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內外憶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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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師，是美國環境史學家唐納德·休斯（J. Donald Hughes）在我心中的稱謂。對休師的悼念與追憶，伴隨著我的己亥豬年（2019）春節，因為2月4日大年三十午餐剛過，就從學生朋友的微信中得知休師仙逝的噩耗。其實，之前的1月26日，休師的大女兒喬伊（Joy）發郵件給王利華老師和我還有我以前的一個學生，告知她父親病重的信息，我還一直在為休師祈禱，期待他又一次戰勝病魔，根本沒想到他會走得這么快。
時值春節，我在安徽故鄉陪伴父母。為了不影響家人過節的情緒，對休師的追憶只能暫時擱在心底。這樣，除了通過“綠色公眾史學”微信公眾號推出“讀史悼念”系列文章外，一直沒抽出時間寫點什么來緬懷他。2月12日，我接到東亞環境史協會（Association for East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EAEH）秘書劉曉云女士的郵件，說協會會長劉士永老師想請我撰寫一篇簡短的紀念文章，將刊登于東亞環境史協會網站，以紀念休斯先生長年對東亞環境史協會的支持與參與。我看到這封郵件后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并立刻想到這樣一個題目，試著回憶與休師交往及向他學習的點點滴滴，以此正式緬懷他、紀念他。
我對休師的了解，是從閱讀和翻譯他的著作開始的。早在2004年和2005年，我就開始閱讀他的《潘神的勞苦》《世界環境史》等著作，但那時還僅僅停留在對其書本內容的學習階段，尚沒有直接接觸和交流。2007年2月，我在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做客座教授期間，有一天接到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岳秀坤先生的郵件。他介紹說，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歷史學的實踐叢書”，側重史學方法和史學史著作的引進，已經出版了《法國史學革命》等數種，最近新覓到一個選題，即休斯的《什么是環境史》（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是英國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于2006年出版的新書，篇幅很小，正文只有120頁，問我有無興趣翻譯這本書。我隨即回復說，休斯的書我讀過一些，但這本新書還沒有看到，我下學期給研究生上環境史研究導論課程時會介紹休斯的研究成果，可以將這本小書列進去，但目前課題研究任務太重，而且正帶著研究生一起翻譯《大象的退卻》，實在忙不過來，因此，這本書的翻譯就不能再承擔了。
但沒過多久，我一開始閱讀《什么是環境史》，就立即改變了主意，并主動聯系秀坤，表示樂意接受這部著作的翻譯工作，還及時對這項工作作了初步的安排。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這部著作的非凡價值所致。當然，那時我還只是著眼于自己主持的課題以及準備開設的課程來考慮的。
我那時主持的課題是“環境史研究與20世紀中國史學”，作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2006年度的重大項目而提出;準備開設的課程則是上述的環境史研究導論。為課題研究以及課程教學的順利開展，旅日期間我廣泛搜集相關書籍和文獻資料，休師的多部著作自然在列。開始閱讀《什么是環境史》之后，我認識到，這本書雖然篇幅不大，但為全面、系統地了解環境史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因而是環境史研究的尚不多見的入門書，正如許多評論一致認為的那樣。就我的課題研究和課程教學工作的開展而言，這樣的著作更具有窺一斑而見全豹的作用，因此不能不下力氣咀嚼、消化和吸收。
這部著作的翻譯經歷，我已在《什么是環境史》譯后記中有所交待，這里重又提起，是作為自己如何與休師結下學緣的最為關鍵的一步而言的。回想起來，這不僅僅是翻譯和精讀一本書，而是尋覓和結識一位良師益友。這位良師益友不僅在翻譯過程中提供了及時、便利的幫助，而且在拙譯出版后一直給予多方面的關照，以致我們之間的學緣和情誼跨越時空，日臻醇厚。
就這樣，休斯成為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之外引領我深入環境史的又一位導師，我也在心中一直尊稱他為“休師”。2008年9月，休師應邀前來北京，到我的母校即我那時的工作單位北京師范大學講學。猶記得，那年9月21日去首都機場T3航站樓接他的情景，雖未謀面，但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了，這是因為他那頂帽子醒目地標識了他，所以他常說那頂帽子是他的商標（Trade Mark）。
