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妾”項文曜辯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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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項文曜，明代浙江淳安縣人，景泰年間官至吏部左侍郎。因外號“于謙妾”被認為是溜須拍馬的小人。項文曜的不光彩形象首先出自李賢筆下。文章對此記載進行分析，以期去掉李賢加在項文曜身上帶有感情色彩的不實之詞。
關鍵詞： 項文曜;李賢;于謙妾
在歷史上，明代名臣兵部尚書于謙“年未五十，喪妻，不復娶”[1]，更沒有妾。但卻有一位被稱為“于謙妾”的人，不過并非女性，而是于謙在兵部的副手兵部侍郎項文曜。正統年間，有一位為討好大太監王振而剃光自己胡須的工部侍郎王佑被人們叫做“王振兒”。王、項二人都是侍郎，時代又相近，所以“于謙妾”“王振兒”成為巧對并收入了清代人編的《巧對錄》中。項文曜也就成了溜須諂媚的典型，時至今日仍會被用于作文舉例，調侃一番。
清代所修《明史》中并未給項文曜立傳，但也沒有記載“于謙妾”的故事。清雍正年間所修《浙江通志》中記載：“項文曜，字應昌，淳安人。宣德癸丑進士，觀政兵部，尚書王驥奇其才，俾修馬政，復奉使西洋，所至民不擾而事治。授兵部主事。未幾，征麓寇及整飭遼東邊備，皆著勞效。尋除本部郎中。正統十四年，升右侍郎，轉吏部左侍郎兼詹事。文曜持已蒞官，并以勤敏清慎著聞。天順初，被誣，終于家。成化五年，詔復官，賜諭祭?！盵2]文字中記載項文曜是一個“勤敏清慎”之官。
“于謙妾”，最早當出自明內閣首輔李賢所著《天順日錄》中。書中記載：“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遂轉兵部，遷文曜于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憸邪，賴于謙力保存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謫。當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文曜必附謙耳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即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以為無用腐儒，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愛。每經筵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數杯。’及文曜轉吏部之后，忽謂予曰：‘吏部老者何如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予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臥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臥，必不肯為?！鬂u聞其所譖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曜亦有代為之意，謙知之，未遂其謀也?！盵3]文中對項文曜作為“于謙妾”的表現說得十分仔細，還記載項文曜是為自己的仕途而挑撥大臣間的關系。李賢在這里將項文曜描繪成一個奸邪、諂媚的人。由于李賢是明代著名的內閣首輔，所謂“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4]，被譽為一代賢相。所以，項文曜“于謙妾”的帽子應當是戴穩了。
萬歷年間焦竑所編《國朝獻徵錄》中記載：“（項文曜），淳安人。踰冠舉進士。文曜貌美如玉，便辟好言笑，而才敏陰賊，亡不畏之。為兵部郎中，于謙時柄任，號能公直亡阿狥，而亦甚親愛文曜，薦為右侍郎。每朝會故當眾嫵媚謙，為可憎狀。時人語曰：‘雄其冠，雌其節，生不知恥于公妾?！龠w吏部左侍郎。尚書王直老矣，而賢有聲，于謙重之。文曜因心利代直，構其隙，于謙幾惑。亡何，英廟復辟，殺謙，捕文曜下獄，杖之百、戍邊，年僅三十余?！盵5]作這段文字之人用心可謂惡毒。這段記載將項文曜說的極其可憎，在明知項文曜二十出頭即中進士的情況下，故意減少項文曜的真實年齡，又稱奇貌美如玉，暗示于、項二人關系曖昧。據《宣德八年進士登科錄》，項文曜中進士時二十一歲，為兵部侍郎時為三十八歲，到天順元年戍邊，已四十五歲，何來“年僅三十余”之說。從內容上看，顯然是對《天順日錄》的記載加以渲染而成，有誹謗之嫌，并不可信。
如《天順日錄》所說，項文曜就是小人;若《浙江通志》記載屬實，李賢就有誣陷的嫌疑。明代大臣王瓊在所著《雙溪雜記》中即懷疑李賢在《天順日錄》中“屢短文曜以為黨附于謙，士林非笑，不知于謙非邪人，而文曜黨附為何事也”[6]。
按李賢的記載，項文曜的“黨附”是為升官，乃至擠走吏部尚書王直而代之。但這正是李賢記載的一個漏洞，因為這在當時是不可能辦到的。
