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境界者自成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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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柏剛
“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代表作家李肇正新近發表的中篇小說《永不說再見》(《小說月報》2002年第12期，《當代》2002年增刊，以下簡稱《永》)，以寫實的筆法，對文壇和社會現狀進行了較為深入具體的揭示。小說講述文學青年胡藻英大學畢業后，在城市的邊緣地段“不夜城”租了一間小屋，開始了他的作家夢。在這段艱辛的奮斗歷程中，他認識了從農村來的坐臺小姐高玉玲，出于善良和同情，他冒充她的男朋友與她一道回家探親，最后假戲真做，跟她成了同居關系。他既恥于這種關系，打心眼里瞧不起她，但又需要她物質上的接濟來實現自己的文學夢想。雖然他也寫出了一些評論界叫好的作品，卻擺脫不了“吃軟飯”的現狀，最終他離開高玉玲，放棄文學理想，開始了打工生活，而她又有了新的同居者。
讀完這個中篇，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郁達夫的同題材短篇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以下簡稱為《春風》)。這兩部作品所表現出的較為鮮明的相似點是都具有“寓居于城市狹小空間的落魄文人”和“落魄文人與女人的關系”這兩個同樣的母題。本文想從這兩個不同時期相似題材的作品比較中，發現一些單個文本研究中難以見出的內容，并由此來探索郁達夫和李肇正所處的不同時代的文化特征以及作家創作上所體現出來的一些特點。
城市邊緣的落魄文人――精神追求與現代文明沖突的表征
兩部作品的共同點是都在大都市的背景下展開，以游離掙扎于都市邊緣的青年知識分子為對象，表現都市下層“現代寒士的生活困境”?！洞猴L》中男主人公是第一人稱的“我”――留學歸來居無定所的以翻譯賣文為生的青年人；《永不說再見》中的男主人公是胡藻英一大學剛畢業，夢想在都市文壇闖出一片天地的文學青年。一個是“自敘傳”，一個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兩個文學青年的艱辛生活歷程揭示出詩意理想向現實生活過渡的男人的成長和成熟過程，而在此轉變過程中，與同病相憐的女性的交往對這種成長成熟的人生過程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種不約而同以落魄文人身份出現的都市生活的邊緣人和審視者，有一種特殊的意味：人物特定的作家(準作家)身份，以及與此職業相聯系的纖細的情感，敏感的思想觸角和強烈的主觀色彩，非常便于作者表達對社會和時代的認識。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與選擇，能最大限度地逼近或真切地反映出作者對生活和時代的一種認識，展開作家與時代精神的對話，在文人落魄于都市的彷徨與探索中，表’現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社會的問題通過作家極度艱辛拮據的生活與精神追求的強烈對立和沖突表現出來。這是兩部作品共同的話題，反映出不同時代作家相似的社會地位和同樣強烈的對社會的批判意識。同時，作家這種特定角色無疑放大和凸顯出了時代精神生活的特點，他們的落魄及與強調物欲生活的現代城市生活的不相融，無疑代表從現代文學時期一直延續到當代的一種普遍的精神尋求與物欲滿足之間的矛盾沖突。
女性形象及其與男性人物情感關系處理的差異
這兩部作品除了篇幅容量外，其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女性人物形象的差異：郁達夫的作品中是煙廠女工陳二妹，這是一個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年輕女性形象；而李肇正的小說中女性人物為農村來城市的坐臺小姐高玉玲，這是一個美貌、潑辣、庸俗、輕浮，有些令人生厭的女性人物形象。二是男性主人公對女性人物的情感態度及其彼此之間的關系。