那一次，是休師和師母帕姆（Pam）一道頭一回來北京，他們在這里待了一周。其間，休師圍繞環境史作了三場講座，分別是：（1）環境史與舊史學（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Older History）;（2）環境史的三個維度（Three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3）環境史涉及的現在和將來的問題（Present and Future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休師的講座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除北京師范大學一些院系的老師、同學聆聽了他的講座，還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學者、學生前來聽講、交流。不僅如此，休師在北京高水平講學的消息很快傳回美國。10月15日，沃斯特的高足馬克·赫爾西（Mark Hersey）來郵件說：“我希望你和你的學生喜歡9月下旬唐納德·休斯教授的出訪;他毫無疑問設定了高標準，我會盡最大的努力來達到?！币驗槟且荒晡乙舱堮R克前來交流，他如約于12月中旬來京。在準備講座的過程中，他以休師為榜樣，認真準備講稿，努力提升交流的水平和效果，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休師在環境史新生代學人中的威望以及所受到的敬重。
來訪之前和來訪期間，我還就很多問題向休師請教，尤其是就“Environmental history”和“Eco-history”兩個術語問題請教他，他每每都清晰地予以回答。在休師看來，這兩個術語屬于同義詞;當然，也有秉持環境史只是“環境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的觀點，這使它更具自然科學而非歷史研究的色彩。他個人習慣使用“Environmental history”，是因為該研究在美國學界興起之初大家通常用這一名稱。那個時候，在英文中“Eco-history”很可能聽上去更時髦，但不那么專業。他還強調，要同等關注“Environmental history”中蘊含的文化和自然，以及這一研究所包括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以及自然科學（包括生態學）的要素。休師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影響了我，并成為我堅持使用“環境史”概念的一個原因。 這次來訪，包括來訪前的溝通和準備工作，給休師留下了頗為深刻、良好的印象。當時正趕上北京即將舉辦奧運會的盛事，因為很快要出訪北京，所以休師和師母更加關注這屆奧運會。8月11日，休師還特別來郵件告訴我，他們觀看了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其表演的規模、美感和技術的卓越性令他們感到十分驚訝，并認為北京奧運會將是一個真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開幕式過后，他們一直在欣賞體育比賽，特別是游泳和體操;他們最為期待的是跳水比賽——那是他們特別喜歡的項目。在這樣的觀賞和期待之后，他們來到了北京。
來訪期間，除了學術講座和交流并游覽鳥巢、大柵欄、頤和園、長城等新舊著名景點外，我還在我的閨蜜、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謝江南教授的幫助下，安排休師和帕姆拜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劇研究中心，聽取該中心執行主任、中國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孫萍老師對京劇和中國樂器的講解，還了解了孫老師如何積極實踐和宣傳京劇藝術，使之成為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之瑰寶的一些經歷。此外，我和江南還陪他們到長安大戲院欣賞了旦角經典折子戲。拜訪中國人民大學國劇研究中心并欣賞京劇這兩項活動，是應休師的提議為照顧帕姆而特別安排的。我在前期為他們來訪做準備過程中特別問及他們有什么愛好，休師告訴我，帕姆是音樂老師，也善于作曲并喜歡各種樂器，包括中國的民樂和樂器。我想，我這樣安排也是讓外國友人更好地接觸和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良機。
