勒的依據究竟是什么？這種描述與勾勒有無現實性？質言之，這種對未來政府及其行政精神的描述與勾勒究竟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智力游戲還是具有現實性的科學構思？
一、行政精神及其譜系學的考察
?。ㄒ唬┈F代性與后現代性
在具體考查后現代行政精神之前，有必要對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關系作一厘清?，F代性通常是指“當代社會和目前時代?！牵F代性不能歸結為現時，現代性不是單純地希望了解世界是什么，或作為眼下的現在;更確切地說，現代性是尋求對一種不安的答案”[1]（p.1）。后現代性與現代性并不是斷裂的關系，后現代性是更為成熟的現代性，是指人們進入了對現代性的進程及其結果進行系統反思與重構的更高階段。對于后現代性的觀察可以有三個維度——后現代的視角、后現代的棲息地與后現代進程。后現代視角是敏感地察覺出現代性社會的不完美，認為現代性并沒有實現其完美的初衷;后現代棲息地是指我們已進入后現代文化與政治生活的競技場;后現代進程是指現代性達到了它自我批評自我反思的階段[2]（pp.180-181）。我們對于后現代行政精神的審查包括所有這三個方面。
（二）公共行政與行政精神
公共行政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進行的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行動。公共行政有技術化與價值化兩種訴求。技術化行政體現的是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的特質，公共行政必然要有科學精神與專業精神;價值化行政則體現的是公共行政的價值理性，公共行政必然是人為性與為人性的統一。公共行政的技術性離不開價值性的導引與提升，否則公共行政易陷入唯技術化與功利化的誤區;公共行政的技術性是價值性實現的基礎與保障，離開了技術性的保障，公共行政的價值性將無從實現。公共行政歷史形態的演進是技術化與價值化路徑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
有行政必有行政文化，有行政文化必有行政精神。因而我們贊同作者行政精神是主觀存在的客觀精神這一主張[3]（pp.6-8）。行政精神是行政文化的核心和行政管理的靈魂，同時也是社會管理經驗與智慧的結晶，既反映社會的管理水平又指導現實的行政管理。行政精神是能動的與流動的，體現在一切具體的行政活動之中。行政精神具有歷史性、民族性與時代性，隨著人類行政活動、實踐活動的變遷而有著不同的樣式與類型。
（三）行政精神譜系
人類社會可以分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與后工業社會三個階段。不同社會階段所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不同，社會治理模式和行政精神也不同。農業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與自然的矛盾，工業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與人化自然的矛盾，后工業社會的主要矛盾則是人與人的矛盾[4]（p.29）。農業社會的社會治理模式是統治型的行政，形成的是經驗性的行政精神;工業社會的社會治理模式是管理型的行政，形成的是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后工業社會的社會治理模式應是服務型的行政，形成的則是超理性化的行政精神。
經驗性的行政精神是農業社會中政治與行政并未完全分離時的行政精神。行政依附于政治，同時既依賴于經驗與傳統又依賴于個體的德性。經驗性的行政精神盡管看上去很美，實則充滿了丑陋的東西。這是因為：（1）個體德性的發揮受制于制度的安排。當道德的人遇到不道德的制度時，他們的選擇其實是很少的，要么從機制中退出要么變為不道德的人;（2）在缺少制度監督與制度保障條件下，道德的人出于好心也可能辦壞事，更何況人并不能保證永遠都具有德性;（3）注重經驗與傳統、德性與操守而忽視了科學與理性，易造成守舊、保守心理，不能進行科學決策與法治化建設。
理性化的行政精神是對經驗性的行政精神的超越，是人類行政精神發展中的第二個形態，處于人類行政精神發展鏈條中的“否定”階段。理性化的行政精神與工業社會相伴而生，與管理型的行政如影隨形。它強調科學與理性、規則與法治、效益與效率，避免了管理中任性與隨意，給管理帶來普遍性與確定性，從而也實現了社會穩定與國家的發展。不過，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并非是健全的。由于過于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視了價值理性，理性化的行政精神造成現實管理中的管理主義與技術主義、倍受人們詬病的官僚主義以及“單向度的人”等。因而，理性化的行政精神自身也是存有局限性的，必然要被更高層次的行政精神所替代。