有兩個細節最能體現出這兩部作品男女情感態度及關系處理的差異。作品中都有男主人公接受女性請吃的描寫，《春風》中在女工請“我”吃瓜子后，“我”用少而又少的一點稿費，在買了一件單衫后，很奢侈地買了一包糖來回邀女工。吃成了促進男女關系，增進了解的一個因由，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平等和諧，互相尊重的，在請吃后的交談中，男與女之間消除了誤會，達到了更深的了解?！队馈分懈哂窳岫啻握埬兄魅斯曰疱?，但吃請時的心態則迥然不同。男主人公即使作為“軟貨”，一邊大飽口腹之欲，一邊卻大聲表白高女坐臺小姐的身份，以貶低高女來抬高自己，仿佛吃她請是理所當然的。“火鍋里的美味佳肴使胡藻英冰冷的身體充滿熱量時，胡藻英就蓬蓬勃勃地爆發出自尊心。”這種男性精神上的優越和對女性的歧視貫穿于整個作品中。胡藻英迫于生活的壓力，受內心情感與欲望的支配，與高玉玲有了同居關系，想借墮落天使的翅膀來完成文人靈魂自救的飛翔，但內心深處卻恥于這種關系，在愛的同時卻更多地有一種鄙視。男女之間有時相依為命，有時卻又存在著不可彌補和調和的裂痕。“高玉玲掏出皮夾子付賬時，總會得意揚揚地看他。高玉玲養他這個小白臉，想和他保持精神上的平等。只有這樣，高玉玲才覺得做人值了?！币粋€依托物質的優勢，一個占據精神的制點高，兩峰對峙的結果是代表俗世生活的女性占了上風，而代表精神追求的胡藻英“很徹底地和文學決裂了”。與《春風》中互相關心，男性自責自己不切實際的情感欲望相反，《永》中的男性與女性之間不再有一種精神上的平等對話，男女之間的關系大多是出于彼此肉欲的需要和相互征服的沖動，是生理上的接受和認同，心理上的疏遠與拒絕。胡藻英的身上有很多傳統文化中文人風流的烙印，但又多出了一種新型意義上的靈與肉的對立，其中的一份無奈與絕望，與《春風》中淡淡感傷的情趣大相徑庭。
從“我”到胡藻英，從陳二妹到高玉玲，兩部同類題材的作品呈現出截然相反甚至對立的表達，這其中無疑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反映出郁達夫和李肇正不同時代的文化特征以及作家對傳統觀念不同的內省意識。分析這些差異并找出其成因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無疑有著非常深刻的意義。
郁達夫對文化傳統的繼承與超越
《春風》塑造了一個清純、貧苦、自尊并富于愛心的青年女工形象。“我”在現實困頓，生活極其艱難的時刻，得到這個純潔善良的女工愛與善的關懷與感化，“我”甚至產生了一種想吻一下陳二妹的沖動，但旋即對自己的沖動表示羞愧，自責自己不切現實的情感欲望，在富于詩意化的矛盾沖突中使作品的藝術和思想高度得到升華。雖然生活依然沉重，但“我”卻感受了春的氣息。陳二妹這個美好的女性形象及其兩個社會底層小人物平等真誠、相濡以沫的友誼，給讀者以美的陶冶。這對于一個寫過《沉淪》等以大膽的性心理描寫引起國人非議的作家來說，無疑是一個創作上的重大改變。分析其原因，我認為一是郁達夫受所處時代的文化觀念影響，二是郁達夫對傳統文化有一種自覺的批判意識。
中國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歷史源遠流長，如元代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類的劃分，雖是一些史書附會誤傳，卻反映出文化人的社會地位不高這樣一個事實。這些尊卑等級劃分本是極不合理的，但又是處理與他人關系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從白居易與琵琶女“同是天涯淪落入”的感嘆，到柳永的混跡于青樓歌臺，關漢卿的“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臺柳”，一直延續到郁達夫生活的20世紀初，文人與社會底層女性具有的趨同低下的社會地位，使他們之間很容易產生惺惺相惜的真誠而平等的交往。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濡染的郁達夫，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受到這種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從而影響到他對作品中人物關系的處理。