如上所述，這次來訪給休師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回國后第二天便寫郵件告訴我，非常感謝在北京期間受到的盛情款待，一切都很好，學生好，參觀有趣，食物味美，住宿舒適。他還表示在訪問期間學到了很多東西，希望我能在他準備《什么是環境史》第2版時幫助他了解中國環境史研究的學術信息，也希望從今往后能保持聯系。休師的郵件反饋中肯定不乏溢美和客套之詞，但也足見他對這次來訪的感受。此后，我們的確一直保持著聯系，還相約下一年參加在丹麥召開的第一屆世界環境史學大會（The First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WCEH）。我也及時將休師的一篇論文也即一次演講稿①譯了出來，以饗方興未艾的中國環境史學界。
2009年8月4日，休師在帕姆的陪伴下出席了第一屆世界環境史學大會，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學生也都參加了這一盛會。8月6日下午，當我和我的學生按時來到我們參與的討論小組時，只見休師和師母已經坐在了那里，這讓我頓時感受到了莫大的支持。大會期間，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以及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有一個小聚會，由劉翠溶先生主持，商討成立東亞環境史學會事宜。兩個月后，東亞環境史協會在劉翠溶先生的領導下發起成立。休師也積極參與東亞環境史協會的成立活動，見證了東亞地區各路環境史研究者如何聚集力量的情形。
與休師更深入、更廣泛的接觸和了解，得益于2011年秋季學期他和師母的第二次來訪。坦誠地說，這一次請他來，并非早已計劃好，而是臨時起意的結果。當然，這也是事出有因。2011年春季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院下發聘請海外名師講學的通知，為的是擴大國際交流以提升研究生培養水平。但通知規定，一個星期之內就得上報聘請計劃。這個通知來得突然、急促，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也即7月1日，我便與休師聯系，詢問他是否愿意并可能在秋季學期前來講學。當天他就回復了我的郵件，告訴我，我的邀請和講課設想非常好。當時，他正在芬蘭的圖爾庫（Turku）參加歐洲環境史學會（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ESEH）的年會，答應不久之后回到美國就跟帕姆商量，看看她能否全程陪同來京，還表示無論如何他都會來的。沒等多久，他就報來了詳細的講學計劃。我很快上報學校，一周內得到了批準，不出半個月就落實了邀請函等相關事宜。
有意思的是，這次來訪之前，休師和師母還報了普通話速成強化學習班，每天都努力學習中文，希望自己再次來北京的時候能聽懂一點點，說上一點點，也期待能讀懂一點點常用的字詞。他們還感到學習中文很有意思，并且用拼音寫道：“Hen hao！”這反映了休師對再次來北京交流的重視程度及其欣喜的心情。
2011年9月11日，休師攜師母如約前來，開啟了為期一個半月的環境史教學。這次來訪正趕上中秋，我們同門同學和休師夫婦在北京師范大學東門御馬墩聚餐，一塊度過了一個歡樂愉悅的中秋佳節。隨后，略事休息，休師即開始了教學工作。由于選課人數較多，上課地點臨時改到了教七樓401教室。前來聽課的除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哲學、生物、環境等幾個院系的部分研究生和教師，還有北京大學、北京林業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的學生，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國土資源部和全國人大環資委的相關研究與工作人員。這一次，休師系統地講授環境史，從環境史的理論與方法到世界環境史專題，有點有面，兼顧理論和實踐。課程結束后，每一個選課的同學都寫了總結，大家紛紛表示深受其益，有的還說休師在他們心中播下了環境史的種子。后來，我們翻譯了休師的一篇講稿，即《新奧爾良的發展：一部環境災難史》，寫了一篇相關分析性論文，即《環境災難史研究的方法和意義——基于“新奧爾良的發展：一部環境災難史”的思考》①，以便有志于環境史研究的學界朋友更好地了解其學術志趣和現實關懷。
休師的這次來訪交流，活動滿滿。除了每周五下午的環境史課程教學外，其間的10月14日，他和帕姆參加了美國環境史學家蘇珊·福萊德（Susan Flader）在北京師范大學宣講的利奧波德傳記片《綠光》（Green Fire）欣賞專場;10月16—17日，他參加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與北京市歷史學會聯合舉辦的“2011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不久之后，他還出席了高國榮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主持召開的環境史會議。10月23—29日，我們還一同前往臺北，參加了在“中央研究院”舉辦的東亞環境史協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東亞環境史學術研討會。