后工業社會的行政精神即后現代行政精神。后現代行政精神是一種超理性的行政精神，是對既往統治型行政精神與管理型行政精神的揚棄，實現了既汲取統治行政中德治的養分又汲取管理行政中理性與法治的精華，既有工具理性又有價值理性，既有法治更有德治，既有民主又有紀律。后現代行政精神之所以能夠最終化為現實，是因為后工業社會為其實現提供了真實的可能、創造了完美的條件[3]（pp.40-43）。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進程中，政府變為服務型政府，行政也相應地變為服務行政，公共行政的價值性與技術性不再是分離的而是統一的，公共行政人員也由官僚體制中的“套中人”變為具有反思精神的能動的主體。因而，后工業社會的行政精神也便是一種實踐理性的行政精神。 二、后現代行政精神建構的迫切性、必要性與可能性
?。ㄒ唬┖蟋F代行政精神出現的迫切性
欲實現行政改革的成功，必須需要行政精神的引領?？v觀既往人類歷史長河中的行政革命，大凡成功的行政改革都有先進的行政精神的引領。反照當下社會現實，我們不斷進行的行政改革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仍有遺憾與不足，關鍵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精神的引領。如果一種行政改革僅僅注重效率與效益的提升而沒有人文關懷與人道追求，那么這樣的行政改革注定不能遂人心愿。因而，我們非常贊同作者的這一主張——“行政改革必須有精神的指引，只有這樣，它才不至于在改革過程中迷失方向，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境地”[3]（p.354）。當代中國的行政改革迫切需要既合乎國情又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行政精神的引領，而這種行政精神就是后現代行政精神。
?。ǘ┖蟋F代行政精神出現的歷史必然性
現代性社會必然要走進后現代社會（后工業社會），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而，后工業社會并不是人們的主觀臆斷而是合乎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前瞻。后工業社會是一個人們生存樣式發生巨變的社會——“它也開始培養了一些新的行為模式：非暴力實踐、共同參與的組織、軟能量（soft-energy）途徑和溫和技術、民主化政治、女權主義化領導方式和策略、精神化的自然、綠色意識等”[5]（p.136）。后工業社會的來臨既是一種客觀事實又是一種客觀進程。當然，后工業社會尚未充分展開，我們只是初見其端倪，盡管其存在著諸多可能，但這些可能并不是毫無根據的，這是因為后工業社會與工業社會并不是斷裂的關系，我們完全可以根據工業社會的發展思路大體對于后工業社會展開某種想象?！昂蠊I社會則是圍繞知識組織起來的”[4]（p.5），后工業社會中知識取代了工業社會中的資本以及農業社會中的權力成為社會的軸心，人才取代資源與資本成為國家爭奪的重點，創新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后工業社會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多元與多樣的社會，同時又是一個面臨著諸多風險且這些風險存在失控可能的社會，還是一個關注個體自由切實實現的生活政治的社會。總之，后工業社會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樣式，它比既往的社會形式更為豐富、更為多元、更為多樣，同時也更為復雜。因而，這就對社會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及其公共管理模式必須進行調整，這成為迫切的客觀要求與歷史的必然。其實，我們從現行行政管理方式的量變也看到這一趨勢。管理型行政越來越趨向于服務型管理，管理者的管理活動以及管理權限也越來越需要取得民眾的同意，即管理者的權力由強制性的權力變為“基于同意的行政權力”[3]（p.267）。政府與其所管理對象（實質上是服務對象）有著越來越多的商談與交流的機會，管理的服務本質越來越多地體現出來?？傊?，行政管理模式及其行政精神的演變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絕非個別人的主觀臆斷與主觀想象。
?。ㄈ┖蟋F代行政精神形成的現實可能性
后現代行政精神的產生不僅是一種歷史趨勢，還具有現實客觀條件。公民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政治參與意識的提升、非政府組織的廣泛出現、全球化進程加劇以及網絡技術的發展與普及都為新型行政管理模式及其后現代行政精神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公共生活的拓展與市民社會的崛起成為現代性社會的一大趨勢。休閑、娛樂與服務性生活拓展了人們生活中的選項。市民社會的不斷崛起與壯大意味著多元社會的來臨。多元社會必然要求治理主體的多元。治理主體不能再是單一的，諸多的治理主體紛紛出現并加入到社會治理中來，其中非政府組織是最為突出的代表。同時，多元社會中的公民政治權利意識與參與意識普遍高漲，尤其是網絡的發展與普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間，公民不再是沉默的旁觀者而是學會“發聲”且習慣“發聲”的行動者。網絡技術使網絡民主與網絡自由成為可能與現實，同時也為人類社會進行多元治理與建立服務性政府提供了技術保障。全球化的深入則是服務型政府及后現代行政精神的出現與確立的另一歷史契機。中肯地講，早期的全球化是與資本的擴張和野蠻的殖民掠奪相伴而行的，是野蠻的、殘酷與血腥的。同時，早期的全球化是西方世界所主導的全球化，它所建立的是不公平與不公正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而新的全球化則是人類社會基于互惠、平等基礎上所進行的合作與交往，它致力于建立和平共處、和諧相伴的和諧世界與和諧秩序。當今世界人、財、物以及信息的全球性流動為人類建立合作治理的國際秩序提供了可能，同時也為人類建立服務型的政府、全新的行政管理模式提供了歷史契機。