陳二妹作為煙廠女工，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其社會地位不會低于“我”這一介寒士，而且和“我”這個落魄文人一樣，都在這城市狹小黑暗的小房子里艱難地謀求生存。兩個社會底層小人物之間患難與共，平等相待，不存在任何社會地位不對等所產生的歧視與沖突。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天才的詩人，一個人文主義者，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郁達夫的靈魂深處，人道主義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而(人道主義)它的最基本的出發點是把人當成人。郁達夫站在人道主義原則之上，將女人當作人來看視，男女平等，對女性表現出相當的尊重與理解”①。郁達夫曾經明確地說：“數千年來，我們祖宗代代對女人鄙視的那種不通的因襲思想，在我們的腦里，動不動也會現出它的幽靈來?！雹谶@句話道出了郁達夫對傳統性別文化的一種強烈的自省和批判意識?；谶@樣一種理性的自覺，“我”與陳二妹之間，不僅社會地位相似，而且在精神上也同樣平等，“我”并未因自己是讀書人就顯出什么優越感，甚至還略顯卑微，而陳二妹對“我”也是尊重有加，平等相待。這是作家(精神勞動者)與工人(物質生產者)之間平等的對話，它體現出作者對女性的尊重與平等。也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性的自覺，郁達夫的《春風》把“五四”時期男性青年啟蒙女性，反抗封建家庭，反抗包辦婚姻，爭取人生與愛情自由的時髦主題，改寫為對自我生活艱辛的感嘆與對工人階級的樸素認識相結合的主題。郁達夫以其對同時代文學主題的超越而使其作品達到一種人性的高度，《春風》也以其題材的敏感和淡淡的感傷而載入文學史冊。
李肇正女性形象塑造及關系處理的得失
與郁達夫相反，對于已寫過《女工》、《城市生活》的李肇正來說，女性人物為坐臺小姐倒是一個新的選擇。這個角色及其與男主人公的關系處理的基本情節結構，使《永》更接近傳統文學中的文人與煙塵女子的母題。從小說中可以比較明確地捕捉到柳永、關漢卿等中國古代文人落魄之時留連混跡于勾欄瓦舍，遇到紅粉知己，寫就千古名篇的一種浪漫傳統的影子。但胡藻英與古代文人不同的是，在與女性的交往中，少了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身份地位的認同感，而多了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姿態。高玉玲也一反傳統作品中情感專一的女性形象，作為具有貶義的角色和與作家精神追求相對立的身份出現?！队馈吩谇楦泻腿庥祀s的這一出生活短劇中，在現實生活與精神追求之間的分裂帶來的困惑和無奈中，在傳統主題的延續和改寫中，折射出時代和傳統文化的深層內容，在體現出李肇正對時代特點準確把握的同時，也暴露出其思想和創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這反映出當代作家的精神迷茫和當下文壇的現狀。
就大的文化背景來看，從“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義不容辭地挑起了思想啟蒙的任務，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當代文學特別是新時期文學。作家以時代精神的締造者和播撒者自居，雖然也一度被打成“臭老九”，但新時期以來傷痕、反思、改革文學所取得的巨大社會效應和作家受到社會關注的程度，都對提升作家的社會地位產生了積極作用。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社會給作家以及作家給自己的定位是社會的良知和精英，是精神王國里至高無上的貴族。社會轉型后，文學開始由中心到邊緣，作家崇高的社會地位開始下降，除了少數文學大腕名利雙收外，更多的作家除了“作家”這個聊以自慰的精神頭銜外，一無所有?！昂逵⒂泻苌羁痰倪z憾――真是生不逢時哪!《班主任》和《傷痕》的年代，小說肩負著拯救社會的重任，一篇短短的小說，會像驚雷滾過天宇，四海震驚，八方呼應”，尚未功成名就的他卻不得不屈身于坐臺小姐來追尋自己的文學理想。