每一次活動，休師都是全程參加，全神灌注，有時還作大會主題發言;在東亞環境史協會成立大會期間，他還主持了一場圓桌會議。此外，他還順訪了清華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以及廣西師范大學，到那些學校講學、游覽。他還抽出時間與我的朋友、北京師范大學生物學院的劉定震教授暢聊，切磋他們同樣出自生物學及生態學領域的一些問題。這些活動與交流，充分體現了休師傾注于學術的熱忱。而那時，他將自己正在審讀的馬立博（Robert Marks）的《中國的環境和歷史》（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書稿悉數發給我，好讓我先睹為快，甚至在國慶節假期還幫我修改參加東亞環境史會議的論文，讓我感動不已。 記得那段時間，北京的天氣十分好，白云悠悠，秋高氣爽。因此，除了講學交流外，休師和帕姆也欣然接受安排，興致勃勃地參觀、游玩。我們曾一道從動物園乘游船，溯河而上前往頤和園，邊賞景邊了解與河岸景觀相關的許多故事;還驅車前往鳳凰嶺，感受京郊青山碧嶺的神韻。當看見龍泉寺門前兩株蒼勁的翠柏時，休師跟我解釋說，由那兩棵古柏扭曲的程度，即可以想見它們經年累月中承受并頂住了多么大的風力。他和帕姆對這兩棵翠柏以及寺內兩棵粗壯、婆娑的銀杏樹非常感興趣，并從多個角度反復拍照留念。由此，我得以了解他倆的一個共同愛好——兩人各自拿著同款相機，每每對著同一處景點各自拍照，日后一同整理，加以比較，并編輯成冊。我至今還保留著他們制作的精美影集，其中許多照片都是雙雙對對的，包括他們在京師大廈公寓房的窗口往四周拍的一些風景照，成為多年前那個秋季北京也曾天藍地潔的標記。
休師的第二次來訪確實在很多方面讓我和我的學生對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的學生們不僅認真聽他的課，看他的書，喜歡他上課時西裝革履的紳士風范，而且為他那雄渾、深沉的男中音傾倒。從臺北回來后的第二天，也即他們回國前夕，我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舉辦了一個聚會，有同學搬來了電子琴，帶來了短笛，帕姆彈奏，休師演唱，那幅琴瑟和鳴的畫面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腦海里。記得休師當時情不自禁地給我們講起他的羅曼史：他年輕時的某個暑期考察時如何偶遇帕姆，帕姆如何成為他一生的摯愛。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總是相伴左右，包括一同出席國際、國內大部分環境史會議，以致美國環境史學界有人戲稱他們為“聯體嬰”——見到休師就能見到帕姆，帕姆還被休師戲稱為“業余環境史學家”。這種伉儷情深的境界，恐怕也是休師優良學養和人品的間接反映。我們有同學熱情地為他們取了中國名字——潤土和盼木，還有的同學則親切地稱他們為爺爺、奶奶。第二年5月底，為了給休師賀壽，同學們為休師專門定做了條幅，還買來北京師范大學的體恤衫紛紛簽上名，趕在6月5日休師生日前夕快遞到了他在普林斯頓附近的家里。
按計劃，休師和帕姆準備于10月31日啟程回國，但由于當時美國天氣的原因，他們所訂航班臨時取消，并改簽到11月2日，這樣，他們在京師大廈又多住了兩天。他們回美國后不到一個月，又出訪印度，在加爾各答的一所大學講學交流。這是帕姆來郵件告訴我的，她在郵件中還特別比較了印度的那所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接待外國學者的食宿條件，讓我對中國大學辦學條件的改善自豪了好一陣子。
與休師和帕姆再一次見面，是在2014年7月共同出席第二屆世界環境史學大會之時。這屆大會的舉辦地在葡萄牙的歷史名城、素有“葡萄牙的搖籃”之稱的吉馬良斯（Guimares），主題為“環境史的形成或發展”（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Making）。會前準備過程中，休師根據大會的主題，組織了“環境史創始親歷”（Present at the Creation）專題討論組，邀請了歐洲大陸、英國（也代表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等地區和國家的多位學者參加，介紹和談論本地區、本國環境史興起、發展的歷程和特色;我也應邀參加了他組織的這個討論組。
一開始，休師想讓我負責考察和介紹亞洲環境史研究，我深感責任重大，難以勝任。幾經商量，我答應負責梳理和介紹中國大陸環境史領域興起的軌跡，并談了自己對環境史治史原則的理解，這得到了休師的贊同。那個場合，我在增強對很多地區和國家的環境史研究狀況了解的同時，也大膽向國際環境史學界同仁發布了有關環境史的“上下左右”看歷史的主張。記得當時很多人出席了7月10日的這場小組討論會，并參與到提問、交流之中。大會過后不久，休師即通過郵件告訴本小組各位宣講者：“你們的報告很周到，相互補充得很好;正如你們已經知道的，我們隨后收到了許多與會者的贊賞評論?！蓖瑫r，也有幾位國際友人跟我進一步討論環境史研究的具體理論和方法問題，包括索要拙文《從環境的歷史到環境史》①。我想，會上的贊賞評論和會后的進一步交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休師的國際學術聲譽和人脈。