三、后現代行政精神建構的路徑及其挑戰
?。ㄒ唬┖蟋F代行政精神建構的路徑
后工業社會呼喚一種新行政管理范式來取代管理型行政，同時需要建構一種新行政精神來取代理性化的行政精神。但是，如何建構服務型政府，如何使超理性的行政成為現實而不成為空中樓閣，則需要現代人的共同努力。
第一，人之重生。欲建構新的行政管理模式需要新人的出現。那么后工業社會中的新人有什么樣的規定性呢？“（1）個人首先是‘進行體驗的有機體’，他們尋求新的經驗（在‘經驗及經歷’意義上的‘經驗’），且不受飽和效應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對一系列慣常的、發展很快的刺激能夠吸收并作出反應。（2）個人是‘有創造能力的’演員，這些演員首先以自發的及行為的能動性和適應性為特征——他們只在最小程度上為先前所學及已獲得的習慣所牽制?！盵6]（p.174）盡管鮑曼這一說法略顯文學氣，但道出了新人的特質。后工業社會的服務型政府以及新型治理模式的建立離不開后工業社會新的行政管理者——行動者。行動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與老爺，而是坦誠相待的摯友與家人;不再是因循守舊、照章辦事的執行者，而是充滿了熱情與活力的創新者與開拓者;不再是真理與智慧的代言者，而是謙虛謹慎的學習者;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套中人”，而是個性鮮明的獨行者;不再是追求私利的俗人，而要成為追求公意的雅人;不再是責任的推脫者，而要成為責任的積極的承擔者。 第二，制度之再造。后工業社會的治理模式不同于農業社會的權治與德制，也不同于工業社會之中的法治與法制，后工業社會力圖構建合作制來實現德治。后工業社會中的德治立足于人性善的基礎重構制度，力圖通過德制激發人的善的天性進而造就人的德性與德行。這種德治與德制的制度建構相較于工業社會的法治與法制是極富創新性的。對此，作者這樣講道：“如果把他們看作無賴，防止他們作惡，并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一整套體系防止惡的發生，那么出了問題就會匆匆忙忙地對這個體系進行修補。如果把他們當作立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看到他們身上的善性，看到他們身上的多樣性，那么在此基礎上進行制度設計，則是另外一番景象。”[3]（pp.241-242）如果從歷史進化的角度看，我們必然會贊同作者這一主張。農業社會的行政管理是經驗性的行政，是通過政治來建構（代替）行政;工業社會的行政管理是理性化的行政，是通過科學來建構行政;后工業社會的行政管理是服務型的行政，是以人為本的行政，是通過倫理來建構行政。后工業社會的行政是對農業社會的行政否定之否定后的復歸。
第三，想象與啟蒙。黑格爾曾講：“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對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學的第一個條件?！盵7]（p.3）學術研究要敢于創新，敢于想象，敢于超越前人以及自我。后工業社會行政精神建構以及人與制度的重生或重構都需要跳出既有思維模式、擺脫既有的思維束縛，大膽地展開想象。事實上，人類的所有進步都離不開想象，我們贊同作者這一看法——“想象成為公共行政的源泉，……沒有想象的行政在后工業社會是無法想象的”[3]（pp.242-243）。為了使人能夠具有想象的能力以及理解他人的想象，便需要對其進行啟蒙。其實，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經過思想啟蒙后才建立起來的，只不過不同社會啟蒙的主旨是不同的。農業社會的啟蒙是哲學的啟蒙，工業社會的啟蒙是法學的啟蒙，后工業社會的啟蒙是倫理的啟蒙[8]（p.73）。后工業社會是對倫理的再發現與對德制的再重構，我們需要從新啟蒙下的倫理的視域進入到后現代主義的視角與后現代主義的進程與場景中去，通過富有創造力的想象來建構健全的社會與健全的人生。當然，在想象建構美好社會時，我們也應該時刻提醒自己——“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認真建設現實社會”[4]（p.155）。
?。ǘ┙嫼蟋F代行政精神的困難與挑戰