但相對于社會地位低下的高玉玲，“胡藻英突然奔涌出一種高貴的精神。胡藻英以其文化的優勢，垂愛于她”。他在高玉玲敬仰的神情和全方位的奉獻中得到成就感和自我陶醉，深入作家無意識中的優越感以一種精神勝利法似的扭曲姿態流露出來。“使用坐臺攢起來的錢，胡藻英灰頭土臉。胡藻英懷有深深的歉疚，只有埋頭于創作這歉疚才會暫時消散去。胡藻英在寫作中變成駝鳥，而這鴕鳥卻有著只屬于他的鳳凰的夢?！钡珖揽岬纳钭罱K無情地戳穿了這種才子佳人紅袖添香的浪漫。一個初出道的文學青年，除了與坐臺小姐相處時一點骨子里的清高與脆弱的自尊外，一無所有，連維持自己基本
的生存都成問題，只能在坐臺小姐的垂憐與庇護中追尋自己的文學理想，只能暗自傷懷文學的失勢與自己的生不逢時。這是一個文學和文人都在苦苦掙扎的年代，一個文學和文人失卻了自身價值的年代，作家的感嘆和悲哀中映射著轉型時期文學的悲哀。胡藻英無望奔突的精神與內心，非常明確地體現在與作品中女性人物的關系處理上，猶如一位失勢的君王，只能在孤高與無奈中默默承受和咀嚼失卻地位與榮耀的悲哀。這種男女關系處理無疑生動形象地反映出知識分子在轉型過程中的尷尬與困惑，深刻揭示出步入商品化時代后嚴肅文學的困境與作家精神的迷茫，展示出文學的失重與文人的尷尬。
如果說這種關系處理體現出李肇正對當下文壇現狀和知識分子心態比較準確的把握和表現的話，那么對高玉玲這個人物的形象塑造則體現出李肇正思想和創作上尚不成熟的一面，一是表現在對傳統文化觀念的繼承上，二是表現在創作指導思想上。
首先，它反映出李肇正身上混雜著的傳統文化觀念與現代意識，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及男女關系處理上的模糊和矛盾。小說中女性人物高玉玲“像紫薇格格的模樣，清麗，秀美，黑油油的頭發披散開來”，并且“女人總需要具體地關懷一個男人，在關心中才會肯定自己的存在”。所以她對男主人公這位現代落難書生愛憐有加，崇拜有加，真情流露，傾心奉獻，這無疑有著傳統才子佳人故事的趣味和痕跡。但明清白話小說和傳統戲劇所描繪的杜十娘和李香君的時代已經過去，現代社會對坐臺小姐這種曖昧職業和低下地位的鄙視，使作者與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一樣對女主人公帶著一種鄙視，在對高玉玲的肖像、言語、行動的描寫中帶著一種夸張和丑化，如睡態的不雅，滿嘴罵人的粗話，打架時的兇狠，撒潑時的放肆，故作賣弄的性感……她的淺薄、市儈、自私、庸俗，她的女性自立方式，她移情別戀后自嘲的解釋，都具有明顯的嘲諷和夸張意味，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術語來說就是典型的厭女癥式描寫。這種對女性的描寫和認識無疑是作家頭腦中濃厚的傳統文化觀念與現代意識混合作用的結果?？梢哉f，李肇正對這個女性人物的態度與情感是矛盾的，對其形象塑造的思路是模糊的。他既想寫出一個真實的社會底層女性人物，使其具有多樣復雜的性格，對其有同情的一面，但又擺脫不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對這種職業女性角色的睥睨眼光。把她寫得令人生厭。正是這種矛盾心態左右下的描寫，使讀者無法因人物“永不說再見”的悲劇情感而產生強烈的藝術震撼或情感蕩滌。
與此相聯系，在創作指導思想上，李肇正把高玉玲作為一個象征性的符號化人物形象，代表著與胡藻英精神追求相對立的物欲的一面。在對這個女性人物的描寫上，作者賦予其淺薄、粗俗、勢利等形象特點。這樣，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似乎是胡藻英文人的浪漫、虛幻、想理與高玉玲現實功利生活態度之間一場錯位的情感對話。對于胡藻英來說，這個女人使他擺脫生活的壓力而專注于創作，在生活上給他以關照，在精神上給他以支持，她是他文學創作的里比多，一個激發創作靈感與幻想的平臺，一個詩意對象的女神。而高玉玲對胡藻英的愛，似乎只是如女詩人翟永明所寫的“愛你，是為了讓我活下去”，是為了給父母一個交待，為了節約房租，為了滿足一種虛榮心，為了有一個城市戶口，真可謂“我的愛赤裸裸”。她走馬燈似的換著身邊的男人，先是李勁，再是胡藻英，再是“劉哥”，那么自然，無所謂，大大咧咧。試問，這樣一個令人生厭的坐臺小姐，一個自視甚高的青年作家對她能產生多大程度的“傷心欲絕”與“纏綿悱側”?