休師不僅幫助我個人和我指導的許多碩士生、博士生，而且還鼎力支持和推動著我們所在的東亞地區環境史研究的發展。上文提及，他是東亞環境史學者團體誕生的見證人，不僅如此，他更是東亞環境史發展的參與者。迄今為止，東亞環境史協會舉辦的四屆年會他全都參加了，除了在第一屆年會上主持圓桌會議討論外，在其余三屆年會上他都作了主題演講。在2013年第二屆年會上，他演講的題目是《可持續帝國：一個矛盾的形容？》（“Sustainable Empire： An Oxymoron？”）;在2015年第三屆年會上，他演講的題目是《東、西方邊界與鑲嵌圖：環境史上的景觀狀態》（“Borders and Mosaics， East and West： Landscape Organiza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在2017年第四屆年會上，他演講的題目是《東、西方環境史中的人新世：人證與自然力的對比》（“The Anthropocen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ast and West： Human Evidence versus Nature’s Power”）。
在第二、三屆東亞環境史協會的年會舉辦期間，我因有教學任務及其他事項耽擱而未能參與，沒能親耳聆聽休師的演講，不免感覺遺憾。在2017年10月舉辦的第四屆東亞環境史學大會期間，我又一次見到了休師。這一次，休師是應時任協會會長、南開大學王利華教授的邀請，由女兒喬伊陪伴前來南開大學參會的，雖年事已高，但他再一次做了主題發言的文本準備和安排。10月28日午餐我們見面時，休師還親手將帕姆送的一條真絲圍巾交給了我。令人痛心的是，那天午餐過后，休師突然發病，于是在南開大學校長的親自關懷下被緊急送往天津的一家醫院。是故，他未能按計劃出席和點評我主持的小組專題討論會，他的大會主題發言也只得臨時取消，他不得不在天津的一間病房里度過第四屆東亞環境史大會的會期。但即便如此，當我的一位研究生前去協助看護時，還是深為高齡病中的休師的樂觀情緒所感染。
在天津留院觀察、治療一段時間后，休師被家人和醫護人員護送回國。此后，他和我繼續通過電子郵件保持聯系，并安慰我們說，他恢復得很好，今后雖然不大可能參加國際環境史學會議，但出席美國國內的環境史會議不成問題。這樣，在2018年3月14—18日于加州河濱市（Riverside）召開的美國環境史年會上，我的學生李韶星見到了休師，并興奮地發來了他倆的合影。而且，據喬伊說，這次病重前不久，休師還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準備提交參加2019年美國環境史年會，以緬懷2018年離世的約翰·奧佩（John Opie）。而我們在新年來臨前還互致問候。我于12月27日給休師發去問候新年的郵件，并告訴他，我很喜歡現在的學校和同事。他一如既往地快速回復了我，說很高興收到我的信，并很欣喜地告訴我，他們在佛羅里達有了新公寓，他喜歡那個新公寓和那里的好天氣，陽臺視野很好，有許多鳥在空中飛過。他還告訴我，他對清華大學有美好的回憶，看到我說我很喜歡這所美麗的大學和新同事，他感到很高興。誰料，不到一個月，我從喬伊的郵件中得知他病重的消息，而一周多之后他就溘然長逝，去天國陪伴其環境史老友了。
休師就這么走了，給我們留下了一串串回憶。我不敢肯定，他自早年和中年走過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在晚年又踏足東方這片熱土、開啟其環境史東漸之旅后，東方尤其是中國在其環境史版圖中占有多大的分量，但顯而易見的是，他從此更加關注東亞環境史研究，堅持參加東亞環境史協會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并開始執著于東、西方環境史和環境問題之比較，至耄耋之年仍為拓展世界環境史研究范疇，以將東方納入其中而積極努力。由此可以瞥見他晚年來中國講學、交游的良好效果，以及其中蘊含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精神。這樣，我們從閱讀和翻譯《什么是環境史》開始，通過接觸并吸收一位環境史長者卓越的學術成就，不僅系統地了解了什么是環境史，還認識和理解了誰是休斯，為什么要稱其為“休師”，休師為環境史乃至國際學術界留下了什么。這位師長對環境史學術的熱愛，對環境史意義的認識，對環境史傳播的努力，及其在學術之外散發的人格魅力，無疑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將持續地滋養環境史學人和學術。
責任編輯：安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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