首先，從吏部自身的官員配備來看，這不可能。在景泰朝，吏部不只有王直這一個尚書。因王直當時已經年逾古稀，所以還有一位“佐王直理部事”[7]的吏部尚書何文淵。項文曜雖然已經是吏部侍郎，他的上面還有比他位次高的吏部左侍郎俞山。王直為官多年，雖年近八十，但“年益高，名德日益重”[8]，貴為少傅兼太子太師，僅次于歷仕六朝的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胡濙，在當時的文臣中班列第二。另一位尚書太子太保何文淵則與景泰朝最有權勢的司禮監太監興安交好。俞山則是景泰帝朱祁鈺還是郕王時的講官，當時加官太子少傅。項文曜僅是吏部侍郎兼少詹事，職位品級不如前三人。如果項文曜想做到吏部尚書，要將這幾位全部擠走，他并無此能力。
其次，任命吏部尚書是一件大事。項文曜任兵部、吏部侍郎時間太短，資歷較淺，威望不足，景泰帝不會這么做。何文淵被罷官之后，景泰帝任命都御史王翱為吏部尚書，助王直理部事，王直仍然是尚書，項文曜仍為侍郎。
第三，按一般的說法，于謙在景泰朝位高權重，甚為景泰帝信任，可以幫助項文曜當上吏部尚書，這也不可能的。于謙雖被后世譽為“救時宰相”，但沒有宰相的權力。“其實，景泰年間，六部分理庶務，皇帝大權獨攬，于謙除了掌兵之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預人事權而已”[9]，遠不是后人想象的那么位高權重。于謙最多在皇帝征求大臣意見的時候有建議權。且即使是在《天順日錄》的記載中，于謙也沒有推舉項文曜為吏部尚書的意思。
由此看來，項文曜對王直或許有意見，但不會處心積慮地擠走王直而“代為之”。如果那樣做，只可能是“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如此，李賢的記載未免不實。王瓊在《雙溪雜記》中以為此事是因為“吏部侍郎缺，調兵部侍郎項文曜于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升至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于升本部，與尚書王翱并之。意（于）謙嘗薦文曜，賢以為今調出謙意，深銜之”。即李賢是以為是于謙故意不讓自己升本部侍郎，反而舉薦項文曜，心存不滿。而且《天順日錄》中稱此次調動是“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10]。這一句話頗為高明：于謙與項文曜既是“黨比”，那么按照“君子不黨”的說法，兩人便不是君子;而由于李賢自己得以升任兵部侍郎取代項文曜，又自然將自己推向了“持正者”的位置。 是不是李賢在自己的著作中故意曲寫的呢？是有可能的。
李賢與項文曜都是宣德八年進士。但或許真如《浙江通志》所記載，項文曜有能力才干，正統元年四月，即被擢為兵部主事，四個月后，李賢才被擢為吏部主事。土木之變后，時為吏部郎中的李賢幸運地從土木堡逃回，項文曜已經被吏部推舉為兵部右侍郎。如果李賢由吏部郎中升為本部侍郎，按部次排名是可以班列項文曜之前，但卻是項文曜升吏部侍郎。后來李賢升為吏部右侍郎，項文曜卻以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排在他前面。如果沒有后來的“南宮復辟”而導致項文曜被誣陷流放，李賢或許要一直被項文曜擋在身后，對此李賢極有可能心存不滿。
對于李賢，《明史·李賢傳》在稱其為賢相的同時，也指出他“自郎署結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顧謂景帝為荒淫。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12]。因為聽信別人說葉盛說他“詩文不佳”[13]，李賢就心中忌恨，不但借起草給別人的詔書對葉盛進行斥責，而且還一直抑制葉盛的升遷。對于他的著作《天順日錄》，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的，“未免愛憎之見”。則因為心中的不滿，在自己的著作中稍稍地報復一下項文曜，也是極有可能的。
所以，項文曜即便不如《浙江通志》中說的那么好，也必非《天順日錄》及其他野史所講的那么不堪?！坝谥t妾”自然可以當做一個故事來用，但如果僅僅因為有一個“于謙妾”的故事，就認定項文曜其人不可取，恐怕有失公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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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12]（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5]（明）焦竑.國朝獻徵錄[M].臺北：明文書局，1991.
[6]（明）王瓊.雙溪雜記[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9]尹選波.試論景泰帝朱祁鈺[M]//王毓銓.明史研究第3輯.合肥：黃山書社，1993.
[13]陸容.菽園雜記[M].北京：中華書局，l985
[14]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M].北京：中華書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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