與其分手倒是更順理成章的事。這種露水夫妻似的平淡情感故事，無疑與作者著意要表現的一個文學青年蟬蛻般痛苦的成長歷程相抵牾，“永不說再見”這個小說題目所賦予整部小說的深情與凝重氛圍就顯得異常輕飄和虛浮。也許作者是想通過社會底層小人物生活的真實，改寫傳統的才子佳人浪漫故事，以表達對社會生活的思考，但把這樣一個令人生厭的女性幻化為賦予胡藻英創作力量和靈感的繆斯，與堂吉訶德把養豬女想象為公主和情人一樣可笑。無疑，對女性人物自然主義式的丑化描寫使這個作品的藝術真實產生了缺失，使作品的真實性大打折扣。這種適得其反的描寫效果體現出了李肇正思想和創作上存在的不足。
李肇正已經以他對現實的關注和文學的敏感在文壇上小有影響，這個作品也真實反映了文學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所面臨的令人憂慮的處境，寫出了經濟轉型期社會底層人物持別是文學青年的復雜心態，但在真實的同時，卻因傳統文化觀念與現代意識的纏夾以及創作指導思想上的偏差，使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不能激起讀者的美感和同情，成為一處敗筆，從而也影響了這部作品。也許這是一個現實生活中坐臺小姐的真實形象，也許李肇正是想以細節和人物描寫的真實來體現“實現主義回歸”的創作指導思想，但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這只是一個男性視角對女性的聚焦與變異而生成的女性形象。這個形象從選取到最后的塑造從藝術角度來說是失敗的，因為她既無助于胡藻英這個人物的刻畫，又無助于小說的主題表達，也沒有為現實主義文學畫廊增添新的女性人物形象，只是以坐臺小姐這種特殊的身份表明了作者對社會下層小人物的關注而已。結語
兩個男性作家對女性的情感思想態度，比較直接地體現出一些時代的文化內容。對女性人物的認識和描寫，在某些時候可以成為一把尺子，衡量出作家的胸襟氣度及其作品的藝術價值高低。周作人曾說：“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識見高下有一捷法，即看他對佛法及女人如何說法，即已了然無遁形矣?！币詫ε缘膽B度來測度識見，真是精辟。
超越時代和傳統對作家思想的無形束縛，從人和人性的高度來把握和塑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一個作家創作能否成功的較為關鍵的因素。郁達夫他們那一代人所受的傳統教育遠超于李肇正這一代作家，但郁達夫對傳統文化中落后的東西持一種審慎和理性的認識，持一種警惕和批判的態度，這使他能實現對傳統文化和所處時代的超越，表現出對女性的尊重與平等，在對女性的描述上體現出自己文學的敏感與藝術的超卓，《春風》也以其對純潔善良女工的帶有“淡淡的傷感”情味的描寫而得到后世的贊許。而李肇正的《永》雖然準確地把握了知識分子在轉型時期的心態特點，寫出了繽紛多彩城市生活的“現實一種”，但在思想上卻受限于傳統和現代文化觀念的窠臼，并且為片面追求人物性格的趨真和觀念的表達而犧牲了藝術的超越。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僅僅把現實主義當作一種創作方法，僅有寫實的技巧與對下層民眾的關注是不夠的。沒有對傳統文化中一些潛在的落后思想的批判與認識，沒有對生活的一種藝術提煉與加工，很難使作品成為真正的現實主義杰作。
拿文學史上已有定評的名家名作與李肇正的新作做比較，也許是一種不公，但我的目的不在于品評高下。古人的一句話說出了我想表達的內容：有境界者自成高格。一個作家必須完成對時代、文化以及自己頭腦中一些固有東西的超越，站在一個更高的立場去審視和看待生活，思想和審美達到前人未及的一種高度，他的創作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藝術魅力。
注釋：
?、佟队暨_夫小說的性別闡釋》，《聊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
?、谵D引自《郁達夫小說的性別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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