第一， 新人的培養。后現代行政精神的建構需要人的重生與再構。不過，問題的關鍵是這種“新人”是怎樣產生呢？“新人”產生新精神后又如何保持這種新的精神而不至于再變為“舊人”呢？作者在文中提及了這種新人（主要是行政管理的行動者）既是知人情世故的俗人又是具有大智慧的雅人，那么這種人與柏拉圖的哲學王何異呢？我們暫且不論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否真的具有現實性，僅就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哲學王的培養來看，哲學王的養成是不易的，是經過種種考驗與選拔后方能確定下來的。同理，后工業社會中的新人也是需要培養與造就的，那么如何培養與造就新人呢？對此，作者語焉不詳。
第二，制度的建構。作者主張后工業社會制度設計的基礎不再是無賴原則而是建立在人性善的道德原則之上。這固然是一美好的初衷，然其現實性卻存疑。這是因為既往人類歷史一再證明了基于性善論假設基礎上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往往并未帶來預想的結果，難道后現代社會的人、人性與人類其他社會階段的人、人性完全不同，就可以成為例外？當然，我們注意到作者看到這一問題并力圖加以解決——“后工業社會不是不需要制度，而是制度賴以成立的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如果說工業社會的所有規則都是建立在‘無賴原則’的基礎上的話，那么后工業社會的制度安排則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它相信潛藏在每個人，包括公共管理者身上的善性潛質，并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來使這種潛質得到充分發揮”[3]（p.297）。在此，我們并不能完全認同作者這一解釋。作者在這里只是大體給了一個粗線條的勾勒而并未展開詳細的論證與技術化的程序建構，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好的社會治理不能寄全部希望于“良知”“良能”或“絕對命令”之上，制度及其制度的建設仍然是第一位的。作者事實上也談及了德制以及合作制。他寄望于合作制實現后工業社會中的服務型政府建構以及新型人際關系的建構。不過，這里仍然有值得追問的問題，那就是合作制有無前提呢？其實，合作制的實現離不開對主體如此的設定——雙方均有合作之意愿且均是道德人。離開這兩個條件，合作制事實上將不會成立。對于第一點在此我們暫且不論，我們重點談及“道德人”是否永遠存在的問題。假設合作的一方不是“道德人”，那么作為合作的另一方該如何處置呢？“我”是不講任何條件繼續與“他”合作呢？還是“我”需要等“他”成為“道德人”再去合作？抑或是“我”去幫助“他”成為“道德人”（無論是用和平的方式還是暴力的方式）后再談合作呢？這種追問并不是無關緊要的而是有著強烈現實針對性的：寬容有無限度？對于不寬容者是否要寬容？對于原教旨主義者應該怎樣？對于恐怖分子又該如何？……這些問題既擺在眼前恐怕也不會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因而，對于這些問題及其問題的解決同樣需要人們去“想象”。
四、前景與展望
“現代性是一種不可遏制的向前行進。”[9]（p.17）但后現代性社會并不會主動來臨，仍需要人們去努力。對此，鮑曼說道：“惟一確定的是建設者自己堅韌的努力。在這種努力中也許會起作用的是對自主的、道德上自立和自治的（因此常常不受拘束、難以控制和難以對付的）公民和一個羽翼豐滿、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的政治社會之間親密的聯系（不是矛盾?。鼈冎荒芤黄鸬絹?沒有其中一個，另外一個是不可想象的?！盵6]（p.336）鮑曼這一主張是有道理的，建構理想的社會需要好的人與好的制度的同構，只要能夠處理好二者的關系，理想的社會就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就不會是臆想中的烏托邦。
當代中國處于改革的深水區與攻堅期，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復雜與多樣的。偉大的歷史使命召喚每一個中國人發揮聰明才智積極投身于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中。僅就行政管理學而言，認真地思考與建構具有中國特色同時又能對世界人類文明進步具有借鑒意義的中國模式是當務之急。因而，筆者非常贊同作者這一理論旨趣——“這種新的行政精神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是需要中國社會的理論研究者與行政管理者共同努力去推動，也需要我們具有清醒的意識與自覺的使命擔當，在邁向全球化的進程中，以充滿想象力的態度書寫出全新的行政精神。”[3]（p.11）這是學者應有的良知與正義，也是學者應有的責任擔當;同時，這樣的學術研究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更是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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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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